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城死守 30萬人余2.7萬

　　崇禎十四年二月，李自成奇襲開封城未能得手，倒被汴人一箭射中左目，李自成未料及城內人會拒力固守。或許開封人多歷血腥，冷冷兵器砍刺過來，心無膽怯，以殺戮對殺戮，那種漢子氣貫穿三打開封城始末。
　　那是一場兵禍水厄雙重的悲劇，六個月的血刃肉搏後是大水沒城，四望無際。20餘年後「洪流久徙，沉者復陸」，城中始有煙火人氣，而此時已由明到清，又換新朝。
　　「兵變之禍，從未有慘於吾汴者。」明末親歷戰事的開封人白愚3年後驚魂之餘，如此哀語。其作《汴圍濕襟錄》，告白後人「汴人之忠，不使失於寇，終失於水」。那場歷時數月的攻守戰，在白愚看來汴人並沒有輸給「賊寇」。
　　時隔362年後，開封人已淡化了對那場戰事是非曲直的糾纏和判斷，滌蕩過後的記憶告白，僅僅剩下：陳德在西門一箭射盲李自成左目，大水由北門灌入後，開封30萬人，存活者2.7萬。據史料記載，當年縱然是活著的人，也都「骨磊磊，息縷縷也」。
　　我喟然追問：「開封人何辜，不死於刃，則死於飢，不死於飢，則死於溺，闖王李自成何利取開封，攻不克而再，再不克則三，三不克始圍困之？」
　　我無從理解，無法回答殺戮的意義。
　　1641年農曆二月十二日的開封戰事，既由李自成肇起，就該說說這個在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農民軍領袖後期的「思想轉變」。李自成初期是典型的「流寇主義」，略地攻城只為玉帛女子，過著刀客般的搶掠生活。《明史紀事本末》云：「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後來，李自成「席捲河南，有眾百萬」，突然覺得自己可以打江山、奪天下了，行為大變，一改舊式刀客的匪氣：「殺人者如殺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陷洛陽後，自成一改剷平城牆的「廢城」行徑，而是委人以守，攻下豫西洛寧，一改焚蕩屠夷的濫殺，而是蒐羅部分官吏「過堂」之後，推出斬首。李自成三打開封，「掠奪金帛」是次，志在江山地盤，難怪乎久攻不去。這仗打的是「戰略」，非打不可。 時汜水縣知縣周騰蛟曾上言：「汴城不守無河南，河南無保無中原，中原不保則河北之咽喉斷，而天下之大勢甚可憂危也。」明官僚中不乏明曉事理之人，只可惜洛陽城陷，開封水沒後，果真應驗了他的預言。歷史賦予開封城沒特別的意義，它像明王朝的「滑鐵盧」，那一刻的完結決定了明王朝的氣數已盡。
　　當年城中的守備者，不知後來慘然的結局，不知拚死固守到頭來還是城破人亡，為何不像洛陽守備者城頭反叛，迎闖王以活命呢？我曾讀過在以「階級鬥爭為綱」時期對此戰役進行描述的文字，把城中文武市井的抵抗，說成「反動階級的頑固不化」。或許開封人頭腦簡單，錯以為桿子都是貪財好殺者，死守以拒，僅是不肯讓賊人進城「燒殺姦淫」罷了。戰時曾經有此一幕：開封府推官黃澍憤然在曹門豎起一面大白旗，上面錚錚寫道：「汴梁豪傑，願從吾游者立此旗下。」鄉紳、士民、商賈紛紛追隨，數日集結起一支萬人武裝，登城禦敵。
　　當年開封之所以能持久固守，實則如「老開封」所言：「烈節在將，忠勇在民。」此乃362年前的實情，一旦市民都捨身逞勇，那無疑是「人民戰爭」了。
