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憶事：焚心煮骨的日子

我在「牛棚」裡蹲了兩年後，毛就發表了「五．七」指示。起初，是去郊區松江縣的辰山公社，支援「三秋」。我們這批「牛鬼」排隊下鄉，才出大門，兩邊早站好了「工宣隊」和「造反派」，又揮紅寶書，又呼口號：「打倒×××！」我們像過街老鼠灰溜溜地逃出人群的聲討。到了公社，我們睡在鋪稻草的地上，是一層薄薄的干稻草。當時，有巴金、孔羅蓀、師陀等。除了勞動，還開「田頭批判會」，吃「憶苦飯」。用米糠和野菜煮成的，炊事員給我們都換了大碗，用鍋鏟壓得緊緊的，一定要吃完兩碗，不許剩下半口。誰要噁心嘔吐了，馬上罰你多吃半碗。

到了九月份，我們第二次下農村勞動，還在辰山。仍然睡在潮濕的泥地上，鋪薄薄一層稻草。除了上回那些老「牛鬼」又添了不少小「牛鬼」。十多個人擠一間小房，像沙丁魚一樣，空隙所剩無幾。晚上，只能摸著牆走動。記得辰山那時大喇叭裡天天播「樣板戲」，從早到晚，連下雨天也不停。

1970年3月，我們這些「牛鬼」從辰山轉移到奉賢「文化干校」。這時候，作協被按軍隊編製編為上海文化系統某團四連。連長、指導員都是工宣隊的，當時奉賢的文化干校集中了上海幾乎全部的文藝工作者，有作協、劇協、音協、美協，還有話劇、京劇、昆劇、越劇、滬劇、淮劇等演出團體。男女老少，人數上千，我們這些「牛鬼」和「革命群眾」一同勞動、吃飯、睡覺。在「工宣隊」和「革命群眾」的包圍下，真是連一句話、一步路、一個眼神、一個嘆息，都受到嚴密監視。

干校是在海塘外約五華里處的一塊地。據說，這裡曾是一個鹽場。地是咸的。水也是咸的。燒的開水又苦又澀，煮出的米粥，連咸菜也不用吃了。因為鹽份大，洗的衣褲老是潮的，不容易干，在郊區辰山下稻田還要小心毒蛇，頭部三角形的蝮蛇，劇毒。可到了這裡，蛇也沒有，因為水是咸的。站在干校北邊人工的河堤上，往四下一看，到處是白花花的鹽鹼地。有時，有只雀在空曠的鹽鹼地上空悲鳴，聽了真讓人心酸。

在干校最初的勞動是加固校舍。都是蘆葦棚子，四周用蘆葦桿子圍起來,再塗上很薄的一層泥。棚架是用竹子紮成的。頂上蓋一層油毛氈。再鋪一層稻草。海邊風大，吹得棚子吱吱發顫。雨天棚頂漏水，在棚子裡積成一個個水窪。棚子總是隨時要被刮倒的樣子。給棚頂加蓋稻草，給蘆葦牆泥巴，是我們「牛鬼蛇神」經常性的勞動。

在下干校的人中，巴金年近七旬，屬於最老弱的。長期肉體折磨、精神打擊，他走路常常失去平衡。在干校屬他摔跤最多。颳風、下雨、開會、上廁所，他總是一腳高一腳低。當地都是泥濘路，經常會聽到有人摔跤，但十有八九是巴金摔了。他的衣褲上老是留著摔跤的泥印子。

白天參加勞動回來，晚上還要開會。讓我們集中在一起，由造反派監督著互相揭發批判。由於我們彼此都是熟人，多年舊友，相知很深。工宣隊和造反派都鼓勵我們狠挖、猛揭。但當時，大家都已同為不幸之人，誰還肯投井下石?儘管工宣隊和造反派大聲催促，警告說：「互相包庇，罪上加罪!」甚至點名「勒令」發言，但效果不大。有的人勉強說話，也是避重就輕，敷衍了事。大家處境尷尬，就這麼煎熬著，渡過這一段開會時間。當時，劇作家柯靈坐了三年牢，到干校繼續改造，和我編一個班組。

