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眨眼，六四事件過去已經十五、六年了，今年是第十六週年，雖然是十六年前的事情，可是我們一閉上眼睛，過去那些情景歷歷在目，彷彿就在昨天一樣。那麼這幾天我們更預計全球很多地方會有悼念六四的活動，香港尤其是如此。那麼這個事件雖然過去十六年，可是我相信在很多人身上跟心上，留下了非常深的瘡疤跟傷痛。所以現在回去我們想談談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六四事件的起因，第二是中共的流血鎮壓，第三是中共的文宣謊言。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第一個部分，六四事件的起因。六四事件的起因，我想大家都還記得，是因為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去世，然後群眾開始悼念、官方也開始悼念，就那個悼念的活動越變越大越變越大，人越聚越多，然後越演越烈而導致的。那麼為什麼這麼一個前領導人的去世，他的喪禮會變成一個失控的群眾悼念活動呢？
我想我們看見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改革開放到那個時候十年了，但是這十年當中，我們看見官倒跟貪腐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所以老百姓在這個時候不自覺去懷念一個比較清廉、比較正直的胡耀邦，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中共當時正好內部有權力鬥爭、有派系鬥爭，有人借力使力，就把事情挑大了；第三個原因就是中共自己本身非常戀棧權力、非常嗜血，他要去大張旗鼓的去殺人、去保住他政權，所以釀成了這個慘劇。底下我們就來分別看看這三個因素。
我們剛剛談到說第一個因素，就是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十年以後的貪污跟腐敗的情況越來越嚴重，這種現象其實貪腐在每個國家都有，這並不奇怪。可是每個國家，有他自己去治理貪污跟腐敗的方法，有的是用廉政局，有的是用查稅，有的是用明查暗訪的方式。那麼為什麼在中國大陸，貪腐情況特別嚴重呢？
因為它是從原來一個國家一元壟斷的局面，然後開始釋放出來，讓外國的企業、讓民間的企業開始興起，所以在這個興起的過程當中，國家手上釋出權力的時候，譬如說土地、審批權，或者特許、或者經營權等等，所有這個過程當中，都牽涉到說這個幹部本身是否清廉的問題。
如果說國家的各種制度、各種措施比較完整，比較周密，那麼這個幹部的待遇也好到一定程度，懲罰非常嚴重的話，那麼幹部會考慮，他說我現在待遇比較優厚，我找到這份工作不太容易，那麼固然這個貪污跟腐敗的誘惑非常大，可是後面懲罰會非常嚴重。那麼兩害相權，他考慮一下，他說這種事情我不能做，這是懲罰面；當然更重要是一個道德面，讓他自己對他的工作、對他的職位有一種驕傲感，有一種尊嚴，他就不願意做這種事情。所以幾個因素配合起來，很多國家是把貪污跟腐敗壓到一定的程度以下。
那麼為什麼中國大陸在80年代中後期以來，這個貪腐情況特別嚴重呢？我們講了，中共過去是一言堂，所有的權力、所有的好處、資源，全部掌握在國家手上。國家是一個非常抽象的名詞，具體下來就是從中央的各個部會，到地方各省、市、地、縣，乃至這個村裡一路上下來的，這麼一個層層管制的官僚體系。
在這個層層管制的官僚體系當中，當他面對改革開放的時候，他看見的是無數的，腐敗的機會。在學術上，我們把他稱為「尋租效應」，尋求租金的效應。這就是說，從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各級官僚、各級幹部，他只要有手上審批的權力，不管是土地、經營權、特許或各種各樣的權力，他就有貪腐的可能性。而在一個沒有其他外部力量管制，沒有反對黨來競爭、監督的情況下，他就特別容易腐化。