　　李自成的拉桿子，最後也演化成一場轟轟烈烈有著廣泛人民群眾參與的戰爭。是該對李自成再作一次小交代，否則開封戰事的前因便糊塗不詳。
　　歷史猶如線，也有結點，往往在結點上的「動作」決定了大歷史的走向。倘若崇禎二年，明廷沒有裁減驛站經費的損招，自成沒有「下崗」，倘若次年陝西沒有災荒，也無大批飢民，米脂人也不至於「從賊者十之有七」，二十出頭的李自成也不會為「吃飽肚子」，拉桿子走上「殺戮吃糧」的道路。崇禎皇帝無從料及，朱明王朝居然會讓「一馬伕耳」革了老命。
　　假設3年後，在晉冀豫被官軍困圍的闖王高迎祥、西營八大王張獻忠、闖將李自成、綽號「曹操」的羅汝才等沒有「詐降」一招，瞞騙官家偷得一晌喘息，假設黃河未「冰封成橋」，使得農民軍走馬越過大河天險，到達河南澠池縣的馬蹄窩、野豬鼻，歷史又該走向哪裡呢？
　　是年，崇禎並沒有意識到「賊既渡河」的不祥之兆，他坐守北京只是催令「務刻期蕩掃，如再疏泄五事，必不輕貸」。豈料農民軍反倒如魚得水「蕩掃」了中原腹地。此時的農民軍尚「流突無定」，忽而突至湖北、四川、陝西，忽而竄入河南，直到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凌晨（公元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陽，斬殺了崇禎叔父福王朱常洵後，崇禎始「心煩懣，輒廢餐」，他既不能保此叔父，還能保全朱家社稷嗎？
　　區區銀川驛站馬伕陝西米脂縣雙泉裡人李自成，居然能夠「奮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直到康熙年間《米脂縣誌》還如此說自成，好生厲害的「下崗馬伕」，朱由檢該明白先祖朱元璋是怎樣起事的，也該明白農民一旦不種糧，拿著大刀去搶糧的「力量」。
　　洛陽失守，開封守軍副將陳永福火急赴援，開封城守備就自然虛了大半。李自成得到情報，來了一個回馬槍：奇襲開封。
　　1641年農曆二月九日午，西關外鄉民爭道入城，車輛阻路。百騎農民軍偽裝官軍，不能長驅，故「砍民爭路，擁至西門」。防守官看得清楚，急忙閉合城門，城上火石大炮施放，百騎退回。
　　此後，李自成騎兵三千，「協從」3萬抵開封西關。農民軍大舉攻城，時稱初圍。
　　關於那場戰事詳情，除當事人白愚《汴圍濕襟錄》外，另有李光壂《守汴日誌》可資。其中光壂是守城主要幕僚，在崇禎十四年二月至十五年（1642年）九月，李自成三次圍攻開封時，他不僅身在開封目擊農民軍圍城的全過程，而且與明朝開封守臣高名衡、黃澍等一道謀劃守城防務，在開封第二次被圍時，他擔任左所總社，率社兵（地方武裝）守城。第三次守防，其為義勇大社總巡事務，日夜隨守臣巡城。《中州先哲傳》有其人二圍時秉守職責的描述：「光壂與推官黃澍立城頭，雪沾衣寸餘不知也。」後黃河決口，淹沒汴城，李光壂攜家乘筏逃向河北，後流寓南京，於崇禎十六年（1643年）九月病中口述，由其子李鑾記錄，成《守汴日誌》一書，分日記載，委實詳細。因李守汴有功，後授知縣，「至清，不仕，隱居於河南通許縣西李村，後以疾卒，終年六十七歲」。
　　在開封山陝甘會館面見館長韓順發，我得見此書，那是一本殘角捲起、水漬污面的舊書，韓順發說：「我也是從舊書攤淘來的，別讓我講了，書上都有。」
　　於是，我開始與一個前世老人進行「晤談」，操戈雙方該是怎樣的殺戮：
