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六四前後」

89年4月14日，我和幾個親屬去洛陽參加牡丹花會。4月15日，上午和中午，在洛陽的王城公園觀賞含苞待放的牡丹花；下午游龍門石窟和白居易故居。那是我第一次去洛陽，遊興很濃，準備第二天再去白馬寺和少林寺。不料，樂極生悲。當晚電視新聞播放了耀邦突然去世的消息。我立即給耀邦夫人李昭發去唁電說：「驚聞噩耗，痛不欲生。」那是當時的真情實感。第二天，全家都沒有繼續遊覽的情緒了，黯然回到西安。我擬了幾副輓聯：「才如海，功如山，氣如虹，不愧中華民族英烈；清似水，明似鏡，直似弦，堪為共產黨人楷模。」「水晶肝膽，赤子心腸，難躲明槍暗箭；錦鏽河山，神州大地，必見舜日堯天。」「一腔熱血殉華夏，兩袖清風見炎黃。」這些輓聯，我雖然寄給耀邦家屬，但卻不可能寫出來公開張挂。

我很想為耀幫奔喪，但是，耀邦的兒女親家、原西北工業大學黨委書記劉海濱要求去北京，都被有關部門謝絕，我當然是不能去的。不過5月上旬，機會來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要在當年「七一」前編印一本紀念耀邦的書，他們通過陝西省委約我去北京寫文章。我在陝西省委檔案局抄了兩天材料，再帶上我自己保存的耀邦在陝西講話、談話的稿子，於5月9日到北京，住在廠橋中直機關招待所。第二天，組織編書的同志到招待所來談了他們的編輯計畫，要求我寫耀邦主持陝西工作那一段時間的事跡，一週內交稿。當天我就動手寫作。

當時，北京學生已開始靜坐絕食，我沒有時間出去。5月16日，北京理論界、新聞界、文藝界在北大芍園舉行的會議、發出的聲明，我也沒有參加。我只給胡績偉、李洪林打電話問情況，績偉未找到，洪林簡單介紹了一些情況。

我的文章，在5月16日就寫好了，並約中宣部負責聯繫的同志拿走稿子。當晚，我就決定：第二天去天安門。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夢見新中國第一任教育部長張奚若先生，他板著面孔，嚴肅地對我說了四個字：「保護學生。」接著，用手指向一個角落，那個角落裡站著委猥瑣瑣的李鐵映。為什麼我夢見張奚若卻沒有夢見馬敘倫呢？因為張奚若是陝西人，我見過他。不認識的人是不可能入夢的。

當時，北京的公交車停開，出租汽車也在列隊遊行，只能步行。沿街商店的收錄機，無例外地播放著國歌和國際歌。每當學生隊伍、工人隊伍經過時，商店的店員們熱烈鼓掌，打著V字的手勢，有些女店員感動得熱淚盈眶。公園一律免票，為了節省路程，可以穿園而過。我走到天安門前，口渴了，想買一瓶汽水，賣汽水的朋友說：看老先生的樣子像是大學教師，儘管喝吧，不能收你們的錢。

天安門前，最有秩序、最有分寸的是學生。高自聯的大喇叭不斷提醒遊行隊伍：注意廣場秩序；注意廣場衛生；迅速通過天安門，不要停留；不要呼喊出格的口號；等等。工人隊伍、市民隊伍、幹部隊伍就比學生激進。例如：新聞隊伍有這樣的口號：「人民日報，胡說八道；中央電臺，顛倒黑白；我們再不願欺騙人民了。」工人隊伍有這樣的口號：「主席，主席，包辦酒席；再當主席，不要面皮。」還有這樣的橫幅：「紫陽，李鵬，還等什麼呢？」不明真相的工人還把希望寄託在李鵬的身上。「打倒鄧小平，打倒趙紫陽」的口號，也出自工人、市民隊伍，而不是出自學生隊伍。四川人遊行隊伍打出的橫幅比較別緻：「小平，四川人歡迎你告老還鄉！」

