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中共地下黨女記者楊剛自殺之謎

楊剛曾是《大公報》的文藝副刊編輯、駐美特派記者，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她的「美國札記」通訊曾受到讀者廣泛的關注，她和浦熙修、子岡、戈揚一起成為新聞史上少有的幾個女記者之一。她的真實身份卻是中共地下黨員，無論在重慶，還是在北京，她都深受周恩來的器重，並受到毛澤東的稱讚，被視為「黨內少有的女幹部」。在１９４９年來臨前夕，她成功地說服王芸生，順利實現了《大公報》的左轉和交接、改造。１９４９年後，她在周恩來身邊工作，是周在國際宣傳和外交方面的得力助手，先後擔任過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員會主任秘書、總理辦公室主任秘書等，是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和中共八大代表。她生前曾在中國新聞界上空閃爍過光芒，身後被譽為「黨和人民的忠誠的女兒」。無論我們的信念有多大的差距，都不得不承認她對信念的真誠和執著。在一個以她的信念立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她竟然只能以自殺告終，留下了一個謎一般的問號。

　　一、一個諱言的自殺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７日，正在反右運動高潮時，五十出頭的楊剛（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突然自殺，當天下午，鄧拓在《人民日報》宣布她逝世的噩耗， 「沒有說明她的死因，也沒有開追悼會。」（吳德才《金箭女神－－楊剛傳記》，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３１１頁）更讓人驚訝的還有長期以來對她自殺的諱言。１９８４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楊剛文集》收入她生前故舊、親人寫的多篇回憶，幾乎無一例外地迴避了她是以自殺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的。

　　胡喬木在寫於１９８３年６月的序中說：「她在１９５５年不幸遭遇車禍，造成嚴重的腦震盪，……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她偶然遺失了一個重要的筆記本。儘管沒有受過任何責怪，而且許多同志都曾勸解她務必不要為此著急，她仍然感到十分緊張（這無疑跟當時的十分緊張的政治空氣有關），竟在１０月７日在精神極不正常的情況下不幸離開了人間。」（《楊剛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２頁）

　　胡繩、袁水拍的《追憶楊剛》一文提及她的死因時說「她因外事活動遭遇車禍，造成腦震盪後遺症不幸病逝」。（同上５３５頁）

　　她的族兄楊顯東在《憶六妹－－我革命的啟蒙老師》中談到她的死也是語焉不詳，只是以深情的筆觸記下了自己驚聞噩耗時的情景：

　　「１９５７年秋天，我率領一個科學代表團出國考察，臨上飛機，我愛人突然趕到機場，淒聲相告：『楊剛死了……』忍淚登程，思緒萬千，這麼有才華有抱負的人，怎麼會死得這麼早呢！？飛機到達伊爾庫次克，我向先期到達的範長江同志轉告了這個噩耗，他頓足失聲地連說：『可惜』！『可惜』！……」（《金箭女神 －－楊剛傳記》１４頁）

　　她多年的摯友蕭干為《文學家辭典》寫的楊剛小傳僅僅說她「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７日逝世」。

　　她唯一的女兒鄭光迪的《懷念我的媽媽》中通篇都沒有提到她的自殺，這時離她棄世已近二十七年。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 -新聞出版卷》，其中４３７頁楊剛的辭條下也沒有提及她的自殺，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她「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７日逝世」。

　　只有新華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出版的《新聞界人物（十）》才提到楊剛的自殺，「她沒有留下遺言。人們不知道她為什麼不告而別。她去得太匆匆。」並對她自殺的原因作了一番評析。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出版的《金箭女神－－楊剛傳記》說：「她在精神極不正常，心情抑鬱寡歡的情形下，於１０月７日憤然棄世離開了人間。」採用了胡喬木等人的說法，楊剛到底是不是像所言是在「精神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選擇自殺的？從「她臨終前換了一套紫紅色的衣服，穿得十分整潔。」（《新聞界人物（十）》３１１頁）這一細節來看，這一說法恐怕是站不住的。綜合同時代許多人回憶的情況，她自殺的表面誘因至少有這樣一些：

　　１、１０月初她偶然遺失了一個重要的筆記本，為此情緒不安、緊張；２、１９５５年那場車禍造成的腦震盪後遺症，經常頭痛，疾病的折磨使她處於半休養狀態，對一個視工作為生命的人說，她的痛苦是不難想見的；３、她唯一的女兒遠在蘇聯，長期寡居，缺少家庭的溫暖；４、１９５７年她自殺前不久，曾參加在《北京日報》社舉行的「右派」批判會，在批判曾和她在《大公報》同事、同為中共地下黨員的著名女記者子岡時，她作了主要發言。已一年多未看見她的《大公報》同事吳永良發現：「她的頭髮已經全白了。當時她不過五十出頭。她發言大約一個小時多一點，手裡從來沒有離開過香菸。我還記得她批判的題目是彭子岡怎樣從資產階級婦女墮落成資產階級右派婦女的。調子很高，恐怕難免有違心之論吧！」（《書屋》２００３年第３期）５、她自殺的前一天參加了批判「丁陳反黨集團」的大會，這次會議上，丁玲那些早已做過政治結論的「歷史錯誤」受到嚴厲清算。也許這使她受到刺激，她也有過被黨小組「開除」出黨的歷史問題。

