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嘴」身價也無聊

打開報紙，央視名嘴年薪動輒10幾萬乃至數十萬的報導，與另一則貧困學子考上大學卻交不起學費、呼籲社會各界獻愛心的新聞，構成了強烈的反差。其實，這也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徵：在腦滿腸肥的權貴、富豪、名流們饕餮大餐之同時，普通百姓卻生計艱難、飽受欺凌、求告無門、欲哭無淚。這是兩個中國：在上流社會和底層社會之間已出現了一條幾乎難以跨越的巨大鴻溝。儘管《新聞聯播》每天將「全國形勢一片大好」的畫面呈現在我們面前，也遮掩不住社會斷裂所帶來的痛苦，也隱藏不住那些朱門的無恥和路上的不平。上流社會總是需要營造出一個鶯歌燕舞的氣氛，需要「名嘴」來傳達這樣的聲音，這樣的「名嘴」身價自然會日益高漲。換言之，在自由、公正的陽光尚沒有照臨的土地上，「名嘴」身價與他們向專制臣服、幫閑、幫忙乃至幫凶是分不開的。

西方哲人說，專制使人變得冷嘲。我以為，專制使人變得無聊。因為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專制壟斷了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全部資源，壟斷了一切公共空間，不准人民獨立思考，也不准人民去做自己喜歡的事，只允許低級娛樂、物質消費之類。所有社會公器都被工具化、喉舌化，變成無聊的集散地。如果把我們所生存的這個時代看作是一枚硬幣，一面是專制，另一面就是無聊。無聊正是專制的伴生物，因為，專制不容許亂說亂動，不容許一切超出規定尺度的思想、言論、創造，只允許不斷地製造出花邊新聞、馬路消息、娛樂泡沫、明星行蹤，只允許飲食男女大行其道、鋪天蓋地。這既是統治的需要，也是做慣了順民、或暫時做穩了順民的男女的需要。「名嘴」生逢其時，除了歌功頌德、唱讚美詩，點綴這個無聊的時代，也就剩下「今天天氣哈哈哈」、談論飲食男女之類：還能有什麼？即使是國際時事的評論，也不允許任何的獨立見解。個性化、創造性、獨立思想的缺席給「名嘴」留下的只是耍嘴皮子的空間。無論是義正詞嚴、油腔滑調還是花裡胡哨，或者狐媚入骨，都無非是些嘴上工夫，使盡伎倆目的也無非是要使無聊變得彷彿不那麼無聊。

秦始皇鉗制輿論，「偶語棄市」、「腹誹有罪」，其結果就是培育了一個慣於當看客的民族，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的看客文化。什麼「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從來就沒有成為中國的傳統。相反，做恭順的乖寶寶、做冷漠的旁觀羊，往往成為人們的優先選擇。在這樣的看客文化下，人們可以興致勃勃地圍觀無情的殺戮、無視一切不公正的發生，災難不斷地重複，直到降臨到自己的身上。在為生存忙碌的同時，他們不會發出自己的聲音：首先當然是不敢發出這樣的聲音，到後來是連發出自己獨立聲音的功能都消失了。看客的生命是寂寞而無聊的。「名嘴」本來也是看客，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其他看客的慾望，「名嘴」確實也要使出渾身解數：所有的努力為此，所有的成功也為此。有了看客們的喝采，「名嘴」才會成為「名嘴」。「名嘴」的身價又何嘗不是看客文化、無聊時代的產物。

退一萬步說，與烏托邦時代相比，無聊時代也未嘗不是一種進步。那時候欲無聊都不得，全國男女老少隻允許看幾個樣板戲，每天早請示、晚匯報，跳呆板的忠字舞，不停地檢討，連看客也做不穩，那樣的時代自然連「名嘴」滋生的土壤也沒有。從烏托邦時代過渡到無聊時代，暫時做穩了看客的人們需要與「名嘴」一同打發無聊的夜晚。上流社會需要「名嘴」掩蓋時代的苦難、創傷和不幸，用花花綠綠的無聊語言裝點斷裂的社會鴻溝。如今，「名嘴」身價漸高，聲譽日下，套用龔自珍的一句詩，「嘴格漸卑庸福近」，「名嘴」身價的陡升背後，付出的卻正是人格的代價。嗚呼，其實又豈止是「名嘴」，那些每年被10萬、數十萬、百萬津貼、經費圈養起來的名教授們，不也活得很滋潤嗎？在這樣的利益驅動下，要想他們不替專制辯護、不挺身捍衛這個無聊的時代才怪呢？「有錢能使鬼推磨」，大抵如此，儘管也有個別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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