當時，李洪林住在前門東大街一幢樓房的最高層，我去找他。洪林當時意氣風發。他說：「現在這一代青年太可愛了，他們比我們強。第一，在我們頭腦裡還有舊的世界觀和傳統文化的影響，他們則是一張白紙，非常單純；第二，我們的外語都不行了，他們行，可以直接接收世界上最新的知識和信息。」他說：「原來以為，現在社會風氣敗壞是很難治的病症，現在，民主運動盪滌了一切污泥濁水，近一週來，北京沒有人犯罪了，一些失足青年都在組織遊行，表示今後再不做壞事了。」在這些問題上，我都贊成洪林的看法。只是在誰勝誰負問題上，我沒有他那樣樂觀。例如：他說：鄧小平的政治生命完了。我說：軍隊的態度還難說。他說：38軍軍長已經抗命了。我說：其他軍隊未必都能抗命？洪林還說：趙紫陽同戈爾巴喬夫談話，「把鄧小平亮出來了。」因為他講到十三大一中全會作過一個秘密決定，肯定黨的領袖還是鄧小平。我說：我個秘密決定作的不好，中央委員會怎麼能作出不讓全黨知道的秘密決定呢？附帶說一說，洪林對紫陽有些評價，是我沒有看到的。他說：紫陽有些地方比耀邦厲害：一點是，當鄧力群提出三十多人的批判名單，紫陽加以否定，保護了鮑彤、洪林、浩成等三十餘人。另一點是：他一上臺就解散鄧力群的書記處研究室和熊復的《紅旗雜誌》。還有對反對「自由化」強調正面教育，實際上沒有怎樣反。我說：當時小平把耀邦拉下馬，一時無人代替，不得不對紫陽遷就一點。我約洪林到天安門探望絕食的學生。他說：前幾天，他同嚴家祺、溫元凱等十二人已經探望過了。當時，他正同于浩成一起編一份《廣場簡報》，顧不上出來。我離開洪林家，再到天安門去探望絕食學生。絕食學生外面圍著裡三層、外三層的人牆，有保護的，有探望的，我一個人擠不進去，遇到幾個不認識的北京學生，他們詢問了我的身份和態度，又問我是否要講什麼，我說：我寫一個書面聲明吧。我退到中山公園外，用身上帶來的紙墊在一塊木板上寫了一篇書面聲明。題目是：

《獻給當代中國最可愛的人－－絕食請願的人民英雄們》原文附後。

我把書面聲明交給同我談話的學生。回到中直招待所以後，又追記下來，寄給李洪林。書面聲明上填寫的時間是5月18日，那是我記錯了，那一天實際上是5月17日。我在「八九」民運中參加的活動僅此一事而已，想不到以後卻引起很大的風波。

5月20日，西北的革命元老、全國政協副主席汪鋒到中直招待所來了。老上級是不會來看一個下級幹部的，他是有其他他事到招待所來，聽說我在那裡寫紀念耀邦的文章，順便到我的住房談了幾句。我問他：「汪老，中央怎麼能這樣幹？」他說：「出兵、戒嚴不過是維持秩序，使學生的行動有所控制。你放心！軍隊絕不會開槍的。」我知道汪鋒同楊尚昆都在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常有來往，就問：「你是不是聽尚昆講的？」汪鋒默認。當時我以為，楊尚昆能夠代表鄧小平，既然他說「絕對不會開槍，」大概就不會吧。

我有一個表侄孫女從臺灣回來，在西安等我見面。我要她到北京見面。5月20日，她給我打電話說：她已經等了8天，西安到北京的交通已經中斷，她只好在5月22日回臺灣去了。我托中直招待所為我買5月21日飛西安的機票。招待所神通廣大，竟然買到了。那時，北京仍然沒有公交車和出租汽車，有些市民已在修街壘，並且喊出口號：「你有30萬，我有800萬。」意思是說你有30萬大軍，我有800萬市民。在北京機場遇到一個姓張的中層幹部（實有其人），他認為天安門的學生應該撤，不撤就有危險。我說：學生所以不撤，是因為擔心撤回去以後「秋後算帳」，現在聚集在天安門還可以抱成一團，互相保護，何況，每天晚上都有十萬以上的市民和工人、幹部到天安門保護學生。那位中層幹部還是主張學生應該撤。我說：誰有辦法說服學生撤退？他說：「有辦法。幾個軍人抱一個學生，就可以把學生抱走。」我說：「你這是餿點子。」不過，在「六四」大屠殺以後，我覺得這位中層幹部的「餿點子」也不失為一種不太壞的辦法。如果鄧小平還有一點尊重人的生命的良知，他採用這種辦法也可以強迫學生撤退，何必使用坦克、槍炮去屠殺數以千計的愛國青年！在「4.25講話」中，他已在以流血相威脅，他是處心積慮要製造「流血事件」，決不是什麼迫不得已。

