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斯大林為何向上帝祈禱？

教宗約翰.保羅二世，這位曾經努力幫助過蘇東極權下的人民爭取自由的事業、並取得了巨大實效的老人，在蘇東的共產極權帝國坍塌之後，便致力於世界和平與宗教和解，走訪世界120多個國家，用懺悔羅馬教廷的歷史罪惡來淨化天主教的靈魂，為二千年歷史上天主教會所犯下的罪惡和錯誤－－十字軍東征，宗教裁判和納粹大屠殺－－表達深摯的歉意。在這位精神領袖的引領下，現在的羅馬教廷已經變成推動全球自由、捍衛世界和平的偉大精神力量，包括羅馬教廷對中國的宗教迫害的關注。

教宗的去世，引發了世界性悼念，教宗的葬禮之隆重，可謂前所未見。無論是各國政要還是普通信眾，也無論是基督教還是其他各類宗教（如伊斯蘭教、佛教等），都對約翰.保羅二世的仙逝表示由衷的悼念，更對教宗的生前作為給與崇高的評價。

與這種不分信仰、不分種族、不分制度的世界性的哀悼和尊敬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無神論中共政權對教宗去世的冷淡反映。讓我想起巴勒斯坦的獨裁者阿拉法特去世時，在中國大陸媒體上，充滿如喪考妣的大面積哀悼。這一冷一熱，再次凸現了中國現政權離世界主流文明價值的距離何其遙遠。

在評論教宗生前對瓦解蘇東共產帝國的偉大貢獻時，斯大林曾經說過的那句褻瀆神聖的邪惡名言－－「教宗，他有幾個軍團？」－－被作為共產無神論敵視宗教的典型例證加以引用。

眾所周知，俄羅斯是具有深厚東正教傳統的國家，早在1453年，當拜佔庭帝國被土耳其征服之後，俄羅斯的東正教便感到了「天降大任」，自認為莫斯科應該是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合法繼承者，俄羅斯教徒菲洛西尼斯在拜佔庭崩潰後不久久宣告道：「東方和西方兩個羅馬均已消失，天意決定莫斯科以第三羅馬出現，而且，今後絕不會出現第四羅馬」。我們中國人熟悉的俄羅大文豪，從沙俄時代的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共產蘇聯時代的異見作家索爾仁尼琴，都是虔誠的東正教信徒。

然而，從布爾什維克掌權的第一天起，遵照無產階級革命的鼻祖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的教導，把消滅有神論作為其革命的主要目標之一。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列寧指出：「神的觀念永遠是奴隸制(最壞的沒有出路的奴隸制)的觀念;它一貫麻痺和削弱『社會感情』,以死東西偷換活東西。神的觀念從來沒有『使個人和社會相聯繫』,而是一貫把壓迫者奉為神這種信仰來束縛被壓迫階級。」所以，早在十月革命成功後的1919年，列寧就以禁止宣傳舊思想之名，逮捕科學界的著名人物，驅逐和處死人文思想家和學者，對宗教進行大規模圍剿，1922年3月19日，列寧給莫洛托夫寫了一封僅限政治局委員傳閱的絕密信，信中要求舉行一次秘密會議，「將通過一項關於堅決、毫不留情、無條件、不停頓和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剝奪貴重物品，尤其是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教堂、寺院中的貴重物品的秘密決議。趁此機會我們能夠殺掉一批反動僧侶界和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現在正是應該教訓這群人的時候，使他們在幾十年內連任何反抗都不敢想。」領袖的指示就是命令，大量教會財產被強制劫掠，教堂和修道院被關閉，大批神職人員被逮捕，數千名東正教神職人員被處死。

列寧死後，斯大林為了奪取和鞏固絕對權力，於30年代開始了殘酷的大清洗，除了黨內的老革命之外，知識份子和宗教界人士當然也在清洗之列。數千人被處死，更多的人被送進「古拉格」。1938年，斯大林向全國宣布要實施「無神論五年計畫」，當完成這個計畫的1943年到來之時，最後一座教堂將被關閉，最後一位神父將被消滅，蘇聯大地將變成共產主義無神論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絲宗教痕跡，「白茫茫的大地真乾淨！」

