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國內唯一公開病情的艾滋女大學生:我拒絕憐憫

發表:2005-05-31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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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力亞,中國愛滋病群體中,目前惟一有勇氣公開自己病情的在校女大學生。一年前的4月,這個活潑快樂、有著優異成績的大學外語系二年級學生、正在品嚐愛情的22歲的西安姑娘,被HIV病毒迅速地推向了她生命的深淵。

正值春天,油菜花開得艷黃,桃花和梨花在枝頭炫耀華麗的生命,河邊的牛在安靜地吃草,湖北北部的一個縣城的一切,都讓人感覺到世界的美好和安靜。在此避世的朱力亞,卻和這個世界,漸行漸遠。

2005年4月5日,清明節。

在一個遍佈200多個名人的地方,到處是震耳欲聾的鞭炮和燃燒紙錢的煙霧。來自北京和廣州以及其他地方的這裡的子孫們,穿著制服、在警察的警笛聲中來到高大的陵墓前,祭奠死去的人們。朱力亞默默地看著他們,說:其實,偉大者和平凡者死去並沒有什麼兩樣:得到同樣的紙錢,得到同樣的祭奠。

「當然,我也可以成為一個英雄,儘管我的敵人只有一個,愛滋病。」她微笑著說。一陣風將紙錢燃燒的煙霧吹過來,把朱力亞淹沒在裡面,煙霧嗆得女孩眼神有些迷離。

這一天,距朱力亞發現自己感染愛滋病毒366天。幾個月前,她逃離遍佈同學和朋友的城市,逃離大學外語系青春飛揚的教室,來到這個偏僻的小城。

2004年4月4日,朱力亞,在她的外籍男朋友離開當地回國治療愛滋病不到48小時後,被外籍男友所留學的大學外事機構找到,證實了朱就是這位留學生的中國女友。在自己大學老師的勸說下,朱到當地的疾病控制中心進行愛滋病檢查。正式確認她通過和男友的性關係,攜帶HIV病毒。

她的世界立即變成混沌的、黑暗的世界。

就在她被證實感染病毒的前後,在長江邊的這座城市的幾所大學裡,幾個女生的命運與朱力亞相同。不同的是,那幾個花季女孩不知道跑到了什麼地方,沒有人能夠聯繫到她們。而朱,走了一條和她們完全不同的道路。

「好累,活得好累,累到骨子裡了。」朱力亞感到對人生深深的絕望,「我覺得被這個社會拋棄了。我能否通過努力,找到死亡前的真正的自我?」

朱力亞,是中國愛滋病群體中,惟一有勇氣公開自己病情的在校女大學生。

  出身貧寒的姑娘

1982年9月,一個女嬰誕生在西安一個極其普通的家庭。父親不認識幾個字,從事當時非常吃香的司機職業,母親是一個高中畢業生。這個孩子的到來,讓這對自由戀愛的夫妻充滿了歡樂。從小,朱就是這個家庭的寶貝。

這個家族很龐大,朱的爺爺有4個弟兄,5個兒子。爺爺奶奶喜歡比較聽話的小孩,就不喜歡她的爸爸,因此她的爸爸失去了讀書的機會。爺爺奶奶僅僅讓他在家裡勞動。

父親和母親自由戀愛了。爸爸會開車。雖然沒文憑,但是開車也算個不差的工作。這個婚姻遭到了朱的外公強烈的反對。

「我覺得我媽媽很偉大,他們自由戀愛,在一起了,日子雖然不寬裕,但還是很幸福。然後我出生,我兩歲的時候,媽媽下崗了。」

似乎是遺傳,朱繼承了母親對愛情執著純粹的追求,她認為自己的病情和自己的愛情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朱的媽媽今年45歲了,丈夫比她大3歲。沒有工作,要生存,他們就決定到附近農村買農田種地,媽媽自學農業技術,種菜。冬天就搞大棚溫室。由於父親大字不識幾個,他只能幹體力活。

這對夫妻將希望寄託在女兒身上,他們把女兒送到當地比較好的學校,和一些家庭背景很好的小孩一起上學。「我自尊心特別強,雖然家裡條件差,但是在別人面前很高傲的樣子,不讓別人看不起。」朱回憶說。甚至現在朱在給父母打電話的時候,儘管是長途電話,儘管每一句匯報的話語都是謊言,但是朱眉眼間對父母的愛意,真誠而自然,幾乎讓人感覺她仍然沒有長大。