5月21日，我回到西安，同臺灣歸來的表侄孫女母子二人團聚，22日，送他們回臺南。從機場回來，就有大學教師登門拜訪。當時，我在天安門發表的書面聲明，已在西安印發。個別大學教師，要我同西安學生見面。我說：我現在同學生見面，可能會激發他們的情緒，不見為好。請告訴同學們：當局鎮壓是不可避免的，勸他們撤退，不要作無謂的犧牲。那位教師說：共產黨絕不會那樣作的。我說：為什麼不會，過去鎮壓的還少嗎？那位教師又說：就是坐監獄，學生也不怕。我當時想到和講到的鎮壓，不過是棍棒和監獄，教師、學生想到的也不過是監獄。因為，國民黨政府鎮壓學生運動也不過如此。大家根本沒有想到鄧小平會用槍炮殺人，坦克碾人。鄧小平能夠做出普通人想都想不到的事，可見，他當時已經喪失了人的良知。

5月22日晚上，我準備再去北京，火車不通，只好從襄樊繞道走。5月23日，我搭公共汽車到襄樊，京漢路也不通，我又到河南南陽油田。在南陽聽到「六四」大屠殺的消息。我的家人也到油田來了。有一天晚上，油田保衛幹部李先生同我談了幾個小時。他說：他的家鄉在豫東太康縣，是秦末農民起義領袖陳勝的故鄉。他的父親是縣級離休幹部，在當地有一定威望。他邀請我到他家住一段時間，他願意「以全家生命保障你的安全」。李先生走後，我的家人和親戚經過商量，認為李先生是很有誠意的。但是，政治形勢還不知道怎樣發展。住在太康農村信息閉塞。加之，我們和李先生一家素昧平生，在他家裡住的時間長了，也不大好。不如回浙江老家。第二天早晨，李先生拿了兩張汽車票，準備送我去太康，我們只好把不去太康的考慮婉言相告，對他反覆地表示謝意和歉意。

我買了從南陽去上海的車票。每到一個大站，都要上來一批武裝警察，緝拿所謂「兩亂」分子。我不是通緝對象，沒有受到注意。從上海轉車去浙江金華。我在祖籍義烏已無近親。金華有一家，曾經在陝西工作，同我家有往來，我去投奔他們。這一家，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給我以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當時，國內的報、刊、電視充滿了聲討「兩亂」的歇斯底里的謊言、謬論和偽造的畫面。每當電視上播放這一類節目的時候，主人都要告訴孩子：「外公不愛看這些東西，趕緊換臺。」我在金華大街小巷和公園、影院、租書店到處遊蕩。在1989年6月和7月，隨處可以聽到議論「六四」、譴責政府的聲音。對鄧小平還有所顧忌，放言無忌、集中抨擊的是李鵬。我有幾次聽一些老人說：李鵬的眉毛和林彪一樣，是吊梢眉，不得好死。一些有地域觀念的浙江人，希望喬石上臺；有人又說：喬石沒有魄力，還不如讓蔣家人回來。我說：蔣家在中國大陸罪惡太大了，讓他們回來，那可不行；何況，蔣家也沒有人了。有一天，金華傳來謠言說：趙紫陽的兒子（又說是女婿）逃到金華來了。我是不信的，因為趙紫陽同金華沒有關係。可是，那個謠言驚動了兩批人；一批是警察，要搜捕；另一批是市民和郊區農民，要起來保護。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儘管官方通過報紙、廣播、電視和口頭宣傳竭力製造白色恐怖，可是，同「文革」中人人自危的氣氛相反，民眾冷靜、客觀，是非分明。足見，社會畢竟是進步了，人民恢復了良知和正義感。

