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這個思想厲不厲害？
毛澤東的後繼者們，誰不想過過這個癮？
從十六屆三中全會起，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個最高職位歸於一人。獨攬黨政軍三權的胡錦濤終於確立了今日中國最高領袖的地位。按照憲法規定，共產黨領導全中國。中國共產黨黨章又作出進一步的規定，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主要是思想組織領導。這兩個規定「賦予」總書記從思想上領導13億人的「神聖職責」。反過來說，總書記不能從思想上領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就是失職，是無能。這位新的最高領袖當然明白自己「肩上的重擔」，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朝拜西柏坡，重溫毛澤東走上最高權力的故道。接著，就傳出他在內部的講話中，表示應該向古巴、朝鮮學習，「古巴、朝鮮的經濟雖然沒有搞上去，但人們的思想沒有搞亂」。跟著，中宣部蠻橫地收緊輿論空間，御用學者們組織反擊新自由主義思潮，持不同政見者一個一個被逮入獄或遭秘密警察傳喚威脅，網路思想警察粉墨登場，所有時事評論和政治性思想性網站遭到關閉，網路論壇開始先審後發，不聽號令的媒體逐家逐家受到整飭，一場旨在給臭魚爛蝦們保鮮的洗腦運動被強制性地施加給各級黨員幹部。種種跡象表明，胡錦濤在努力「履行自己的職責」。只不過，這種職務行為沒有給胡錦濤帶來毛澤東式的尊榮和顯赫，相反，飽受非議。臺港輿論分析胡錦濤上臺後的中國，相當多的意見是，現在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時代，紅衛兵又回來了。
確實，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這些評論。我持這種看法的依據是，胡錦濤的團派班底，以及支持胡錦濤的中下層政治精英，相當多的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網上查一查胡錦濤本人，這一屆政治局班子成員、省部一級大員的履歷會發現，這批人的政治生命多數發跡於文革，是在毛澤東思想的「陽光雨露的滋潤」中成長起來的，「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從小就整天念叨著要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文革中邁出走上紅地毯的第一步，在黨文化的哺育下迅速成長，現在終於接班了。如果說文革的那套思維範式在不知不覺左右著他們的思維和行動，一點都不奇怪－－他們是文革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與鄧小平等在文革中吃過大虧的那一代人不同，這一代領導集體在文革中沒有領略過什麼慘痛教訓，倒是從那個年代學到了工作方法，得到了超越同齡人的成功經驗。對極權時代的統馭術，他們駕輕就熟。對民主體制下如何獲得權力和行使權力，卻心裏沒底。從胡錦濤上任後在意識形態燒的三把火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推論，這位最高領袖非常留戀毛式極權。由此再向前推一步，他未必不在夢想著恢復毛澤東昔日的威權，未必不希望再度成為中國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未必不希望成為中國新一代的舵手和燈塔。按照沿馬恩列斯毛胡志明波爾布特金正日卡斯特羅一脈傳承下來的光榮傳統，按照憲法和黨章的規定，胡錦濤及其班底完全有理由認定，作中國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作中國新一代的舵手和燈塔，從思想上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是最高權力所有者理所當然擁有的乳酪。
但是，胡錦濤的努力卻受到裡裡外外的反對。臺灣香港輿論我們暫且不去管他，那是敵對勢力，國內發生的抵制，而且是胡錦濤的大本營裡發生的窩裡鬥，卻不能不引人深思。7月15日，胡錦濤的大本營，共青團中央旗下的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一篇廣受非議的社論：《振翅遠飛正逢時》。這篇社論的開頭「竟用『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像燈塔一樣指明了大學生前進的方向』」（賀延光語）。這樣的措辭，如果是在四十年前，三十年前，二十年前，都不會引起太多的反響。將一個有職責向全國提供思想領導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比喻為燈塔，再自然不過，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然而，出乎這家報紙領導層意料，出乎旨在將胡錦濤包裝成英明領袖的人們意料，大概也出乎胡錦濤本人意料，這一句話卻招來強烈反彈。以這篇社論為引信，在中青報這個團派大本營內部，竟發生了一場象徵精神分裂的大波動。
首先，賀延光這位報內骨幹對這篇充滿文革文風的社論愣是不依不饒，先是寫了篇批評的帖子，《本報評論員，我為你害臊》，對這種個人崇拜文風的回潮大加笞伐，在受到編委會的不點名批評之後，又以《賀延光：作答總編輯和編委會》給予反擊。然後是另一位骨幹李大同發表了《就中國青年報新的考評辦法致李而亮總編輯並本屆編委會的公開信》，將報內論爭公開化，明確反對「只唯上，不唯實」的管理制度。之後，由此又導致了青年話題主編李方請辭。
