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個冬天，伴隨著我成長的前十多年一直像冬天一樣寒冷。因為父親被戴上「右派嫌疑」的帽子，我們一家全部受牽連而遭了殃。舉個例子，鄧小平上臺開始改革開放後，我也進入中學。一天母親拿出一份我在幼兒園時的學期總結政治評語，除了一套革命語錄之外，幼兒園老師給我的評語是「得過且過，笑的太多」。我很不解，就問我母親，「幼兒園才5~6歲的小孩，哭才惹人煩，我笑得多也是過錯嗎？」母親說，「你忘啦？你是右派嫌疑的兒子，你在被罰站時還能笑，被強迫把新椅子換給革命幹部的孩子時，你還能笑出來，那些革命老師認為你是跟她們作對。」原來如此，我才五歲就在幼兒園被「專政」了，理由是我父親僅僅被懷疑是「右派」。
母親又說，「你能在幼兒園用笑來表示反抗，而在小學時，你經常被罰寫檢查，還要把檢查貼在全校的報欄裡，原因也是因為你父親，還有我們的出生不好，但是你也過來了。現在你進中學了，應該懂事了。」母親看看我的反應，轉入正題，「你們英語老師今天來家訪，說你人很聰明，但是太不用功，英語單詞背得太少。」
我仍然不以為然的樣子，小時候被弄堂裡小朋友欺負，在小學被老師欺負的往事早就忘記了，現在「四人幫」也粉碎了，我當然玩的很高興，哪裡還想讀英語。但是這份陳年老舊的幼兒園的政治評語卻又勾起了心中的隱痛，於是我問，「媽媽，為什麼爸爸是右派嫌疑？」母親說我太小還不懂，以後會告訴我們兄弟，但是要我一定學好英語，以後出國，永遠別回來了。也許十幾歲的我已經開始有記性了，以後每次上到英語課，我就會想起那張政治評語，想起以笑代哭的日子，從而強迫自己學好英語，學好英語。
但是我上完大學卻仍然無法出國，因為我們家太窮了，交不出三萬元人民幣的「培養費」。父母親辛苦工作30多年，拿的是50多元一個月的工資，所有的「剩餘價值」早給黨拿去了，這教育培養費不早就交給國家了嗎？哪裡還拿得出像天文數字一樣的三萬元呢！
於是我只能先開始工作，第一年實習工資每月62.5元，第二年轉正後拿86元一個月，另外還有50元獎金。就這樣干了五年，我把所有工資都交給父母，一共存了三千多元。共產黨就像榨取我父母一樣，開始榨取我的「剩餘價值」。後來遇到了一位嫻惠的女孩，她不嫌棄我們家的貧窮，我們結婚了。雖然服務國家了五年可以不用交「培養費」了，但是家庭圈住了出國的心。
一晃又過去了五年，在工作和業務來往中，我實在看透了社會的黑暗，厭惡共產黨領導幹部那種台上講話一付官腔、宴席歌廳一付流氓腔的兩付面孔的人格，也為了呀呀學語的女兒有一個純潔的成長環境，我終於下定決心出國。苦苦複習了一年多英語後，終於來到了美國。而在美國奮鬥的壓力下，我只想忘記痛苦的過去，直到接到父親將去世的消息，我才突然又想起了那些被歧視、批判的往事。
兄長在辦喪事買墓地時不時打越洋電話來商量，電話裡也沒有提到任何「秘密」，我以為老父親可能有什麼值錢的古董給了兄長，而我對錢財看的很輕，所以也沒有主動問那個秘密是什麼。一直等到兄長處理完了喪事回到美國，他才很嚴肅地在電話裡對我說，「爸爸告訴了我一個家族的秘密。」
事情從我的爺爺說起。我從沒有見過爺爺，連照片也沒有一張。我一直聽大人說他抽鴉片把原本富有的家給敗了，所以也沒有什麼念頭想見見爺爺。兄長說，父親臨終講的家族秘密裡，爺爺不抽鴉片，他是一個讀過私塾會寫些文字的書生。家裡有很多地，因為書生不會種地，所以大多數都給了同村的親戚去種，也不收租。自己家也沒有幫佣，父親種些自己吃的，姑媽做些家務，生活比較清貧，但是也過得去。老實八交的農民嘛，傳統裡就是要「知恩圖報」的。那些拿了地去種的親戚，平時不交租，過年時多少也會送些糕點或白米來，爺爺也就很高興了。