斯大林時代，根據索爾仁尼琴說法：死於大清洗和集中營的人數高達六千萬人。即便根據最保守的歷史學家們估計，至少也有二千萬人。其中，僅僅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就高達四萬二千多人，全蘇聯境內東正教的教堂和修道院被關閉了98%。

然而，人們也不應該忘記，任何極權暴君也都是極端的機會主義者，為了自身的絕對權力而翻雲覆雨，使所有暴君的共同特徵。斯大林當然是翻雲覆雨的高手。當蘇聯遭遇到德國的突然入侵之時，為了凝聚全國民眾反侵略的信心和士氣，斯大林忽然想起曾經遭到他殘酷迫害的東正教。

納粹德國在西方崛起之後，希特勒最為仇恨的對象，第一是猶太人，第二是斯拉夫人。他上臺之後，就把消滅猶太人和共產主義蘇聯作為國家決策。斯大林的蘇聯也曾激烈抨擊希特勒及其納粹主義。

然而，當希特勒的戰爭機器開始啟動之後，斯大林與希特勒這兩個在不久前還相互相互仇恨的暴君，居然簽訂互不侵犯的友好合約。斯大林想藉此達到一箭三雕的目的：1，避免希特勒把戰火燒到蘇聯；2，讓納粹之劍只在西方世界揮舞，幫助斯大林消滅資本主義；3，藉助希特勒之力，斯大林要奪取久已覬覦的東歐。

又是然而，斯大林萬萬沒想到，當他在與希特勒合作中得到他想霸佔的東西後，希特勒居然在收拾歐洲的同時，突然對蘇聯發動閃電戰攻擊。對希特勒揮師東進蘇聯，斯大林先是不相信這是真的，之後的一段時間內，他陷入了措手不及、驚恐萬狀和沮喪頹唐之中。1941年6月22日，基輔遭到德國飛機的轟炸，宣布德蘇戰爭正式開始，斯大林卻沒有在德國入侵的第一時間出現在蘇聯公眾面前，而是神秘地消失了。

正是從在他神秘消失的那幾天裡，這位曾經是東正教教會學生的斯大林，這位參加布爾什維克後繼承了列寧的無神論衣缽的紅色領袖，這位在殘酷的屠殺中登上權力巔峰的無神論暴君，曾經企圖在蘇聯的土地上徹底消滅上帝。突然，戰爭來了，那個像他一樣的暴君氣勢洶洶且勢如破竹地向他猛扑過來。當他在慌亂沮喪之中聽到東正教的大牧首安季奧希斯基發表告教徒書，號召教徒們擔負起拯救俄羅斯的神聖使命之時，他忽然茅舍頓開，想到了上帝，想到大牧首，想到了俄羅斯東正教。

他命令朱可夫找來總參謀長沙波尼科夫來談談。此人曾是沙皇軍隊的上校，在戰爭開始的前幾天，他與斯大林的關係極為密切。正是從沙波尼科夫口中，斯大林瞭解到一件震撼整個東正教的大事。

希特勒入侵蘇聯的軍事行動剛剛開始，黎巴嫩山區都主教伊利亞就把自己關在地下的石室裡，不吃不喝，長跪在地，祈求聖母保佑俄羅斯。虔誠的祈禱是這位都逐漸看到了奇蹟。他在給俄國教區各位首領的一封信中談到這一奇蹟：在他祈禱了三天三夜之後，聖母在一團火光中顯靈了，向他啟示了上帝的旨意－－全俄羅斯的教堂和修道院都要開放，釋放所有被關在監獄中的神父。列寧格勒不能放棄。快把喀山聖母像請來，抬著聖像繞城一週；然後，再把聖像請到莫斯科，在那裡舉行莊嚴的祈禱儀式；在把聖像請到斯大林格勒……

對於殺人不眨眼的暴君來說，這遙遠的天啟是否讓他想到童年時代的教會，誰也無法知道。但他的幕僚們、蘇共黨員們和全體蘇聯人吃驚地發現，他們的人間沙皇突然與上帝和解了，他要完成聖母向伊利亞顯聖的意願。