8月下旬到10月底，我到杭州，借一家親戚在賣魚橋附近的空房住了兩個月。我一天寫作，一天出遊，走遍了園、林、橋、寺、洞、江、湖、溪、井、泉，無山不登，無幽不探。可是，良辰美景難平滿腔悲憤，心裏總像壓著一塊搬不動、化不掉的大石頭，只好寫一點自己不擅長的舊體詩加以宣泄。這裡抄錄其中幾首：

吊秋瑾

八十年前反暴君，暴君如草鋤還生。 西湖難貯英雄血，綠慘紅愁愁殺人。

謁岳墓

英雄遭際古今同，千古冤血一樣紅。 何日黎民能作主，也將白鐵鑄元凶。

斥 秦

信史從來斥暴秦，殺人如草不聞聲。 古為今用翻鐵案，陳勝劉邦是亂民。

哀扶蘇

宅心仁厚拒屠刀，柔懦不能抗趙高。 卅萬雄兵齊束手，任由孺子亂秦朝。

辟 秦

亂世人心思辟秦，夢魂縈繞武陵春。 桃源若許操舟渡，願作漁人一問津。

附了寫舊體詩，我還在金華和杭州寫了一篇5萬字的長文：《八九民運的歷史經驗和中國的未來》。那篇文章是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總結八九民運的經驗，用社會民主主義規劃中國的未來。起先我還敝帚自珍，保存著草稿和修改稿。在第三次開除黨藉以後，我的思想有了很大變化。自己覺得，我在杭州寫的那篇文章，對未來形勢的估計過分樂觀，而分析問題、規劃中國未來去向的觀點又陳舊落後了，乾脆一火而焚之。我有一個習慣，思想不很固執，經常否定自己。一發現自己的文章有過時或錯誤的東西，就付之一炬。多年來我自焚的發表或未發表的文稿，字數近百萬。現在，我有些後悔，不成熟的甚至錯誤的文稿，也記錄著自己的心路歷程，應該有選擇地保存下來。焚稿，是追求完美的表現。實際上，自己的思想，過去不完美，現在和今後永遠不會完美。難道不完美的東西就完全不值得保留嗎？

從杭州又回到金華。國內政治形勢持續惡化，我真有出國的打算。但是，在北京在西安均已離群，此路不通。1989年底，陝西當局在北京幾家報紙和陝西省的報紙、電臺、電視臺發表通知，勒令我回西安「交待問題」。這是變相通緝，我怕連累浙江的親友，1990年春節期間回到西安。西安市和戶縣有兩傢俬營企業接我去住了兩個多月，主要是讀書和思考，重新認識自己思想上模糊不清的問題。在此期間，我否定了在浙江寫過兩遍長達5萬字的「八九民運和中國的未來」。從此，我不再為未來繪製藍圖，一方面是覺得自己學力太差，力不從心；另一方面是認識到任何預制的藍圖，都不免陷於空想，因為形勢變化中偶然因素很多，任何人都難以準確預測。

四月間，中共陝西省委知道我已經回來。有一位同我私交較好的領導幹部約我到一家咖啡館見面。他說：陝西省委某副書記曾經對他說，好朋友出了問題，怎麼辦？沒有想出什麼辦法。後來，陝西省委主要領導人又對他說：老林的問題，說嚴重就嚴重；說不嚴重就不嚴重。他就是在天安門發表了那一篇聲明。省上已經派人去北京調查過，沒有發現他的原稿（我帶到北京去的助手，曾經代我抄過那個稿子，可是，他沒有說），要是本人說：那個東西不是他寫的，是學生偽造的，事情就好辦了。當然，我的朋友絕不會直接說，是省委要他給我傳話。我說：事情怎麼能那麼做！分明是我在現場寫的，而且我現在仍然堅持我的觀點，怎麼能把責任推給學生。那位朋友也是讚揚八九民運、反對大屠殺和大鎮壓的。他並沒有批評我的想法不對，只是對我的處境擔心。彼此問一問生活狀況，盡歡而散。

五月初，我寫了一封由西北大學黨委轉中共陝西省委的信，作了幾條聲明。

一、1989年5月18日（實為5月17日），我在天安門前發表的書面聲明，是我經過深思熟慮的由衷之語，是清醒而自覺的政治行為，我對這個聲明的起草和印發負完全的政治責任。

