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以他冷靜清醒的頭腦、幹練務實的作風、舍己為民的風骨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正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一批真正為國為民的勇士，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的忘我奮鬥，才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六四悲劇」後不至於全面倒退。
因為工作關係，我自1984年到1989年，多次和趙紫陽接觸與交談。1997年5月，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趙紫陽的道德風骨》。值此趙紫陽85歲壽辰前夕，我仍想談談趙紫陽的這種精神以為念。
一、 「要吃糧，找紫陽」
華國鋒主政時的「洋躍進」，使瀕臨崩潰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陳雲的「重調整，緩改革」，又使人們盡快改善貧窮生活的願望蒙上了一層陰影。直至1979年，全國八億農民人平均年收入只有76元人民幣，兩億人不得溫飽；城裡人則菜肉蛋樣樣緊缺。
這時，傳來了好消息。四川、安徽兩省在趙紫陽、萬里主持下，衝破重重極左束縛，實行一系列符合農民願望的政策，農業生產大幅度提高。趙紫陽首先改變了作為「政治任務」強迫農民種三季稻的瞎指揮，恢復種兩季稻，他說：『三三見九，不如二五一十！』；接著又改變了陳永貴強行在農村「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錯誤作法，鼓勵農民種自留地、種樹、種竹、種花果，恢復農貿市場；並開始試驗「專業承包」、「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多種生產經營方式。1980年，農村廣為傳誦起：「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歌謠。
二、 「決不能谷賤傷農」
1980年4月，我去安徽調查，省農委周曰禮、劉國瑞和辛生又喜又憂地告訴我：「包產到戶」後農民能吃飽飯了。但農民賣的糧食，糧食部門以已經收夠了為由，不再收了，農民叫苦連天！我立即寫了一篇報告《農民「賣糧難」的問題急待解決》，送給了社科院農經所老領導王耕今。
十天後，我從肥西縣農村調查回到合肥，省農委的朋友高興地告訴我：你的報告紫陽同志作了長篇批示，並召開了幾個部委的會議，責成他們立即解決，還說「絕不能谷賤傷農」。我想，這麼快，趙紫陽就作了批示，採取了措施，農民該有好日子過了。果然，到1984年農民收入比1979年增長了2.4倍。
因為「包產到戶」，農民有了積極性，但各地都仍不斷發生「賣糧難」、「賣豬難」等一系列的「難」。這時，趙紫陽冷靜地讓人研究如何改革供銷體制。而文革中極力鼓吹「學大寨」的李先念，卻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大講昏話：「動員農民吃豬嘛！」引起全場哄堂大笑。讓人聯想起晉惠帝說的，飢民「為什麼不吃肉糜？」李先念這個文革中唯一被毛信用的左派副總理在後來不遺餘力的倒胡、倒趙也就不難理解了。
看了《中國農民調查》一書讓人感慨。誰能想到「六四悲劇」以後，江李政權「縱容權貴，剝奪農民」的政策，再次使毛時期受盡苦難的廣大農民，又陷入了悲慘的境地。
三、 「簡政，放權，鬆綁」
在農村改革的同時，趙紫陽在四川的四十個大中型企業、四十個區的流通領域以及新都、廣漢兩個縣進行改革試驗，後人用「簡政，放權，鬆綁」來形容。從1979年開始，「擴大企業自主權」，1982年「減稅讓利」，1984年「利改稅」，1986年「企業承包」，1988年「股份制試驗」。趙紫陽一步步地探索著國營企業的改革之路。
記得1988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弗裡德曼訪問他時，提了「國企改革」和「價格改革」兩個問題。趙紫陽談了國企改革的過程後，說到「價格改革」。他說：「價格不在市場中形成，企業不會有競爭力。我也想一下子把價格放開，但做不到，因為大部分國企還只習慣接受指令，對市場價格訊號反映不靈敏。所以，我接受一些青年經濟學家的建議，價格改革採取『放調結合』，能放的一律放，一時放不了的先調，直至完全放開。」當時，弗裡德曼興奮地說：「這真是一個天才的設想！」，並稱讚趙紫陽是他所見過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好的經濟學家」。
四、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1984年10月，趙紫陽復出後第一次去廣東，讓我和他同行。在飛往廣東途中，趙紫陽詢問我對價格改革的看法後，他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假如一次把價格放開，也許會天下大亂，我下臺。但三五年市場形成了，人民會紀念我。個人是無所謂的。但這種做法太冒險，國家和人民受的損失可能會太大。」
接著，他又語重心長地說：「剛開過十二屆三中全會，確認商品經濟不可逾越。認識這麼一個常識性的問題，經歷了三十五年，讓國家和人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今後路子怎麼走？還得反覆探索。」
1986年9月，鮑彤讓我到總理辦公室，說：紫陽決定把你調到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趙紫陽用他那一貫和藹可親的語調說：「政治改革要提上日程！」「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很難深入。」「政治改革比經濟改革更艱難。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第二次聽他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深感趙紫陽那種舍己為民、成仁取義的精神和風骨，令人從內心裏讚佩。
