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的個性與個性政治：什麼才是最致命的？

】《南方週末》做了這樣一期報導，頌揚「個性施政」的（詳見附文）。儘管是在陳述客觀事實，作者的筆調裡仍然掩飾不住對個性化的政治家的讚美與嚮往。也的確，那種面容板正又一本正經的政治職員是不討大眾喜歡，這不僅僅是審美快感上的，而是在更多的人的心中，是出於對官僚化的行政機制的懷疑，是出於對道貌岸然的外相與其後齷齪卑劣的行徑－－這種嚴重不和諧－－的厭惡。無個性的政治家遮蔽了政治的醜惡，從而阻止大眾認清事件的真相，它在損害大眾利益的同時，也損害了大眾的尊嚴－－這種近乎粗暴的邏輯，才是最致命的。

有個性的政治家的出現，還原了大眾期待之中的政治景象。某個領袖的個性可以使死板的行政過程靈動活潑起來，消除了大眾的疑慮和恐懼，也拉近了大眾與所謂的真相的距離。而於另一面，政治家的個性，也點燃了大眾心中潛藏著的幽暗念頭，這便是一種普及於人心的道德崇拜。我們只聽說人們崇拜那些明星與政治人物，卻從未聽過誰要崇拜法律裡的某條規則－－不得不這樣承認，崇拜這種原始心理，不是技術改造和啟蒙所能祛除的；而崇拜心結的同源性（人只可能崇拜同類，而非其他，神靈也必須以人的形象現身），更成了一條難以違抗的定律，不容我們忽略。

記得那篇新聞報導一味地強調政治家的個性所帶來的現實效益，因為一種權力施行的人情化，而衍生出經濟與人際的果子－－這難道就是我們去肯定「個性施政」的最大理由？以成效來判定手段的是否可取，這種功利主義的論證方式恐怕很難為人們所認可，它不是足夠宏大，而過於講究時機。幾乎沒有人會否認，政治家的個性所帶來的害處，可能遠遠超過相關的收益。比較起來，人們還是選擇讓「合法性」高於「個性」。不憚以最壞的意圖來揣測最好的人，這才是「法治」的根本要義。

依照約定俗成的理念，我們都勢必要同意這樣的看法：政治家的個性的發揮，必須以不能打破法定的規則為前提；我們可以不要預期的利益，也不容許規範治理出現疏漏。如此說來，有個性的政治家是不會受歡迎的，馬克斯．韋伯早就痛切地提醒後人：「對一個政治家的個性的毫無節制的景仰，竟然使一個驕傲的民族如此毫無保留地犧牲了它自己的客觀信念。」同時，也沒有多少政治家主動願意展現自己的個性，畢竟，這裡的風險不是他們的肉身所能承擔的。也正是基於這種繁複的考慮，現代的行政體制才具備著堅硬的合理性。

但我們必須注意到，這種行政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特點，並不能取悅於大眾的政治審美樂趣。他們仍然要找尋適合他們口味的道德偶像，他們仍然願意為政治家的個性化而歡欣鼓舞。這便構成了我們所面對的矛盾：一方面，現代的政治規則是壓抑個性的；另一方面，政治的合法性是由民意所賦予，而大眾又期盼著有個性的行政人物－－這並非源於對「個性施政」的利益渴望，而是源於他們的心理訴求。這是現代人所無法逃避的矛盾。置身於衝突的漩渦裡，任何一種選擇都不能算上錯誤。

是否存在著化解之道呢？我們可以把目光向深層推進。既然個性化是符合人情的，那麼不妨由打造政治家的個性而飛躍成建構政治的個性。政治家的個性可能會打亂行政的規則，從而受到制度的否決；而「個性政治」卻是規則內的政治，是被塗抹上合法性的色彩的。而大致說來，「個性政治」首先是一種公民政治，因參與度高而熱情橫生；它該是一種寬容的政治，因心胸廣闊而富有生命力；它該是一種世俗化的政治，這樣才能消解掉人們的恐懼心理；它該是一種有尊嚴的政治，惟有如此，才能得到人們的尊重，而不如既往那樣，將它視為人性的染缸或惡的深淵。也惟有在以上的意義上，政治家的個性才能取得法律與民心的雙重支持。

可在很多時候，「個性政治」，或者說賦予政治以「個性化」與「人性化」，都很容易流變成一種虛幻的口號，甚至成為了陰謀家施展抱負的工具。這不僅僅是操作上的問題，更是觀念上的癥結。審視我們的歷史書寫，政治總是被繪製上了一幅猙獰的面孔，它被懸置在只可仰視的真空，距離平易的人性是日漸遙遠。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沾染上了政治冷漠症狀，不會被認為是一種可怕的疾病，在他們的眼神掃視下，莫談國事是最慣常不過的生活方式。為什麼要去非議時政呢？那只可能增加心中累積的牢騷。不如歸去，問風月或鬼神，以慰藉無邊的寂寥。