　　賊攻西城，城垛口先是桌面、門板以蔽炮矢，似乎抵禦不住炮矢轟擊，城頭兵士手足不能施。十三日生員張堅急中生智，用原木捆綁成筏，寬可跨三至五垛長，又出垛外四五尺，上容十人，「我兵得展手足」。推官黃澍命快手朱光祖督造「懸樓」，一夜成50座，分置城上。
　　十四日，看起來笨拙無比的「懸樓」在實戰中發揮了效應。攻城農民軍似乎死傷甚多，惹得「賊怒甚，射終日，箭插城垣如蝟」。十五日，農民軍以48人為一組扛雲梯攻城，一個名叫朱之滄的守城兵士，縋城殺賊得首級一顆，賞銀五十兩。
　　李自成原來設想的以奇襲方式奪取開封的盤算落空，連日來又強攻受阻。十六日前往洛陽赴援的陳永福聞知開封遭襲，兩晝夜兼程趕回，所部入城前，順手牽羊式「由孤魂壇穿賊營」進小西關，砍殺一陣後，遂統兵到城下。巡按高名衡令陳永福兒子陳德在城頭看得真切後，開水門放入。是晚陳永福一部官軍戀戰，殺得眼紅，一時忘卻歸城，被清醒過來的農民軍圍住，直到次日早晨，還在小西關戀戰，傷亡頗多。一名官軍登上一屋頂，連殺七人，農民軍不敢近前，只好亂箭射殺了他。
　　十七日，自成於西門外巡視，陳永福兒子陳德一箭射中李自成左眼，那一箭是否促成農民軍自行解圍，無史料佐證，不過翌日黎明，農民軍前鋒便向西撤離，直到傍晚全部遁去。當陳德射中自成，見「抱頭驚擁而去，始知為闖賊也」。
　　陳德這一箭，後來多被認為是陳永福所射，故在大順政權勸說總兵陳永福歸降時，自成聞說永福憂慮那一箭之仇，遂出言消解顧慮。再後來抗清之太原戰役中，陳永福的守城是認真的，然最終「無路可走」歸降了大清，這是後話。
　　河南是朱明王朝的建藩之地，一共有七王在此，宗室財富聚居，可謂富甲天下。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陽，周王朱恭枵居住開封，兩人在戰時迥異的作為，雖不能左右戰局，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自身命運。
　　周王朱恭枵比福王朱常洵明理得多，大兵臨城當日，他不惜盡其家產，「下令民間，有能出斬賊一級者賞銀五十兩，能射殺一賊者賞三十兩，射傷一賊或磚石擊傷者賞十兩」。此舉果然奏效，百姓持弩操刀登城者一時踴躍，另周府家丁八百也登西城守禦。而洛陽福王卻不納官府意見，「一籌不畫，一錢不舍」，十足「鐵公雞」一個，城上兵士軍餉不濟，食不果腹，多有怨氣，這也是促成洛陽守軍臨戰反叛原因之一。城陷後福王傢俬不僅不保，連他的性命也丟掉了。農民軍在迎恩寺搜捕到他，押送他「朝見」闖王的路上，恰好路遇被五花大綁的曾經向他獻言捐助的明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福王竟然大叫「呂先生救我」。「色怖，泥首乞命」的福王被李自成奚落一頓後，打四十大板，梟首示眾。
　　戰爭的勝負致因頗多，情形複雜。洛陽失守，不是無兵無民可恃；開封固守，不是兵多民勇，而在於非常時期，官家謀劃、調配到位，民自有奮勇者。
　　主動撤圍的李自成部向西，連克密縣、登封、嵩縣。崇禎十四年七月，綽號「曹操」的羅汝才因與張獻忠不和，率部眾進入河南，同李自成部合營，仗似乎越打越順手。
　　自農民軍解圍西去，次日開封官府便督眾修葺城垣，晝夜兼工，十日告竣。
汴人預計農民軍還會再來，卻未料到有那麼多人。