老百姓又不能講話，然後上面的監督力量不夠，又沒有外在的管制，所以貪腐就開始出現了。這麼十年下來，貪腐變得非常嚴重，老百姓看在眼裡氣在心裏；所以當一個比較清廉政治的胡耀邦去世，而有千千萬萬的貪腐幹部還在位的時候，老百姓就會借題發揮，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我們提到說，中共黨內有權力鬥爭的這麼一個現象存在。在當時我們看見李鵬這個派系人，比較保守，他對改革有各種各樣的不滿，他不願走那麼快；但是另外一邊，過去的這個胡耀邦，跟當時當權的趙紫陽，是比較激進的改革派，所以雙方的意見很不一樣，但是李鵬一直想要取代趙紫陽這個人，然後去爭奪這個大位，所以在這裡藉機引爆了整個爭鬥。那麼借力使力，把這個趙紫陽打了下來，所以這是這次事件會失控的第二個重要原因。
那麼第三個重要原因，其實更重要就是，其實中共處理這種群眾運動，可以有不同的說法，但中共它本身非常貪戀權力，這點我們過去反覆解釋過。它非常敏感，所以任何的批評、任何人的小小的挑戰，它看作是一個非常根本的挑戰，所以它要去保權，就去殺人，這是我們反覆強調說，這是中共行為當中一個最獨特的特性，可以看出來中共的邪惡表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像胡耀邦，像趙紫陽這種有點良心的領導人，當他不夠邪惡的時候，他會被一個比他更加邪惡的黨所淘汰掉。這個現象我們在《九評共產黨》的這一系列社論裡面都已經看過了，這是一個具體的例證。第二點，就是我們提到說中共它對權力非常敏感，所以對任何的挑戰，它習慣用擴大解釋，一旦擴大解釋，它的處理手法就比別人重，這種現像在別的國家也非常罕見。當然我們看見在很多共產國家，這個現象都比較突出，也就是共產國家跟非共國家比較的話、共產國家的這種邪惡現象特別嚴重；但是把中共跟別的共產國家相比，中共又再邪惡一些，這是我們所看見的，第二個觀察。
第三個觀察，就是四二六社論，四月二十六號的社論，是有一派是藉機，把它製造出來去刺激群眾，去作為鬥爭的一種藉口。這個本身這種鬥爭手法，在別的地方也非常罕見。第四個特徵是，這個事件過去這麼多年，我們跟這些海外的華人，或跟大陸的這些人在談這個六四事件的時候，談起來我們常常覺得說非常悲痛，非常悲傷！可是，竟然我經常聽到有人跟我講說，換了我是共產黨，我也會殺人。
講起來理直氣壯，他有沒有想過，殺人本身是非常不對的？殺成這個樣子，他還覺得是對的。這說明一點，中共自己長期以來的這個殺人保權的心態，它拿這種心態去教育老百姓，使得中國人，人性大大的扭曲，扭曲到了分不清楚對錯，看不見善惡，看不見是非！我們覺得這點，才是令人擔心跟痛心的地方。我們現在先稍事休息，等會兒回來之後，我們接著再跟各位談六四事件的第二個部分。
各位朋友，歡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紀回眸的現場，我是節目主持人明居正，我們今天跟各位談的題目是六四事件，在上一個部分我們談到了六四事件的起因，我們所談到的當然不是最早發起的因素，我們談到的起因還包括後來為什麼會擴大、為什麼會逐步的惡化，我們所謂起因是這個意思，那麼在上一階段我最後談到，我說中共的這些邏輯，他說我為了保權，所以我這樣做，換了是你，你也會這樣做，這是流氓的邏輯，這不是一般人的邏輯，別的國家不會這麼做的。
