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稿】不好好當喉舌 整你沒商量

前段時間，《冰點》週刊發表袁偉時教授的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藉此，2006年1月24日被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勒令停刊，曰「中央有關部門提出了嚴肅批評」。此舉引起海內外輿論界的普遍關注。在海內外強大輿論壓力下，冰點》週刊3 月1日復刊，但《冰點》事件所產生的影響卻引起了人們廣泛思考。
《冰點》事件，主編李大同和副主編盧躍剛被撤職，後來被調到中國青年報所屬的新聞研究所工作。對《冰點》停刊，李大同表示「《冰點》停刊是我最不能理解、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因為報紙是社會公器」。盧躍剛表示，在當今信息流通空前發達的時代，有關部門動用這種蠻橫粗暴方式管理報界顯然是錯誤的。《冰點》編輯部六位編輯記者也發表聯合聲明，並拒絕在遭到整肅的《冰點》週刊繼續工作。冰點」週刊部分作者也發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公開信」，要求「制止團中央宣傳部的違憲行為」，堅持民主法治。
《冰點》停刊後，中國中央離休幹部聯名要求《冰點》復刊。整肅《冰點》刊物的消息傳出之後，包括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原中宣部長朱厚澤，人民日報前社長，總編輯胡績偉，以及中國法學界泰斗人物江平在內的十三名離退休中央高級幹部聯名發表了一封「關於冰點事件的聯合聲明」，要求政府恢復冰點週刊，撤銷中共中央閱評小組，並盡快制定「新聞保護法」，保障新聞媒體的執業權利。
《冰點》事件後，在中共兩會召開之際，中共開明元老促中宣部「新聞閱評組」鬆手。
因《冰點事》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調離團中央，2月23日被宣布調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

*民眾反響
有的人認為：官方辦的媒體就應該和官方保持一致，如果偏離官方的宣傳口徑應當受到處份。
湖北北的章先生認為：共產黨辦的報紙就應當做黨的喉舌是一種錯誤的觀念。想一想，報紙是用納稅人的錢辦的，是人民的。既然認為黨是代表人民的，就要聽聽人民的呼聲。對它的好壞的裁判權應該是人民，不是某個部門，某個領導人。
也有人說：共產黨就是中國的中心，全國都必須圍繞這個中心。報刊必須配合共產主義的協調發展。
河北的文先生認為：在共產黨的長期思想教育下，很多人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沒有自己的思想，完全都是黨文化的思想，這是很可悲的。中國沒有言論自由。
遼陽的莊先生說：中國必須實行言論自由，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只有一種聲音，一種思想，一種選擇，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人的思想當然就很單一，中國人的創造力才就不能充分發揮出來。從中國的現狀而言，應該開放言論的空間。
江蘇的王先生說：中共一直靠謊言欺騙愚弄國民，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新聞自由，中共想讓人們就會永遠當奴隸。

*文人的觀點
2月27日，香港《明報》發表了題為《左派學者聲討冰點主編》報導。三名學者輪流發言，指責袁偉時及李大同。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小東首先發言，批評袁偉時的文章宣揚「奴化影射史學」，大力裁剪歷史，是引導讀者崇拜帝國主義及當前統治階層的強權，為強權服務。將青年奴化，使他們「對一切強權都膜拜信服」。這裡王小東對袁偉時的文章首先定了性。
政治學者兼《國際社會科學》雜誌副主編黃紀蘇，指責李大同等「自由派」知識份子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尺度全憑自己的意志，像褲子的腰圍一樣，大小以他們自己能穿進去為限。小一點就指沒自由，大一點又指別人是暴民，「尺寸只有他們自己合適」。黃紀蘇說：「自由派近年喜歡強調民間，好像用民間跟官方對抗，其實思想跟官方最密切。他認為，李大同跟很多官僚出身的商人一樣，在體制內得到好處，將報紙做大變成自己的，回過頭來就不認帳」，事實上背後有洋人和民間資本利益集團的主子。這裡我們看到李大同等似乎有裡通外國之嫌，有「資本利益集團」的靠山。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則暗示，義和團所代表的民族主義屬於「國家信仰」(袁偉時的文章批評義和團)，不容挑戰。當這種「信仰」被挑戰，政府利用行政手段關閉冰點的行為也不能排斥。
劉曉波認為三位左派言論是落井下石的行為。在自由派知識份子遭到整肅時，把觀念之辯和學術之爭上綱上線為「階級鬥爭」，藉助中宣部和團中央打壓自由知識份子之機，把思想分歧上升為政治指控，把新聞管制下的被害者指控為「背後有洋人和民間資本利益集團的主子」和「對一切強權都膜拜信服」。他說，他們指責李大同們「對一切強權都膜拜信服」！而恰恰是李大同和盧躍剛為了捍衛新聞自由而不惜犧牲自己的體制內職位。而指責李大同的新左們對中共迫害人權卻從來沒有表示過哪怕是溫和的公開批評。他們號稱最關心社會底層，但在太石村事件和汕尾血案發生時，他們卻視而不見；他們號稱有良知的知識份子，但他們從來沒有對官權壓制新聞自由的蠻橫有過任何非議。他們沒有對底層民眾的實際關懷，也沒有對野蠻強權的實際反抗，更沒有對真正損害國家利益的獨裁政權的譴責。恰恰相反，他們的「良知」的最集中表現，就是在強權對敢於反抗的新聞良知者痛下狠手時落井下石。

