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煒：中國的民族主義進入「高火險期」

　　反過來說，由於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不民主，因此不少海外媒體和觀察者在分析大陸對臺政策時，往往會忽視民意的因素。即使大陸人普遍表現出強烈促統的傾向，許多人似乎還是寧願相信這是專制政權操縱的結果。

　　這種用標籤來看待事物的方式，正在對我們正確瞭解中國的發展，帶來越來越大的盲點。因為，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對各種課題的看法與反應，已經不再是政府可以輕易通過官方媒體來左右或操縱的。

　　網際網路和網路論壇興起為民間重要的交流平臺，更削弱了中國政府對輿論的控制能力。民意的力量越來越不容忽視，去年數十萬中國網民在網上聯署，反對京滬高速鐵路使用日本新幹線技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是好事嗎？從理想化的角度看，答案似乎是如此。民意如果能左右政策，尤其有助於避免重大的決策因為統治階層少數人的好惡而走向極端（中蘇由1950年結盟到50年代中後期交惡，其中一個主導因素就是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成見）。

　　不過從另一方面看，社會大眾並不一定能從理性的角度去看待問題，民意其實也很容易受到情緒干擾（一兩顆子彈讓臺灣總統大選徹底翻盤就是最好的例子）。在中國國內民族主義不斷升溫的今天，中國的外交政策越來越受到民意影響，實際上也可能增加了這些政策的不確定性，甚至非理性。

　　對這一點感受最深的應該是人民日報原評論員馬立誠。他前年底在《戰略與管理》撰文，主張把中日的歷史恩怨擺到一邊，以新思維發展兩國關係，結果在網際網路上被痛罵為「媚日分子」。原本一個政策取向的問題，成為輿論焦點後，變質為道德問題。結果呢？即使官方有意推動中日關係向前進，也再不敢輕舉妄動。

　　在辯論初期努力回應批評的馬立誠最後逐漸沉默下來。最近，他在接受週刊《南風窗》訪問時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一個崛起的大國如果始終懷著受虐的、仇恨的、報復的心態，是非常可怕的，這種情緒極易被利用，造成傷害別人也傷害自己的後果。現在我們要考慮，國家富強了，我們除了工業產品還能向世界輸出什麼？難道輸出仇恨嗎？」

網上「沉默的螺旋」

　　另一個擔心中國被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劫持」的社科院訪問學者劉小彪幾個月前也直言，中國的民族主義已進入了一個「高火險期」。

　　在他看來，網際網路上正在形成一種令人憂慮的「沉默的螺旋」現象：因為相對比較寬容的溫和者不願意過分批評激進言論，所以情緒極端者在彼此鼓勵下，聲音變得越來越大。溫和者卻因為激進者不斷打壓而逐漸失去信心，越來越不敢反言。最後，激進成了主流，人數眾多的中間派因為受到極端言論的「耳濡目染」，正在逐步走向偏激。

　　馬立誠、劉小彪談的主要是中日關係，台海問題其實還更為危險。公平地講，外界並沒有給予中國決策層疏導民意的努力應有的肯定。

　　例如，在去年底兩岸關係再次惡化的時候，就有人建議在今年3月份的中國全國人大會議上提出統一臺灣的議案，讓人大代表們投票表決，用大陸的民意來抗衡臺灣的民意。很難想像，如果中國領導層當時為了向國際展示它對臺政策的正當性，而採納這個建議，今天的台海會是什麼樣的光景。

影響中國和平崛起

　　這並不是說中國民眾缺乏理性，而是要強調外界在看待中國的時候，應該重視1840年以後一個多世紀在國際上受盡屈辱和孤立的歷史，對中國人心理上和思維模式上的影響。臺灣人有悲情，大陸人何嘗沒有？臺灣人悲情的宣泄會不會造成大陸人的歷史屈辱感發酵？這值得我們去深思。

　　中國的政治及知識精英近來一直在努力宣傳，中國要力爭「和平崛起」，不會走德國、日本過去的老路，企圖用戰爭來推翻原有國際秩序。

　　我們沒有理由質疑他們的誠意。然而單靠領導層良好的意願，就能避免戰爭嗎？俾斯麥在德國統一後，也一直努力讓德國扮演歐洲秩序維護者角色，不過因不少德國人仍認為當時國際秩序歧視德國，俾斯麥死後，德國的對外政策逐步轉為激進，結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當然，中國不一定會走上這條路，只是，歷史的教訓不能忘記。今天，如果還有人在謳歌臺灣民意出頭天時，是不是該想想，如果大陸的民意也盼到出頭那天，這會是個怎樣的世界？如果這一天必然會到來，是不是應該從現在就開始更多地去瞭解它，引導它呢？
(4/5/200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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