我們有一個勞動項目是抬運糞水。在我們住的蘆葦棚後面，有一個廁所，是用蘆葦牆圍成的，通著一個露天的大蓄糞池。我們要把這個糞池中的糞水運到耕地邊的另一個大化糞池。大約要相距一里地。清明前後，正是春雨連綿。天上下著小雨，我們用一個長柄糞杓，一杓一杓將糞水盛在糞桶裡，然後抬到一里外的化糞池。我們都是些老弱病殘，肩上壓著滿桶的糞水，頭上往下淌雨水，腳下是沒腳踝的泥。只要腳下一打滑，即便不跌跤，桶裡的糞水也會濺得你一身一臉。要真的跌了，還要受到指責，說你勞動態度有問題。有一次，巴金把一桶糞倒入化糞池，濺起老高的糞水，幹完一趟活兒，巴金的臉幾乎成了「花貓」了。巴金總是默默地忍受，很難看到他有驚慌或是激憤的表情。

干校裡的學員，按規定是半天勞動，半天學習。不過我們這些「專政對象」基本上是整天勞動。最初一年，各連隊普遍種稻子。我少年時候，幹過農活，拔苗、插秧，我還能勉強應付。困難的是我有脊椎病，不能長期彎腰。在施肥時，我們「老弱」挑不了重擔，就派給送空糞桶的活。這是輕活可是也不易。雙手提著兩隻桶，腳下是泥，身子一失去平衡，桶底就會碰到稻秧，有時還會把秧踩倒。這樣就會經常遭到訓斥和嘲笑。

第二年，我們四連改種蔬菜。活兒就輕鬆了許多。加上已經過了一年鍛練，對育籽、播種、施肥、松土，還有選秧，我們都還能勝任，不再動輒挨批。我和巴金老被派到一起，成了「老搭檔」。此外，我們還收油菜籽、摘棉花。相比之下，收油菜籽難度比較大，手腳不小心，熟了的菜籽就撒在地裡了。

有一個時期，我被派到豬棚養豬。在附近小河裡撈浮萍，煮豬食餵豬仔。還打掃沖洗豬棚，這一套活，我都能從容地做。我也被派去趕鳥。稻子成熟時候，鳥都來吃稻子，我就扛一個長竹竿，竿頭上吊一個剪成人形的東西，手裡提一面小鑼。揮一通長竿，打一遍鑼。盡情地呼喊，也趁機排泄一下胸中的鬱悶。

由於當地十分潮濕，宿舍床底下也長出了蘆葦。我的脊椎病癒來愈嚴重，右側的腰和腿劇痛，連腳跟也腫了，走路一跛一跛。工宣隊和造反派開恩，改派我到工具間搓草繩。因為瓜架需要大量的草繩。巴金也被照顧，同我作伴搓草繩。我在家鄉幹過農活，搓草繩不難事。巴金缺乏經驗，搓出的草繩總是松鬆垮垮。但是他勤學苦練，很快就學會了。

我和巴金還被排到食堂裡去。有時是揀菜，有時是洗碗筷。在機關監督勞動時，巴金和魏金枝被派到廚房幫廚，曾經讓警惕高的「革命群眾」轟出去，說：「像他們這樣的反動分子，怎麼可以進入廚房重地?」到了干校，對我們的防衛似乎鬆了，不僅可以在食堂裡勞動，還可以同別的單位派來幫廚的老「牛鬼」接觸談話。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牛鬼蛇神」曾經在石門路的大「牛棚」和我們作協的「牛鬼」關在一處，可以說是「老夥伴」。所以，有機會在干校食堂重聚，自然分外親切。有時，還敢小聲開幾句玩笑。可惜，他們「人藝」的牛鬼蛇神有幾名情節嚴重，到了干校仍被隔離。關在三面臨水的屋子裡，勞動也不讓參加。我們很想見他們一面也辦不到。

