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正: 一元與五角

這位仁兄，他也欠了我朋友一塊錢，當我朋友向他要錢時，他也說沒錢。我那位朋友，堅持要他還一塊錢；這位仁兄，最後只同意先還五毛錢，我朋友勉強接受了。至今他還欠我朋友五毛錢。

這個故事，給我一個教訓，討債時，要一塊可能會得到五毛，要五毛，可能只會得到兩毛五。同理可證，在一個專制政權之下，如果人民要求絕對的民主，那麼有可能得到漸進式的民主；如果人民要求漸進式的改革，那麼有可能得到老牛拖車或毛毛雨式的改革。

前者如蘇聯，蘇聯的知識份子，基本上的立場，是徹底否定共產主義的，因此俄羅斯可以在1991年時，開始實行民主。後者如中國，中國的知識份子，基本上的立場，是要求漸進式的民主，即使1989年中國發生大規模的民主運動，至今仍然沒有實質的民主，中國人民，只能得到老牛拖車與毛毛雨式的社會改革。

雖然俄羅斯已經實行了民主憲政，但是他們距離現代的民主，還差得甚遠。例如，俄羅斯鎮壓車臣的獨立運動、壓制人民的言論自由、經常有侵犯人權的行為。至今歐美各國，仍然經常指責俄羅斯的民主，他們認為俄羅斯的民主，仍然不完全。

為什麼俄羅斯的民主，走得像老牛拖車一樣？非常簡單，俄羅斯強調民族主義，即所謂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類似於中國的大中國沙文主義（或稱大漢沙文主義）。然而，民族主義的背後，經常是擁護專制政權與違反人權的意識；這種意識，絕對會拖垮或影響民主憲政的進程，俄羅斯深受其害。

為什麼俄羅斯的民主，會比西方許多國家，走得緩慢呢？原因在於，前蘇聯的知識份子，雖然在意識上，徹底否定共產黨；但是卻支持民族主義，甚至並不認同於西方式的民主價值與體制，著名的索忍尼辛，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俄羅斯公共知識份子，無法放棄民族主義，而其民主水平，又十分有限，因此俄羅斯的民主，才會有今天諸多不可避免的缺點。

一個國家公共知識份子的信仰與民主水平，絕對會影響這個國家的民主進程。從這個觀點分析，我十分擔心，中國後共產時代的民主憲政。茲列出我的觀點如下：

一、中國公共知識份子，普遍缺乏徹底否定共產黨的意識

中國公共知識份子，比較傾向於體制內的改革，即使中共大崩潰之後，中國也可能採行漸進式的民主。這種思想，或許因為中國人，長期受到中國中庸思想的影響，中國人不習慣於採取立場鮮明的對抗意識，喜歡相忍為讓與和稀泥的人際方式。

我認為，在民主與人權的立場上，人類絕對不可以有模糊的態度，否則人類絕對無法獲得真正的民主與人權價值，最後只會得到假民主的結果，如蘇聯與臺灣式的民主。

如果比較一下，張志新（1930-1975）與林昭（彭令昭，1932-1968）兩人，可知他們都是受中共迫害而死的知識份子。然而，他們兩人所代表的反共意識與立場，絕然不同。

前者只是反對中共的政策，其本質是擁護共產黨，他至死仍然信仰共產主義，例如她臨死前，高喊「共產黨萬歲」。後者屬於反對共產黨理念，1957年時，她被打成右派，但是她拒不認罪，並且繼續批判共產黨；1960年，她以「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罪」被捕；1962年保外就醫，同年再次以反革命罪收監，被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殺。

中國的民主運動，應該以林昭的「反共理念」為座標，而不是以張志新的「反中共政策」為目標。如果中國公共知識份子，不能夠清楚區分其分野，那麼未來民主運動的方向，可能無法有效成功。

中國1百年來的民主政治，基本上是屬於張志新這種「政策式改革」的方式，並不是「民主理念或民主憲政制度的改革」，例如，保障人權理念、建立三權分立制度、實行軍隊國家化等。這些方式，都是中國民主運動的誤區，不可不慎！