二、我不作違心的檢討，讓歷史去作出公正的結論。

三、1989年6月以後，我所以長期在外，不過組織生活，是由於我的思想一直不通，不願意回來作違心的檢討，如果這違犯了黨的紀律，我願意承擔責任。

四、我支持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並不做違心的檢討，是依據馬克思主義對待群眾運動的正確立場，是堅持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五、對於馬克思和社會主義的理解，我同目前執政的一些同志有所不同。但是，我相信，我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最後一句，也是真心話。我當時信仰葛蘭西和盧卡奇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我在流亡中帶的也是他們的著作。擺脫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框架，那是以後幾年的事，但我始終沒有完全否定馬克思主義。所以，我常說：「我是後知後覺。」

看到我的信以後，西大兩個黨委書記到我家探望。他們談了兩件事，一件是，西安有五、六個高校的學生，組織了一個「民主救國會」，由西大學生許劍雄、張明、張紅旗帶頭。這幾天正在鬧，希望你最近不要回學校去，以免學生們纏你。另一件是，摸我的底，問我準備怎樣了結北京的事情。我說：我的想法都寫在那一封信裡，你們和省委就作組織處理吧。他們又問：怎麼處理呢？我說：開除黨籍嘛，不開除，我也要退黨的。他們原來都是我提拔起來的，不好再說什麼。

過了幾天，陝西省委高教工委書記和西北大學黨委兩個書記，以組織的名義正式同我談話。他們沒有說什麼，只是由我把在北京的活動和現在的態度複述一遍。談到我和胡績偉、李洪林的關係，我賭氣地說：有什麼可談的？胡績偉、李洪林是馬克思主義者；李鵬不是，楊尚昆、姚依林不是。後來，陝西省委又把這兩句話作為我的新的問題。當時我還不清楚楊尚昆同鄧小平、李鵬也有分歧。至於說是否馬克思主義者，只是按過去的習慣，把它作為區分正確與錯誤的代名詞。

也有一些好心的朋友埋怨我說：人家要幫助你，你不配合麼！本來說一句「不是我寫的」，就沒事了，你偏要把問題搞得那樣複雜。

此後，陝西省委就為我設置了一個調查組，由省委紀檢委、省委高教工委和西北大學紀檢委書記參加。政治問題，清清楚楚，沒有什麼調查的，又加上經濟問題，即：我在一家跨省公司擔任常務副董事長時，代陝北買一批進口化肥未到貨的問題。起先，省委紀檢委想給我定為失職甚至瀆職。但公司不是國營，我又不是企業法人，沒有具體經營的責任。企業法人是總裁。斗來斗去，最後給我作的結論，是負有領導責任。

陝西省委還給我開了一次批判會，熟人都迴避了，一個也不來，由一個新調來的省委副書記主持，省委各部門和西大黨委書記參加，批判我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各部門的負責人都沒有發言，只有省委副書記一人發言。他也講不出什麼道理，只是重複列寧那一句話：「社會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的變種。」我只講了一句話：省委可以把能夠請到的理論家請來，根據馬克思主義原著同我辯論。當場沒人說什麼。在省政府一次廳、局長會議上，新調來的副省長鄭思林（後來作過江蘇省長），離開會議議程講到我，說什麼「林牧很囂張，竟然要和我們辯論。」有的廳局長用主席臺可以聽到的聲調說：「你們為什麼不敢同人家辯論？」那位廳局長在散會後說：清查「兩亂」是省委的事情，與政府無關。你鄭恩林初到陝西，根本不瞭解陝西的人事情況，連省委書記們都盡量迴避的事，你插什麼嘴呢？我所以要把鄭恩林的姓名寫出來，是考慮到這個好事之徒說不定有什麼背景呢？

1990年7月19日，我給鄧小平和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題為「最後的忠諫」，托陝西省委主要負責人轉送，據說省委送了。