　　崇禎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羅汝才合營逼臨開封城下。是日下午，「賊七騎飛奔曹門（東城門），貼偽告示二張於柵上，守關兵士追之莫及」。當晚，李自成老營屯土堤外應城郡王花園內，約去城5公里，羅汝才安營繁塔寺。
　　二圍開封，農民軍精兵3萬，協從40餘萬。在明史官方文書中所言的「協從」，往往是新入夥的飢民，他們缺乏戰鬥經驗，紀律鬆懈。「精兵」，也即跟隨李自成多年征戰的「老革命」，他們是農民軍的作戰主力，每天吃三頓飯，「協從」和隨軍家屬只能吃兩頓飯。農民軍聲勢大盛初圍。
　　不過間隔10月，李自成已學會先禮後兵，曹門外告示已少了些殺氣，多了些斯文：「即開門投降，一概赦罪紀功，文武官員照舊錄用，斷不再殺一人以干天和。」最後卻狠狠一句：「仍舊延抗，本營好殺惡生。」
　　二圍開封的農民軍，儼然以強者居高臨下對城內人發話，並對急速膨脹起來的軍隊開始約束：「窩鋪內藏匿婦女者斬。」
　　城內文武官員自感官軍不濟，祥符知縣王燮無奈創立社兵，實則是組織市民參戰的臨時地方武裝。既有社兵，必設社長。
　　農民軍兵臨城下的當晚，王燮火急請將，還鬧出一場小誤會。知縣夜遣人召李光 為左所總社，使者誤召 父。老父突兀，又適多病，也就推辭不就，惹得知縣王燮大怒。鄉紳張文光知曉，復往光 家，說「召
　　，非召 父」。李光 聞知，次日一大早登門見知縣，把兵符領了，一小小貢生統左所總社兵。這開封四牆守備，多為文人統領，只有南門是武將陳永福把守。
　　枕戈待旦的農民軍，二十四日攻擊曹門至北門一線。
　　北城外，有明督師丁啟睿由南陽赴汴的三千官兵，就濠邊筑壘防守。無牆可據的官軍，一經接戰，全面潰敗至瓮城內。此刻，兩軍混雜其間，王燮即令加土塞門，官軍哀號求入，丁啟睿也懇請啟門放入。當時知縣王燮條件反射似的大呼：「此何光景，尚敢啟門也？」農民軍洶湧紛至，已登瓮城，離大城不過數丈。要說這瓮城具備防禦功能，完全可以「關起門來打狗」，可偏偏兩兵相混，城頭守兵不好援手，一時無計可施。危迫中，王燮議用火攻，以解其危，督師丁啟睿吝惜所部將士不忍下狠手。尚在遲疑間，王燮令人眾火炬齊拋，城下兵士躲避不及，霎時引火燒身。
　　一個文人斷然出手，讓職業軍人的丁啟睿目瞪口呆，然後是淚流滿面。儘管有當事人李光 、白愚事後敘述，但我還是無法透過紙面文字去想像那一幕，火究竟有多大多烈，頃刻瓦解了廝殺，只留下焦黑狼藉的肉身一堆。
　　沒人能說清楚，面對由農民組成的義軍的攻城，開封父老何以上下全力死守。官家的賣命、文人墨客的「鋌而走險」或許可以註解為愚忠、正統，那王府家奴、商賈、市民何以登城鬥狠逞能，在北門瓮城險急中，曹承奉所率周府勇士，備守城門，他們以土封堵城門，沒至半，「賊來拆門」，周府人從裡往外鉤住敵兵，拖扯進來，手刃仇家般地砍掉頭顱。
　　數日後，城上守備缺員。李光 「設錢緡置城上，臨時雇募壯丁，每次人給錢百文，餅四個，百姓蜂擁願雇」。那錢那餅，居然來自商賈的捐助。仗已經打紅眼了，無論「階級」，不問「政治」，給錢就打嗎？
　　「沒覺悟、沒立場」的開封父老，幾近成了扼制李自成、羅汝才凌厲攻勢的主力。
　　仗打到次年的正月初一，要說是舊曆新年的日子，1642年開封人忘卻了往常年頭的祥和，也無法祥和。正月裡該是天寒地凍的日子，那一天「賊驅婦人，赤身濠邊，望城叫罵」，城裡人也不肯示弱，叫來僧人裸立女牆對罵，雙方都皆助之大炮轟擊。這仗打到了「風流」的份上，玩開裸體戰了。