事實證明,這個女兒給了父母安慰和自豪。初中畢業的時候,這個18歲的姑娘考取了湖北荊州的一所中專,學習外語。

讓老師和同學驚訝的是,這個長得不是很漂亮,個性卻極其強的女生,用2年的時間學完了3年的課程。在這所中專,每年只有3個保送大學的名額,朱就成功地申請了一個,成為這個學校一個沒有畢業就被送到大學讀書的學生。

2002年,在選取大學的時候,朱力亞看中了學校名字前面有「中國」字樣的大學。「我總以為,以中國開頭的大學是最厲害的。」她戲謔自己當年的無知。

優等生

在大學,朱力亞似乎到了天堂。「我家裡太普通,我要通過自己的能力改變我,改變家庭。」

在學校,強烈的成名、出人頭地的信念,讓朱獲得了更大的精神力量,她憑藉自己優秀的成績去做兼職,掙學費,沒有伸手向家裡要錢。「我覺得自己就是挺有能力的。我上大學都是靠自己,有很多家長都是給學校送禮呀,而我沒有。」她說。

當別的女孩子仍然躺在父母給予的金錢和幸福之上求學的時候,朱力亞已經開始了自己獨立的人生;當別的女孩為英語四級考試發愁的時候,她的英語級別早已經在中專時就過了四級。在中專過四級讓她感到風光無限--中專生考英語級別,需要考二級,三級,過了三級才能考四級。朱力亞和大四的女生住一起,學姐們逃課的時候,她替她們上,幫她們考試,當槍手。

「我一般都拿自己的優點和別人的缺點比,所以很難自卑。但是我比較自閉,一般不會把自己的全部故事告訴別人。」

在這樣一種奇怪的心態中,她取得了讓別人羨慕的成績。更為讓同學驚訝的是,她找到了一個英俊的外籍男朋友。這讓眾多希望通過國際級別的戀愛達到出國目的的女孩子更是艷羨不已。

朱因為其傑出的表現,成為該大學一部分入黨積極份子的輔導老師。就在她即將入黨的調查函發到學校的當口,2004年4月,愛滋病毒在她身體裡被發現。入黨對她成為泡影。「一些老師也許認為,一個黨員的名分給一個HIV病毒感染者,有什麼用呢?不如給一些能夠在找工作時用得上的學生。」

流浪的女生

感染病毒的朱徹底地正視這個世界,一個從來不在乎愛滋病的女孩子,一下就被對愛滋病的恐懼和害怕周圍人的心理擊毀。

在自己獨處一間房子的日子裡,她拉緊黑色的窗簾,讓屋子裡沒有一絲光亮,就一直坐著、坐著、坐著。「我好像什麼都沒有想,腦子裡是空白,我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做,也不想死。我深刻地感到,出了這個門,看任何人、任何東西,包括路邊的一朵小花,甚至風,都已經和我無關。」

她開始包裝自己。小心而不露痕跡地表演自己。跟她玩的女孩子沒有人會感覺到她身體裡有一點點毛病,而且更不會感覺到她是這個病。

她在截止今天長達一年的時間裏,建立謊言世界,幾乎對所有人。她不知道,將自己的實情告訴別人後,會面臨什麼災難。

她想她的愛人馬浪,那個已經回國,但不知道死活的、給予她人生第一次愛情的男人。「我不敢安靜下來,如果這樣,馬浪就迅速佔據我整個腦海。他畢竟是我愛的男人,我現在為止惟一的愛。」

2004年10月,一個偶然的機會,她去了中國愛滋病人比較集中的河南。她突然發現,除了生命長短和自己一樣之外,那是一個更需要幫助的群體。她自己,是不要憐憫的。

幾個月前,她來到了這個偏僻的縣城。在當地,她立刻成為了名人,走在街上,一些父母熱情地和她打招呼,小孩子的父母把孩子送給她,學純正的英語。2005年4月6日晚上,在課堂上,她用西方的教育語言的模式講課的同時,當地的父母們如在菜市場一樣,隨便地打斷課程,去打孩子,去為孩子餵水。

在當地一家最豪華的飯店裡,很多人知道她,她在這裡開過講座;在一家漂亮的餐廳,也經常出現外國人和朱一起進餐的情景,他們用英語熱烈地交談。

她幾乎每天給爸爸媽媽打電話,說一些虛構的情節和故事。「如果我是一個美國的愛滋病人,我根本就不要這麼累,我能得到起碼的尊重,會得到父母的尊重和愛護。但現在我無法得到父母的愛護。如果說出來,我就死定了,父母也死定了。對我這樣的女孩子,更厲害的武器不是愛滋病,而是人言。」