我的那封信，在既講成績也講問題，既講反「左」又講防右的套話中，委婉地提出了要求鄧小平改變政策的意見。例如：「去年夏季，小平同志可能聽到某些人未必真實的報告，感到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不得不同意採取非常措施的意見，從小平同志六月九日的講話來看，他並不知道現場的真實情況。」毛主席「誤用了林彪又打倒了林彪，錯打了小平又起用了小平。毛主席能夠做到的，相信小平同志也能夠做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出現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實現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寬鬆政策的結果，而不是實行激化矛盾的嚴峻政策的結果。」「現在，各國的社會主義模式都處於探索、發展之中，不論是中國模式，瑞典模式，還是蘇聯的主流派和馬克思主義綱領派，都不是完美無缺，唯我獨尊的。我們為什麼不能博採眾長去尋找最佳的社會主義模式呢？我們為什麼要重複甦聯共和我們黨過去的歷史教訓，把自己封閉和孤立起來呢？」

「最終行動，對於一個人往往能夠起覆蓋一切的作用。如果華國鋒同志的最終行動，是粉碎『四人幫』而不是兩個『凡是』，他就是一個名垂青史的一代偉人，如果鄧小平同志在一兩年內能夠再一次撥正航向，推動改革。……人民就會永遠銘記你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豐功偉績，而不會記住前進中的某些曲折了。」

當時，我明知鄧小平是一個為了維護一個人、一個黨的專制權力不擇手段、不知悔改的人，為什麼還要作什麼「最後的忠諫」呢？這有兩點原因：一點是我的頭腦裡殘存的傳統道德在起作用。我考慮到：不管怎樣，我總算做過四十年共產黨員，而鄧小平對我個人在「文革」後的平反，起過作用，有「滴水之恩」，我在離開共產黨之前，作一次「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最後的忠諫」，可以做到我不負共產黨和鄧小平，而是共產黨和鄧小平有負於人民，也有負於我。另一點是：我當時不願忍受清查和勸降的糾纏，索性把事情做絕，促使他們早一點把我開除出黨。

我的「最後的忠諫」雖然措辭婉轉，但是，我要求鄧小平學習毛澤東「錯用了林彪又打倒了林彪，錯打了小平又起用了小平」，顯然是要求他起用趙紫陽，拋棄江澤民和李鵬。這當然是他們不能容忍的。

1994年秋天，王丹在西安問我：「為什麼有些人坐過監獄（指收審）還沒有開除黨籍，你沒有坐監獄卻被開除了黨籍？」當時我沒有回答。王丹如果看了我的這一篇回憶錄，恐怕就能夠理解了。

我發出那一封信以後，專案組的糾纏顯著減少，勸降的人完全絕跡。在他們看來，我還在堅持「動亂分子」的立場繼續進攻，圍攻和勸降都是無用的，只有趕快處理了。就在7月或8月的一天，省委專案調查組要求中共西北大學第一支部（這個支部的成員是已離職休息的前任西大黨委書記和校長，還有一批具有老黨員身份的教授）開會，先由省委調查組宣讀了他們起草的開除我的中共黨籍的決定（草稿），要求支部討論。黨支部要求我本人先表示態度。我說：我早就寫出聲明，我「不作唯心的檢討」，陝西省委開除我的黨籍是既定方針，請大家舉手通過吧，我不在乎那個黨籍。西大第一支部黨齡最長（1928年入黨）的前黨委書記吳大羽發言說：「林牧同志，你太小看我們了。我們又不是誰的工具，那有由上級黨委寫好處分決定讓基層組織舉手通過的組織原則。」其他老黨員也提出反對的意見。支部書記宣布休會。我的老師張宣叫我到他家去。他先批評我「太魯莽了」。在北京的行動太魯莽，今天的行動也太魯莽了。你不能自己要求大家舉手開除你的黨籍。這樣，大家就不便說話了。大家幫助你，你也要加以配合嘛。黨支部復會以後，我沒有說話。經過討論，作出一項決定：中共西北大學第一支部不同意開除林牧同志的黨籍。具體問題沒有講。

在此以後，省委、紀檢委重新收集材料，研究對策。事情拖下來了。我趁此機會進了醫院。

在醫院，看我的人很多，都是同情分子。也有一些平時沒有來往的人去看。例如：劉志丹的九妹劉玉蘭；原西北野戰軍副司令員、陝西省省長趙壽山的女兒趙銘錦，她們都是中共黨員，也反對「六四」大屠殺和以後「清查兩亂」的大整肅。北京有兩位西北革命元老給陝西省委寫信，提出：「不要小題大做。」「不要把事做絕。」中共陝西省委顧問委員會的正副主任也不同意開除黨籍。

