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的留學生大多是日本留學生。隨著留學日本熱潮的興起，中國女性也隨著父兄離家東渡，而最先來到日本的女性都是風氣比較開放的南方女子。
1899 年建校的東京實踐女學校的校長下田歌子熱衷於中國留學生教育，當時的中國女留學生大都就讀於實踐女學校。1902年，有十餘名中國留學生在該校學習。當時上海的《大陸》雜誌曾刊登了下田歌子校長和7位留學生的照片，並撰文讚揚了當時的留日女學生。清末該校共有二百餘名中國學生入學。秋瑾也曾在該校學習，學校至今仍保存有秋瑾手抄的詩集《白香詞譜》。
實踐女學校校規很嚴，集體住校，統一管理，不許隨便外出。儘管這樣，在校的留學生仍積極參加了 「拒俄運動」等愛國革命活動。女學生們對阻止她們參加留學生集體活動的下田校長說：「無國哪有我，無我哪有學。」這是當時留學生救國為先心境的真實寫照。
中華民國成立後，留學生的目的已由清末的「革命，改革救國」向「科學、教育救國」轉變。女留學生們已不再集中於進行初、中級教育的實踐女學校，開始進入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東京高等蠶絲學校、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女子美術學校等高級、專科學校學習。這一現象，和中國國內女子學校的迅速增加、女學生教育水準的提高密切相關。
留學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錢青在浙江省立杭州女子中學畢業後，於1925年8月赴日留學。和錢青一起來日本的，還有同校畢業的另外5名同學。6人隨當時在福岡明治專門學校留學回國探親的瀋端先(夏衍)到達奈良，進入該校為留學生設立的特設預科，學習日語等基礎知識，後其中兩人退學去了東京學醫學和美術，其他4人考入該校本科繼續學習。錢青於1932年畢業，回國後在大學任教並從事翻譯工作。
奈良女高師的留學生和其他學校不同，她們和日本學生同吃同住，輪班做飯、打掃衛生。據錢青回憶，剛入學的時候，在中國很少做家務的留學生們，對自己打掃房間和廁所很不習慣，也曾把飯燒焦過。在同宿舍朋友們的幫助下，她們很快適應了留學生活，逐漸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由於日本的部分大學開始有條件地招收女生，30年代進入大學學習的留日女生也不在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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