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索爾仁尼琴的理性陰影

但索爾仁尼琴在回國之際向《紐約時報》記者說：「我回國後不會謀求任何官方職務。但是，對於使俄羅斯人民從過去沈重的狀況中解脫出來，恢復健康的精神生活，我將發揮影響力。」這位崇尚精神價值的作家回到俄羅斯，就對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俄羅斯現實提出很多批評。他大聲譴責社會上諸種見利棄義，貪污舞弊，和「大款」的揮霍奢侈，「新貴」的撒謊欺騙，始終保持做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承擔監督權力者、針貶社會腐敗的角色。即使被邀請到俄羅斯國會演講，他仍然率直地批評政府官僚機構的膨脹和腐化，指著議員們尖刻地說，「許多共產官僚只是在身上刷了一層民主油漆，就搖身一變成了民主派。」

索爾仁尼琴在結束二十年的流亡生活後，不是從美國直飛莫斯科，而是經由阿拉斯加飛到西伯利亞，飛到當年曾關押他的勞改營總部所在地。當他經過四千多公里的旅程，從飛機走下來，面對歡迎的人群，他第一個舉動是俯身用雙手撫摸西伯利亞的土地，一字一句沉痛地說：「我到這裡向這塊土地哀思，成千上萬的蘇聯人當年在這兒被殺害，並埋葬在這裡。在今天俄羅斯迅速政治變革的時代，人們太容易遺忘過去的幾百萬受害者。」索爾仁尼琴在演講中強調要調查當年共產專制的罪惡，要追究迫害者的罪責。他主張，像德國追究當年納粹罪行一樣，俄羅斯人要追究共產黨徒的罪惡。面對一些俄羅斯人提出要忘掉過去，向前看，尋求「全民和解」和「民族和睦」，他反駁說：「離開精神淨化，不會有真正的民族和睦。」「當年的殺人者、迫害者必須承認錯誤並懺悔。」他說，對他個人來說，他不仇恨任何人。但「我將永遠不會原諒那些在西伯利亞迫害和殘殺了幾百萬同胞的人。」索爾仁尼琴認為，只有追究了過去的罪責，「過去」才不會重演。一位對此同感的俄羅斯海軍軍官說：「索爾仁尼琴回來了，古拉格就不會回來。」

但索爾仁尼琴回國後的言行，也暴露了兩個致命弱點：否定西方文化價值和宣揚民族沙文主義。索爾仁尼琴在演講或接受記者採訪中，對西方文化進行了抨擊。他認為西方文化是墮落的，他把西方流行音樂視為「鐵幕下滲進去的污水」，並痛斥西方社會的搖滾樂、色情、犯罪和槍殺等。他的結論是，「俄羅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經驗。我們的生命、精神等，必須植根於我們自己的傳統，我們自己的理解，我們自己的環境。」索爾仁尼琴還批評「俄羅斯人不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不以身為俄國人為榮」。他還特別憂慮他信奉的東正教正逐漸被進入俄國社會的其他西方教派所取代。

索爾仁尼琴的這些言論，顯示著他對西方文化價值的錯誤理解，因為西方文化並非就是搖滾樂、色情和暴力等，它的主要價值是「古典自由主義」，或者說是以基督信仰為核心的文明。它制度性地、盡最大可能地保障個人自由，視人的自由為最高價值，政府和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為了保障個人自由，而不是以國家強大為目的。西方文化是人類現有文化中最符合人性的「人的文化」，體現著目前人類最進步的精神文明；也正因為這種文化是最符合人性的文化，它才能穿越獨裁者、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的封鎖和對抗，被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所接受。實際上，這種接受，就是億萬人內心深處人性需求的呼喚，用認同西方文化的方式得到了表達和印證。

在某種意義上說，實際上有兩個西方，一個是重視傳統價值，強調基督信仰的保守派（conservative）的西方；另一個是強調無神論，以自由的名義鼓勵放縱的左派（liberal）的西方。一左一右，一直在西方激烈地爭奪思想和話語權力。索爾仁尼琴雖在西方生活了多年，但他一直隱居寫作，全是寫有關蘇聯的事情，沒有認真學習和把握西方文化價值的精髓。而且他拒絕學習英文，放棄了直接接觸美國社會和文化的重要媒介。這都導致他沒有能力區分「兩個西方」的根本不同，而是把西方看作一個整體加以否定。其實無論哪國的知識份子，人來到西方，絕不等於瞭解了西方，更談不上把握了西方文明。如果不是有意識地學習西方文明，即使在西方呆一輩子，也會像索爾仁尼琴一樣，根本不瞭解西方文明的價值。索爾仁尼琴抨擊西方文化價值的言談，並不受俄國人的歡迎。莫斯科一家獨立的日報說，索爾仁尼琴現在「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俄羅斯。」

