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遊小姐的一個笑話

2005-03-23 02:11 作者: 林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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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歷史研究的著眼點從政權轉到人權上來

2003年底,隋唐史專家胡戟教授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交流中心作了一個報告,他提出「把歷史研究的著眼點從政權轉到人權上來。」他提出「把人民的滿意度作為檢驗一個政權好不好的標準。」

我認為胡戟先生這兩條原則提得很好。

過去幾十年歷史學的著眼點,主要是政權興替的歷史。政治學的著眼點,主要是爭奪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遊戲規則。因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因為「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其實,真正的歷史應該是人的權利和人的素質成長發展的歷史。

衡量一個政權、一種理論、政策好不好,過去也有一些權威的標準。譬如生產力標準,就是看一個政權是推動還是破壞生產力的發展,卻不問發展生產力是為了維護君權,維護國權、黨權還是維護民權。再如綜合國力標準,就是看一個政權是增強了還是消弱了綜合國力,而不問增強綜合國力,是為了爭奪地區霸權或世界霸權還是保障人權,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質量。還有實踐標準,檢驗一種思想、一種理論、政策是否正確,當然要靠實踐。但是,實踐的主體不同,例如:有一個政黨、一個政府、一個利益集團的實踐,又有全體人民的實踐;實踐的內容也不同,有維護黨權的實踐,有維護國權的實踐;有維護一部分人特權的實踐,又有維護人權實踐。只有以全體人民為主體,維護民權、民利為內容的實踐,才是我們所追求的實踐。因此,以人民的滿意度為標準來衡量一個政權、一種理論、一項政策的好壞,才是最根本的標準。

二、中國人的價值

一次出遊,導遊小姐講了一個笑話:中、美、日三國朋友在海上遭遇風暴,需要減輕輪船的負荷。美國人把貴重物品扔進大海,並且說:「美國有的是錢,扔掉這些物品不算什麼。」日本人把電腦、電視機、數碼相機把進大海,並且說:「日本有的是電子產品,扔掉這些東西不算什麼。」中國的上等人把幾個普通中國人扔進大海,並且說:「中國有的是人,扔掉這些人不算什麼。」這個笑話形象而又不免誇張地描述了中國人輕視人的價值、人的權利以至人的生命的劣性文化傳統和至今仍然存在的社會弊端。

我向兩位考古學者轉述導遊小組所講的笑話。考古學者向我提供了中國不重視人的價值的歷史證據。例如:就古代器物紋飾來說,在希臘羅馬文明中,人物數量最多也最精美;在伊斯蘭文明中,幾乎是清一色的植物紋和幾何變形文;中國文明介於二者之間,植物紋最多,動物紋次之,人物紋最少。就繪畫來說,中國的人物畫遠不如西洋人物畫精巧和有價值。

中國幾千年來的文明史,也可以說是戰爭史和殺戮史。孟子說的「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是記實而不是藝求的誇張。歷史學家葛劍雄的研究表明:中國歷史上的分裂時期遠遠超過統一時期,戰爭年代遠遠超過和平年代。戰亂必然伴隨著災荒和瘟疫,數以百萬、千萬計的中國人戰死、餓死、病死。以陝西地區為例,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有人口40萬-50萬。西漢末年,全國人口5000餘萬,陝西340萬。在三國、魏、晉、南北朝期間,陝西和河南成為各民族暴君爭奪地盤和角逐皇權的最大屠場,到公元529年的北魏時期,只留下20萬人口;元代有1312萬人,明初又降至40萬人。宋元話本常常引用當時的一句民謠:「寧作太平犬,不作亂離人。」當人的追求底線已經降到犬的時侯,那裡談得上人的價值、人的權利、人的尊嚴呢?