　　城外李自成是怎麼想的，守城的高名衡又是怎麼思的，隔多少代了，鴻溝頗深，腦子似乎跟不上古人的思維了。
　　當日李自成因久攻不克，一怒把大營移到城北三里許立帳。城上人能依稀了見營中往來，遂架起「紅衣大炮」一尊，遠射過去，正中其營，捲起飛煙灰塵一道，李自成倖免，便移營土城外。
　　兩軍相持，雙方不免緊張。正月初一前兩天夜，城中一佃戶名王才，醉後向火，延燒草屋三間，一城驚惑。黃推官恐內細有意，不細究嚴查，推王才於市斬殺。初三，自成恐丁督師歸降部卒反水內應，將其眾誘自老營點名，乘其不備，悉數縛手斬殺掩埋於蓮池坑內。
　　初四那天，突然風雪交加。城上「大雪濕衣，兵寒難忍」。巡按高名衡召李光 ，立辦2萬件棉被禦寒，「如遲，定以軍法從事」，光 哪裡有時間逐戶求之，不得已召集社兵，人人籌集。於是每社兵出10件，家有店舖50件，商賈人家30件，原為佃戶的社兵也回去告知主人，捐出衣被。是晚，棉被分發給守城兵士。
　　白愚在其《汴圍濕襟錄》中，記錄官民如此對話：「官軍需爾衣被，奈爾妻子凍餒何？」民語：「妻子在家可忍，官軍霜立堪憐。」話語之後，老大不小的爺們也都相擁對泣。
　　明末農民整個戰爭史，唯河南開封最堅，堅在何處，由此可見一斑。農民軍方面也非不用命，也都是「前者死，後者繼之」的漢子。在第二次攻打開封實施爆破時，農民軍兵士每人衝進城下鑿取三塊牆磚，完成任務回營休整，不足數的正法。
　　正月十三農民軍掘洞炸牆可為例證。一連數日農民軍戰士輪番飛至城牆東北角，掘出長長的洞穴，每日往返揹負布囊裝填炸藥。是日，拉出長線，騎兵步兵千餘預備濠邊等待城炸開缺口出擊。一聲天崩地裂，磚石騰空，碎落飛濺數百米，設伏待命的農民軍死傷慘重，城上城內未傷一人，城牆外壁坍塌，裡牆僅厚尺許，依舊卓然兀立。此乃天意援手開封不成？
　　那不過是一種巧合，它卻讓農民軍士氣黯然，萌生退意。次日，「老營賊五鼓拔營，攻城賊未動。午時，賊馬飛奔，呼眾賊速走。自西北往東南，揚塵蔽日」。
　　李光 與眾守官城頭一定看得分明，不然難有上文的描摹。第二天，開封城門大開，守城官家到羅汝才紮營的繁塔寺探看，營地牛、驢、馬皮腸肺，間以人屍，污染滿營內外。
　　曹門至北門外十餘裡，「屍體遍野、斷發滿地，死傷者無慮十萬」。黃推官命地方民夫就地掩埋，十日未能清理。城外遺牛3萬頭，官家禁止兵民掠奪，時以平素半價賣給農民，另遺婦女三千多，令親屬認領後，尚餘三百多口，送尼庵供養。
　　農民軍自行解圍後，城牆固修。隨後，其他剿匪明軍依舊與闖王接戰，「終不能扑滅，致有第三次圍城之禍」。
　　崇禎十五年（1642）五月初二，李自成第三次進攻開封。崇禎急令丁啟睿、左良玉等明軍來援，明軍總數18萬，號稱40萬，在朱仙鎮和農民軍擺開決戰的架勢 。李自成主力暫且移師朱仙鎮，稍經接戰，主力左良玉部七千人避戰而逃，李自成於五月二十五復圍開封。
　　左良玉之退卻，實在是故意，此人跋扈難用，但崇禎又不便「修理」他。左部號稱兵多將廣，實際骨幹兵力不過2.5萬，相當一部分是他招安過來的原農民軍部隊。明廷明白，一個處置不當很可能使之一鬨而散，復為「流寇」。此時的明廷，可資利用的軍隊一是吳三桂遼東部隊，二是湖北的左良玉部隊，三是陝西孫傳庭部隊。因預防滿族入關，即使在北京被圍攻告急直至覆滅時，也顧及邊患沒有調動最精銳的吳三桂部。陝西因處決原總兵賀人龍後，尚需穩定軍心，解除開封之急，崇禎首先指望的還是左良玉。