但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推出的十五項政治改革對策，「六四悲劇」發生後不僅全部停擺，而且全面倒退。八十年代出現的各種討論改革的聲音也死寂了。
五、 「一個市場經濟，一個民主政治」
1988年8月，趙紫陽說：「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以防止那些說大話、空話的人誤國。」「可是十年來，我們的基本經驗是什麼呢？我看是兩條，一個市場經濟，一個民主政治，缺一不可。為什麼前邊要說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是要講公平。」可以說，趙紫陽的思想這時候已匯入符合時代要求的主流了。
聯想到，1984年10月，趙紫陽在佛山參觀了幾個合資、外資企業後，知道他們的效率比國企高出二至四倍，說：「沒有十年文革的悲劇就沒有今天的改革開放。文革教育了幾代人，使大家認識到過去那條路子走不通。」「古人說『多難興邦』，記住文革的教訓，多吸收外國成功的經驗，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今後就會把國家搞的好一點，老百姓的日子也會慢慢好起來。」
從農村改革到經濟改革，再到政治改革。趙紫陽為什麼會比中共其他領導人站的高、看的遠，而且被大家公認解決問題有實效呢？據我觀察，第一、是他早年樹立的為國為民之志；第二，是他長期深入基層瞭解民間疾苦；第三，中共歷次運動，特別是文革悲劇對他的啟迪；第四，他從任地方大員到任中央領導，熟悉舊體制的弊端；第五，他善於學習各種經驗和知識；比如，我隨他去廣東後，他就讓我給他一個可以諮詢的專家名單，我一下給他開了不同領域學者一百二十多人。
六、「大進大出戰略」
1988年，趙紫陽提出了「兩頭在外」的「大進大出」戰略。他指出：中國人口眾多，資源貧乏，長期封閉，尋求振興，必須髮展外向型經濟。實行「原材料在外，產品在外」的「兩頭在外」，通過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和低價勞動力進行出口加工，把經濟發展中的人口包袱轉變為經濟發展的勞動優勢。
趙紫陽這個高瞻遠矚的戰略選擇，為中國以後的「外向型」經濟高速成長奠定了基礎。今天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佔了國民生產總值（GNP）40%以上，使後人不能不欽佩趙紫陽當年這個決策的高明。
我們無論從發展的角度，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還是從改革的角度，中國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從極權政治向民主政治過渡來看，趙紫陽都是中國改革開放無可替代的領導者和奠基者。
七、「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1989年因胡耀邦病逝引發的學生、市民示威抗議的主題是「反腐敗，反官倒，爭民主，爭自由」，運動的主調是「和平理性」的。趙紫陽所主張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方針，受到大多數幹部、民眾和學生的支持。
可惜，趙紫陽的這一方針未能實施。「六四」的槍聲奪去了無數中華熱血兒女的生命，也使他被非法囚禁至今。趙紫陽從朝鮮訪問歸國後，我和他說：「若按『四二六社論』的方針辦，中國的改革開放最少倒退十至二十年！」他說：「十年不止，二十年多了」。
十五年過去了。正因為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一批人的努力，他們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奠定了不可逆轉的基礎，才有今天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但他們進行的政治改革失敗了，也才有今天官員腐敗、貧富懸殊、道德淪喪的局面。
八、一黨制不能保證民主發展，克服腐敗，就「勢必要提出多黨制的問題」
這句話見諸戈爾巴喬夫回憶錄《MEMOIR》（第489至491頁）。回憶錄中說，「趙紫陽向戈爾巴喬夫問道，一黨制能夠保證民主的發展嗎？它能夠有效地克服消極現象和克服黨內政府內的腐敗嗎？趙紫陽說，如果不行的話，就勢必要提出多黨制的問題。趙紫陽還強調要加強公民的憲法權利，要創造民主和法律的合理關係。法律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民主必須依靠法律。」
我們從這段話，回想趙紫陽在「六四悲劇」前主張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再回想他所說的「一個市場經濟，一個民主政治，缺一不可」。只要回顧趙紫陽的經歷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從一個追求解救民族災難、民生疾苦的共產黨人，歷經苦難之後，已經清醒、理性地走在自由民主主義的大道上，並用他力所能及的方式推動著中國的進步。
「六四悲劇」十五年多了。趙紫陽從「六四」後不到七十歲被囚禁，已快過八十五歲生日了。十五年多來，他從一個中共總書記被非法囚禁至今，雖然失去了一切自由，雖然不能親近最想親近的人民和土地，可是他始終堅持自己正確的理念，寧為玉碎也不屈膝強權，他的正氣、風骨和道德勇氣必將永留青史。
車爾尼雪夫斯基說過「歷史不是任人彫刻的大理石。」在網路資訊如此發達的今天更是如此。任何想篡改歷史的人早晚會被人民唾棄，而像趙紫陽則會被人民公認為二十世紀中國的人民英雄！趙紫陽實踐了大乘佛教「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願。他的風骨必會啟迪在「煉獄」中掙扎的人們。
謹以此文，恭賀趙紫陽八秩晉五壽誕！
2004年10月15日
於紐約石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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