2004年9月,《南方人物週刊》偶然得知了這個大學生的故事。一個月後朱打來電話說,想通過《南方人物週刊》改變自己的現狀,引起人們對大學校園愛滋病的關注。

她瞭解到,我們始終關注著中國的愛滋病群體。

拒絕憐憫

8個月中,朱的每一步前進,都充滿了痛苦的選擇和搖擺。

她害怕父母同學親戚知道自己得了愛滋病的事實。她曾經安慰自己,父母在遙遠的西安下面的一個城市,是不看報紙和雜誌的,也不會上網;她害怕失去目前可以隱藏自己身份的工作和生存環境,她不知道在整個中國,究竟哪裡可以容忍她以一個愛滋病人的身份坦然而正常的存在和生活。

《南方人物週刊》做了思想準備,如果朱拒絕公開自己的病情,將隨時準備放棄關於這個女大學生的故事,這取得了朱的信任。從開始時故事和細節的撒謊,到最後的道歉、修正及坦然,朱走了8個月的時間,我們,也等待了8個月。

朱找到了一個說實話的地方,她只有在這個時刻,才快樂地體會到,可以承認自己是愛滋病毒攜帶者,可以輕鬆而不需要小心地和人一起吃飯。「說真話的感覺,真像蝴蝶在飛。」她說。

她害怕這個社會的心理始終沒有消除。儘管還沒有想到,公開之後如何面對父母和同學。但朱已經堅決地決定,不再過這種自欺欺人的生活,她要揹負著人們對愛滋病人的歧見,真實地生活。

「我不奢望自己能給社會做多少貢獻,我要讓人們知道,我們這個人群,需要勇氣和力量,改變已經被愛滋病改變的生活,回到眾生的一般形態。」她說。

她不停地和我們用電話、電子郵件、書信交流,她深刻地反省著自己和這個社會當下的形態,試圖從自己的遭遇中,總結出一個普世接受的對愛滋病群體的態度。

我有一個夢想

朱在2005年4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以前只知道趕路,卻忘了去欣賞沿途的風景,而我現在開始學會去欣賞沿途的風景,去享受生命的美好。我珍惜我的每一天,珍惜生活中的一草一木。其實我現在沒什麼顧忌了。如果講我的故事,得到的只是同情和憐憫,這是我拒絕的。我需要人們對我的勇氣和魅力的尊重。事實上,我要有面對生命的勇氣。但我很難面對自己。說實話,我最大的敵人不是病毒,是自己。

她清晰地知道,自己和其他病人需要什麼。她說,愛滋病感染者,一定要建立一個組織,他們不僅僅需要物質,精神的給予最重要。「如果他感覺這個世界很冷酷,這個世界很排斥他的話,就會有變態的心理,甚至你這麼看低我,我就要故意傳染給你。像有些小姐,她知道自己有,故意去傳染給別人,如果要去喚醒這些人,應該成立一個組織。」

「我相信,有人在看到我的故事後,會有所感悟,會對行為和思想有所修正。無論是濮存昕做了什麼,國務院發言人說了什麼,那都是非常虛的,我給他們的感受才是最真切的。」朱說。

朱認為,她沒有把握好自己,踏入了生命的死胡同,不抱怨。因為這是自己的選擇,就算全世界都拋棄了你,你也不能拋棄自己。她希望大學裡頭普及性教育。大一大二可以不開,大三大四健康教育這門課一定要開。她甚至希望,在中學就普及性教育。

「知道自己得病後,從來不去計算自己失去了多少,而是數自己還剩下多少日子。就那麼多時間了,找也找不回來。應該是考慮自己該如何做的時候了。」

「關愛自己生命的是人,關愛別人生命的是神。也許我可以做一個神。」朱說。

朱仍然在那個小城裡從事教育工作,學校是她永遠懷念的地方;她惟一感到抱歉的是,不能夠為父母親建設一種讓他們自豪的生活。

「不論如何,這一步我要走出來。」

朱在盼望著這樣的日子:

「我有一個夢想,夢想我重新快樂。夢想我們的國人,像對待感冒和癌症患者一樣,對待我們。」

(註:為了目前的這份賴以生存的工作,她建議人物週刊暫時使用朱力亞這個名字。她憂鬱地笑著說:這可以讓他們猜不到是我。在不測的時候,為她逃離那裡,提供一些時間……)

我手足無措,沒有人能幫助我。我僅僅是一個病人,甚至應該比肝炎病人更讓人感到安全。我看到,這個知識份子成千上萬的校園,竟然在愛滋病常識普及的今天,做出了讓我驚訝的決定。他們不能、也沒有權力把我趕出校園,我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不能因為我攜帶病毒,而讓我流浪四方。為什麼不多點對年輕人的寬容,保護我在大學校園的自由?

