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衛陳伯達紀實
我們剛剛進入釣魚臺時,把辦公的地點,設在了中央文革小組辦公的16號樓西邊不遠處的17號樓,因此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地點,是16號樓,而不是葉永烈說的14號樓。
每當中央文革小組開碰頭會,我們就在16號樓佈防。我們只管會場內和樓附近的警衛,整個釣魚臺國賓館的外圍警衛,包括門衛,都由中央警衛團的三大隊負責,是從原來警衛師部隊手裡接過來的。
在「文化大革命」波瀾初起那兩年,是中央文革小組最為繁忙、也最為風光顯赫的時候。「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們,白天能呆在釣魚臺國賓館裡的時間很少,總是這裡一個會議,那裡一個群眾接見,往返奔波。
進入釣魚臺後,接手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隨車警衛的警衛二處人員,除了當中央文革小組開碰頭會時,布哨值班外；更多的是跟著這些「文革」領袖們,乘車四處奔波,開會、接見。
對這些隨車警衛的對象,我感覺陳伯達是很有特色的一個。他當時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在陶鑄被打倒以後,他上升為中共黨內的第四號人物,給他配隨衛是理所當然的事。但不知是何原因,陳伯達對給他派隨衛十分反感,曾多次向我們提出不要派警衛車跟隨。
陳伯達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搬出中南海的,他的新家安在了新建胡同。但他本人因為忙於中央文革小組的事務,經常住在釣魚臺的15號樓。不知為何,採訪過陳伯達的葉永烈卻說：陳在釣魚臺住的是14號樓？
就在1966年、1967年的那些日子,陳伯達經常於半夜三更,突然跑到北京的一些學校,或到一些文化單位去,看大字報或觀察運動的情況。他還有個習慣,隔一段時間,就要到北京的郊區去散步。
每當這種時候,他事先從不通知警衛部門派車跟隨,也許是因為他認為這純粹是個人行為,不是公務,不應該勞動警衛人員吧。但是一旦出現首長外出了,卻沒有衛士跟隨的情況,對警衛部門來說這就屬於重大失誤。所以我們不敢稍有鬆懈,特別是在瞭解到陳伯達這一「毛病」後,更注意觀察,一見陳伯達的車子動了,警衛隨車馬上就得跟上。
而只要陳伯達發現有警衛隨車,他就會停下車,跑來對跟隨的警衛人員說：「我是個小小老百姓,你們沒有必要這樣搞。」弄得負責陳伯達隨車警衛任務的人員感到十分頭痛。
我對此也覺得很不好辦,職責在身,不隨衛一旦出了什麼意外,誰也擔不起這個責任。可每在履行職責時遭陳伯達一番責備抱怨,也真不是滋味。沒辦法,我只好一次次把這一情況,向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的領導匯報,詢問對策。
不久,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給我來電話,說關於陳伯達的隨車警衛問題,他已報告了汪東興同志。汪東興說還是要跟,但方法上可以多加注意。
「如果陳伯達再表示反對,可以跟他說這是公安部決定的,是汪東興同志決定的,我們是具體執行者。現在階級鬥爭很尖銳,很複雜,我們要對你的安全負責,這也是對黨和人民負責。如果陳伯達讓你們上他的車,可以上一個人,其他人跟在後面遠一點。」
但是不管怎麼跟陳伯達解釋,他始終對派車隨衛一事喋喋不休。1968年5月31日下午,我又聽到處裡的一位同志匯報說：他在隨衛陳伯達從大會堂回釣魚臺的途中,陳伯達對他一個勁地說：「你們前面搞了一個,後面又搞了一個。以前你們搞了一個車,我就受不了,現在你們不僅有了小的,又搞了一個『大卡車』, 你們這樣做還不如把我槍斃了好。」一直嘟囔到釣魚臺還沒有說完。
