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回憶

簡要說明，1966年發生的文革，距今天尚不到40年，但對很多年輕人來說，已經覺得那個年代發生的事情像天方夜譚一樣不可理解。而對於文革過來人來說，過去年代也慢慢在記憶中模糊起來，為了不至於忘卻，加上自己現在有時間，特將自己的回憶記錄下來，給歷史多一份參考吧！

文革前的記憶

　我是1951年11月出生與工人家庭，按照當時的說法，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根正苗紅，是天然的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可以說，我們從小就接受的革命教育，經過很多年，很多信息的反覆灌輸，已經在我們頭腦裡形成了這樣一些固有觀念：舊社會非常黑暗，勞動人民吃不飽、穿不暖，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幸虧是毛主席共產黨，領導我們翻身得解放，才使我們過上吃得飽，穿得暖的幸福生活。當然，60年代初我經常有餓肚子的感覺，但那是蘇修封鎖加上自然災害造成的，何況，黨中央毛主席和我們同甘共苦，毛主席也不吃肉了，周總理還穿打補丁的衣服呢。美帝、蘇修亡我之心不死，將復辟資本主義的希望寄託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另外，我們今天雖然過上了幸福生活，但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我們去解放……這些教育，從小學開始，就不斷地通過老師的嘴向我們頭腦灌輸了。至於我的父母親，好像在無意之中也會說一兩句新社會比舊社會好的話。總之，從當時的學校中，當時的環境中，我一直潛移默化地受著這種教育。

不過，提高階級鬥爭觀念，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最主要的教育還是由學校完成的。在我上小學，也比較懂事的時候，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人們那個時候都在為填飽肚子在想方設法，我那時雖然只上到小學三年級，卻也會在凌晨三點鐘被父母親喊起床，揉著惺忪的睡眼去菜場排隊買菜（因為一人只能買到有限的一份，多一個人才能多買一份）。當時可能年齡小，加上是三年困難時期，所以我的印象中，階級鬥爭的弦當時還不是繃得很緊，當時的小學主要還是抓學習，老師也與現在的老師一樣想法，總是希望自己教的學生中能夠多幾個考上重點中學。1964年夏天，我小學畢業考中學，報考了當時也是南京市數一數二的重點中學，現在這所中學依然是南京市屈指可數的名校之一。

我是憑考試成績上了這所重點中學（據後來得知，當年我所在的這所小學，三個畢業班150多個學生中，僅有四人考進了這所中學，可見這所中學的大門很不好進）進了中學後，我才初次接觸到一些高級幹部（高級軍官）子弟家庭出身的孩子，他們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優越感（不知道他們進這所中學有沒有分數的照顧），不過那時候階層的隔閡也不明顯，大家除了學習之外，課間還是在一塊玩的。而且，那時候主要還是看成績，成績好的才能站住腳，受到老師表揚，至於各人的家庭出身、背景如何並不是我們關注的對象。對當年考進這所重點中學的我們平民子弟而言，實際上也預示著只要我們繼續認真學習，未來就極有可能進入北大、清華這類重點大學，當年我們的理想就是要當科學家，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出力，好像沒有人想到要當政治家、商人等其他行當。雖然如此，學校裡也並非風平浪靜，比如教我們語文課的老師，我們就從其他渠道聽說他曾經在反右時犯了錯誤，幸虧他出身於工人家庭，所以才沒有劃成右派，但是給了記大過處分。該老師給我們上課時的不苟言笑，講完課就走，看出來精神很壓抑。

校園的生活雖然平靜，但是在社會上，卻一直是在進行著所謂的思想鬥爭，兩條路線的鬥爭。由於我父親是在機關單位做收發信件、報紙的工作，有時會帶一些報紙回家，由此我也瞭解到當年的一些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情況。比如批判周谷城（具體提倡什麼資產階思想已經不太清楚），批判邵荃麟的「中間人物論」，批判林默涵修正主義文藝路線，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等。直到１９６５年11月姚文元拋出的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說實在的，當時看這些文章，也都是似懂非懂，對我的影響並不太深，真正對我思想產生影響，應該還是一些學校對我們進行的階級教育。比如說我們曾被學校組織參觀過階級鬥爭展覽，這個展覽中的展出了某地主藏在家中的變天帳，以及解放前勞動人民在大飢荒年代，吃樹皮草根、甚至觀音土的實物（觀音土是一種白色土，我是第一次在這個展覽上看到）。當然，這個展覽也有舊社會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如何想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等等一些實物資料。總之一句話，這些舊社會過來的，剝削階級的殘渣餘孽是人還在心不死，時時夢想復辟，作為革命接班人的我們這一代，絕不讓他們的陰謀得逞。

