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投奔蘇聯的經過


1927年7月17日,宋慶齡乘英籍太古輪船公司的航船,秘密離開武漢返回上海,直到7月26日,上海《民國日報》才得知"宋慶齡隱居上海法租界"的消息。關於宋慶齡的離開武漢,中國學者歷來莫衷一是,真正可靠的第一手資料,應該是雷娜.普羅梅寫於1927年7月31日的一則日記。據雷娜介紹,宋慶齡離開武漢時,她留下來幫助丈夫把《人民論壇報》移交給新的負責人,兩個星期後,她乘船前往上海,在船上遇到在九江上船的宋子文夫婦和董顯光:"他們--包括我--都不情願成為船友。宋子文和他的妻子幾乎一直呆在他們的房間裡。他不向我介紹他的妻子,哪怕有這種場合。事實上,他根本沒有和我講話,只是在船到終點站上海靠岸時對我點點頭,寒暄了一下。我告訴董顯光要到一家飯店去。我告訴宋子文,我會先去拜訪伯頓。"

伯頓是宋子文和雷娜共同的朋友,後來成為雷娜的妹妹格瑞斯的丈夫。雷娜接著寫道:"我在碼頭上被盯梢的C.I.D的庫克盯上了。我叫上一輛計程車到孫夫人的寓所,不是直接去,因為司機不知道地方。大約7點30分抵達那裡,她等著我,很高興見到了我。她神經還相當糟糕,她告訴我她一些難處。有人打擾她,房子周圍到處都有人監視,向她的僕人詢問各種問題,她還沒有出過門。"

C.I.D是英國倫敦警察廳的縮寫。國民黨"分共"之後,鮑羅廷並沒有及時離開武漢,他在等待妻子範妮即鮑洛廷娜的到來。1927年4月8日,也就是張作霖大元帥府下令絞死李大釗等人的同一天,張作霖的軍隊在南京扣留一艘蘇聯船隻,逮捕範妮連同3名蘇聯外交官,企圖強迫她說服丈夫簽訂南北停戰協定。範妮後來在一位法官的營救下獲釋出獄,正在從北京趕往武漢。7月27日,鮑羅廷一家乘火車離開武漢,然後換乘汽車穿越蒙古沙漠返回蘇聯,與他同行的有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陳友仁的兩個女兒思蘭、玉蘭。陳友仁是在送走鮑羅廷之後離開武漢的,他假扮成普羅梅的佣人乘船來到上海,身上帶著由他擔任部長的武漢政府外交部為宋慶齡簽發的蘇聯和德國護照。他和普羅梅到上海後住在一家飯店裡,"接下來的兩個星期裡充滿著喜劇素材,陳友仁來去都用一個日本名字,我去看他,也繞著路走。畢爾到了上海卻不允許來看我。"

宋慶齡的政治態度遠沒有她在"宣言"中所表現的那麼堅定,她之所以要投奔蘇聯,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鮑羅廷的政治安排和陳友仁的百般利誘。正如雷娜所介紹:"我告訴她陳友仁提出的計畫。她說她不想直接到俄國去,因為在中國的人會對此說三道四。她還為難地說,如果她取道去美國,就需要一筆錢。那天晚上沒有決定--至少在幾天後陳友仁本人直接來談話之前她還沒有決定。最後,在一番我不知情的爭論之後,她決定直接去俄國,但不是正式的;他去是以外交部長的身份--她是什麼身份我不知道。"

雷娜的說法,還可以在宋慶齡的言論中得到印證。7月30日,宋慶齡在家中接受合眾社記者採訪時表示:"近日謠傳余將在寧政府活動,全屬無稽之談。......此後余之行止,將如余前在漢口所發之宣言,在國民黨現行政策這不改變之前,余決不參與任何活動;於革命事業不納入中山主義軌道內時,余決不擔任任何黨務。余非叛徒,亦非騎牆,且與南京政府毫無關係也。"

與本國的武漢政府和南京政府"毫無關係"的宋慶齡,並不像她自己所說的那樣"決不參與任何活動"和"決不擔任任何黨務"。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南昌打響武裝暴動的第一槍,宋慶齡和譚平山、張發奎、賀龍、郭沫若、惲代英、鄧演達一同被推選為革命委員會的主席團成員,她並沒有公開予以否認。8月22日,宋慶齡倒是公開發表了《赴莫斯科前的聲明》,聲明自己投奔莫斯科是為了向蘇聯和全世界人民說明"雖然有些人已經投靠了反動勢力與反革命,但是,還有許多人將繼續忠於孫中山為指導與推進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

1927年8月22日□晨3點30分,宋慶齡假扮成貧窮婦女與雷娜一同乘坐蘇聯領事館派來的汽車前往吳淞口,然後在那裡乘坐蘇聯貨船離開上海,同行的有陳友仁連同他的隨員以及10名蘇聯顧問。

張耀傑著《民權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日前由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披露了宋慶齡的真正角色,胡適與魯迅勢不兩立的關係,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操縱等。並敘述了曇花一現的中國民權第一同盟被斷送的過程:該同盟臨時中委會違規開除胡適的會籍,中共的直接介入和蔡元培、林語堂的正式退出,該同盟副主席兼總幹事楊銓被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攔路槍殺。(明鏡出版社)

1927年9月6日,宋慶齡一行乘火車抵達莫斯科,受到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前蘇聯駐中國大使加拉罕、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以及新聞記者的熱烈歡迎。宋慶齡在車站發表書面聲明:"孫中山去世了,......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訪問莫斯科,所以我這次是代表他。......我們確信在未來的鬥爭年月中,蘇聯人民必須繼續給予我們援助。"

然而,宋慶齡的"必須繼續給予我們援助"的"確信",並沒有得到相應的的回報。她在晚年寫給傳記作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的書信中表示說:"當我認識到史達林不想繼續幫助我們而聽任蔣介石得逞時,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請母親給我寄一點錢來,然後就到歐洲去。鄧演達已在柏林,所以葉挺、章克和黃琪翔跟著去,希望建立一個革命小組......"

雷娜.普羅梅在1927年9月16日寫給丈夫的書信中透露了相同的資訊:離開上海前,這些中國人充滿期待,以為蘇聯人會資助他們成立一個足以壓倒和取代本國政府的流亡政府,"他們拜訪重要人物,我猜想,遇到的並不是他們所期望的溫馨氣氛。......現在清楚了--再清楚不過--基金問題可不像在上海時所宣傳的那麼簡單。我不知道我們還會遇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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