後來,汪東興到陳伯達的住處,他又對汪東興說：「你們這樣搞,對我的精神負擔很大。有人說我這個人很傻,我就是這樣。」給陳伯達派車隨衛的事,就這樣癤癤癩癩,一直到開了九屆二中全會,陳伯達垮了臺才算結束。
陳伯達為什麼這麼強烈地反對警衛人員的隨車護衛呢,後來看了一些書籍,從一些相關人員的回憶中,發現其中有一個情況是值得注意的：就是當陳伯達幾度受到毛主席的批評,在「文革小組」又屢遭江青排斥之後,他漸漸向林彪靠攏。
1967年2月,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嚴厲批評了陳伯達；江青則在「文革小組」會上一再挑眼,以致兩人怒目高喊：「我看不起你！」；在2月中旬懷仁堂的幾次碰頭會上,葉劍英、譚震林、陳毅等,對陳伯達群起而攻。那陣子,陳伯達頹喪得「自殺」的念頭都有了,還找出了馬克思的二女兒勞拉的丈夫拉法格是自殺的,列寧曾寫文章紀念他,作為共產主義者也可以自殺的例證。
在那段「政治危機」的日子裡,惟獨林彪說了一句：「陳伯達是好人,一個書生掌握這麼大的局面不容易呀！」使陳伯達分外感動。從那以後,他便開始悄悄往毛家灣林家大院走動。
據林彪的一位秘書回憶,陳伯達去毛家灣的次數很少,但他疑心重,而且顯然不希望人知道他和林彪搭上了線,所以每次去之前,要開著車子先在北京兜兜圈子,在兜一陣子後才拐向毛家灣。他一再拒絕警衛車跟隨,以上的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因為陳伯達等在北京活動隨衛的事,歸我們負責了,有時這些人到外地,隨衛之事也委派給我們。
1967年12月29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散會後,汪東興找到我說：陳伯達將由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陪同,到河北的幾個地方去,解決運動中的一些問題。我們準備配幾個警衛幹部,隨他外出,負責他的安全,這幾個人由你帶著。
我那次陪著陳伯達,在河北轉了許多地方。對於那趟出行,我還能記得的,就是陳伯達整天地見群眾,整天地開會,整天地講話。陳伯達是福建人,講話口音又特別重,北方人聽不懂。由於我參加中央文革小組的警衛工作有一段時間了,對陳伯達的話能湊合著懂一些了,於是「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我就作了一段陳伯達的臨時翻譯。
關於陳伯達,我還有一件難忘的事,就是被委託去動員陳伯達的夫人劉淑宴離開北京。
那是1968年的11月、12月間,中共中央的一些領導人在大會堂福建廳開會。散會後,周總理把我叫去,對我說：「交你辦一件事。你到新建胡同陳伯達家一趟,動員劉淑宴去外地,飛機和要去的地方都安排了,你的任務就是動員她走。你告訴她說,這是中央的決定,然後將她送到飛機場。」
劉淑宴是1950年陳伯達第三次婚姻的妻子,1938年入黨,她在做統戰工作時,被民盟中央副主席鄧初民認作乾女兒。50年代中期以後,她當了一段陳伯達的秘書。
即便是夫妻,在一起生活時間長了,總有磕磕碰碰的情況。然而自「文革」興起,隨著陳伯達地位的攀升,他們的夫妻關係卻越來越緊張,三天兩頭吵架,連林彪夫人葉群插手調解也未見好轉。
此時,陳伯達已經是黨的第四號人物,鬧離婚動靜太大,影響不好；不離婚,整天拌嘴實在心煩。他只好向最善於處理棘手問題的周總理訴苦：「劉淑宴吵得我無法工作了！」於是,周總理想了個權宜之策,先把劉淑宴送到外地。
那天午夜12時左右,我到了新建胡同陳伯達的家,然後和陳伯達、陳的一個秘書,陪劉淑宴乘上一輛蘇式吉姆車,直奔西郊機場而去。我們在那兒把劉淑宴送上了飛機,據說飛機飛去了青島市,她被安置到那裡療養。有傳聞說,在這以後,陳伯達又找了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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