另一個很深的印象，就是當年有一組非常轟動的雕塑－－「泥塑收租院」，這組雕塑是根據四川大邑大地主劉文彩的莊園，劉文彩所幹壞事為原型進行形象刻畫的，在全國進行巡迴展覽，學校組織我們到本市的美術展覽館參觀，走進這組雕塑，簡直是一幅活生生的地獄圖景，裡面有地主大大斗進、小鬥出，殘酷剝削農民，與真人差不多大小的雕塑，以及大斗、小斗等實物，有農民因為交不起租子，被狗腿子鞭打在地，頭破血流的雕塑，有一個因交不起租子，自己懷中孩子被地主狗腿子搶去，而自己被踹倒在地的中年婦女，她絕望的雙手仍然向自己的孩子方向伸出去，但孩子已經被地主狗腿子牢牢抓在手中了。此外，還有水牢，刑具等……（現在已有人寫書指出，劉文彩的莊園裡並沒有水牢和刑具），但當年的這組雕塑就是這樣來描繪地主劉文彩的殘暴的，由此造成了我們對舊社會的滿腔仇恨，心中暗暗發誓，決不能讓這種苦日子再來，如果讓資本義復辟陰謀得逞，我們勞動人民的孩子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我想，只有瞭解了當年的教育，當年學生們的思想狀況，才能對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打人現象有更深的瞭解。
　　
還有一件事值得記載一下，記得小學五六年級時，當時老師講臺後面，挂黑板的牆上上方，都並排掛著毛主席和劉少奇主席兩人的畫像，記得小學時我們的班主任老師在有一次上課時曾經提示我們，「我們除了喊毛主席萬歲外，還應該喊哪位主席萬歲啊？」作為小學生，我們都不知道，於是老師指著牆上的畫像告訴我們說，「我們還應該喊劉主席萬歲，因為劉少奇是國家主席。」但當時由於我們的年齡太小，也還並不理解一位是黨的主席，一位是國家主席。反正老師領著喊就喊唄。當時是否有文件傳達，要求群眾在喊毛萬歲的同時喊劉萬歲，我現在是不得而知。是否因為這件事情，劉當年就在毛的心中留下了猜忌的種子，從而惹來文革中的殺身之禍，現在也不得而知。但在我的印象中，上了中學之後，教室黑板後面的牆上，反而又是只掛著毛主席像了，劉的像是被悄悄摘下了，還是中學裡從來沒有將兩位主席的像並列掛在一起，還是後來劉覺得不妥當，讓人摘下了,這對我而言，也是不得而知。

文革開始

1966 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央通知，即《５、１６》通知，提出要批判混進黨內、政府、軍隊裡和文化界的資產階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要調動其職務。這些人是一批修正主義分子。當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北大哲學系教師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飯廳東牆上貼出了一張《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要幹什麼？》的大字報，五月二十九日，在清華附中，全國第一支紅衛兵成立（前兩年看到清華附中一位紅衛兵創立者寫的回憶文章，講到了紅衛兵的成立經過，才知道「紅衛兵」名稱居然是現在已經成了著名作家的張承志給起的）。此時，可以說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但當年初中生的我，卻並沒有覺得有太大的變化，依然正常上課學習，直到放暑假。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身穿綠軍裝，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紅衛兵，通過廣播，通過報紙，全國人民都很快知道了這一特大喜訊。作為我而言，印象特別深的是一篇通訊報導，講到毛主席在接見紅衛兵時，其中有一位女紅衛兵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有照片），這位女紅衛兵的名字叫宋彬彬（有人傳言是宋任窮的女兒，不知確否），當毛主席問她「彬彬」是哪兩個字時，她回答說：「是文質彬彬的『彬』」，毛主席對她說「要武嘛。」於是，第二天這位宋彬彬就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宋要武」，並且在《光明日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講到她更名的原因和自己的幸福感覺。

由於有偉大領袖的堅決支持，紅衛兵運動很快就推向了全國。首先當上紅衛兵的，基本上都是高級幹部、高級軍干家庭的子女，因為按照當時的說法，他們是根正苗紅，屬於天然的革命事業接班人。其次，由於他們的父母會經常收到內部文件，中央精神的傳達，比一般老百姓家庭的子女更多地知道重要內部的消息、北京的消息（比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消息，當年初中生的我就是通過同班同學知道的）。第三，我估計他們之間的信息溝通也比較方便，當年老百姓的家裡都沒有電話，但高級幹部、軍隊高級幹部家庭還是有電話，所以北京的消息還是能夠很快傳到各個大城市，於是，全國各地的學校也紛紛自發地成立了紅衛兵組織。