二、中國公共知識份子，普遍接受大中國意識

中國公共知識份子，雖然反對與批判中共，但是在民族主義的召喚之下，經常與中共保持沉默的態度或同一的立場。例如，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在面對新疆、西藏、內蒙與臺灣獨立運動時，基本上與中共保持同樣的反對態度。

然而，民族主義經常具有反民主的本質；極端的民族主義，根本就是專制與反民主的代名詞。中國人為了保持大一統的國家形態，已經犧牲了一個世紀的民主憲政與人權，如果中國人再看不清楚這個問題，那麼中國人永遠無法實行民主憲政，也無法獲得一個充分保障人權的社會。

人類沒有必要，在一個花園裡，栽種同一種花；人類應該接受，在一個花園裡，可以有不同的花，而且相信，每一種花，都具有其獨特性與完美性。這種文化包容的意識，可以創造文化多元的價值；這種文化包容的意識，就是民主與自由的本質。

中國號稱擁有56個民族，如果56個民族，都能成立國家，那麼中國境內，將有56個國家。試想，56個國家，每一個國家，有不同的語言、文化、音樂、藝術、宗教等，那將是多麼輝煌與燦爛的文明？

中國每一個民族或地區，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與語言，如果仔細研究的話，他們的文化，絕不輸給漢族文化。我曾經以聲韻學，研究中國各地的語言，我發覺中國各地的語言，具有豐富的人文內涵與語言特質，任何一種地方的語言，其優美性，絕對不亞於漢語（普通話）。很不幸的，這些地區性的文明，在大漢沙文主義意識下，成為文明的小傳統，它們必須匍匐在漢族的文明大傳統之下，受盡各種壓迫與凌虐的痛苦，甚至接受漢文化，各種醜化與摧殘的壓力。

事實上，漢文化只是一種文化傳統，它並不代表一切，只不過它背後，有專制政權的保護罷了。這個專制政權，以各種文化謊言與暴力，不斷地壓迫各地區的文明。

從人類回歸人性與文明的本質而論，各民族應該將其文明，視為文明的大傳統；至於漢文明，屬於外來文明，其地位應該屬於文明的小傳統。人類文明的尊嚴與立場，豈能容許外來文明或外來政權，反客為主？

在中國大一統與專制文明之下，所有的民族與地區人民，都不能夠自己選擇區域的政府公職人員，反而必須接受中國中央任命官員。這些官員，來自於外地，它的本質屬於外來政權，因為他們存在的目的，在於確認區域的人民，能夠忠誠地擁護中央政府，並且將地區性的資源，按時向中央政府納貢；中央政府為了籠絡這些人，只好不斷地聽任他們貪污腐敗或行使各種不合理的特權。這就是中國專制文明，不公不義產生的主要原因。為什麼各地的民族與人民，不能夠自己成立國家，用自己的方式成立國家？

如果中國各民族與地區，都能夠依照民主憲政與人權的原則，成立國家，那麼各個國家，一定有不同的偉大氣象。例如，遼寧省可能成為類似德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黑龍江省可能成為類似沙烏地阿拉伯國富裕的國家；湖南省可能成為類似紐西蘭農業發達的國家；四川省可能成為類似芬蘭高度科技與富森林水源資源的國家等。

為什麼中國人民，不願意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國家呢？難道虛幻的大國神化，比有尊嚴、真實幸福與快樂的小國，更有價值嗎？

現代的歐洲，就是這個局面，為什麼歐洲能，而中國不能？中國人不用擔心，多元文化會造成文化的衝突。事實上，多元文化會激發人類文化的創造性，使人類文化產生更多新奇的價值。例如，中國的先秦時代與五四時代，都是在沒有大一統專制的壓迫下，所產生的文化創造力。中國人希望僵化的大一統國家，還是一個擁有多元價值燦爛的文明？

中國人不用恐懼，國家會四分五裂，應該多認識民主、自由、平等與人權的理念；然後以此理念，合理地在不同的地區，建立美麗幸福的國家。當每一個國家，都有類似於歐盟的民主與人權理念時，那麼在亞洲地區，便能夠建立類似歐盟的亞盟了；或者，中國地區內的各國，有似於美國的民主與人權理念時，那麼也可以成立類似於美國的中華聯邦。