爺爺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當時我大伯參加共產黨「革命戰爭」，已經是幹部了；叔叔也參軍是解放軍戰士了；只有我父親一個兒子和我姑媽一個女兒在家。我的姑媽是讀書人家的女兒，平時不下地，自然長的清秀水靈些。但是沒想到災難很快就降臨了。村裡來了「土改」部隊，一個共產黨幹部領導，還有一隊士兵。
土改幹部在河北老家是有原配妻子的，但是見到我姑媽後，就起了喜新厭舊之心。父親說，一天那個幹部帶著一個兵就到我們家來了，一開口就要娶我姑媽。這些外來的土改幹部到村裡沒幾天就殺了不少人。因為江南水鄉土地肥沃，只要肯吃苦的農民，多少都能自己買些地，成了自耕農，還自己蓋起房子。土改幹部不分青紅皂白，也不聽你解釋這地是自己吃苦省出來的，土地多些的就槍斃，冤殺了很多有地的「中農」。我爺爺讀過書，也在外遊歷過，當然就看不慣那種土匪作風了。一聽說那幹部要休了老妻來娶他的女兒，爺爺就把來人罵了一通。那個幹部氣哼哼走了。
第二天一清早，一個平時不常來往的本村親戚，他也種我們家的地，突然來敲門。父親去開的門，來人說種了你們家的地，平時沒有送些東西來，今天送上半袋糠，算是表表心意，放下糠轉身就走。如果送來一袋大米，父親一定會請爺爺出來謝謝人家，但是面對半袋餵雞餵豬的糠，這不是暗著罵人嗎，加上來人走得也匆忙，所以父親也沒有留客。
父親剛轉身，(農村一般大門都開著)，那個土改幹部帶著一隊兵就出現了。士兵把宅子團團包圍，幹部帶著三個兵衝進來，指著剛放在門邊的半袋糠說，「你們收租，是地主。抓起來。」於是爺爺就這樣稀裡糊塗被幾個士兵架起來拖到村中的晒谷場。那個幹部當眾宣布爺爺是地主，在土改中還敢頂風收租，剝削壓榨貧農，立即槍斃。不等旁人說一句話，一聲槍響，爺爺就死了。
父親看出來這是那個共產黨領導幹部的的栽贓嫁禍陰謀，他氣不過，對那幹部說，我去部隊找大哥回來報仇。那幹部沒想到一個農村人的兒子居然在共產黨軍隊是個比他級別還高的幹部，頓時氣焰就下去了，要娶新媳婦的念頭也嚇跑了。趁他慌作一團時，父親回家包了幾件衣服就立刻逃離家去找大伯了。但是沒想到，父親在路上時，那個幹部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一個毒計已經出籠。當我父親終於找到大伯時，大伯已經被軍隊隔離調查，因為那個幹部已經倒打一耙，通知部隊說大伯和叔叔都是隱瞞地主身份，混入革命隊伍的剝削階級，而且謊稱老「惡霸地主」是被貧農鬥爭死，要防止其子女做出反黨反革命的行動。
調查的結果是黨的秘密，大伯永遠也看不到自己的檔案評語。但是他被釋放了。不過這「剝削階級嫌疑」就正式進入了我們家族每一個人的檔案。曾祖母先是承受不住冤情憋在心裏而瘋了，她很快就去世了；姑媽留在農村帶著一個不好的家庭成份，最終只能嫁一個最窮最貧農最「紅」的人才得以生存；大伯提前復員到了地方，一直得不到信任和提拔；叔叔復員後，年紀輕輕就生病死了。父親到上海一個遠親開的工廠做學徒，沒幾年，那個工廠也被「社會主義公有」了。父親，甚至我母親和我們兄弟以及我大伯叔叔家庭，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都成了異類，時時受到「特別關照」。
父親把這個秘密藏在心裏，經歷了一次又一次運動，怕我們兄弟年輕氣盛，一不留神說出「攻擊共產黨領導」的話，招來殺身之禍。父母只是一直鼓勵我們出國，不要再留戀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知道自己將走，父親才如此匆忙把兒子招回去講出這番秘密，而且關照兄長決不要在中國談論此事。他也沒有說這個幹部的名字，可能是父親不知道這個幹部的名字，或者他還在某個官位上，或者父親已經虛弱得無法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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