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為什麼定下對歷史研究「宜粗不宜細」

爭鳴雜誌3月號發表李銳為《翻雲覆雨毛澤東》這本書寫的序言，號召研究歷史《宜細不宜粗》。李銳認為，對毛澤東的研究要深入下去，無論是他正確的或錯誤的方面，都需要深入的研究。對於他正確的方面的文章、書籍已汗牛充棟，固然也待進一步研究；然而對他缺點、錯誤方面的研究就顯得很不夠。須知，正是他的一些錯誤，給我們中華民族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其影響既深且巨。我說過，他的陰影仍然籠罩著我們。

李銳在一九八0年─月二十五日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小組討論會上發言時曾說「言行不一，出爾反爾，在毛澤東晚年達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

李銳表示，當時講這個話是有充分根據的。與會許多老同志談到這類問題時，十分激動，有些話講得也很尖銳，如方毅談到，毛是一個暴君。但是，當時有個指導思想，叫做「宜粗不宜細」，所以涉及毛澤東的錯誤，尤其是作風、個性、人品等方面的問題都迴避了。

李銳認為，作為歷史科學的研究，則與「宜粗不宜細」相反，應該「宜細不宜粗」。所謂的「細」，就是涉及毛澤東的許多錯誤的具體的客觀事實，都需要仔細研究。比如說「文化大革命」，不去研究毛澤東是何種心態，如何策劃於密室，暗中活動等等問題，只說「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這顯然是很不夠的，也不可能從中汲取真正的教訓。結束毛澤東的錯誤至今已有二十多年，還要迴避這個問題，就說不過去了。這二十多年來，類似毛澤東那樣獨斷專行的錯誤，還時有發生，不能不與當年為維護毛澤東，同時也維護了他的一些錯誤，或對他的錯誤「宜粗不宜細」，也就是粗枝大葉、大而化之、馬虎過去了有關。記得「大躍進」全國飢荒餓死幾千萬人之後，在討論經驗教訓時劉少奇說過：「成績要講夠，缺點要講透」。這個話用到今天，就是要把歷史上所有的問題包括毛澤東的錯誤在內，都需要「宜細不宜粗」。只有把這方面的問題弄得「細」一點，弄清楚一點，弄明白一點，才能真正避免重犯毛澤東類似的錯誤，不然是很難做到的。

鄧小平說過：「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3頁）這是講得很好的。二十多年過去了，改革得怎樣呢？鄧小平所講的「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是還是缺乏必要的制度約束嗎？鄧小平還講道：「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同上）人們不禁要問，毛澤東既然認識到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問題，為什麼不從領導制度上去解決呢？李銳認為，從後來披露的許多史料說明，毛澤東根本就不認為斯大林有多大的錯誤（他的話是「列寧、斯大林這兩把刀子不能丟。」），反而對揭露斯大林錯誤的赫魯曉夫斥為修正主義頭子，恨之入骨。他是基本肯定斯大林執政的正當，怎麼可能想從領導制度上來解決他那無上權力受到約束的問題呢？毛澤東的許多重大錯誤，都是在他說這個話之後，而不是之前。如果他有一點這方面的意願，還能因彭德懷、劉少奇的一點意見分歧，就把人家往死裡整嗎？這說明，有了像毛澤東這樣容不得不同意見的人，又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根本上就不想建立能夠防止斯大林那樣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制度，誰也管他不了，誰也對他無可奈何。他為什麼不想解決自己的權力受到制度約束的問題呢？從延安整風運動之後，使毛成為黨的絕對權威，就是一把手說了算。毛本人也逐漸聽不得不同意見，一九四九年之後，更對任何不同意見視為拂逆之舉。他被神化，直到自視為「馬克思加秦始皇」。在他之後，鄧小平雖然提出並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關於政治體制改革中曾有所反映，但是，他也多少有點毛澤東第二的作派，也不可能有多少前進。鄧之後又過去了這麼多年，有多少前進呢？這不正是說明毛澤東這方面的流毒和影響還有待消除和研究嗎？

李銳說關於毛澤東翻雲覆雨的書，雖然不是全面論述毛澤東錯誤的，但從這一專題，作為冰山的一角，也能展示毛澤東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一些錯誤思想，供人們去認識和研究毛澤東，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翻閱這本書之後，給人這樣一 個深刻的印象：新中國建立以來，毛澤東的每一次重大錯誤，幾乎都和他出爾反爾、翻雲覆雨有關，大者如丟掉他多次講過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急急忙忙搞「窮過渡」：響應他號召「幫助黨整風」，提意見，沒有料到他來了「陽謀」、打「右派」；廬山會議原本要糾正「左」的錯誤，彭德懷寫了一封糾「左」的信，就被打成「反黨集團」頭子；吳念本是響應他「學習海瑞」的，卻成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向知識份子開刀的祭品，等等。由於從這一角度所考察的問題，都是建立在確鑿事實基礎上的，也就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和說服力。這與那些汗牛充棟、連篇累牘地只對毛澤東頌揚，歪曲歷史、掩蓋歷史的書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些為掀起「毛澤東熱」的書籍，對其錯誤諱莫如深、三緘其口，是完全違背實事求是原則的。有的黨史書上，竟然說謊話到「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都不知是誰了。這種「導向」，要把人們引向何處去？

再看看鄧小平，鄧小平用「反對兩個凡是」走上了毛澤東死後的中國政壇。

反對「兩個凡是」就是反毛，這是他當時之所以能得人心的關鍵。

但是他只反對毛的極左路線，而不反對毛的獨裁，不反對毛旗幟，而是把這旗幟抓在自己手裡，由自己來當獨裁者，所以他反掉「兩個凡是」之後又定下了新的「凡是」。他反對全面清算毛的罪行，反對全面總結中共掌權以來禍害中國人民的歷史。為此，他定下一條「凡是」．對待歷史「宜粗不宜細」因為只要認真對待歷史，不但毛的罪行要大白於天下，而且連他自己在毛的左右都幹了些什麼勾當，同樣也掩蓋不住。比如五七年的反右，就是由鄧小平負總責的。這筆罪賬如果細細算起來，他還能睡得覺嗎？所以要「宜直粗不宜細」。

「宜粗不宜細」不單是鄧小平本人的切身需要，也是這個黨許許多多「領導幹部」的切身需要，因為他們都是中共暴政的執行者，都害怕面對歷史。也正是因為這樣，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已經作出決議全面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如今又不准人們去徹底揭露和深入研究了，許多有歷史價值的書籍在大陸都遭到封殺。

其實，不管是誰，都無法改變中共，因為他就是邪惡。大紀元《九評中國共產黨》對其本質描述的淋漓盡致，值得我們每個人深思，要改變中國，要讓中國有一個美好的未來，那就要「告別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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