我對學校感情複雜,它是我的大學,我愛它。如果他們足夠理智、大度、理解,感染HIV病毒的我,是不會讓他們蒙羞的,他們善待我,只會讓他們得到尊敬。

2004年4月3日,長江邊的一座城市。

各種生命蓬勃著儲藏了一個冬天的力量,紛紛開始綻放新的一年的青春。在校園裡,外語系22歲的女生朱力亞和往常一樣,快樂地學習和戀愛著。

下午到晚上,她聽到了自己生命的枝條清晰的斷裂聲音,感覺到了自己的生命體被一種力量,連根拔起。這個只有22歲的生命,開始失去土壤,陽光,水,和空氣,無所依托。

這個力量,就是一種叫HIV的東西(人體免疫缺損病毒,愛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從2002年到2003年的某個時候,獲得愛情的朱力亞,身體裡的一個T4細胞悄悄地等待著,它捕獲了來自她的愛人,來自巴哈馬的馬浪身上的、直徑約為100∼120納米的球形HIV病毒,它與朱的T4淋巴細胞上的CD4受體結合,釋放、整合,進入朱的DNA中。

AIDS--你在愛情中殺戮我青春

人物週刊:這幾天,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幾天?

朱力亞:追究起來,我的人生其實是在2004 年 4月3日那天下午開始改變的。我們老師的一句話:「你知道嗎?他感染愛滋病已經發病了。」這句話,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走向,包括我生命的長短。

馬浪, SYDNEY,巴哈馬人,27歲,一所著名大學的醫學留學生。當時不知道是愛滋病,覺得是肺結核,從2003年11月開始我就發現他肺部感染了,我當時以為上火啊什麼的。

2004年開學,他的病還是那樣。他打電話告訴我,他病了。那是4月2日,我幫他洗衣服。我和他,最後一次做愛。

第二天他說去北京,我說去北京幹什麼,他說辦點事。4月3日早上他走了,下午那所大學外事部門通知我們學校外語系找我。我就此和痛苦成了形影不離的朋友。

4月4日早上,在幾個老師的陪同下,來到了疾病控制中心,我當時真的不想檢查,就想迷迷糊糊地過去--如果不檢查的話可能還有一絲幻想,不至於對自己打擊這麼大。那個大學的外事處通知我們學校校辦,只有系書記、學生處處長他們倆知道,當然,後來校長也知道了。他們說檢查一下,沒有的話更好,有的話就要及時治療……

人物週刊:4月3日你開始懷疑自己攜帶了病毒?

朱力亞:我很敏感,感覺誤差一般很小。我自己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一點也不後悔。愛情是不攙雜任何雜質的。我不恨他,恨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我愛他,愛得很深。

我活23歲了,我對未來的最壞最壞的打算也沒有想到是這樣一種結局,現在我的生命和人生已經定性。我覺得我離這個世界越來越遠。

人物週刊:你的世界開始下雪。

朱力亞:那種感覺呀,我現在演還演不來(笑)。我回到公寓,站在窗邊,想結束生命馬上就可以跳下去了。學校讓我住學校招待所,不讓住學生公寓了。那天晚上很難忘,正好又是雷雨交加,風很大。我很睏,但就是閉不上眼。說話說到零點。老師陪著,我都沒有說真話。我需要正視可怕的現實--我很害怕,會失去學業,會被開除。

學校把結果保密到6月份,怕我受不了。其實,我最後知道結果,反倒沒有反應了。

人物週刊:你發現感染病毒一週年,你身體有什麼變化?