除了這些比較固定的勞動，還有一些臨時性的差使。文化干校的人多，糞水也多。因為地裡用不了，就用水泥船運到別處去。水泥船就泊在宿舍後面的人工河裡。這個活主要也由我們「牛鬼蛇神」負責。挑糞或抬糞上下堤很重，濺出來糞水不說，要是不小心跌跤，跌到河裡，問題就大了。

經常有滿載磚瓦的運貨船到干校來。搬運磚瓦就成為緊急任務，因為運貨船急待交貨。這雖然不是髒活卻是重活，主力當然也是我們「牛鬼蛇神」。幹活時，每兩三個「牛鬼」中間插一位造反派或工宣隊老師傅，起監督作用。集體排成長隊，傳遞磚瓦。造反派都是年輕小夥子，手腳麻利。牛鬼大多是老弱，動作遲緩，而且難免失誤。因此，隊伍裡
不時發出斥責聲。

下干校前，在上海，白天蹲「牛棚」，晚上仍然能夠家與家人生活在一起。到了干校，無時無刻不處於監視之下。白天下地勞動，是「革命群眾」、工宣隊老師傅監督，在食堂買飯必須排在「革命群眾」的後邊。特別是在宿舍，我們牛鬼蛇神一般都睡在上鋪，這樣更便於睡下鋪的「革命群眾」監督。我們一舉一動都必須小心翼翼，免得受到訓斥。晚上睡覺，爬到上鋪去時，必須輕手輕腳，躺下時不能隨意翻動，連咳嗽也不敢大聲。半夜下床小便，打擾了睡在下鋪的「革命群眾」就麻煩了。在這樣的包圍中，笑是不可以的，嘆息也會招來可怕的災難，「你嘆什麼氣!你還敢發泄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不滿?」

在我對面鋪位，有一個造反派小頭頭，是某大學中文系畢業生，分到作家協會當幹部，是四人幫寫作班子「石一歌」之一員。文革運動中革命性極強，是干校四連的監督組成員，負責管理作家協會的牛鬼蛇神。總是千方百計在我們面前顯示他的「權威」。他以「看牛人」自居，自認為看「牛」有術，還把經驗總結成文，題為《看牛人手記》，發表在造反派主辦的壁報上，引起一陣轟動。

巴金是牛鬼蛇神中受批判的重點。到了奉賢干校，仍然被經常押回上海，在各學校、工廠游鬥。有時，巴金正在田裡幹活，或是蹲在食堂角落裡吃飯，只要工宣隊和造反派頭頭一聲令下，他就得丟下飯碗，或丟下鋤頭，被人押走，一去就是幾天。他的鋪位，就在我的斜對面，到了晚上巴金經常做惡夢，發夢囈，大喊大叫。一位好心的工宣隊老師傅擔心他半夜作惡夢會從上鋪跌下來，讓他與「革命群眾」交換了床位。有天晚上，我又被驚醒，原來巴金又作惡夢了，大聲喊叫，從床上滾到地下。如果他還睡上鋪，這樣一滾可能摔成殘廢了。因為巴金常常作惡夢，造反派認為他心中有「鬼」，逼他交待出來。作為專政對象，作夢的自由也是沒有的。

按規定，干校學員每月放假四天，可以回家一次。但對我們這批「專政對象」，要看你表現怎樣。我老被認為表現不好，被取消假期。在別人回市區的時候，我留在干校打掃衛生或到食堂洗碗揀菜。回市區的辦法通常是，從干校到塘外鎮這一段走水路，約十來里水路，造反派頭頭們坐在大水泥船上，由我們「牛鬼」在河堤上拉縴前進。到了鎮上，會有一輛卡車等著，一般是少數造反派頭頭們先上車，選了好位置坐定了，再把運回市區的大包小包搬上車，然後是「革命群眾」，最後才是「牛鬼神蛇」。車了往往裝得很滿，我們勉強擠在最後面，屁股坐在擋板上。一路上手必須抓牢一件東西，生怕跌下去。有一次。我回家心切，正跟在「革命群眾」後面往車上爬，一個才剛剛趕到的「造反派」一把抓住我的領子把我拖下來，罵：「我還沒有上車，你倒搶在我前面，人要趕死呀!」還惡狠狠宣告要取消我回家權利，我當時真想一頭紮進路邊的深水溝，結束我的生命。幸好身邊一個牛鬼一把拉住我，又順手推我上了車。當時我覺得天昏地暗，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從鎮上到市區黃浦江碼頭，一個多小時裡，我把頭埋在行李堆裡，簡直淚如泉湧。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變得那麼軟弱，我受過的苦難，受過的凌辱已無數次了，可從來沒有這麼無力自製。?

