去年七一大遊行，香港市民提出政治改革的訴求以後，董建華的特區政府一直不做明確的答覆，北京也不做明確表態，講得都是原則性話語，以致香港的政治前景進入混沌期。期間，又經歷了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區議會選舉，香港市民在用腳投票後再用手投票選舉民主派和獨立人士進入區議會，十二月三日董建華到北京述職，雖然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表示對政改的關注，仍然沒有明確表態。但是董離開後，中國御用學者中的所謂「法學權威」出來說話，將政改的啟動權由基本法規定的香港立法會解釋到北京手裡。今年元旦，香港民主派再組織近十萬人上街要求政改。一月七日董建華做施政報告，總的迴避政改問題，一方面組織三人專職小組來研究，另一方面公開聲言以前之所以不答覆，是因為中央來「接觸」而推遲。敢於透露這個機密，顯然是經過北京的認可，表示政改問題由北京接手。
北京跳出來兩個原因
這個過程，是香港市民從向董建華要求民主逐漸轉到向北京要求民主了。本來以為繞開北京可以減低中港之間的緊張關係，避免北京直接表態而出現尷尬情況，是一種有效的策略。在這期間，因為北京似乎也謹守不干預原則，而且努力為香港經濟解困。但是最終還是避免不了直接對陣。
北京之所以最終跳出來，恐怕也有不得已的原因。最主要有兩個：
第一，北京開始認為只要香港經濟情況改善，民主訴求就會降低甚至取消。這是中共一貫的「人權就是生存權」的舊思維，把人當作只會吃東西而沒有精神訴求的禽獸。一旦香港經濟恢復一些活力而市民仍然熱衷民主時，北京沒有反思自己思想的落伍，卻認為香港市民得寸進尺、吃硬不吃軟，因此決定由它自己出面來擺平香港對政改的要求了。
第二，董建華太無能，半年下來，施政處於癱瘓狀態，連經濟上出現比較有利的形勢也不能化解民眾的政治訴求，何況又出現維港巨星匯混亂演出事件、暴露政府內部黑箱作業的平機會事件，以及企圖縮短選舉投票時間來遏制民主派選票不果事件等等，民主氣勢壯大成長，而保皇力量日益吃癟，導致民建聯主席曾鈺成被迫辭職。因此中央覺得如果自己再不出手，民主派將來就更難收拾了。因此架空董建華而把自己放在第一線。
以勢壓人和亂扣帽子
不過北京也還講些策略，那就是推出號稱「四大護法」的法律專家來歪曲基本法以阻止香港市民對加快政改的要求。因此不但有去年十二月上旬「四大護法」喝止香港市民追求民主的舉動；到一月中旬，其中的「兩大護法」又利用在香港開研討會的機會再度以強硬的態度制止香港市民的政改要求。由於他們的理由根本站不住，因此只能以勢壓人，不但張牙舞爪，而且亂扣帽子，其中以扣「港獨」的罪名更為嚇人。總之，他們以為只要把香港市民嚇住就可以了。
北京的打壓行動集中表現在由香港親共組織「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在一月十六日舉辦的《政制發展與「基本法」研討會》上，北京的兩大護法──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兼前基本法草委蕭蔚雲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夏勇光臨參加並且發表講話，作為全面清算香港政改訴求的綱領。
原來起草基本法的中共「四大護法」並沒有夏勇的份，他們是蕭蔚雲、北京大學兼任教授邵天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教授吳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許崇德。但是這一輪政治改革的爭論，邵天任已經讓位給夏勇，想來年事已高，不堪老天所委重任了。基本法開始起草是近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完成也是十三年前的事了。世道變化很大，就如蕭蔚雲當年到蘇聯深造，哪裡懂得資本主義的法律，用蘇聯那一套來看香港的法律，他怎麼懂？而用馬列主義的法學觀念套在香港的「一國兩制」，不是要香港的命？所以他們在香港發表的言論使不少香港人感到「震驚」。