建立「個性政治」，所可能遭遇的最大阻障，是在對陳舊的政治觀念的消解上。當然，不是呼籲所有人都去熱心參與，那總有些強迫的嫌疑；而是試圖還原政治的相貌，還原它在廣場上的－－而非陰森的宮殿裡－－平民身位；這裡也不是在召喚直接民主，而是將政治生活化，或者，將生活政治化。我們總不該欺騙自己，置身於政治的漩渦，而惘然以為是避世的寧靜桃花源。再刻薄一點，似乎便可以說，不曉得政治的真相，便不可能做一個心智成熟的人。殘缺作為一種審美的標準，不管是否是病態的，可確實是近代以後的事情了－－而從古代到現代，正是政治衰落的路程。

「在政治衰落的年代學習政治，自有一股悲情。政治不僅是經邦治國之道，也相關安身立命之本。」一位熱心於政治學的青年如是說。讀到這樣的話，總是有一種莫名的辛酸浮生，但還不至於無語凝噎。可無奈的是，我們又必然遇到這樣的悖論，「個性政治」的建構，與政治觀念的還原－－這一艱難的事業所可能依賴的，卻是一位偉大的、有個性的政治家的出現，以及數代熱愛政治的人們的默默推動。將未來與希望冀望於某個人身上，是很危險的舉措。只是這事關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許值得我們冒這個天大的風險。（文/羽戈，天涯）
　　