辛亥革命以後建立起來的共和國,不過是變了顏色的龍,換了招牌的中華帝國、中華官國;普通中國人仍然處於無價值、無權利的境地。正像當代詩人江嬰吟詠的「民國何曾民有國,九州自古一囚城。」「天翻地覆狂歡後,總把新奴換舊奴。」

在當代中國,毛澤東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寶貴的。」似乎很重視人的作用。但是,他重視的是人的什麼作用呢?毛澤東說:「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可見,他重視的只是人手,而不是人口,更不是人腦。人,除了有一雙能勞動能生產的手以外,還有一張口和一個腦袋。人的口有兩大功能,一是吃飯,二是講話。人的腦有一大功能,就是思想。人之異於禽獸者,就是能夠思想,並且能夠通過口講、手寫,把思想表達出來。只有解放了人的腦袋,解放了表達思想的口和手,人們才能創造性地出主意、發議論,創造性地進行生產和工作,創造性地進行科學研究和文學藝術創作。如果給人的腦袋戴上緊箍咒,給人的嘴巴貼上封條,給人的手腳戴上鐐銬,那是不可能發揮人的積極作用的。

所以,我們說尊重人的價值,人的權利,不是只講人手論,而是要講人口論、人腦論、人身論。要保障人身的生存權、安全權、發展權、醫療保健權。要保障人口的吃飯權和講話權,要保障人手的勞動權、工作權和休息娛樂之權,特別是要保障人腦的思想自由、表達自由、信仰自由。

現在,人們常說中國國情、中國特色,講得最多的國情和特色,就是人口眾多,居世界第一位。善於體察中國這個最大的國情,善於發揮其積極作用和避免其消極作用,就能促使中國走向民主、富強、繁榮,並為人類作出最大的貢獻。

除了堅持計畫生育和優生優育以外,首先要把不尊重人改變為尊重人,尊重每一個中國人的個人價值、個人權利、個人尊嚴,徹底解除對人腦、人口、人身的一切不合乎人性、不合乎國際公法、公約和中國憲法的禁錮與摧殘。

同時要全面提高人的素質:要普及義務教育以掃除文盲;普及公民教育以掃除不懂和不會維護公民權利的法盲;普及最必需的科學技術知識以掃除科盲;在三個普及、三個掃除的基礎上,發展衛生保健事業,發展高等教育、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和科學文化事業。現在,國家在教育保健和科學普及、科學研究方面投入太小,不如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而且商業化嚴重,不利於佔人口大多數的弱勢群體受教育、學科學和接受醫療保健,這是很大的失策。今後,應該爭取把教育、科學和醫療保健方面的國家投入提高到初步發達國家的水平,真正實現「科教興國」的國策。寧可少建一些豪華街道豪華商廈和豪華住宅等「面子工程」,也要把教育、保健和科學技術搞上去,追趕發達國家的水平。

總之,尊重中國人的價值,爭取和保障中國人在思想、言論、勞動、工作和人身方面的合法權利,全面提高中國人的素質,讓中國人都能手腦並用,手口並用地發揮其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中國人口眾多就不再是沈重的包袱,而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生產力,是維護世界和平、保護人類生態和政治、文化生存環境、促進人類共同發展進步的最強大的積極力量。

三、歷史文物有二重性

一切歷史資源,都有二重性:既有對後代啟迪、借鑒的作用和經濟、文化價值;又是妨礙後代創新進步的歷史包袱。

文物古蹟自然也有二重性。中國人以擁有萬里長城、秦始皇兵馬俑、明清故宮和300餘座帝王陵墓而引以自豪,因為這些文物古蹟,氣勢宏偉,工程浩大,工藝精湛,反映了古代中國人的文化水準;在現代和未來還是旅遊觀光的資源,能夠繼續創造物質和精神財富。可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歷代統治者剝奪和奴役人民,使人民付出巨大犧牲的見證。中國的奴隸們對萬里長城的情感和權勢者不一樣。他們創造了一個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淒美的故事。清朝有人在山海關孟姜女廟上題寫了一付對聯,上聯是「萬里長城筑怨」,「筑怨」二字,非常精闢,非常深刻!至於秦始皇陵墓及其兵馬俑,那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羸政和他的兒子秦二世胡亥,用嚴刑峻法驅趕70萬「刑徒」,做了十幾年慘絕人寰的苦役修建起來的,據說在秦始皇下葬以後,還有三萬多名妃嬪宮女和知道墓道秘密的工匠被活埋在陵墓之中。