朱力亞: 2004年初我也病了。我發過一次燒,全身一點力氣都沒有。估計那個時候HIV病毒開始在我的身體裡扎根。因為我們幾乎不使用安全套。

一年來我健康得像頭牛,HIV在我身體裡睡大覺,還沒有打擾我,和過去沒有什麼兩樣。變化的是精神和心理。我一直生活在一個黑暗的世界。

人物週刊:你有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

朱力亞:我一上大學就認識他了。截至2004年以前那兩年,我感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惟一不能原諒的就是他沒有跟我說實話,他走的那一刻都沒有告訴我真相。事實上,說給我聽,也只是證實一個早已存在的事實。也許他不想讓我過早地承擔痛苦。

2004年9月,我委託中國科學院藥物研究所的一個朋友到中國外事部門幫我查一下馬浪是否回國了,別人不敢查,因為總有人問為什麼查這個人,我心裏確實比較恐慌,我想不查算了,像大海撈針。

事情發生後,別人都說我很傻,我覺得感情上不需要有什麼包裝。他的優點、缺點,他的好、壞,都是我記憶中最珍貴的財富。雖然是個悲劇,但經過是豐富多彩的,我度過了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人物週刊:美好的相愛過程。

朱力亞:(笑)也許是怪我英語太好了吧,如果我不會英語,我的人生不會有這麼巨大改變。我幫他太多了,幫助他交流、幫他買東西,帶著他旅遊。怨就怨我選擇了語言吧。有人說,你這是在找理由。

這個悲劇是我自己製造的。我喜歡和比我強的人交往,因為從他們的經歷和學識,可以學到不少東西。有一天,我和我的外語系老師在外面散步聊天,老師就說了一個玩笑話,「我有個朋友以前英語很差,找了一個外國男朋友,進步很快。」這個玩笑也就一直藏在心裏留著。如果說有功利性,也就是想利用他學好英語。

2002年9月開始認識。我不會輕易地去喜歡別人。我的感情很難激發出來,一定要到十拿九穩值得為他付出。9月份見了面之後,一直電話聯繫,等到10月才又見面,我一直不敢去。

2003年3月份開始相愛。不管是戀愛,或者是做愛,這都是我的第一次經歷。傳統吧?一個22歲的女孩子(笑)。我的愛情和一般的中國女孩子一樣,並不因為他是外國人就有不同,快樂,輕鬆,投入。一個中國女孩子每天拿一本英語書是多麼枯燥的一件事,但是和外國人在一起的時候,和他在一起每一分鐘你都在進步,感覺很放鬆。有時候我在想,如果他還活著,我還會去找他的。

我感覺我配不上他(笑)。但願他現在還活著。我也去教堂為他祈禱。他很文雅,很帥,待人也很平等,談吐舉止迷人。很多男孩子比不上他的風度。

人物週刊:你總在回憶這二年短暫的愛情。

朱力亞:我現在會把好的東西想得多一些。桂希恩教授(編者註:愛滋病著名的研究者、2004年CCTV感動中國入選人物)有次打電話讓我過去,也沒有說是什麼事情。我就立刻幻想是馬浪沒有事了!馬浪回來了!就像電影裡頭王子公主的愛情。我很激動。事實上這是我的夢幻,他給了我一個愛情的無期判決書
人物週刊:最想忘記什麼?

朱力亞:從2004年4月起我想辦法全部忘掉不想記憶的東西,愛情,學過的英語,全部忘掉。但還都忘不掉,一看到單詞又認識了,沒辦法。

比方說《泰坦尼克號》裡的「You jump, I jump」我一想起就特別感動,受不了。我和馬浪一起看的,我們把台詞換了一些內容,比如「You love, I love」,「You live, I live」「You die, I die」。這些回憶有些傻氣了吧。這一年我就不想英語單詞,有的是刻意去忘記。想到英語,就想到馬浪。

一個從大學一年級就開始為高年級學生上預備黨員輔導課、擔任學生幹部、學習優秀的女大學生,從2004年春天迎來了自己的冬天。幾個知情的老師顯然代表了學校官方的立場和情緒:朱力亞被委婉地勸離公寓樓,獨處在一間被她用黑色的窗簾遮蔽起來的屋子裡。她開始撒謊,對同學、對父母、對老師、甚至在開始接觸時對本刊記者。為了保護自己在這個對愛滋病有不太善良眼光的國度生存,她必須編造一個虛假的世界欺騙別人。更讓她難過的是,學校委婉地讓她提前畢業,儘管她剛剛念到大二。事實上,除了堅持保留的學籍,她失去了坐在教室的機會。

AIDS--你帶我遠離青春校園去流浪

人物週刊:你在外語系是一個很優秀的學生?

朱力亞:大二的時候就是外語系培訓部的部長。我很自強。我感謝這個社會,讓我有上大學的機會,還有很多其他孩子沒有這個機會。發現攜帶病毒後,我不得不遠離學校,尋找到目前這份工作。

人物週刊,一年來,你試圖返回學校上課嗎?學校有過拒絕的行為嗎?