所以第二個部分我們來看看流血殺人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這件事情他是一個群眾運動，是一個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這種現像在別的國家也都發生，當然他的這個情況不一定要到這麼嚴重，我們如果把別的國家處理群眾運動的方式拿來做個對照的話，我們可以看見，他當然會依照群眾運動的性質跟規模的大小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那麼最輕的部分是請願，也就是老百姓有些什麼樣的冤屈，他想要這個非常低調的、非常悲情的、非常緩和的去跟政府表達，希望政府能夠改變這種錯誤跟不公的狀態，通常政府處理的手法是派出代表去對話，好言撫慰，然後從而解決，這種是最輕的一個部分，人數比較少，性質是比較低調、比較溫和。
那麼第二種層次就人數略多了，但是手段比較火爆，開始抗爭了，也就是示威的群眾他可能會採取一些暴力性的行動，他會丟擲石塊、拿出棍棒、那麼攻擊路人、攻擊商家，甚至攻擊警察，到這個時候已經到達抗爭的地步，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大部分國家會採取驅散，進而逮捕的這種行動，驅散有很多種方式，有的是用水柱，用水柱，那麼臺灣他的驅散是放兒歌，小孩兒唱的歌，因為它會讓人的心情慢慢緩和下來，然後警察勸離，然後一塊塊把他驅散，再不行的時候，有些國家會使用催淚瓦斯，使用到這個時候情況已經比較嚴重了，雙方會發生逮捕、扭打、抗爭比較大規模流血事件，但是除了驅散逮捕之外，他同時還會並用就是對話跟談判，這是第二類。
第三類就是這個群眾起來準備要推翻這個政權了，像這個一兩年前在海地發生的要推翻阿里斯蒂德這個的不法、不公當選了總統的事件，那麼這些群眾起來抗議，在這種情況下你就或許是鎮壓，或被迫下臺，東歐各國所經歷的也就是這種現象。
那麼我們提到中共過去這個政權的經歷它很喜歡流血、很喜歡殺人，它從不害怕殺人，所以面臨這個問題的時候它有一種本能性的一種方式、它這樣去處理，很多政權它都是革命起家的，我們可以看到革命政權在起家過程當中總會流血，有多有少，孫中山革命起家的時候他也流過血，但是你把他十次革命前前後後加起來你算算，它衝擊面非常小。
我們各位回想去看看，孫中山在長江流域發動了革命，在廣州一帶、在廣東各地方發動了革命，乃至最後第十次，他在廣州總督府最後所謂黃花崗之役，死傷兩三百人，到最後是武漢事件起兵，那時候革命軍跟清軍打的時候死傷比較多，也不過幾千人，而且那些打的是革命軍跟這些鎮壓的軍隊雙方的爭戰，死的是軍人，還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對於中共來說，它在起家的過程當中死傷非常多而且不限於軍人，非常大程度它傷害到了平民，各位把它幾次的暴動，不管是南昌暴動，或者說廣州暴動，那一路數上來，那更不要說是江西蘇區，或到達陝北乃至全國的內戰，它可以在毫無顧忌的情況下驅散大批大批的老百姓跑去包圍國軍，譬如說在東北長春之戰，中共封城幾十天之後最後長春城裡面死幾十萬人，中共從不怕這種事情，這個如果說你在奪權的時候這樣做就算了，可是我們常常看見的是中共在掌權之後依然喜歡殺人。
我們過去很簡單跟各位數過，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大躍進乃至文化大革命，不管是直接屠殺還是政策失誤，導致死人數目都非常多，我們更傷心的看到就是在六四事件的時候，中共一步步激化矛盾不說，最後採取大流血、大殺人的方式去解決它的問題，那麼一般我們說殺人就殺人了，這次我們非常驚訝，而且是非常錯愕的看見中共不但使用正規軍，不但是多個地方突入北京城，而且使用坦克車，所以北京市民當時氣壞了，北京說：我們曉得它就是要鎮住我們、就是要嚇我們，讓我們不敢起來反抗。為什麼？你中共自己已經把問題一步一步的升高到這種局面，最後你下不了臺了，所以你只好採取大殺人的方式，那麼這種作法，在別的地方、在別的國家我們可以說幾乎都是看不到。
所以說在中共這個地方看到你除了說它邪惡真的沒有別的話好說，而且中共這種殺人我們可以看見，我從剛才鎮反、土改這樣一路數下來，大家可以注意到，它是一個週期性的殺人，所以有人就注意到，中共為什麼要週期性的殺人呢？它喚醒人們對殺人的恐怖的記憶，從而臣服在中共的暴政之下，這是我們必須要指出來的一點。