　　對於左良玉這個軍閥，崇禎採取了結之以恩的籠絡方法。良玉年輕時曾犯軍規被削官去職，屈身走卒之列。後來被河南歸德府人侯洵看中授予兵權，又在遼東戰役中嶄露頭角，從此官運亨通。左氏對侯洵感恩戴德。崇禎帝對此瞭然，所以釋放了在獄中服刑的侯洵，委以兵部右侍郎等軍職，意在利用他和左氏私交，調動左部與保定、山東、河北等官兵南北合擊李自成。
　　侯洵倒是能通盤考量時局的人，策略是「維城當不急於社稷」，主張各省固守本境，等待時機，他認為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糧食窘絕，李自成有百萬大軍在河南，只能蹲著挨餓，到那時再督率左良玉北上，會同陝西總督孫傳庭夾攻農民軍。
　　卻不說官軍能否固守本境，防堵農民軍的流動作戰。侯洵的主張正好與崇禎的本意相逆，侯洵建議一經提出，立刻被否決。侯洵無奈，只得下令左良玉北上，左明知自己不是李自成對手，全軍北上有可能全軍覆滅，但還得敷衍侯洵的面子，先行令五千兵卒開拔，聲稱30萬大軍隨後跟進。這30萬人馬的弦外之音是糧餉的數字，還算聰明的侯洵明白左的用意，連忙回函言說，無法解決30萬人的糧餉，請他不必北上。崇禎起用侯洵不靈，開封無援。同年底，罷侯洵官職，重新將其投入牢獄。
　　後來，倒是陝西孫傳庭部聽從明廷的調遣，10萬大軍是年八月初一在西安關帝廟誓師出潼關，途中得到開封已經陷落的消息，改向豫南方向進發，李自成部向西迎敵，兩軍在郟縣接戰，孫傳庭部幾乎被全殲，時在開封水淹城廢月餘之後。

開封北城牆外，明顯地堆積著沙丘。它連綿數里，幾乎與北城牆等長等高，四牆外獨獨北牆突兀，有此地貌，沿東京大道收入眼底的是蔥籠的綠色植被，那一向被我認為的不毛之地由黃河沖積淤沙而成，居然草木茂盛，竟成了開封人絕好的遊樂之地。
　　以北城門為界，西邊夷園，東邊環城森林公園，名字連同那草木無疑是這座城市刻意的規劃：環著城牆根，就著沙丘起伏的走勢植樹造林、圈地造園。假若不是開封人的提醒，誰能設想這地貌形成，居然是一場慘烈戰事的遺存？
　　 信步在這北城外園林的汴人，忘卻歷史了嗎？數百年的歲月流逝，傷痕撫平，沒有理由責備忘卻。掩卷之餘，使我臆想古人依舊在天上淚濕青衫。
圍而不打 困城糧絕
　　 崇禎十五年（1642年）五月初二，在拿下歸德府（河南商丘），掃清開封外圍之後，大軍壓城。李自成至西城，屯閻李寨，羅汝才屯橫地鋪，兩營縱廣約十五里。
　　 「賊後隊俱到堤上，賊馬往來不斷，時有游騎下堤，將至城而旋。」此番三圍開封，農民軍圍而不打。其間農民軍在去城南數十里的朱仙鎮打援，趕走左良玉部，復回圍城。直到九月中旬水淹城沒，中間開封守軍實際上只有10天的「消停」。
　　 如果沒有初圍、二圍久攻不破後的「謹慎」，圍而不打絕不是農民軍的性子。三圍開封時，河南境內城邑已陷七八，多為農民軍掌控，軍事實力的天平無疑移往農民軍一方。李自成深知開封維城意堅，但久困無糧無援，必不攻自破。不料城內官民的意志，再次出乎他們的意料。
　　 吃飯的問題，一直困擾著守城軍民。
　　 濠外堤內的小麥將熟，兩方競相搶收。相遇時，「兵多賊即走，賊多兵亦趨避」，不日，城邊麥地盡收，僅存土堤邊麥地未收。
　　 到了五月二十六，開封五門俱開，放兵民出城打草、採野菜。兵士割草餵馬，民割草一擔，賣價二百文，後漲到三四百文一擔。野菜可食，每斤售價初五十文，後五百文。一連七日開封官民啟城門以自救。