總之,不論是萬里長城還是北京的明清故宮和南京的石頭城,西安的明城,不論是秦始皇陵、漢武帝陵、武則天陵或是明代的十三陵,這些文物古蹟中都安排過人肉的筵席,都拋灑過幾十萬、幾百萬奴隸們的鮮血和白骨,都飄蕩著幾百年、幾千年屈死的冤魂。

現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和旅遊出版物只講長城、故宮、帝王陵墓的偉大和輝煌而不講那些文物古蹟中凝結著專制暴君的殘酷和奴隸們的苦難。這不僅愧對魯迅,連正確記載和批判法西斯歷史的德國人和德國政府都不如,豈不悲哉!!

四、野蠻征服文明

歷史並不像庸俗進化論者的推理---直線前進,而是有進化、有退化、有返復的。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有許多次是以野蠻征服文明。第一次,就是秦始皇橫掃六國,統一中國。

在戰國末年,統一中國是必然趨勢,問題是由誰來統一中國。就當時文化的先進性來說,齊國和楚國有多元文化的態勢:儒、道、墨、名和溫和的法家乃至縱橫家、陰陽家,都有它們活動的空間,繼續進行百家爭鳴。齊國設稷下學宮,聚集各個學派講學、爭辯,異見選出,富有創造性和包容性。楚文化有自由精神,而且浪漫、華美,富有想像力。只有秦國實行法家一家的政治專制和文化專制。法家以耕戰立國,壓抑工商業和文化事業;鉗制思想,以吏為師,除了政府法令和耕戰、醫藥知識,沒有其他學問;以嚴刑峻法統治人民、獨創了籍沒、連坐、鑿顛(用金屬鑿腦殼)、抽筋、車裂(五馬分屍)、鼎烹(下油鍋)、磔(千刀萬剮)、滅三族等慘絕人寰的刑罰。總之,秦文化在當時是最為慘酷的反人道的文化。可是,秦國卻依靠都江堰和鄭國渠建成後關中和川西糧食產量成倍增長的經濟實力,和當時最鋒利的武器(如秦俑坑出現的鍍鉻的箭鏃),加上以人頭計功封賞的軍功令調動起來的殺人狂,離間六國各個擊退的「合縱之術」,用數十萬虎狼之師橫掃六國,以野蠻戰勝了齊、楚的文明。假如不是秦國,而是像屈原設計的齊楚聯盟統一了中國,中國的專制主義、奴隸主義、朦昧主義,也許不會像秦漢以後二千餘年那樣嚴重呢?

到了晉朝,沒有文化的遊牧民族--- 匈奴、鮮卑、羯、氐、羌,又以強大的騎兵征服了農業文明相當發達的西晉,長期佔領了北中國,而且使偏安於江南的東晉和宋、齊、梁、陳處於弱勢。北宋以後,文化落後的遼、金、元、清又先後征服了文化先進的北宋、南宋和明朝,一再地實現了野蠻征服文明。

為什麼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野蠻征服文明的現象?這是由於:在古代,政權的興替,決定於軍事力量的強弱;而落後民族,由於其生存環境的惡劣,「窮則思變」,改變生存環境的慾望能夠刺激他們侵略文明地區的蠻勇和鋌而走險的精神。

由此看來,經濟發展和文明程度的地區差異、民族差異和階層差異,都是對社會安定和文明發展的威脅。努力實現地區、民族、階層之間經濟、文化發展的相對平衡,盡量縮小它們之間的差距,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任務。更為重要的是:要反對和防止一切形式的暴力革命、暴力專政、暴力侵略,堅決制止國家和非國家的暴力恐怖活動傷害人類,破壞文明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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