四天假期，有兩天花在來回的路上，在家裡只能睡三個晚上。我變成了一
個非常戀家的人。妻子已成了「反革命家屬」，兒子是「狗崽子」。我們已被從大房間轟出，擠住在一間小小的北房。冬天見不到陽光，夏天不透風。但這裡畢竟可以免去批判、責罵，享受一點溫暖，喘一口氣。因此，我在第四天該回干校時，總是拖到午後才動身。

我由於脊椎病惡化，市區醫院給我開了假條，建議留在家裡治療，我把假條託人送到干校。很快，作家協會的工宣隊接到干校工宣隊電話，上門來勒令我回干校，不許延誤半天。當我獨自一人乘郊區車趕到塘外，又獨自一人從鎮上步行回到干校，已經是在傍晚。這邊已是海塘之外，沒有村子，一片荒寂，樹木也極少，只有烏鴉在天上哀鳴，情景淒涼。走在人工河邊的小路上，我覺得自己是在一步步走向黑暗的地獄。

後來，我讀楊絳的《干校六記》，很不以為然。在干校，今天活著，不知道明天怎樣。怎麼可能去《記閑》呢?文章避重就輕，「小點綴」「小穿插」，怨而不怒。干校多人的血淚，在她筆下都變成淡泊與笑談。我是不滿意的。

「9．13事件」後，干校秩序有些失常。一名被隔離審查的劇團的牛鬼，趁監督人員疏忽大意，逃出了隔離室，和追趕他的人捉迷藏，鬧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笑話。於是，我們四連的工宣隊採取預防措施，派人值夜監視，防止牛鬼中有人逃跑離校。這樣的「苦差」，也是從「牛鬼」隊中選人擔任。我這個老「牛鬼」竟然也被看中。讓我從晚上十點至十二點，在蘆葦棚宿舍前面的空地上守夜。如果發現有牛鬼起床出逃，必須馬上報告。這是由「牛鬼」監督「牛鬼」的方法。干校的夜晚，蚊子很多，防不勝防，我不停地揮動麥桿製成的破扇子，驅趕蚊子。干校的秋夜，也是一片淒涼。我雖然右側腰腿疼痛，足後跟腫了，仍然產生了想嘗試逃跑一下的念頭。我認為，他們不會料到守夜的人會自己逃跑，足跟腫了走不動路也不礙事，只要從海堤上往海裡一跳，什麼都了結了。我正這麼想著，忽然從蘆葦棚後面閃出一個人影，嚇得我毛骨悚然。原來是一位工宣隊老師傅在巡查監督。他讓我回棚子裡去睡覺。我回到上鋪，卻難以入睡，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書中記述了苦役犯被強制勞動、集體生活的痛苦。寫了他們渴望自由，不間斷的逃跑。這一些苦役犯所思所想的，也是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所思所想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書中寫道：「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埋葬在這堵獄牆之下了，有多少偉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毀滅了啊!他們也許是最有才華的人。然而，他們那強大的力量卻白白被毀滅掉了，被瘋狂地、非法地、無可挽回地毀滅掉了。這是誰的過錯呢?究竟是誰之罪呢?」在干校的這個夜晚，我也向自己提出了這個疑問：「這是誰的過錯?是誰之罪呢?」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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