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羅瑞卿秘書回憶：文革中我怎樣離開公安部的

　　晴天霹靂

　　1965年的春天，帶來一片晴朗和喜悅。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全國人民經過兩年多奮鬥，從三年困難陰影中走出來。農業兩年豐收，經濟經過調整，市場開始復甦，生活有所改善。人們心情開朗，充滿了希望。青海省形勢也有明顯好轉，克服了歷年靠國家調撥糧食的局面，第一次實現了糧食自給，畜牧業得到恢復，全省農牧民日子好過了。青海省委工作受到人民的稱讚和中央的表揚。我也受到了有關方面的重視。當時我在青海省委擔任省委常委、秘書長，兼省委政法領導小組組長。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報中央批准，調我到西北局任辦公廳主任。青海省委要挽留我任西寧市委書記。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認為我是公安部借調去青海工作的，應該仍回公安部。正好我有病，在上海醫院治療，工作何去何從，只得待病治好了再定。

　　當時我患的是浮腫病。 1961年春季隨周恩來、謝富治在河北省邯鄲地區做農村調查。我在成安公社小堤西大隊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正趕上三年災難中最嚴重時刻，在農村一個月，就得了浮腫病。周恩來在伯延公社，謝富治在成安公社，同樣過著極其艱苦的生活。有一次匯報會後午餐，炒了一小盤雞蛋。周恩來用刀劃成四份，周與鄧穎超、謝富治和我各分一小片，此情此景，留下深刻印象。此行雖苦，但是通過農民群眾無記名投票要求解散公共食堂，受到毛澤東的重視與肯定。我與大家同感不虛此行。調查結束，我到了青海，常在農村、牧區蹲點，顧不上治療休息，浮腫，特別是下肢腫得更厲害，神經功能和代謝功能紊亂。經領導安排，在上海廣慈醫院請專家鄺安昆教授治療。這一段，我日子過得很平靜。

　　在一片晴朗和喜悅中，天邊逐漸升起烏雲。在1962年夏季，中央「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突然大講階級鬥爭，提到很高的高度，這往往是發動黨內鬥爭的信號，卻被人們所忽略。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討論起草農村「四清」文件，毛澤東公開表示對劉少奇的不滿，引起了劉瀾濤等人為毛劉關係的憂心，而劉少奇仍未引起警覺。這個期間，林彪、江青暗地裡聲東擊西，興風作浪，直到1965年11月，江青組織姚文元拋出一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使烏雲更加密佈，終於在「上海會議」上爆發出晴天霹靂。

　　1965年11月26日，羅瑞卿到上海陪同毛澤東接見外賓，他的秘書來看過我，不久羅即離開上海去雲南省考察。12月6日，謝富治也到了上海，我去看他，問他開什麼會？他說清晨周總理通知他一起到上海，毛主席要召開醒牖嵋椋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短网址: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本站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

【誠徵榮譽會員】溪流能夠匯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愛。我們向全球華人誠意徵集萬名榮譽會員：每位榮譽會員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訂閱費用，成為《看中國》網站的榮譽會員，就可以助力我們突破審查與封鎖，向至少10000位中國大陸同胞奉上獨立真實的關鍵資訊， 在危難時刻向他們發出預警，救他們於大瘟疫與其它社會危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