可不要孤立地看待這三件事。三大知名報人造反，名義上是指向新的主編李而亮，是反奸臣不反皇帝，明眼人卻不難看出，三大團派嫡系矛頭所向，是剛剛露頭的極權主義，是重新樹立領袖思想超人的企圖。三個報人動了記在胡錦濤名下的乳酪。團派為什麼會窩裡鬥？團派嫡系為什麼會動團派首領的乳酪？原因不在於這三人有天生賊膽。深刻的原因在於，原來庫存的乳酪已經快吃光了。胡錦濤及其中青報的那些嫡系們卻天真的臆想著乳酪還有那麼多，還夠他們吃一陣子。
從馬克思生前的「巴黎公社」歸於失敗開始，馬克思主義在它的發祥地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慘敗。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了，卻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預言。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不斷受到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批判。馬克思希望並聲稱找到的左右宇宙和歷史發展的科學規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如今只殘留其經濟主義部分得到肯定，其餘絕大部分內容都被證明是胡說。除了閉關鎖國愚民以逞的少數「社會主義」國家外，馬克思主義的三大體系，辯證唯物論，階級鬥爭學說，剩餘價值理論，因為漏洞百出和與實際不合已經在世界範圍內被徹底邊緣化。這個邊緣化不僅僅發生在歐美民主國家，而且事實上也發生在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所領導的政黨與國家裡。在這些國家裡，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就是人人都能享有廣泛自由」的理想被徹底剝奪個人自由的國家極權專政理論所代替。從斯大林還沒有死開始，世界和蘇聯內部就在對社會主義集權體製造成的危害進行反思。斯大林和毛澤東死後，其權力遺產都受到本國本黨的清算，絕對不是偶然的。他們生前思想一統天下的結果，是使一黨專制走向極端，是掌權者擁有毫無約束的權力並毫無限制地行使這些權力。毛澤東思想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結果是十年浩劫。斯大林毛澤東對思想實施統制帶來的危害給予世界一個深刻的教訓。人們在逐漸撕開斯大林和毛澤東波爾布特等屠夫的醜惡內幕的同時，不再把他們的為所欲為歸納於個人品質因素，而是把罪惡歸結到使得他們得以掌控巨大權力的體制，其中就包括這種體制所極力維護的思想一元化。從上世紀中葉開始，哈耶克、波普爾、奧威爾這些並不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智者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極權特徵所作的解構工作，緩慢然而是不可逆止地傳入封閉的「社會主義」國家，讓蘇東和中國公眾看清了社會主義道路不過是一條奴役之路，由於其學說本身的價值和生命力，在中國已經深入人心。到了今天，社會主義的葵花寶典連同岳不群一起，在中國民間輿論中廣受唾棄。各種正面批駁和側面冷嘲熱諷車載斗量。與此相對應，思想自由的思想受到廣泛尊重。除了那些一門心思全用來爭官奪位兩耳不聞窗外之事的團派大員們，今日中國知識人中大概再也沒有誰會相信領袖思想像燈塔，能指引我們前進的方向。這一次團派心腹大將李方公開以自由主義者自期－－而不是「共產主義戰士」之類，以及近期軍隊內部出現思想上的波動，就是最好的證明。人們已經認識到所謂偉大領袖頭上的光暈，只是做的局。人們已經認識到，生理和智力上，總書記與常人無異，慾望上，首腦可能比常人更貪婪，權利上，人人天生平等，思想上，誰也不是超人，沒有紮實的學術根基，僅憑官至中央大員或成為所謂的核心，就具有領導13億顆大腦的本領，是不知天高地厚地無恥。人們已經認識到，各人的大腦長在自己頭上，北京、政治局、常委、總書記都不是專職國家思維的「首」，不是什麼所謂的心臟，民眾也不是無足輕重的毛髮或只受驅使的四肢，誰也當不了中國的燈塔，中國也不需要一座燈塔，思想的多元，亂，是常態，思想的統一，才是非正常，這麼大個國家，只一個頭腦思想，將造成災難。人們已經認識到，給予胡錦濤這樣的最高統治者的，不應該是歌頌，不應該是仰望，而是將其當作歹徒，「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韓非子，顯學》）。
其實，在胡錦濤流露出向毛澤東時代回潮的苗頭時，當胡錦濤的擁護者們表現出欲圖重建毛式威權時，抵制的聲音和行動從來沒有停止過，劉曉波余傑王怡等作家雖然身在國內，卻並不忌憚，沒有停止過對胡錦濤的批評，中宣部的蠻橫舉動經常成為報人的笑料，成為杜導斌焦國標討伐而人們拍手稱快的對象，人們通過網路等各種管道用各種方式表達對這個「閻王殿」的輕蔑，廣大黨員幹部以消極抵抗消解「保鮮」運動，使其成為又一輪的形式主義，各地民眾頻頻發生遊行示威，以反抗極權主義的回潮。中青報人反對新的造神，只不過是全國範圍內反極權潮流中的一個個案。
現在，還在迷戀極權主義的只有掌權的少數人，只有那些無視滔滔民意的胡錦濤鐵桿和江澤民餘黨。像當年的袁克定一樣，躲在深牆高院之內，精心編造自娛自樂的歌功頌德之音，以為現在還是黨說什麼愚民們就以什麼當真，以為宣傳什麼，愚民們就會怎麼想，以為憑那些根本不夠格稱之為思想的思想還可以領導各族人民，真是愚蠢又可笑。胡錦濤的乳酪已經所剩無幾。思想領導這份乳酪根本不是總書記獨專。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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