　　 六月初四，官府從一名叫崔賣婆的婦女身上搜到金銀六錠，審訊後知道，此婦假採菜出城，密至闖王老營，言城中事，拿了賞銀返回。想必崔賣婆只是投巧，區區一婦女能出賣何等情報？崔氏被斬於市，從此官府禁絕婦女出城。
　　 最初城內還有糧食買賣，奸商乘機囤積居奇。南城名遇春之商人，以二斗糧一兩銀出價。恰值黃澍到南城巡訪，拿了遇春，臨刑前遇春央求道：「有麥八百石，願以贖命。」黃推官厲聲呵斥：「不要汝麥，只要汝頭。」斬首一奸商，抑制了麥價。不過到了是年六月後，「客糧已盡，民糧不賣，從此乏糧矣」。
　　 黃澍發銀，委社兵購買民糧。起初官家還算客氣，上門勸說，高價從百姓家中購糧，後來百姓也已基本斷糧，不肯出賣余存。官家的客氣變成了強霸，不斷有官家闖入民宅，翻箱倒櫃地收奪糧食。除周王府外，都不免此，到了八九月之交，民糧已經無餘可取，飢餓之困到了「人人相食」的絕境。

殺人充飢 弱中示強
　　 到了人人相食的地步，那情狀已非文字可述，怎麼渲染，文字都是平淡的。開封城死寂，多戶人家糧盡的時候，已經無力出戶走動，閉門等候死亡的降臨。光天化日之下，時有強壯者擄人至背處，殺掉割肉分食之。雖有民間告至官府，官府也已無力偵破。
　　 此時，守城官軍被許殺馬充餉，竟有將馬肉人肉相混，每斤賣價數兩，一馬可值千金。諺語有「賣狗懸羊」，戰時的開封居然有「賣人懸馬」、取不義之財這樣往史未見的罪惡絕例。
　　 弱民不能殺人食肉者該怎麼維持生存呢？只能吃幾乎一切不能吃的東西。如水草、膠泥、皮革、中藥，甚至新馬糞。讀到《守汴日誌》這一頁，人會猛一激靈，然後是一陣噁心。城裡多水坑淺溝，水中有一種小紅蟲，即今天我們拿來餵金魚的那種，在當年也被飢民撈取，拌蔥油炒食，名曰金魚子。有騎馬過來者，尾隨一群人，爭拾新馬糞，捧回炒成淡黃，用水吞嚥。先人的敘述令我無法想像，馬糞怎能入口？
　　 推官黃澍於九月初一那日，行至曹門，眼見一二人在城牆下，敲人骨吸髓，不忍目睹，旋走之。曹門至北門兵士，每天三四百地餓死，「夜則城頭寥寥，處處鬼叫」，錚錚也算漢子的黃澍面北長哭，遂寫下絕命詞三十首。汴城淪陷後著書《誓肌漫記》，只是失佚，今無從捧讀。正是這位黃推官，三圍時獨擎大旗於曹門，招得萬人於旗下結社，並在關帝廟以大銅罄盛酒，手刃雞血與汴梁豪傑遍飲起誓，結義勇大社。又是黃澍每每湊足一頓牛肉、大餅，大餐之後，屢屢出城與農民軍廝殺，居然次次小捷而歸。一次，曹門將官高祿領兵夜襲敵營，被對方砍斷雙手，眾兵把他抬回城上，黃推官一見，放聲痛哭，給麥一石，米五鬥，銀五十兩。
　　 且不說明庭的腐朽，只說開封，只說黃澍，若是無能，豈能固守孤城數月不破。可見今古事大抵都是「事在人為」。

河水灌城 開封覆滅
　　 歷史上只有秦國王賁久攻魏國大梁不下，始引水猛灌大梁三個月，城破，魏國滅，時在公元前225年。秦人像洪水一樣迅速滅掉六國，統一了中國。而1867年後，又是西來的秦人再次仗著大水灌城，把大梁舊地的開封城給徹底毀掉了。
　　 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九月十四夜，「河伯震怒，水聲遠聞」，黃河決口，翌日黎明，水至開封城下，「西南賊俱遠遁，東南賊溺死無算」。據史料所錄，李自成圍困開封城農民軍躲避不及，溺死一萬。九月十六開封守軍兩營兵抱土塞門，「水從隙入，勢不可扼」，「是日，南門先壞，北門衝開，至夜，曹門、東門相繼淪沒。一夜水聲如數萬鐘齊鳴」。九月十七黎明，「滿城俱成河漢」，只存鐘、鼓兩樓及周府紫金城屋脊、相國寺頂、延慶觀、土街等高阜處。時隔3年餘，也即由明到清的順治二年（1645年），河南巡撫寧承勛「由大河泛舟，直抵城下，城垣半在沙淤水浸之中」。20年過後（康熙元年），河南巡撫張自德、布政使徐化成始重建開封城。