索爾仁尼琴的另一個弱點是他的民族沙文主義情結。他回國後，多次表示對前蘇聯分成現在的十五個共和國不滿。他認為，在俄羅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國中，俄羅斯人屬於少數，那是舊蘇維埃「企圖壓倒俄羅斯民族的陰謀」。他不忿：「俄羅斯民族為什麼非要受制於少數民族不可？」他在俄羅斯國會演講，不斷重申他的「大俄羅斯」歷史觀：恢復俄國的大版圖，兼併烏克蘭和哈薩克，或至少是「統一」原蘇聯領土北部的一半，因為那裡居住著很多俄羅斯人。

正因為索爾仁尼琴持這樣的民族觀，當俄羅斯軍隊攻打要求獨立的「車臣」，造成當地很多平民傷亡時，這位以尖銳批評著稱的異議作家沒有發出任何譴責的聲音。而同樣曾是不同政見者的俄羅斯生物學家科沃耶夫（SergeiKovalyov），則公開強烈譴責政府軍的暴行。這位人權捍衛者還專程從莫斯科奔赴車臣首都，住在那裡幾個星期，觀察並收集當地平民的傷亡情況，以及人權被侵犯的記錄。

索爾仁尼琴在國家、種族與人的自由發生衝突時，維護國家利益、強調種族至上的思想，從根本上說，是源於他沒有將個人自由視為最高價值，仍把國家版圖之類的東西看得大於人的尊嚴。索爾仁尼琴雖然勇敢堅定地反抗史達林的共產專制，但是他沒有思考清楚的是，共產罪惡的核心是剝奪人的選擇權利。一個合理的社會，首先要保障人民的選擇自由，這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健康的主要標準，不是它的版圖大小，也不是哪個民族佔統治地位，而是那裡的人民活得有沒有自由和尊嚴，人們有沒有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索爾仁尼琴一方面堅定地反對踐踏人的共產專制，一方面又主張恢復「大俄國」，剝奪其他民族的選擇權利，表現出在他內心深處仍然沒有真正懂得自由的崇高價值，或者也可以說，他還沒有真正讀懂《聖經》，沒有理解明白上帝的話語。因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不會看重現世地域的大小，而是心靈天國的輝煌。

索爾仁尼琴回國後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崩潰的俄國》（RussiainCollapse），更是發出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聲音：「俄國正在知識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國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大是向俄國施壓的西方陰謀」，「俄國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奴隸」，「俄國社會將毀滅……再過一個世紀，字典裡『俄國』這個字眼，就可能慘遭刪除……」《紐約時報》報導說，該書第一版印刷了五千冊。這位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全球知名作家的新書頭版竟只印了五千冊，對此莫斯科的年輕批評家阿邁林（GrigoryAmelin）尖刻地指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沒有人看他的書。」而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1989年被允許在莫斯科出版時，發行了一百萬冊。他剛回國後在全國電視上主持的「交談節目」也因收視率太低而取消，他到各地旅行講話也沒有媒體關注。

一位反抗共產主義的英雄，享譽世界的作家，曾被視為俄羅斯良心的巨人，怎麼今天卻被他的同胞離棄？索爾仁尼琴回國後開口閉口都是教導人們「要愛國」，強調「只有愛國主義才能凝聚起俄國人民。」（這種語言很像當年蘇共《真理報》上的話。）他在美國起程回國時，曾刻意展示他是一個「愛國者」，在機場向記者們炫耀他的「蘇聯護照」（除索爾仁尼琴外，他的家庭所有成員包括妻子和三個兒子都加入了美國籍），他舉著「共產蘇聯」發給他的那本護照對記者們說，「雖然不幸的是這上面印著 『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但不管怎樣，它畢竟是一本蘇聯護照。」五分之一世紀的流亡歲月，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自由人」的生活，而是仍然保持了他是「俄國人」的身份。