大放厥詞歪曲基本法
那個夏勇，同香港打交道還不久，口氣就很大。他說：「在內地我們經常聽到一些大學生或學者有這樣的一個說法，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他們對通過香港發表一些法律的評論、新的活動和互動，內地法律與香港法律產生的互動，有樂觀的一種期待。同時香港有些朋友跟我說，實際香港人對《基本法》的認識很淡薄，有的大律師好像從來不看《基本法》，這個可能是不是真的，我不敢隨便說。」下車伊始，就哇裡哇啦企圖否定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難道中國的法治觀念比香港強？他還以首長的架勢指著記者說：「還有一些新聞記者，有多少新聞記者今天坐在後面的，真正從頭到尾讀過一遍《基本法》？我這麼說會冒一個險，得罪記者，因為記得有一種說法，什麼人都可以得罪，但就是不能得罪記者。還有一句話說，你想要好好討好記者，你就要喜歡記者。我非常喜歡記者，但我不會討好記者。」
如果說夏勇在作風上表現狂妄，那麼蕭蔚雲在「理論」上則是大放厥詞。他不顧基本法對中央與香港許可權的劃分和「高度自治」的承諾，聲言中央對政改是「管到底」了。而且不顧基本法規定二○○七年以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須經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就可以修改選舉方式的規定，蠻橫的說，二○○七年以後就不包括二○○七那年。這完全是強詞奪理。至於說基本法沒有規定二○○七年可以普選，但也沒有規定說不可以普選，因為修改選舉方式可以有多種方式，而普選當然是其中之一種。他居然還說，人大常委會「可以備案，可以不接受備案」。那為何不直接寫上「批准」呢？他在後來接受訪問時乾脆說，二○三七或二○四七年後或者才是普選的日子，因為鄧小平反對一人一票的選舉。原來這就是中國眼中的「法治」。「五十年不變」原來就是五十年不可以普選！
賣弄無知，蠻橫無理
更惡劣的是，蕭蔚雲還反對「還政於民」，他說：「還政於民就是當家作主，港人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點就已經當家作主了，現在還重提當家作主，此意何在？難道香港六百萬人都去當行政長官，這就是還政於民啊，不可能這麼理解。」把人民要求的投票權利說成是想當行政長官，是他的無知，還是惡意歪曲？
為了更廣泛的阻嚇香港市民，當局安排了蕭蔚雲一天接受九家媒體採訪的重任。蕭蔚雲成了阻止香港政改的擎天一柱，他也更加得意的吹噓他的「理論」，可憐一個八十歲的人是否堪此虐待？
「專家」們的高見引起香港輿論嘩然。當然，香港土共很高興，有形容「撥開烏雲」者，有奚落香港人「蠢」者。香港民主派雖然頗為不滿，但也有的認為「護法」還不能代表中央的意見，他們比中央還「左」，目的是試探反應，然後稍稍退卻，讓市民覺得中央「讓步」了。這種看法還有一定普遍性，也許北京會稍作讓步達成雙方的妥協。但是對中共的本質也實在不要有太多的幻想，維持「一黨專政」的權力壟斷是不會變的，對香港施加一百公斤的壓力再減少一公斤，香港市民就要感恩戴德了？
三人專責組難起作用
當然，特區政府還有一個三人專責小組可以在中央政府與香港市民之間起溝通作用。這三人是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雖然曾牽頭，但他是土共眼中的「港英餘孽」，梁則是土共，林是圓滑著名的董建華愛將，因此曾起不了作用。而當市民懷疑曾會不會出賣香港人的利益時，曾以「喝香港水，流香港血」來表白。雖然這像是指天發誓，但在共產黨聽來，又有「港獨」的味道，對他更不會信任了。總之，香港和北京面對面對陣以後，香港民主派的責任更加重大，如何堅持原則，但又避免公開衝突，考驗他們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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