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庸：地方坐大VS胡溫施政

回顧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可以看到一幅明顯的下滑曲線圖。一黨專制，領袖獨裁，在毛時達到登峰造極地步。毛在常委擴大會上一聲斷喝：「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全場啞然，氣扼神凝；毛一聲令下，各級黨組織立即癱瘓，地方黨政要員馴順地接受批鬥；毛的話反覆無常，但只能領會、貫徹、高呼萬歲；毛要誰死誰不能苟活。這就是極權制。鄧時期，領袖極權有所減弱，儘管他可調動幾十萬軍隊侵入越南、開進北京，但「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的構思因地方把持黨權者不願放棄既得利益，他也屈從，終於使這項關乎國家與企業體制的改革流產。江時期，領袖權勢明顯下降。北京勢力對江的挑戰成為他的心腹之患，繼之，各地掌權者瘋狂追逐權錢結盟，漸成霸業，遂有與江討價還價資本，江則承認地方斂錢自肥的合法性，與之沆瀣一氣，這是地方勢力增長迫使中央順應自己意志的表現。在與地方的縱橫捭闔中，江的權威終未挺立，不得不依靠地方勢力維持統治，從遠華案即可看出，只能收治中小犯罪官吏，懲治手段不敢觸及地方高層，依靠這種妥協，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才未破裂。胡全面接權後，地方勢力更加強硬，對中央政令或暗中抵制，或公開反對，抗衡力度提高，聲音放大，若干地方透出絕不相下之意。江時期對付地方此種攻勢往往以給錢、給官、縱其貪慾應之，現時若「江規胡隨」已無法打動地方勢力中坐大者，因為他們錢足位高，除非讓出胡的權力，否則難於產生吸引力。胡對此一再忍讓，遂令地方一再得勢。毛時那種一言九鼎威勢早成明日黃花。

地方勢力與胡溫抗衡，大體有如下幾種緣由：

（一）江嗜權，缺乏統領全局能力卻好指揮一切，對隔代指認胡自然難求心理平衡，只得勉強接受；胡被指認後循規蹈矩，10年政治局常委任上毫無建樹，難以服眾。這樣，江胡隔閡鋪墊了互不相協的基礎。江退出權力舞臺，盡量把自己人馬安排到關鍵崗位，從其部署看是做了取而代之準備的。這種格局埋下了政治中心相互掣肘、內鬥的必然性。中心權力的較量不公開化，往往表現為地方對胡溫決策的抵制、抗拒。最突出者就是胡溫所掌權力尚難貫通上海、廣東，這兩處是江派盤根錯節之地。試舉2例：（1）2003年SARS病毒襲擊大陸，衛生部長、江澤民前保健醫張文康刻意隱瞞實情，招致世界輿論抨擊。胡以撤張為契機顯示權威，觸犯江派利益（面子），因而當全國SARS患者、死者數據已趨真實時，獨上海不為之動。2003年6月7日衛生部統計患者與者累計數據，北京為2523名、183名，河北、山西、內蒙均為3位數和兩位數，只有上海上報8名和兩名，一直維持這一虛假水平，以此抗拒胡的威力。胡對此無計可施。（2）房產商周正毅案，胡指示上海市委不得介入，由中央直接派員偵斷、處理，卻遇極大阻力，最終只得屈從，由上海象征性判處周徒刑3年、罰款若幹了事。看來，只要胡不在政治中心穩佔上峰，一遇阻力就忍氣吞聲，地方抗拒中央的態勢還將持續下去。