聯邦與聯盟制，都具有許多相同的特徵。例如，都是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礎上；地區的領導人（公僕），都是由當地人民所選舉出來的，而不是由中央政權任命，如此他們較能熱愛當地的人民與土地，也可以避免大規模的貪污腐敗與特權橫行的弊端；使用同一貨幣、免簽證旅遊、使用相同憲法等，這些特徵，豈不是與同一國家類似？

未來的中國人，不論是選擇亞盟體制，或者是中華聯邦，都必須堅持民主、自由、平等與人權的理念，否則中國的民主憲政，便沒有意義了。唯有建立在民主、自由、平等與人權的國家，才能夠為人民建立幸福與快樂的社會，人活著才有尊嚴、價值與意義！

三、中國公共知識份子，普遍缺乏強烈的人權意識

中國公共知識份子，雖然經常批判中共，但是許多人，只是停留在反對中共的體制與政策，並不是從理念的層次，來反對中共各種反人權、反道德、反自然與反宇宙的意識。前者屬於反中共製度與器物文明的層次，後者屬於反中共理念的層次，兩者具有極大的差別。

如果公共知識份子，缺乏強烈的人權意識，那麼即使中共崩潰之後，中國實行民主憲政，也不可能成功。真正的民主憲政，是建立在絕對的人權基礎之上，例如，尊重人的尊嚴與價值、保障人民言論自由、尊重人民自決的權利、容許區域性人民獨立的權利、保障人民有顛覆政府的權力、保障人民有反政府或散佈不利政府的言論、容許人民有推翻政府的權力等。這些人民的權利，在美國的憲法之中，都有明確與合法的地位。

如果中國人，不能接受新疆、西藏、內蒙與臺灣的獨立，那麼就是否定人民自決的權利，也是違反人權的行為，這樣的人民，不配擁有民主憲政，因為這些都是反民主與自由的行為，都是任何一個民主國家，不應該犯的錯誤，否則人民如何能夠真正當家作主？

四、中國公共知識份子，普遍缺乏明確的統治者意識

在民主時代，人民是統治者，政府公職人員，只是服務人民的公僕，人民有權利隨時批評或推翻他們；此外，法律是人民統治公僕的工具，它是人民所制定的，它具有制約與限制政府公職人員權力的功能。

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對於當權者，經常是一種下對上的進諫或討好態度，徹底違反了民主時代，公共知識份子，應有的人格、尊嚴與批判立場，令人痛心疾首！

五、中國公共知識份子，普遍缺乏人道譴責的勇氣與人道干涉的行動

中國人受到專制文化的壓抑，已有2千多年的歷史。中國專制政權，經常會用極殘忍的手段，來壓迫或屠殺知識份子，他們絕對無法容忍，任何危害政權的反對意見。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已經習慣了與專制政權妥協的方式，即使像胡適這樣的人，為了維護個人的利益，例如，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職務，也會表現出與專制政權高度妥協與配合的行為。基本上，這種行為，是十分可恥的，也是公共知識份子極壞的榜樣。

中國公共知識份子，除了與專制政權妥協之外，還具有其它惡習，例如，明哲保身、見死不救、缺乏同情心、不敢與專制政權對抗等。這些惡習，造成了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學會了以沉默的方式，來保護自身的利益。這種行為，基本上是違反公共知識份子的道德良心，也違反一個人做人的道德底線，它是人類一種出賣自我良心的行為。

在不公不義的專制政權之下，如果公共知識份子，不能夠承擔社會的道德勇氣，以人道譴責與人道干涉的行動，來對抗專制政權，那麼這個社會，還有什麼希望可言？

六、以人道愛與正義的立場，建立中國未來的民主憲政

我堅信，未來的中國文明，必須建立在人道愛與正義的基礎上。在這個基礎上，保障民主、自由、平等與人權的價值，如此中國才能真正實行民主憲政，也才能建立具有人文關懷與人間道義的國家。

我希望中國公共知識份子，能夠放棄大中國意識，建立鮮明反共立場，信仰民主與人權的理念，如果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做不到，那麼中國的民主憲政，實在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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