在戰爭開始後的一週半後的7月1日，斯大林才回到克林姆林宮；7月3日，蘇聯公眾才通過廣播聽見斯大林宣讀「告人民書」的聲音。與此同時，斯大林發布命令：釋放被關押在集中營的神父門，同時開放了遍佈俄羅斯的約兩萬座教堂和修道院，包括早已被關閉的著名的基輔山洞修道院和聖三一謝爾蓋大修道院。最讓人們新奇的是：在被德國軍隊圍困多日、淹淹待斃的列寧格勒，象徵著無限神力的喀山聖母像真的被抬了出來，以十字架為先導的宗教隊伍高擎著聖母像在城市中走過。之後，聖母像有被送到莫斯科，再送到被德軍圍困斯大林格勒。最為神奇的是，這三座俄羅斯最重要的城市最終沒有落入侵略軍之手。

還有斯大林本人親自出面邀請上帝的消息－－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來，蘇共機關報《真理報》上首次刊登了企圖徹底消滅有神論的無神論蘇共的黨魁與東正教大牧首的臨時代理人都主教謝爾蓋進行親切會面的消息。在以後的戰爭中，每臨重大戰役之前，斯大林都要率領他的軍事將領們向神祈禱：「上帝保佑！」到1943年，大多數教堂重新開放，包括兒童在內的宗教教育也被允許，東正教似乎迎來了復興的黃金時期。

然而，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斯大林就再也想不起上帝了，而是把全部功績歸結為自己的天才而英明的領導，把自己塑造為拯救俄羅斯的唯一救星和人間上帝，進而把自己的帝國擴張到整個東歐，並與朝鮮獨裁者金日成合謀發動韓戰，將毛澤東拖入其中，以擴張自己在亞洲的權勢。1949年慶祝斯大林70誕辰，他的稱號中，不但有「偉大的領袖與導師」，還有「科學技術泰斗」；不但是「各個時代和各個民族的最偉大天才」，還是「全世界的紅太陽」。1950年2月17日的《真理報》這樣教導蘇聯人民：

「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困難，或你突然懷疑自己的能力，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會找到所需要的信心。」

「如果你在不應該睏倦之時感到疲勞，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會精神百倍。」

「如果你正在尋求一個正確的決定，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一定會做出最好的決定。」

但，即便這個「全世界的紅太陽」，仍然在玩弄陰陽臉，他一面繼續利用宗教，邀請都主教伊利亞來蘇聯，給他頒發斯大林獎金，但被拒絕。另一面重新開始了對宗教的嚴控，他設立了教會管理委員會，克格勃上校卡爾波夫被任命為委員會主席。

他一面利用「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來拉攏剛剛見過的以色列，邀請以色列之母戈爾達.梅耶夫人訪問蘇聯，組織盛大的歡迎儀式，讓這位偉大的夫人被「如此博大的、愛的海洋」淹沒，使她激動得感到「呼吸困難，幾乎暈了過去」；另一面又開始新一輪的黨內整肅和反猶運動，當時的二號人物莫洛托夫的妻子波琳娜.熱姆丘任娜，也未能倖免，因為她是猶太人，曾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出面接待過梅耶夫人。1948年莫洛托夫被迫與自己深愛的妻子離婚，1949年她送往流放地。

被斯大林稱為「傑出的經濟學家」的沃茲涅先斯基，撰寫過歌頌斯大林經濟思想的《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書。他曾是斯大林身邊的大紅人，出任過政治局委員，但他突然被指控「故意壓低計畫指標」、「對政府耍花招」，在1949年3月被撤銷一切職務。而當他陷於絕望之時，又突然被邀請去斯大林別墅赴宴。斯大林擁抱他，讓他與昔日的戰友－－政治局委員們－－坐在一起，斯大林還為他乾杯。宴會結束後，深感幸福的沃茲涅先斯基剛剛回到家就被逮捕。他才如夢方醒：宴請是為了告別。