（二）土地價值放開、由各地審批出售的政策出臺後，地方開足馬力搶奪這一資源，因為一可解決地方財政日益緊蹙之態，搞活政績，二可藉口審批以權尋租，滿足私慾。各地所以招兵買馬大興土木，其動力實源於此。於是搶佔農民土地，強制拆遷居民住宅，剋扣建築民工工資，拖欠工程應付款項，種種侵害民益行為紛紛登場。這是一次名符其實的大搶劫，把為政者貪鄙無厭心理暴露無遺。為避免長此下去危及政權生存，必需加以糾正，因此引起糾正者與被糾者衝突，產生一連串中央與地方的格鬥。亦舉兩例：（1）全國耕地從1996年21億畝減至2004年 18．37億畝，低於2010年應保量18．85億畝，4000萬農民失去耕地。農民集體抗爭事件日益擴大。溫家寶為此作出批示，要求各地嚴格執行耕地保護政策、嚴查違規違法征佔、嚴處有關腐敗案件，一次批示無效，再發，連發4次，地方均無反應。於是召開電視電話會議，與會地方頭頭均表態「擁護中央指示」，但無實際行動。於是派出中央5部委組成10個調查組赴各地督查。第一組報告：所查地區違規違法征地10．4萬件，只將一個縣的土地局長撤職，據說這個局長已赴異地為官。可見地方是如何堅持保護搶奪利益而與中央週旋。這是一種打太極拳的方式，表面上「擁護」，也做出「查處」姿態，實際上剝奪農民土地之事卻在加緊進行或變換方式進行。這類事態還將表演下去。（2）黑龍江省雞西市人均財政收入僅283元時，市委書記丁乃今採用剋扣、拖欠工程款的辦法建起全省最大廣場，市民說「一個小時也走不完」。諸如此類的政績工程，拖欠工程款5800萬元、民工工資1160多萬元，拖欠時間最長者達10年。承包方找市長，得到回答：「600萬的工程，已經給你們400萬了，在雞西的工程給70％是最高的，你們還不知足？」找主管方，得到回答：「你不是告狀都告到中央去了嗎？越告越不給，看能把我怎麼樣？」為此事，溫家寶批示認真解決，該省派出調查組去雞西調查，卻採信虛偽資料上報。造假報告被戳穿，溫再批示，由建設部、監察部等聯合下去督察，督察組又被地方敷衍。此事眼看無法進行下去，只是由於丁乃今此時涉嫌捲入更大貪腐案而被雙規才出現轉機。在中央督察組監督下歸還民工工資900萬元，工程欠款仍舊懸空，當地甚至揚言，要把追討欠款的承包方「抓起來」。一個縣級市的市委書記，憑他所密織的關係網，竟如此跋扈，居然買通省調查組、頂往中央督察組、蔑視總理批示，可見這場搶劫與反搶劫之爭何等激烈。丁乃今那樣的關係網遍佈全國，它將大陸網住並準備拋向萬丈深淵。這是當前搶劫與反搶劫的關鍵所在。如果沒有破解它的有效的戰賂和策略，只靠總理三道、四道金牌是無濟於事的。

（三）大陸劃分為32個省市自治區， 32個地區具有各自經濟、社會利益，它們與中央利益存在矛盾。中央強調統一而無視地方利益的情況，比如無償調撥少數民族地區物質資源、向這些地區過多輸入漢族人口，引起當地民族不滿。也有地方強調本地利益而無視全國統一要求的情況，比如江蘇強行在本省建設840萬噸大型鋼鐵聯合企業，引起中央反彈。這些矛盾不屬本文論述範圍。這裡要講的是地方與中央的矛盾含有特定政治背景。比如，2004年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在政治局會上指責溫家寶宏觀調控措施嚴重傷害 「長三角」的利益，會阻礙中國經濟發展，應負「政治責任」。陳的意見並非無可取處，溫的調控計畫也並非完美無缺，但從此事宏觀背景看，從胡溫政策取向難於插入上海看，從上海一直對胡溫政治意圖取抵制態度看，此番陳的指責實是代表江對胡的掣肘意向。類似事件一直在或隱蔽或公開進行，不一而足。不過，這類事還得反過來看。不能不指出，胡溫執政能力確實過於軟弱，沒有足以醒目的戰略宏圖。提「和諧社會」，究竟怎麼「和諧」？一會兒「反西化」、「反自由化」，一會兒又保證「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左右討好怎麼行？礦難頻繁，為什麼不查處官商勾結致礦工於死地者？鼓吹「中國人民能夠管好一個村子」，為什麼對太石村暴行裝聾作啞？這樣的軟弱領袖不能取得民眾信任，被政治同夥攻擊也就在所難免。被同夥攻擊時群眾只能旁觀而不會施以援手，由此胡溫會越來越孤立。如何走出這種困境？如何破解將使中國陸沉的關係網？我以為，理智的思路是：必須立即著手、穩步和漸進地實施民主改革、民主建政，真正兌現胡的承諾──「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還要加上朱厚澤建議的那條「權為民所授」。如此才能取得民眾擁戴，才能獲得穩固的社會基礎，才能消弭地方勢力的種種掣肘，才能有力量破解瀰漫全國的關係網。舍此，則胡溫前途危矣！

現在有一股風，謂胡正以團派人物替換重要崗位舊人，以此抵制江的影響。其實，這不過是燈下幻影，以為真的有什麼團派存在。黨內確實存在山頭、幫派、強勢力量，它們突出的特點是群體依附老大，按潛在幫規運轉，以擴大在黨內的權勢地位。團內從胡耀邦那代開始，沒有形成這種力量。況且，胡本人在團中央任書記和第一書記僅3年，他謹小慎微，不事交往，人脈淡然，沒有拉幫結派條件。關鍵在於治國安邦之策是否符合時代潮流，是否切實可行，是否體現民眾願望，是否得到廣泛呼應。沒有這一條，依然是「反西化」、「反自由化」、學朝鮮，對不起，即使樞紐全部換上團派，前途仍然無望。

不要神化胡氏，以為他是什麼「改天換地者」，時機一到定會爆出冷門。這種估計，從他執政 3年業績看，純係誤會。上不懂天文，下不曉地理，如何改天換地？膽小到連一個小小太石村事件都不敢過問，還談什麼治國安邦？如不盡快適應形勢，一味窩囊下去，經濟、社會危機一旦爆發，秩序一旦失控，地方勢力得到軍方某派支持，大陸政治版圖改觀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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