那麼在殺人部分最後我們要談的一點就是大家說中共在這次大屠殺的時候它為什麼不先清場？為什麼不把外國媒體趕出去？我們的判斷是它就是要把這些它屠殺的過程透過外國媒體放到國際上去看，因為如果我不這樣做的話，我怕你們外國這時候聯手起來把我推翻，我要提醒你們我真的我不但會對我的老百姓會用兵，我對你用兵我就更無所顧忌了，所以它這個是一石二鳥。
但是我必須說，其實原本可以不用流血的，就是回到我前面講的處理群眾運動的方式，在問題剛剛開始的時候，你善意回應，輕鬆就可以解決掉了，到後來升高的時候，你依然可以用對話，做出部分改革的回應的方式去解決問題，你為什麼提出四二六社論？你為什麼內部權力鬥爭的時候會使用到這種手法？你為什麼會搞到要用群眾鬥群眾的方式才能解決問題？所以所有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指出，中共的本質沒有改變，所以才這麼習慣的使用流血殺人的方式去解決它認為的問題，其實這些原本可以不是問題的，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等會回來我們再談談第三個部分。
各位朋友，歡迎回到「中原大地－世紀回眸」的現場。我們來談談「六四事件」的第三個部分－ 「中共的謊言和文宣」。中共的謊言和文宣，我想比較集中的第一件事情，表現在4月26日的社論上，在這篇《人民日報》的社論當中說：「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從這裡我們看見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究竟在天安門廣場前面示威的，在四月二十日前後，乃至到四月二十六日的時候，究竟有多少人？他們說是「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那麼是不是這樣子的呢？不是的！因為我們從各種記錄，乃至在現場參加過的人的訪談，我們都知道，當時在現場，有幾十萬人，幾百萬人，甚至到過百萬人，這絕對沒有問題，所以絕對不是他們所說的極少數。
那麼為什麼中共說是極少數呢？很明顯它是用謊言。它撒謊的目的呢，是要切割對手。另一方面也是要嚇阻群眾說：「你們不要跟著那批人跑，你們趕快回家去，因為我後面可能要動手了」。它說的極少數，就是要切割對手，把它要打擊的部分孤立出來，先把這些人打擊完了以後，其他的人，我再慢慢跟你秋後算帳，所以這是它的第一個用意。
第二點，它說這整個是一個有預謀、有計畫的、反革命的行動。究竟是不是有預謀有計畫呢？我想其實我們從整件事情發展，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並沒有預謀、並沒有計畫。當時是胡耀邦在年初的時候去世，然後到了四月五日清明的時候，大家慢慢聚集，中共官方開始要去阻攔，但是大家慢慢自動愈聚愈多。就是我剛剛開頭講的幾個原因：因為老百姓看見了官倒，看見了貪腐，然後自發地去悼念胡耀邦的清廉，然後聚集起來的。
那麼這整個發展，是一個臨時性、自發性的。如果要說有預謀、有計畫的話，恐怕照我們剛剛講的，中共內部有人有權力鬥爭的考量，所以把這件事情挑起來。所以說有預謀、有計畫的，是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某些人士，而不是在天安門前面示威的群眾，這是第二點值得談的。
第三個部分，這篇社論所牽涉到的問題就是：這整個活動，整個示威的性質是什麼？它說這是一場「反革命暴亂」，中共後來都這麼說的。但是當時我們可以看見，去的人不管是講的話、後來表達的心聲、請願的內容、乃至打出各種各樣的標語，都指向一個方向，就是表達對「貪腐的不滿」、「反官倒」、「反腐敗」，然後「要民主」、「要改革」。整個訴求相對平和，而且比較低調，如果說要求民主、要求改革都叫做反革命的話，那沒有什事情不是反革命了！