1950年9月的最後幾天，列寧格勒舉行了又一次1937年式的審判，審判「猶太人間諜集團」和「沃茲涅先斯基-庫茲涅佐夫集團」，被審判者也像1937年審判中的被告們一樣，承認了所有被指控的不可思議的罪行，最後被處以極刑，審判結束後的一個小時後，2000多人被處決。

戰時和戰後，斯大林就是如此機會主義地戲耍上帝，戰時向上帝祈禱，戰後便對內大開殺戒。

斯大林死後，儘管有赫魯曉夫發動了對個人崇拜及其罪惡的有限清算，政治迫害的殘酷性有所下降，覆蓋面也有所收縮，但無神論立國的意識形態方針並沒有根本變化，繼續打擊各類宗教活動、拆毀教堂、除掉宗教飾物、銷毀宗教書籍、禁止在學校裡和課堂上開設有關宗教的課程，也禁止用其他方式傳授有關宗教的知識。同時，蘇共專門創辦名叫《無神》的報紙，在全國開設了四十四所反宗教博物館，成立專門的反宗教組織「軍事無神論團隊」和「知識學會」，由這兩個組織出面發動 「反福音」運動。

1979年，前蘇共領袖勃列日涅夫也曾堅決反對教宗約翰.保羅二世訪問其故鄉波蘭。勃列日涅夫充分認識到了宗教對瓦解無神論集權體制的巨大道義作用，所以他警告說：「教會早晚會掐住我們脖子，把我們窒息」。當時的蘇聯外長葛羅米柯也警告說：不要低估教宗的「潛在威脅」。但在天主教信徒佔人口95％以上的波蘭，共產黨領導人卻不敢拒絕教宗的到訪，最後還是同意了教宗來訪。正如前蘇聯的獨裁者們所預料的那樣，教宗的故鄉之旅，一句「不要恐懼！」就為波蘭人反抗蘇聯極權帝國注入了強大的道義力量。

儘管，前蘇聯曾極力阻止波蘭的變革，曾把十七個師的兵力部署在波蘭邊境，逼迫其代理人波共總書記雅魯澤爾斯基實施全國戒嚴，取締團結工會，逮捕瓦文薩等200多名團結工會的領導人，使波蘭再次被置於紅色恐怖之下。於是，保羅二世又於1983和1987年兩次去波蘭。在83年的訪問中，教宗一到波蘭就向監獄中的瓦文薩等人致敬，並堅持會見了被關押的瓦文薩；在87年的訪問中，教宗絕不妥協地指出，必須結束戒嚴，恢復團結工會和人民權利。特別是在普遍消沉的情況下，教宗卻對波蘭的前途充滿樂觀的信心，他表示波蘭人一定會勝利。教宗的到訪及其堅定的反獨裁姿態，無論對於身陷囹圄的反對派領導人來說，還是對於全體波蘭人民來說，無疑都是英明的引導和巨大的激勵，成千上萬的波蘭人因此而恢復了勇氣和信心。（參見：曹長青《高擎道德火炬的聖人－－教宗保羅二世》，載於《觀察》2005年4月7日）

正如團結工會的領袖瓦文薩所言：波蘭共產極權體制的滅亡，教宗有一半功績。

同樣，當戈爾巴喬夫發動的改革進入攻堅階段之時，這位共產極權的「叛徒」也想到了上帝，儘管戈氏本人是無神論者，但他對宗教在俄羅斯重建過程中的巨大作用的關注，絕非斯大林式的機會主義利用，而是發自內心的擁抱。因為，當共產極權的意識形態徹底崩潰之後，俄羅斯傳統的東正教無疑是填補精神真空的最佳養料。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說：「人不能活在沒有敬拜對象的生活中。」索爾仁尼琴針對共產極權對俄羅斯精神的巨大破壞說：俄羅斯最深重的危機，既不是經濟體制的面臨崩潰，也不是政治獨裁的難以為繼，而是精神的道德的危機－－人忘記了上帝，這就是一切的起因。