朱力亞:2004年8月的時候,我盡量對學校表現出我已經好了,我要返回學校了,但當時校領導用一個極沒有說服力的理由拒絕了我。當時,我覺得我比任何人都有資格選擇自殺。我深愛了兩年的人走了,把痛苦和絕望留給了我。學校卻毫不留情地把面對巨大壓力和眾多困難的「問題人」逼進了複雜的社會。

你讓我到哪裡去?我能到哪裡去呢?在學校裡我有一個環境可以依賴一下,讓我稍微調節一下。

我真是手足無措,沒有人能幫助我。我僅僅是一個病人,甚至應該比肝炎病人更讓人感到安全。我看到,這個知識份子成千上萬的校園,竟然在愛滋病常識普及的今天,做出了讓我驚訝的決定。他們不能、也沒有權力把我趕出校園,我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不能因為我攜帶病毒,而讓我流浪四方。為什麼對年輕人這麼不寬容,憑什麼剝奪我在大學校園的自由?

人物週刊:老師是如何看待你的異變的?

朱力亞:2004年4月3日下午,系黨支部書記在一個很大的辦公室和我談話,空氣安靜得讓我不安。他繞了很大很大的圈子,一直談到晚上。他問我萬聖節過得怎樣,問我是不是有一個外國男朋友。最後他就問我到什麼程度了,有沒有發生關係,我說沒有。他說,你知不知道,他已經到了愛滋病晚期?他也已經看出來了。他哭了。我看出來,老師是愛護自己的學生的。

老師問我,難道不恨他嗎?我說如果人的頭腦裡都是仇恨多痛苦呀,多想想愛的話心裏會好受一些。恨對此刻的我還有什麼意義?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時間比較有限,哪裡還有時間去恨?

人物週刊:學校如臨大敵來對待你,不想承擔有一個AIDS女生的負擔嗎?

朱力亞:我就說,就我個人和集體來比的話,哪個重要?學校可以掂量掂量。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威脅他們。我有言論自由,我可以談我的想法提出我的要求,你當然也可以拒絕,我至少可以把我內心的東西說出來的。感謝慈祥的桂希恩教授、政府官員和疾病控制中心、甚至學校的各方努力,至少現在學校沒有明確地把我趕出來,保留了名分。

我對學校感情複雜,它是我的大學,我愛它。如果他們足夠理智、大度、理解,感染HIV病毒的我,是不會讓他們蒙羞的,他們善待我,只會讓他們得到尊敬。

人物週刊:你從老師和同學視野中突然消失了,他們怎麼想?

朱力亞:他們都以為我出國了。我這個人有點離奇,做什麼他們都不會懷疑。我在學校還是很風光,很popular(受歡迎)。每天早上6點鐘就起來在校園裡頭看英語呀,很精神,有時候課不多就出去逛逛街。學習也沒有耽誤,工作還有戀愛都是齊頭併進。我曾經是預備黨員。當時有12個預備黨員,我就對老師說學生太水。我說他們的思想匯報都是網上下載的,這能夠說是合格的黨員嗎?因為感染後,我也不可能再入黨了。黨章並沒有說,你有HIV,就不許你入黨。其實我在心裏,已經自認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

人物週刊:你在大學有好朋友,一旦他們知道你是感染者,你能想像他們的反應嗎?

朱力亞:我一直沒想過要告訴他們。萬一他們有一天通過別的途徑知道後,他們還是會恐懼。他們會想起和我在一起的細節,我希望他們會回憶到我在細節上保護他們。比如吃飯。我從不在他們那邊夾菜,吃得很少很少。也假裝自己吃飽了。和他們一起,我很痛苦。我不能傷害他們的感受。

我希望他們看了報導後,相信我話之誠,我言之善。他們永遠不會從我身上感染到HIV。我還想請他們原諒我:我之所以沒有告訴他們,是不想失去這個世界上我為數不多的朋友。

恐慌,是我們的社會造成的。社會必須承擔這個責任而沒有理由推脫。

人物週刊:你和別人一樣,不敢說一句真話。撒謊是你保護自己的武器。

朱力亞:我戴著面罩,把痛苦埋得很深很深,不讓別人看到。

我經常和爸媽打電話,問他們的情況,撒嬌、把我最快樂的事情告訴他們。如果沒有,就編一些快樂的事情給他們聽。我知道他們需要什麼。在他們心目中,我過得好,賺錢多,他們就開心了。但在家裡怕他們發現我身心的變化。