至於本校地紅衛兵何時成立，通過什麼方式成立，經過何人認可（或者根本不需認可，這些高幹子弟自己就逕直成立了，與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一樣），因為我當時的年齡太小，都不太清楚。反正當年九月一號重新開學上課之後，就感覺到階級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正像其它人回憶中也提到，當時我們學生中都在流傳著《中國青年》雜誌某一期的封底上印著的，一幅毛主席站在麥田裡，拿著鐮刀的油畫，裡面暗藏著惡毒攻擊毛主席話語，比如「打倒XXX」，當時，我們都真誠地相信這是一個真的事情，當年我親眼所見，在學校的圖書館，一位高中學生，在盯著當時掛在圖書館裡掛著馬恩列斯毛的大型油畫像，尋找著他所認為的 「反標」，而且好像真給他找到了，指給我們看，還真有點像。他對我們說要向上匯報，因為這是一個重大的階級鬥爭新動向。最後結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由此可見，當時人們的神經已有點不正常了）。
　　
對於紅衛兵，不妨再多說幾句，現在的年輕人，包括一些影視劇的導演，因為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往往根據一些人的片面回憶，將當年的紅衛兵想像成一種凶神惡煞、或者街頭流氓小混混的形象，並用這種形象出現在影視劇中，實在是一種極大的曲解。其實，最早的紅衛兵，都是高幹（包括軍干）家庭出身，在學校都是好學生（估計其中不少是三好學生、共青團員，因為當年評三好、入團，也是講究家庭出身和成分的。）思想也比較單純，他們之所以走上街頭，破四舊、立四新，是為了讓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他們不但不凶神惡煞，反而是懷著一種崇高的使命感、責任感，臉上甚至會洋溢著一種聖潔的光輝。至於後來為什麼越演越烈，發展到打老師，打校長，以及走到社會上揮舞皮帶，狂打一切所謂的「階級敵人」，並且毫不手軟地往死裡打，也有一個發展過程。我簡單思考的原因是，可能一方面與17年來我們所受的教育有關，再者，也與高層的鼓勵與默許有關，既然偉大領袖都鼓勵紅衛兵「要武」，那麼，不受正常秩序控制的紅衛兵當然就越來越武了……

既然紅衛兵也是「兵」，那麼，穿上父輩的舊軍裝，戴上印有紅衛兵三個字的紅袖章，就成了當年紅衛兵的標準裝，當然，腰間還會扎一根三寸寬的銅頭皮帶（也是部隊的軍用品，後來就成為紅衛兵的打人工具），那時，如果誰這一身打扮走在街上，必然會受到人們驚羨的眼光，比今天的警察還要神氣的多。這一身服裝包含了純正的紅色血統、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精神、受到偉大領袖堅決支持的榮譽，肩負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使命的自豪感等多種含義。所以，當紅衛兵走上街頭破四舊，將一些店堂的老招牌砸爛，將店堂裡的一些按當時標準的、所謂的「封資修」物品砸爛，燒燬，是受到這些商店裡的職工歡迎和支持的。

我手邊有一本從舊書店淘到的《老新聞》，現將１９６６年8月25日《人民日報》的一篇通訊《一塊「造反」去！》中摘錄一段如下，以便大家瞭解當時的氣氛：

「這些小將們原來素不相識，星期日，他們各自在大柵欄街上貼通告、通牒、標語、呼籲書。貼著貼著，他們瞧見各人手臂上都戴著紅袖章，就自自然然地聚攏起來了。有人提議道，「咱們都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會在一塊兒「造反」去！看哪兒有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咱們就反到哪裡去！」他們從瑞蚨祥走過時，一位紅衛兵向店裡瞥了一眼，便喊道：「快進去！快進去！」他們一進門，就「啪」的一聲把一張宣揚封建主義的畫撕了下來。他們的這種革命行動，獲得商店革命職工的熱烈支持，紛紛拉著紅衛兵手說：「同志們，跟我們來，裡面還大有東西啊！以前就是觸不動！」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這群革命「造反」者，在商店職工的帶領下，闖進了瑞蚨祥！他們從樓上找到地下室，從前屋搜到後院，從一些隱蔽、黑暗的角落，翻出了許許多多契約，美、英唱片，舊皇歷，美女商標，宮燈，稀奇古怪的畫屏，花盤等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他們連撕帶砸，堆了一小屋。接著又塗掉牆壁上帶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紅漆和古畫。在大破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同時，他們大立無產階級的新風尚：當即派人買了五十張毛主席像，又把巨幅像嵌進鏡框裡，懸掛在商店中央。在這些革命小將的猛烈攻擊下，一剎那功夫，瑞蚨祥變成了一個「立新」的商店！為了徹底摧毀這個商店裡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殘餘，紅衛兵放手發動商店群眾，當晚就向資產階級當權派進行的鬥爭。」

按今天人們的眼光看，這簡直是一群毫無理智的暴徒，不受法律的束縛，隨意地在侵犯別人的財產，破壞別人的財產。但是當時，這卻是得到權威報紙《人民日報》支持和肯定的革命行動！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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