接著，中共進行整黨，其目的是以清查「兩亂」的思想對全黨進行思想整頓和組織整頓。我當然不願意參加那次整黨。但是，西大內外不少朋友到醫院來說服我參加整黨。他們說：他們要開除你，遇到很大的抵制，你不參加整黨，他們正中下懷，反而會把責任推到你自己身上。你偏要參加，讓他們在基層組織堅決反對的情況下開除你，讓他們去承擔責任，承受罵名。我接受大家的勸告參加了整黨。在整黨中進行的檢討和思想總結，都是以檢討的形式為自己在天安門的行動辯護，黨支部通過了。省委及其紀檢委又在炮製新的對付我的材料。我等得不耐煩了，向西大黨委打了一個招呼，以查病為名到北京去了。在北京，就是那個為毛澤東安裝錄音器而被投入大牢的朋友，把我安排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在西單的一個招待所。我在北京共過事的下級為我配備了一輛汽車，司機同志拉著我看遍了「六四」期間開槍殺人和用坦克軋人的遺址，一邊看，一邊介紹情況。他告訴我，北京市民的悲憤之情仍然很強烈。新華總社一位記者來看我，他曾在六部口目擊殺人慘狀。他說：「六四」子夜，有幾十位男女學生從天安門撤退，走到六部口，坦克趕上來，把那幾十個同學，連人連自行車壓得血肉橫飛。那位記者說，雖然時間已經過去一年半，但是一想起「六四」殺人的慘狀，就覺得「活著就是痛苦！」我還到人民日報宿舍去。當時，胡績偉還在受審查，不便見面，我只到副總編丁濟滄家裡去了。他們已經知道：陝西省委要處理我，「西北大學頂得很硬」。可見，這種消息不脛而走，傳播很快。在丁家，還遇到社會科學院一個青年，他參加了一位知名人士的專案組。據他說：那位知名人士很怯懦，鄧小平看到他痛哭流涕認罪檢討的錄相，表示：「這個年輕人確有認罪表現，可以從輕處理。」

我從北京回到西安，中共陝西省紀檢委又拿出第二個調查結論和處分結論，不要我參加，讓中共西北大學第一支部背靠背地討論。支部成員，除一人以外，全部發言，逐段駁斥省委的結論和處分決定。

1990年底，中共陝西省委看到處分不下去，只好通知西北大學黨委，讓基層組織自作結論。1991年1月4日，中共西北大學第一支部寫了一個長達1500字的結論，先徵求我的意見。我問：為什麼要寫得這樣長？起草人說：為了逐條駁斥省委的結論，不得不寫得長一些。那個結論，有不少巧妙的指辭。例如：林牧同志雖然違反了中央當時的決策，但卻沒有違反四項基本原則。因為林牧同志的書面聲明，是從維護憲法和黨章出發，維護憲法和黨章，就是維護了四項基本原則。那個結論給我以最低處分：「當面警告」。多數人認為：如果不給任何處分，省委就可以不顧基層組織的決定而另行處理；給一個最低處分，可能容易通過。黨支部表決時，我當然不舉手。支部的同志說：為了表明全體一致，老林你也舉手吧。於是，我也舉起手來。

1991年春節期間，陝西省委分管組織和檢查的副書記帶上組織部長上我家拜年。大約是表示：那件事情已經了結。

1991年10月底，陝西省委紀檢委突然通知我去看他們依據中紀委的意見，重新作出的審查結論和開除黨籍的處分決定。那個材料長達7頁多，挂口不提基層組織的結論和處分決定。省委的紀檢委書記說：中紀委認為，現在要落實中共中央關於「以反對和平演變為中心」的方針，鑒於蘇共的和平演變，都發生在領導幹部身上，所以對領導幹部的處分要從嚴，而你又沒有作過實質性的檢討，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根本立場沒有轉變過來。所以要這樣處理。我說，能夠實行和平演變的人，都是你們這些掌權的領導幹部，我們無權的人怎麼能實行和平演變呢？我又說：開除黨籍，我無所謂，我已經被你們開除三次，可以上基尼斯的世界記錄了。那位紀檢委書記說：不說了，不說了，我們也沒有辦法。