【背景文章】聚焦我國官員個性施政
　　在人們的印象中，中國的官員從未像今天這樣，各出奇招，給人以鮮明的印象。
　　他們曾經表情嚴肅，如今他們中的一部分已經能在聚光燈下談笑自若，滔滔不絕。他們曾經中規中矩，如今他們中的一部分不但主動表現，而且個性突出。
　　曾經，最大限度地與他人保持共性，是官員們普遍的行為準則；如今，避免言語乏味、讓別人記住自己的獨特形象，方顯過人之處。
　　他們在公共形象和施政行為上的個性表現，再也難以「一言以蔽之」。
　　從言詞、形象，到舉措、思路－－一部分官員，正慢慢地從過去的極力突出共性，走向表現個性，力圖推動工作，取得成效。
　　形象一新的官員們
　　有媒體將王岐山評論為「最受關注的中國新生代政治家之一」。他有一句值得玩味的話廣為流傳：「應當允許官員們說錯話。」
　　2003年5月的「危城」北京，王岐山到公園與晨練的老人們懇談，他通過媒體對公眾說：「大家說說，還有什麼要提醒我們的？」在SARS最為緊急的時候，他「甚至希望辦公室有一部直播電視，讓老百姓天天看到」。
　　而薄熙來施政舉措與其「高大俊朗」的外形、「文雅風趣」的談吐、「從不拖泥帶水」的辦事作風成為百姓津津樂道的內容。在薄熙來身上，施政個性與公眾形象聯繫得如此緊密，他曾得到這樣一句評價：「因為薄熙來擅長與媒體溝通，很容易成為一個符號性人物。」
　　成都也很少像今天這樣顯露出個性。現任市委書記李春城，力主在公務活動中全面使用普通話；提議領導幹部之間不以職務相稱；他大力改造舊城，大張旗鼓地引來Intel公司，被媒體概括為「成都新夢想」；他主政期間，成都請來張藝謀的製作班底，開製作城市形象宣傳片的先河，張藝謀用這樣一句話收尾：「成都，一個來了就不想離開的城市。」
　　李春城是一個喜歡和記者交往的官員。當地一位記者說，他有時會招呼記者們一起出去吃夜宵，自己不帶任何隨行人員。
　　「笑瞇瞇」的李憲生，是又一位以個人公眾形象將視線引向主政地的封疆大吏。兩會期間「武漢在哪裡」的發問，分寸得當又獨具特色，刷新了地方大員的表達方式。很快，針對「中部塌陷」的具體應對，「新武漢觀」成為他施政觀點的集成。2003年除夕，他特意與10名出租車司機共進晚餐。「平民市長」的出身、歷史學博士學位、數十年武漢淵源，所有這些定位特徵組合在一起，一個媒體的焦點就此誕生。
　　「花崗岩下面咋長得出大樹？」
　　個性的嶄露，此前在最高層已漸有體現。
　　1979年鄧小平訪美。在西蒙頓小鎮觀看牛仔競技表演，他頭戴牛仔帽向美國人揮手致意。當時有美國報紙評論：鄧小平真誠親吻美國兒童的場面，恐怕會讓美國不少政治家重新學會如何親吻孩子。
　　1999年朱鎔基訪美。他給記者們講故事：「洛杉磯市長夫人曾問我如何慶祝今年的50週年(國慶)，我回答說，中國將展出中國製造的最現代化武器，而不是從美國偷來的。市長夫人聽後馬上建議說，你們最好在武器上標明『中國製造』。」一席話令克林頓總統也捧腹大笑。
　　領導人的這些個性，融入了當今世界政壇的風尚。
　　「溫良恭儉讓」的低調姿態，在公開場合盡力迴避個性色彩的謹慎作風，曾經讓官員這個群體顯得千人一面。這種政治作風不僅源於我國的幹部任免機制，也帶有一定的儒家政治傳統色彩。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說：「被動的施政形態正在開始向一種主動的施政形態轉變。」
　　剖析此中緣由，社科院學者黨國英指出兩點：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權力下放，地方政府權力擴大，此其一；民間權力在擴張，向大社會小政府的方向漸進，此其二。前者使得各級官員表現自我有了底氣，後者則使得官員們需要贏得公眾支持。黨國英說：「越到基層這兩個特點就越突出。」
　　今天的各顯神通，是幹部工作環境進一步寬鬆的結果。毛壽龍說：「我們的環境，已經開始可以容納一些有個性的官員。這是好的現象。」一位基層官員的說法更為形象：「花崗岩下面咋能長得出大樹？」
　　在江蘇省宿遷市，市委書記仇和的一位下屬說：「我們覺得書記是個明星，我們這些人就是追星的。」
　　「一把手」們從來不缺權力空間，卻一度欠缺個性施政的真實表現。今天，這種場面正被一些「大膽」的官員慢慢突破。
　　於是，一邊是鐵面一邊是「青天」的仇和可以被思辨；說一不二令下屬膽戰心驚的呂日周可以被接受；於是，李春城可以在「李拆城」和「成都新夢想」這兩個名號之間，堅持自己的主政思路。
　　警惕「走偏」的個性表現
　　官員個性風格的顯現，符合民主政治和公眾需求。在如今發展是第一要務的中國，這樣的施政作風也有利於拋棄陳規舊習，尋求耳目一新而又上下滿意的改革之路。
　　對於任何一個政治體系而言，對「政績」的注重是極為自然的。不同的時期，「政績」有著不同的主題。中國官員面臨的訴求，經歷了從政治到經濟、從地方綜合發展再到建設政治文明的一個循環式上升。
　　隨著十六大提出「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這些主題，也就將對地方官員的訴求，提升到了一種整體性的、全局性的綜合發展能力上來。它要求「一把手」們真正瞭解自己的主政地、兼顧各方面因素，以最後的發展實效為評價標準，從而推動各地的發展。
　　與此同時，在大多數官員的個性表現受到讚賞時，一些急功近利、勞民傷財、只為升遷的「做秀」需要警惕。
　　「經營城市」理念被肯定之後，跟著便是一擁而上的「寬馬路、大廣場」；在開放格局一步步確立的過程中，招商引資的指標被作為硬任務下達到各級部門、甚至學校。每一個時代，都有最核心的「關鍵詞」懸在中國官員的頭頂，決定著他們的施政要點。在江西省全南縣，曾有一位環保局長因未完成招商引資任務被撤職、降職使用。此舉引起輿論界非議。它正是一個「走偏」個案。
　　而今，「建設政治文明」的中央精神和社會呼聲疊合在一起，使得一些官員在爭取「政績表現」上出現了新動作。
　　除了廣場、馬路、大工程等「硬體」，他們越來越重視在「軟體」方面表現出作為，這些「軟體」包括安全限度內的政改，以及對部屬官員的整肅。此類舉措既贏得民心，也受上級關注，同時風險也較小。
　　有媒體報導，近段時間以來，一些地方推出了一些反腐創新之舉。
　　今年春節，臨汾市的許多幹部都收到一條手機簡訊：「珍惜權力，遠離腐敗，拒絕誘惑，呵護職務，預防職務犯罪，維護公共權利……」臨汾市反貪局分6次共發出100萬條反腐簡訊。同樣的「反腐舉措」出現在其它一些省份。其中比較著名的一條簡訊是：「口渴時覺得能喝下整個大海，這叫貪念……」
　　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反腐撲克」。這套撲克的紅桃K畫面是這樣的：一個男人躺在沙灘上，身上只蓋了一條毛巾，而在他的頭頂上，是個女人用裙子為他遮陽。意在影射「性賄賂」現象。52種職務犯罪的罪名、特點被配上漫畫，印在撲克牌上。
　　此外還有反腐臺曆、電視述廉等。中央黨校的謝春濤教授對於這些反腐新舉措的出發點給予了肯定，但他對它們的效果表示質疑。
　　還有，孩子監督父母，妻子監督丈夫，越來越新奇的「招式」頻頻登臺，各種追求「出位」表現的措施令人難以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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