這樣保護自己很難受,不斷地用一句話來圓另一句話,自己成了一個撒謊的專家和欺騙的高手,可以做高級演員了。撒謊可恥,但我們的社會還沒有真正學會如何對待一個病毒感染者。我很痛苦,但表面還裝出很愉快的樣子。當學校通知我父母到學校,我對父母撒謊的時候,心很碎。我必須要欺騙他們,因為這是中國。我的父親不是曼德拉總統,我不是曼德拉的愛滋病兒子。

是時候了。現在我全部告訴別人我的故事。我要卸下偽裝的重擔。

人物週刊:如果這種事越來越多,會不會有更多的學生遭受你的遭遇?

朱力亞:我爭取受教育的權利,也是為其他人在爭取權利。在當地高校,就我知道,已經有幾個感染HIV病毒的女大學生。我曾經試著找到她們,但她們全部人間蒸發了。

愛滋病,它很有可能成為一個普遍的流行病,而不是只侷限於某一個群體。我是爸爸媽媽的女兒,其他孩子也是爸爸媽媽的孩子。

人物週刊:如果你想給中國大學生、年輕人說話,你最想說什麼?

朱力亞:我感染HIV病毒,整個行為並沒有出格,和中國的道德觀沒有衝突。其實歸根到底,造成今天悲劇的原因來自多方面,首先,國家的醫療體制不完善,對留學生入境檢查不全面。其次,那所大學應該承擔所有責任,據說,這個學生是因校方疏忽而沒有做檢查。

我最想說的是,談戀愛我不反對,但一定要把握住自己。希望全國的大學生兄弟姐妹,一定要有一個清醒的性行為。

我想告訴中國的年輕人,中國的性開放已經20年了,該收了,我們也該清醒了。傳統還是美好的。作為年輕人有權支配自己的身體和情感,這並沒有錯。可以愉悅,但要安全第一。

校長2004年9月和我對話說,你不要自責,大學生現在很多同居的,也不是少數,有性行為的很多,你運氣不好。我聽了很感動的。

公開自己之後,我有個夢想,再回到校園,給學生演講,畢竟學校是中國最寬容的環境。我想警告他們,如果不小心,那麼我可能就是他們夢魘般的未來。還有一個最大的理由,大學永遠是我安全的港灣。我希望大學校園是我甜蜜的夢囈,陪伴我,到我離開世界。

經歷了一年痛苦的朱,得到了許多人的精神幫助,桂希恩教授、湖北省和武漢市疾病控制中心,在朱力亞深陷痛苦的時候,給予不同類型的幫助。朱力亞還到河南文樓,去看被疾病折磨的農民,幫助一些愛滋病孤兒聯繫美國的一些基金會,申請救助。朱力亞看起來似乎準備好了自己剩下的時間裏的日程表。儘管,痛苦時時地、不斷地纏繞著她。2005年5月17日,朱力亞從河南文樓再次打電話,真切地說:「我真的很煩,真的……」

不論如何,愛滋病的影子讓她無法真正快樂。所幸的是,朱力亞的故事打動了一個國際上致力於防治AIDS宣傳的機構,她正在走進他們的視野。

朱力亞--我的花兒再次為誰開?

人物週刊:覺得很多事情想做已經來不及了?

朱力亞:是的。很多事情可以去 做,但對我沒有意義,對別人倒是有意義的。如果能夠為我們國家AIDS的防治做點事情,能讓人有健康心態去面對它,也算是盡力了。

我公開自己,是為能拯救健康的人而公開,而不是為某個AIDS病人。讓健康人不要遇到這個敵人(HIV),現在我們打不過它。作為一個前途未卜的感染者,我呼喚讓別人遠離高危環境。

人物週刊:去年和今年你去了兩次文樓村。看到那麼多賣血感染的患者,和你有什麼不同?