　　 關於誰是決堤沒城的元凶？明清史料多譴責農民軍所為，而李自成大順王朝畢竟未能坐得江山，也未獲得話語權。白愚、李光壂說得也不很堅決，如白愚言：「黃河之水雖起寇禍，實值河水驟漲，是天也，非寇也。」
　　 時至今日我在開封發問，回答的更像反問：「現在更不好說啦，誰會知道呢？」行文至此，姑且把這樁懸案，糊塗懸將起來，再回到歷史文字的陳述裡。
　　 推官黃澍等被困水城之中，第一時間派家丁兩人，抱一木泛水北去，三晝夜始到土堤，時在河北監軍的王燮得黃澍手書，面南大哭不止，夜督20餘只大船，自乘小船從北門直入城內，與巡按高名衡、黃澍一起到紫金城上救周王，幾人見周王后抱頭痛哭，後以舟船將周王及眷屬五百號北渡而去。隨後王燮又促小船多艘，將聚集在城頭、屋頂、樹上的百姓漸次運抵河北。
　　 趁「水」打劫，似乎不可避免，一些惡兵姦民架舟泛行，窺有財物，乘四邊無人，將難民推入水中，殺人滅口。難民渡水者，間有攜帶財物，多被兵士搜奪劫取。民有呼告監軍王燮，王燮立即梟首示眾，以肅清道路，保障民眾。
　　 其實水沒開封時，城上尚有兵卒數千滯留。巡按及時運糧、厚賞，命令兵卒恪盡職守，守備不懈。數日後，農民軍也造得舟船或木筏，數千人登上西城，兩軍居然在城牆上交戰兩日，後因官軍勢弱力窮，登船北渡。
　　 登城農民軍逐漸增多，城牆地方窄小，軍力施展不開。監軍王燮決意再戰，九月二十六秘密發兵三千，潛登西城，農民軍鬆懈不備，多未攜帶兵器，忽遇官軍襲擊，被逼投水亡命。若白愚追述的數字不含水分，無疑官軍是一次少見的大捷：溺水死者數千，斬首級500餘顆，活捉62人，後押解到北岸柳園全部斬殺。
　　 關於開封城中戰死、餓死、溺死的數字，無人能說得準確，十之九亡是古人的概算。白愚說城內百萬之眾，後奉旨領賑者不足10萬；而今天開封人說：「城破後人還剩2.7萬，明末開封最多30萬人口。」數字不是總結一場戰爭的關鍵，或許最該知道的是那場戰爭終結後的歷史意義：開封城沒等於明王朝的終結。1644年舊曆三月十九中午，李自成從德勝門進入北京，京城脆弱得不堪一擊。天數也許在兩年前已經注定了，無論北京城牆本身多麼威嚴高碩。
　　 其實最好笑的是後來，京城的兵部尚書張縉彥1644年正月居然異想天開地提出派人去開封打撈沉銀。國庫實在拮据，崇禎聽說有銀可撈，敦促人火速去辦。又覺得名義不雅，即以汴城修復為名，去其積水，撈出沉銀，以助兵餉。並欣然批語：「其汴城撈費一事，宜專官密行。」這朝，不滅才出鬼哩！
　　 我不盡其暢的文字該束尾了。我曾經獨步開封北城牆，隔著女牆垛口向外看，對面沙丘結群信步的開封人的眉眼，我看得分明，我臆測崇禎年北城守備者也是這般能看清農民軍戰士的眉目鼻眼。
　　他們彼此為何而戰？為何怒目相視、彼此殺戮？又有誰能真正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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