戈氏開啟「新思維」改革之後，俄羅斯再現宗教復興，大量神職人員走出集中營和監獄，教堂和修道院重新開放，各類宗教活動相繼恢復，佈道者遍佈大街小巷，1990年10月通過了《蘇聯良知自由法案》，該法案規定了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特別規定「政府不可以資助任何與宣傳無神論有關的組織和活動。」

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還需求西方國家的宗教組織對俄羅斯的精神重建提供幫助，1991年10月，最高蘇維埃特意向美國的基督教團體發出邀請，美國「基督教友好使團」一行十九人作為蘇聯總統客人來到百廢待興的蘇聯。在訪問蘇聯期間，該使團不但會見了許多東正教人士、去了教堂和修道院，還拜訪了戈爾巴喬夫、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國安局（KGB）、《真理報》、社會科學院、文化基金會、記者俱樂部等。這些美國基督徒吃驚地發現，在這個被無神論統治了七十年的共產國家，他們所到之處聽到的都是對「俄羅斯陷於精神崩潰」的擔憂，對宗教信仰的急切需要。而最令他們的震驚的是拜訪KGB和《真理報》的經歷，前者是共產蘇聯迫害宗教的主要機構，後者是宣傳反有神論和倡無神論的主要喉舌。

在昔日迫害宗教人士的KGB總部，其局長斯托亞洛夫將軍對美國基督徒說：「現在是痛改前非的時候了。我們曾觸犯了十戒，今天我們為此付出代價」。痛改前非的實際行動，在剛剛過去不久的由保守派發動的八.一九政變中得以兌現。這個昔日對人民濫施暴力的惡魔般的秘密警察機構，拒絕向人民使用暴力。當美國基督徒艾克對KGB的將軍說：「耶穌對我的愛使我有了一顆愛蘇聯人民的心。我發現蘇聯人民是可愛的、可親的、有理想的。將軍，我是開誠佈公地說這些的，我會為你們祈禱。」KGB的將軍回答說：「我深受感動。這也完全是我心裏的感受。在我的立場上－－儘管我現在是KGB的官員－－我還要堅持說，我絕不會動用武力來鎮壓人民。我希望盡我所能在這個職位上作良善、美好的事。」訪問結束時，這位將軍滿眼熱淚地說： 「在我一生中我只哭過兩次，一次是在埋葬我母親的時候，另一次就是今晚。」由此可見，耶穌之愛的偉大感召力。

在昔日致力於反宗教宣傳的《真理報》的總部，美國訪問團感到主編和編輯們的精神迷茫，因為這份創辦於1912年的蘇共中央報，在前不久的九.一八政變中站在保守派一邊。儘管如此，當雙方的討論不斷深入時，編輯們一致認為：現在蘇聯的核心危機是道德危機，主要問題是如何實現社會和解，而要找到文明而和平的方式來解決糾紛和危機，就必須致力於人們的精神革新，用基督的方式來處理不同的觀點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無疑是完成精神革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拜訪結束前，該報主編對代表團說：「也許，唯一能夠讓我們國家避免徹底解體的力量，就是基督徒的價值觀。」

斯大林共產帝國的覆滅，讓我想起企圖創建法蘭西帝國的梟雄拿破崙。當他在征討中節節勝利且攀上權力頂峰之時，他就狂妄得不把宗教放在眼裡，居然在登基加冕時從紅衣主教手中奪過皇冠自己戴上。但當戰爭失敗、他被流放到孤零零的小島之時，他在反思自己的權力及其征討生涯時，似有所悟地說：「你知道世上最令震驚的是什麼嗎？就是武力的無能……最終武力總是被思想所征服。」

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對世界歷史有著深刻的瞭解，他談到自己研究世界歷史的心得時說：「所有的歷史，當其外殼被剝出去之後，都使屬靈的歷史。」因為，人是有道德感、能夠辨別是非善惡的精神性生物，所以人需要信仰、宗教和上帝。而國家，只是人的棲息地，一個國家的強大和一個人的強大是一樣的，其最根本的支撐，首先是精神上道義上的強大，其次才是物質上實力上的強大。中國的古訓云：「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此之謂也。

2005年4月12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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