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吳葆璋。我做了40多年的記者工作，二十多年是在新華社做記者，十幾年是在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做記者，所以我可以說呢，我見識了兩個世界、兩種制度，今天想借這個機會向朋友們講一講圍繞共產黨這個問題我的一些觀察和思考。
大紀元出色地完成了一個歷史任務
我在做記者生涯裡邊，很長時間我就考慮這樣一個問題，人們可以對國民黨說三道四，人們可以對民進黨品頭評足，人們也可以對民主黨，香港的、流亡海外的中國民主黨論長道短，那麼為什麼不能夠評論一下共產黨呢？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前一陣子在報紙上看到他們在偉大光榮正確之外又加了一個東西，說它是執政黨。我和我的法國同事，記者同事看了以後覺得很有趣。為什麼呢？因為在我們看來執政黨是跟在野黨、反對黨相對而言的。所以看了之後覺得它可能不自覺的承認了中國是一個多黨的現實。這個現實是絕對存在的，就是在中國人的世界裡頭絕對不是一個黨，但是在中國大陸是一黨專政的，只不過共產黨它不承認其它的政黨就是了。
共產黨它跟其它政黨不同的是它是有廣泛的國際背景的政黨，大家都知道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第三國際這樣的東西，所以它不是一個簡單的一國現象，它是一個國際上的現象，所以這尤其需要我們來重視。
我記得大概在99年、98年的時候，法國出了一本書叫《共產主義黑皮書》。在這本書裡面就談到了所謂的這個共產主義，在歐洲發源的這個意識形態在歐洲以外實踐的結果。其中也談到了中國的共產黨，我看了以後我覺得寫的很好，但是中國這部分寫得單薄了一點。我一直就想，為什麼我們可以評論這個黨那個黨，為什麼不可以評論一下共產黨？而且特別是外國人都已經開始總結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上的實踐，為什麼沒有中國人來做這件事呢？就像我跟《大紀元》他們說的，我認為這是思想史上的一個空白。
很遺憾，這件事呢本來應該由中國國民黨來完成，因為中國國民黨有和中國共產黨週旋一百年的歷史；這件事本來應該由民主進步黨來完成，因為民主進步黨從它誕生起就處於中國共產黨的文攻武嚇之下；或者由流亡海外的民主黨或其它的這些政黨來完成，但是都沒有能完成。當然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是我想他們並不是不願意做這樣的一件事情，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各種歷史原因他們沒有做成這件事情。那麼現在這件事情呢由《大紀元》旗下的一個寫作班子完成了，而且出色的完成了這麼一個歷史任務。
我從一開始就注意到這九評的文章，我仔細地看了。我認為這不是初級的反共主義，而是擺事實、講道理、仔細地剖析共產黨的本質。這麼全面地分析共產黨我覺得確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這裡面不僅有很大的道德勇氣，而且有很艱辛的勞動，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把這件事情做成的。
趙紫陽最難能可貴之處：就是正好向一百多年前的《共產黨宣言》說了不！
「九評」的發表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我想借《大紀元》搭的這個平臺說這樣一句話：我希望共產黨內的有識之士不要再續寫中國歷代帝王不斷地在寫著的好人受屈的歷史。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趙紫陽先生。 我在一次接受採訪中說：「如果你不懂得什麼叫共產黨，你仔細琢磨琢磨趙紫陽先生你就明白了。」
趙紫陽先生的悲劇是必然的。他當時的局面是孤掌難鳴。在他的前面不像蘇共那樣有一個赫魯曉夫給他鋪路；當鄧小平發動軍事政變的時候，他身邊也沒有一個像葉立欽那樣的人物，敢於跳上坦克說不的人。所以在那樣的情況下很難不被人給打倒。而且他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他沒有可能也不可能有和鄧小平攤牌的實力，所以他的悲劇是必然的。
但是趙紫陽最難能可貴之處是，他和其他的很多共產黨人一樣，經過了好幾十年他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搞經濟不要搞計畫，要搞市場；私有制不能夠消滅，要發展它、鼓勵它。好像現在不少的領導都明白了，趙紫陽應該說是先驅，但是他到此並不為止，他的晚年之所以不同意中共的六四鎮壓，他有他的政治理念。他達到了一個什麼高度呢？他的氣功師宗鳳鳴的書中寫到，他曾經跟趙紫陽談過，趙紫陽的說法是：「現在看來不放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理論，根本談不到民主法制的建設。」就是說他認為在治國這個問題上不能搞獨裁，要搞民主，要往民主化的道路上走。為此要廢除無產階級專政。在這兩點上他達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高度呢？就是正好向一百多年前的《共產黨宣言》說了不！《共產黨宣言》的核心部分是兩大塊：消滅私有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現在我回過頭來看趙紫陽所達到的思想高度正是完全達到了與《共產黨宣言》相反的高度。這是難能可貴的。所以我覺得他還超過了戈爾巴喬夫，而且到死並不悔啊！我覺得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有什麼罪呢？他只是說了你不要殺人，就為此被軟禁了15年。共產黨的做法很簡單，實際上就是要把你關死，相當狠毒的一手，沒有法制可言。
所以在宰涎糲壬(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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