所以在座的有很多是參加過這場運動的，不管是北京市的還是外地來的，請大家捫心自問：您們當時參加這個活動的時候，您們真的是要推翻中共政權嗎？您們是在進行反革命活動嗎？還是僅僅是表達對於中國大陸進行民主改革的訴求和渴望？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4、26的社論，乃至中共後面的文宣，是有意誤導民眾，告訴大家這是 「反革命暴亂」，從政治上給它抹黑、定性之後，中共不斷的去打擊這批人，然後去證實它自己。
那麼，第二個問題要談的就是「國際勢力」介入的問題。有沒有外國勢力在那裡呢？當然有！有香港的勢力、有臺灣的勢力，這個算不算外國勢力呢？這是外部勢力。有沒有國際勢力呢？有！香港和臺灣人在那邊做什麼呢？基於民族情感，基於民族大義，熱血沸騰地跑去參加這個事情，我本人在臺灣就是在做這件事的。我也知道我很多朋友，當時帶了錢，帶了滿腔的熱血，跑到北京天安門去，還有人在當地中了槍回來的，這是我自己的朋友。
那麼外國的力量，我們看到外國的勢力在那裡，我們看見外國勢力最多的，是廣播公司、是電視公司，廣播公司、電視公司在當地是在報導實況。那麼中共為什麼認為他們扇動呢？因為中共習慣用它自己的傳播媒體去扇動群眾，所以它認為別人的傳播媒體也在做同樣的事情。這是它卑污的心理投射出去看別人，所以把別人也看成這個樣子。但是這種事件只要據實報導，老百姓就會有反應，所以這是中共你自己的責任，你不能推到別人身上。
中共後來講西方的勢力、西方的媒體在做這件事情，在煽動這個暴亂，「亡我亡華之心不死」，這話對不對呢？對一半。或許這些人想要推翻中共，但這些人並不想推翻中國或消滅中國。中共硬是把「消滅共產、推翻共產」跟「消滅中華」二件事情連在一起，它故意混淆視聽，把自己和中國連接在一起之後，煽動老百姓的民族主義情緒，它把這叫做「愛國主義情緒」，然後從而保住自己。所以整件事情是被扭曲的。中共是明明知道而這樣做，所以我們反覆說它是個「邪惡的政權」，就是這個意思。
第三個問題就是：究竟死了多少人？事件過後不久，袁木、袁立本、跟張工聯合開記者招待會，中間閃爍其詞。他說：在這個事件當中，解放軍受傷五千多人，平民百姓我搞不清楚。那麼死了多少人呢？初步統計死三百多，三百多裡面死最多的是誰呢？是解放軍，然後是圍觀的群眾，然後是一小撮分子。它把順序跟輕重都講反了，目的就是要扭曲，這是中共一貫的技倆。
所以到現在為止究竟死了多少人，我們不知道。我們只曉得很多在六四事件當中，有親屬喪生的家人，後來滿懷悲痛，一個一個把個案找出來，譬如說丁子霖女士，就為了紀念她死去的愛子蔣捷連，後來編成了一本書，一個個案一個個案這樣子的去追尋，我們才曉得一些故事的原貌。
所以「六四事件」現在雖然過去十六年了，但是我們講它依然歷歷在目。我們不是要揭瘡疤，我們只想講：像中共這樣的政權，它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它如果沒有改變的話，中國最後不會進步的。所以我們現在看見中共不但不肯去認錯，不但不肯改變，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用它的流氓的邏輯去為自己辯護，而不幸的是，這種邏輯，也被一般人接受了。這是我們覺得最擔心的地方。所以我們希望把這題目提出來，讓我們大家共同深思。
我們今天這個節目到這邊就要告一段落，歡迎大家下星期繼續收聽我們的「中原大紀－世紀回眸」。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中原大地世紀回眸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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