朱力亞:我是2004年10月8日和2005年5月16日去了兩次。第一次去,我處於一種比較悲觀的狀態,自己離死亡線很近啊。

我感觸最深的是,我比他們強,我甚至還能為他們做些什麼。他們才是真正的弱者,沒有錢,沒有知識,沒有見過世面,在那裡自生自滅。家裡連10塊錢都拿不出來是什麼感覺?他們更需要幫助。在那待了3天,心情非常沈重,他們更像在地獄裡頭。我想,不是去救這些愛滋病人,就想救那些可憐的健康孩子們。對於他們,花再多的錢都是沒用的,如果他們的孩子不能受到很好的教育,將來又是一條絕路。即便不賣血,也是生活在社會底層,也會發生很多危險難料的事。

人物週刊:你說自己作為一個病毒的受害者,並不想報復任何一個人。在道德上譴責過自己嗎?其實你手中也有一把刀。

朱力亞:報復是一種可恥的手段,不論是報復什麼。這樣做是惡性循環,也是不健康的行為。這把刀還是扔掉吧。

我不需要別人可憐我。只是覺得父母養我這麼大,也讀了這麼多書,被判處死刑,我只是為我自己可惜,是愛滋病讓我們失去了一個人才,多好的一個姑娘啊!(大笑)

我定的目標很高,別人四級還沒過的時候,我在考六級,那股衝勁,我自己都感到自豪。現實已經不能改變了,如果我一直是班上的最後一名,或者任何能力也沒有,我就認了,可是我是優秀的。

人物週刊:你已經開始做一些公益的事情了?

朱力亞:我就是幫助國內的一些志願者,翻譯河南愛滋病人的資料,給美國那邊發一些信。學英語談戀愛害了我,現在英語還能讓我去幫助別人。還要感謝我的專業,而且能靠著幾個單詞混飯吃。(笑)

人物週刊:接受我們的獨家採訪並公開,這需要巨大的勇氣和力量。你在向公眾人物的舞台上走。在幕布拉開的時候,你要出場了。

朱力亞:我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也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所怕的並不是這個病,害怕和擔心的是現實對我、其他病人的侵害和不公正的評價。我不在乎別人的目光,我在乎社會的心理是什麼。

人物週刊:你的生命曾經鮮花爛漫。荒蕪之後,又想重新充滿生機。

朱力亞:東北二人轉裡有句話,人生本來短而短,何必弄得煩呀煩。

一個很明確面對死亡的人,金山銀山都不重要,也不需要社會給予多少的關愛,真正需要的是內心的安寧。HIV在我的身體裡,我一直很清醒。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影響,一切很好。以前我就不害怕愛滋病,但是當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就很難做到達觀。

我也曾經絕望過,就像是靈魂出竅。我用張海迪的一句話來描述我對現實的態度:「對生命無畏,對離去無畏,我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其實我已經死過了。而現在正在回來。重裝上陣。

人物週刊:我們進行的採訪長達8個月,為了你的隱私和心理,隨時準備放棄。要知道,你可能沒有退路--你不想生活在謊言編織的世界,心裏準備好了嗎?

朱力亞:準備好了。謊言的世界生不如死。我想背水一戰。走不出第一步,就無法知道第二步怎麼走。

我想我能做一個中國最有勇氣的女大學生。我希望2004年在武漢通過桂希恩教授知道我一些情況的溫家寶總理,看到我說的話--如果中國政府需要我這個平凡的女孩子為愛滋病防治做些什麼,就請他的助手們告訴我吧。(笑)如果他能給我的勇氣以讚揚,那麼中國所有的愛滋病患者,不管是吸毒、性交、經血傳播、母嬰傳播加入進來的,都有了更大的希望。

人物週刊:你覺得現在活著,或人生的意義、價值是什麼呢?

朱力亞:我現在沒有資格談幸福和人生了。我的幸福消失了,現在只能活著。

首先自己身體要健康,多活一些時間,就是最大的價值。或許,能給時刻面臨愛滋病威脅的健康人群做點什麼。這也許就是我存在的意義吧。

人物週刊:最後有一個殘酷的問題,如果愛滋病威脅到你的生命,那麼你如何安排你的人生落幕。

朱力亞:只要過得快樂,活個七年八年也就夠了。不過,醫學這麼發達,何大一先生等科學家,在研究愛滋病藥品,我還是有希望的。

我如果真的死於AIDS,我要很完美地過完自己剩下的日子。不知道能否做到。

我死前,一定要穿一套漂亮的衣服,做一個髮型,化上濃妝,站在WHO(世界衛生組織)或者別的工作室裡,向全世界的人大聲宣布:

朱力亞的悲劇要結束了!預防愛滋病一定要加大力度!

活著美麗,死時,也美麗。女孩子哪個不愛美啊(笑)

希望有一天,你們看到的不是我的背影

善待愛滋病人只會得到尊敬,而不會蒙羞(記者 江華)

本次報導,在資料整理方面,本刊實習記者成然、趙佳月給予大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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