　　但以她豪爽的個性，以她對共產主義信仰的虔誠，這些原因都不足以讓她選擇自殺，她的死應該有更深層的原因。

　　二、「難道我們做夢也做錯了嗎？」

　　１９５７年６月９日，也就是那篇標誌著反右開始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的第二天，楊剛以「金銀花」的筆名在《人民日報》副刊發表《請讓我也說幾句氣憤的話吧》，這是她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作品，依然不失她當年寫「我站在地球的中央」時的氣勢和激情：

　　「弟兄們，我想起那些年我們一起做的夢，不論人家怎樣想，幾萬萬人的夢想，會是很大的吧；那時候，美國人和地主官僚資本的鞭子抽得我們滿地滾呵，我們的苦惱有天那麼大，我的夢也有天那麼大；天上飛著大紅旗子，天幃和煙囪交頸擁抱，繞著我們的紅旗呼呼地，呼呼地，噴出我們強烈的詩篇－－鋼鐵的火焰和煙雲；我們全站起來了，抬出了紫艷艷的晨曦，還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做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洪流把人們載送到永遠，永遠。雖然我們吵架，爭工分，爭豬食，反對官僚主義……可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弟兄們，我們一起做過夢，又一起把夢變成了生活。難道這一切都錯了嗎？難道我們做夢也做錯了嗎？……」

　　一句「難道我們做夢也做錯了嗎？」從中不難讀出了她的不平之氣，這裡有她對現實的疑問，有她對夢的困惑。面對突如其來的轉變，作為一個把一切都獻給了黨的忠誠女兒，作為黨得心應手的工具、一架龐大機器上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她確實無所適從。

　　這一天離她棄世還有４個月，短短四個月間發生的觸目驚心的一幕幕早已載入史冊，無須多說，她目睹了許多正直、善良，曾和她一樣獻身理想的朋友、同志接連被打成「右派」，心中的鬱悶、氣憤可想而知。她是個理想主義者，她有著烈火一樣的性格。在熟人的記憶裡，「她手拈煙卷，慷慨直言，朗聲大笑。」她因此被起了個「浩烈之徒」的綽號。

　　她的革命經歷富有傳奇色彩。她出生在湖北一個豪門望族，父親做過軍閥時代的省主席，她在軍閥統治下的中國長大，從內部上看穿了其邪惡。在「四一二」的腥風血雨之後，面對年輕愛侶的永遠失蹤，她毅然背棄了自己的家庭，冒著生命的危險，在燕京大學秘密加入共產黨，積極投身到學生運動的洪流中，即使身陷囹圄也絲毫沒有動搖過。

　　３０年代，她以筆為槍，以出色的文學才華在左翼文學陣營中迅速崛起，曾幫助斯諾編譯《活的中國》。抗戰時期，因蕭干力薦，她接手主編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讓小小的副刊「環上甲冑，披上戰袍」，成為「一隻號筒」，「一隻掛著紅綢子對著太陽高唱的號筒」，發表了大量延安作家的作品。她在４０年代赴美時所寫的通訊致力於揭示美國資本主義的問題，她不遺餘力地在美國報界、文藝界和研究遠東問題的專家學者之間奔走呼號，反對美國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爭取他們對共產黨的同情。１９４６年１月，在國共內戰一觸即發之際，她曾以中國公民而不是《大公報》駐美記者的身份寫信給美國總統杜魯門，呼籲美國幫助中國「在不流血的情況下獲得一個好政府」，停止對國民黨政權的經濟、軍事援助。杜魯門在讀到她的信以後給商業部長寫了一封簡訊：「我對中國政治知之甚少。我感興趣的一件事情是希望看到一個對我們友好的擁有民主政府的強大的中國。這是我們和平的太平洋政策的唯一出路。」楊剛的努力不管成效如何，但作為一名中共地下黨員，她已竭盡所能。

　　在時代變遷的關鍵時刻，她受命回國，不折不扣地執行了共產黨上層的意圖，一手促成《大公報》的左轉和王芸生的北上，把天津《大公報》改組成了《進步日報》，完成了上海《大公報》的「布爾什維克化」。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她為創建紅色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毛澤東曾在西柏坡親自接見了她。她身上彷彿帶著一團火焰，把整個生命都獻給了自己的理想， 「有男人而不做男人的妻子，有孩子而不能做孩子的母親」。丈夫與她離異後犧牲於日機的轟炸下，幼小的女兒被送往延安，自己長期過著獨居的生活。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她以新聞界代表的身份出席開國大典，以抑制不住的興奮寫下了通訊《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她說：「我們幾千年來的希望，我們幾千年來的要求，要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五者具備的國家的要求－－在過去常常使人稱為是白天大夢，或者是唱高調，現在這個幾千年的大夢一定會實現了。」

　　這一刻離她親手折斷自己的生命之帆不過八年，曾幾何時，她還在為「大夢」的實現而歡呼、而高歌，轉眼間木葉飄零，物是人非，夢依然只是夢，「我們一起做過夢，又一起把夢變成了生活。難道這一切都錯了嗎？難道我們做夢也做錯了嗎？」她發出的疑問是沈重的。

　　她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沒有人懷疑她對她所孜孜以求的「大夢」的真誠，早年在燕京大學她和美籍教授包貴思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包貴思，一位篤信基督教、有著良好的西方人文主義教養的教授，兩個人的信仰截然不同，對許多現實問題的看法也有著很大的分歧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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