這種「俄羅斯國家情結」使索爾仁尼琴不能滿懷欣喜地去欣賞大蘇聯解體後人民獲得的自由和尊嚴；而是高聲抱怨，並為失去的大國疆土而悲嘆。在他眼裡，重要的是俄羅斯這個國家，而不是那塊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的選擇權，包括他們擁有自己的私有財產、發財致富的權利。索爾仁尼琴也像托爾斯泰一樣，激烈地反對私有制，反對市場經濟，反對私有財產。他忽視了，或者從來沒有明白過，擁有私有財產正是人的最基本的天賦權利之一。只有保障人們私有財產的權利，充分實行自由交換「私產」的市場經濟，人民才可能富有，社會才能繁榮。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必然導致貧富差別，出現「不平等」。在自由（競爭）和（財富不能）平等之間，西方思想家向來主張自由第一。他們強調的是「機會的平等」，而不是財富的平等。在自由競爭、優勝劣敗的社會，不可能有財富的平等。那種一味強調「財富平等」的社會，最後一定是既沒有自由，更無平等。共產主義就是這樣，在「均貧富」的「烏托邦」中，沒收了私有財產，剝奪了個人自由，結果共產黨成了擁有一切特權的「新階級」，使社會更沒有平等和公義可言。

索爾仁尼琴這種「俄羅斯至上」和「反對私有制」的觀念，必然導致他對西方持牴觸的態度。他甚至呼籲，「不要嘗試把西方的經驗強迫地嫁接到俄國。」「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精神，必須產生於我們自己的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氛圍。」在索氏的這種呼籲中，經常見到的是「我們，我們」，而幾乎沒有「他們」和「世界價值」（UniversalValue）。更沒有了他曾最強調的人類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天國的兒女，這種最根本性的普世價值。

索爾仁尼琴的教訓是，人們反對共產主義，不能僅僅是反對它給世人帶來的苦難，更重要的是要反對造成苦難的那套價值觀念。共產主義的核心就是國家民族至上，消滅私有財產，均貧富，要平等。這種希望均貧富，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俄羅斯作家中是有傳統的。當年遠比今天的索爾仁尼琴更有影響力的大作家托爾斯泰就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奮力疾呼取消私有財產，均貧富，要平等。這種思想在二十世紀初的俄國深入人心，所以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席捲蘇聯。共產主義首先在俄國成功並不是偶然的，它與俄羅斯作家們廣泛地傳播了取消私有財產的觀點是有直接關係的。

索爾仁尼琴現像在共產國家的異議者中並不是孤立的。今天，不少中國流亡者雖然在反對共產專制上慷慨激昂，嫉惡如仇，但涉及臺灣、西藏以及新疆等獨立問題時，他們則和所反對的中共統治者幾乎一個邏輯和思維，都是把國家、土地看得比人的自由、尊嚴更重要，更有人像共產獨裁者那樣，主張對要求獨立者使用武力鎮壓。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曾在小說《為了告別的聚會》中說，在共產國家，「我很容易想像迫害者和被迫害者兩種角色調換一下的場面。」因為在很多情況下，兩方的深層價值取向是一致的，只不過所處的地位與角色不同。

令人非常遺憾的是，索爾仁尼琴反抗共產主義、追求道德理想的光芒，由於他的侷限和錯誤，正越來越被他自己的陰影覆蓋；或者說，正在證實著他自己的名言：「時間沒有救贖的能力」。從索爾仁尼琴回到俄國的言行來看，他可能犯了和托爾斯泰同樣的毛病，也是過於熱衷扮演一個「替天行道」的角色，總是試圖代表全人類講話。就像英國詩人雪萊所追求的，作家是一位「非正式的世界立法者」。而在這個「立法」的過程中，他自我膨脹，驕傲地把自己視為上帝的信使和代言人，或者像托爾斯泰那樣，把自己當作「上帝的兄弟」，而失去了謙卑和自省。

但丁在《神曲》中早就總結過，人類有七大原罪，其中「驕傲」為首，後面依序是「嫉妒，憤怒，懶惰，貪財，貪吃，貪色」。而人類始祖的最初墮落，就是因為驕傲，自以為吃了禁果，就會有智慧和上帝平起平坐，或超過神。托爾斯泰和索爾仁尼琴的教訓是，雖然他們信靠了上帝，找到了真正的「天堂之路」，但只要不深刻理解基督精神，仍每時每刻都有被原罪吞噬的可能。就像每個基督徒，並不會因為受洗、進教堂，就自然成為道德聖人，重要的是去用心去品味《聖經》，去領會上帝的指教。

但無論索爾仁尼琴（還有托爾斯泰）有千錯萬錯，有多少慘痛的教訓，我們都不能否定他們追隨上帝之光的正確性。因為人類幾千年的歷史已經清清楚楚地證明：人只要割斷連接上帝的纜繩，就立刻失去生命的方向；除了走向上帝，我們無路可走！

就像托爾斯泰晚年所真誠地寫道的：「你可以攻擊我，但請不要攻擊我所追隨的道路。如果我知道回家的路……不能因為我在行進的道路上跌跌撞撞，顛簸而行，就說這不是一條正確的回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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