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有記者問某體委官員（伍紹祖）：這次最大的感想是什麼？
這個官員像撿了個金元寶似地說：「下屆體委主任恐怕很難干了」。
中國代表團在巴塞羅那的收穫確實出乎體委的預料，因此把這視為可遇不可求的好運也自然。但這個體委官員的預感並未靈驗。在亞特蘭大，中國又拿了十六枚。
這次中國代表團出征悉尼前，公開的指標是20枚金牌。誰知竟殺進第一集團。這還不包括那些很有可能拿金牌，卻沒獲得進軍悉尼「許可證」的諸多名手。一夜間中國似乎成了體育大國。看這架勢，下屆超過老美也未可知。
按老例，接下來的事情應該是大舉慶功和發錢。
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結束後，各路財神爭相為金牌獲得者大派利市、贈車送房，請客吃飯，從而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成批製造出體壇百萬富哥（姐）。
隨後不和諧音出現了：一個在國外獲獎的女歌唱家因獎金懸殊而拒絕為奧運會功臣唱歌，她說：「我也是金牌獲得者」；此外報上還出現很多爭論：為什麼作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諸如「兩彈功臣」獲得的獎勵不如運動員？
事隔八年後，可以想像即使出現類似的爭論，也會不了了之。何況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今天已經深入人心。就算財政部不像八年前那樣撥專款重獎（每枚8萬，免稅）運動員，地方政府不再大方獎勵金牌選手，他們中不少人恐怕做廣告就不難成為百萬富哥（姐）。所以上述爭論意義已經不大。
在此真正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現在算不算「體育大國」？
袁偉民在答記者問時說，中國是不是體育大國不能由自己說，要由外人來說。這話似乎含有「謙虛」的意思，但卻「謙虛」的不是地方。事實上，在這一關係到發展體育運動的根本目的和評價尺度的大問題，恰恰應該由自己來回答。
如果不健忘，那麼不少人都應該還記得那個曾被檢討為有很大失誤的「奧運戰略」。
所謂奧運戰略，簡單地說，就是國家體育運動的管理機構一切都圍著奧運會奪金計畫轉，把體育經費都投在奧運會全項目上，非奧運會項目，統統讓它們自謀生路。連全運會項目的設置也跟著奧運會走。非奧項目如此，更不用說群體運動了。
80年代以來，中國的競技運動確實有了長足發展，但群眾運動的狀況很不妙，幾乎可以說每況愈下。中國的人均體育經費少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一個最明顯的問題是一方面老百姓健身的空間日益促狹，另一方面是中國的體育場館（絕大多是計畫經濟時代全國人民共同創造的財富）的利用率奇低。
子 國家體育總局（前身叫「國家體委」）是個身兼雙重角色的機構，它既要負責制定競技運動的發展戰略；又是制定大眾體育發展計畫的最高決策機構，也就是說，它在理論上要為全國人民的健康負主要責任。但事實表明，體育總局面對這巨大的歷史難題一直缺少良策，雖然這並不是它獨自所能解決的歷史難題，但至少這個巨大的歷史難題不應該被奧運會的金牌所掩蓋。
1996年初，當時的國家體委負責人伍紹祖曾作發狠狀說：下個死命令！打開體育場館的大門，讓老百姓進去健身。但豪言壯語總是說來太容易，做來卻太難。
幾年前曾有消息，國家體委正在摸家底－－統計全國究竟有多少家體育場館？但迄今不見官方數字。更不知幾家體育場館在「死命令」下達後打開了大門。倒是很多地方都可看到如此情景：體育館被租出去展銷傢俱了。同樣情形也曾出現在直屬國家體委的體育場館中。與此相對，今天許多中小學校擁擠的狀況真是可憐，北京有所中學因為室外空間太小，學生課間休息時，只能分批輪流到室外活動。
毛澤東曾說：「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體育運動應該以何為根本目的？這就是必須自己回答中國算不算「體育大國」的意義所在。
其實稍有相關常識的就知，「競技」和「體育」完全是不同概念，後者的外延要大得多。奧運會的金牌只能證明競技運動的水平，並不能反映更不能代替國民的健康。
離開了對國民健康狀況和大眾健身運動發展水平的評估，就算成了金牌第一大戶，也是不足以說明一個國家就是「體育大國」。但願悉尼的金牌不要掩蓋了大眾體育面臨的窘境，雖然體育總局早就不該身兼雙重角色，而且在顧此失彼中，注定了只能一切圍著金牌轉，但既然身兼著雙重角色，就有責任回答這個問題，雖然這很困難。(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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