開除我出黨的通報，發到縣、團級以上單位，並向全體黨員傳達。許多原來不知道我的人，聽到傳達，登門慰問。有些從未見面的書畫家和鐫刻家，送來書畫和圖章，有一副畫是「虎落平陽」。有一隻圖章，刻著「屈子行吟圖」，把我比作屈原。其實，我是叛逆者，並沒有屈原的愚忠。

附：我在天安門的書面聲明

公開聲明獻給當代中國最可愛的人－－－絕食請願的人民英雄們

原西北大學黨委書記 林牧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於北京天安門前

可敬可愛的青年同學們、朋友們：

你們以為民請命、為國捐軀的大無畏的英雄氣概，為推動改革、爭取民主、反對腐敗、振興中華而進行絕食請願。你們的愛國行動得到首都百餘萬群眾和各省市、各行業數以千萬計人民的堅決支持和聲援。我到天安門廣場看到這個偉大而悲壯的場面，激動得熱淚盈眶。稍有一點良心和愛國愛民之心的人，身歷其境都會像我一樣受到教育和激勵。為戊戌變法而犧牲的有「六君子」。為孫文、黃興先生領導的廣州起義而犧牲的有「七十二烈士」。偉大的「五四」運動，在北京參加示威遊行的不過一萬餘人，在全國大約有上十萬人。我們那一代大學生發動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運動，在每個大城市不過有幾千人、上萬人參加。「四五」運動也只是在北京、南京、西安、武漢等幾個大城市充分展開。這一次和平的人民運動，規模之大、擴展之廣、水平之高、秩序之好，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了。中國人民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精神振奮、意氣風發、幹勁衝天、鬥志昂揚。舊中國傳統觀念加於人民的因循守舊、安分守己、中庸之道、難得湖塗、官貴民賤、個人迷信、窩裡斗、各顧各、阿Q精神以及有時排外、有時媚外等精神枷鎖和臣民意識一掃而空。官風不正、社會風氣和社會治安不好等一度被人們看作不治之症的污泥濁水，行將被人民運動這一股洶湧澎湃的滾滾浪潮沖洗得越來越乾淨。近些天來，各大城市連小偷和其他犯罪者都少見了。中國人民不再是醜陋的，而是光彩照人了。這是一次全民思想的大解放，傳統觀念的大突破，民族精神的大發揚。不論運動在發展中還會遇到多麼大的挫折，受到多麼大的壓制和打擊，歷史終將證明：這次運動是在中國深化改革、加速實現現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一個偉大的轉折點和里程碑。

有人把這次運動同「文化大革命」相比，這是不倫不類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澤東等極少數人發動的自上而下的「運動」群眾，它在方向上和方法上都是錯誤的。這次運動是由具有先進思想的青年學生和廣大人民群眾自下而上發動的，它在方向和方法上都是正確和有秩序的。

有人藉口戈爾巴喬夫同志正在北京訪問，擔心「家醜外揚」。這些同志看問題的立場和方法恐怕不對頭吧。這次偉大的人民運動不是什麼「家醜」，而是民族之光。好心的外國同志和朋友看到如此偉大的壯舉，只會欽佩和讚揚，只會進一步認識到中華民族是一個大有作為、大有希望的偉大民族。只有極少數站在人民對立面的既得利益者，才會感到不大光彩。其實，這些同志只要棄舊圖新，同人民站在一起，是會得到人民諒解的，是會由不光彩變得也很光彩的。

有人誣蔑這次運動是「一小撮壞人」煽動起來的。試問：「一小撮壞人」在人民中是完全孤立的，他們有什麼威望和號召力能夠把數以百萬、千萬計的人民煽動起來。就拿我來說，在未到天安門廣場之前，我支持這次運動的方向，但對絕食的作法還有懷疑和顧慮，到了天安門廣場之後，我才認識到同學們如不採取這種方法，就不足以感動「上帝」，也就是「喚起民眾」。身居高位的幾位同志們！你們不妨試一試，運用你們手中的權力能不能發動一個同樣規模的逆向運動？我敢斷言：你們辦不到。因為真理不在你們手裡，人民不會站到你們那一邊，你們幾乎失盡了黨心、民心和軍心！

還有人以「安定團結」、「穩定大局」為藉口，對人民運動指只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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