*新聞檢查制度
大家知道，在中國大陸所有的輿論宣傳工具都是受中共控制的，基本都是中共各層組織的喉舌。也就是說，中國的官方媒體，缺乏真正意義上媒體的真實和客觀公正。前《人民日報》一位副總編輯曾說，他所編輯的這家中國最大的黨報，只有上面的出版日期是真的。話說得也許有點絕對，但基本說出了現實中國報紙的真實情況，以及媒體被控制的嚴厲程度。
中共實行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對每條新聞內容所涉及的範圍及其界定，對新聞調查、採訪、以至最終發表的許可權，都有一整套完備的報批、審核制度。小到一條新聞的發表，大到一本書的出版都是如此。中宣部制定全國統一的宣傳政策，具體的事務性工作就由新聞出版署來執行。
除了以上檢查控制外，中國利用教育、整肅、處罰馴化新聞工作人員。每一個新聞工作者在其學習和培訓的過程中，頭腦裡都被植入了一個檢查標準，在實際工作中就會發揮作用，人們會自覺遵循這個標準。一般的大政方針，根本不需要各級宣傳部官員操心，從延安時代形成慣例，到後來歷次運動，及反右文革成為傳統，決不會出現問題。關於惡性事故，重大傷亡情況，不准如實報導，規定都有基本成例。中國的「宣傳紀律」是報喜不報憂，每有災害事故發生，都要嚴格控制對災情事故實際狀況的報導，如規定公開報導的死亡人數不得超過幾人（不管事實上死了多少人）。
政府對新聞媒體諸項管理職能當中最重要的功能是對新聞媒體實行審批登記制，由新聞出版總署（或省直轄市的新聞出版局）行使審批權。註冊登記、主辦單位與主管單位制度是中國政府控制傳媒的重要環節。主管單位必須是屬於黨政系統的「黨、政、工、青、婦」組織，非此類組織連申請資格都不具備。明確規定「主管單位、主辦單位與出版單位之間必須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主辦單位對所辦出版單位負有的責任之一是「領導、監督出版單位遵照中國共產黨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的法律、法規、政策以及辦社（報、刊）方針、宗旨、事業範圍，做好出版工作及有關各項工作；審核出版單位的重要宣傳報導或選題計畫，審核批准重要稿件（書稿、評論、報導等）的出版或發表；決定所屬出版單位的出版物發行不發行，對出版單位在出版物內容等方面發生的錯誤和其它重大問題，承擔主要領導責任」。
上述規定使得私人或民間報紙在中國幾乎不可能。在中國，私人辦報一向被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罪行」，1978年以後，此類「罪行」則改用「陰謀顛覆政府、危害國家安全」罪。2001年3月，北京四位青年因創辦了一個對外不開放的網站，並在上面討論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民主化問題而被秘密逮捕，隨後被控以「陰謀顛覆政府」、「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被判處重刑。
說到輿論控制古已有之，大家都熟悉厲王止謗的故事。周厲王貪婪暴虐，國人公開議論他的過失。邵公對厲王說：「老百姓已不堪忍受暴政啦！」厲王聽了大怒，找到一個衛國的巫者，派他暗中監視，發現後就來報告，立即殺掉。這樣一來，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厲王很得意，告訴邵公說：「我能制止謗啦，老百姓再也不敢吭聲了。」邵公回答說：「你這樣做只能堵住人們的嘴。可是防範老百姓的嘴，比防備河水氾濫更不易。河道因堵塞而造成決口，就會傷害很多人。」厲王不聽。過了三年，大家就起來造反，厲王逃到彘。
中共對新聞的控制遠非周厲王可比，它的新聞控制和檢查制度可追溯到延安時期。「延安整風」後建立起嚴格的輿論控制和保密制度，有關黨的大事、國內外形勢的報導和評論要層層把關，社會新聞則實際上被取消。其實，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剛在延安創辦時還保留了普通媒體的一些特點，人們從中可以知道一些信息，而且還可看到一些不同意見的爭鳴。「整風」後《解放日報》改版，從此成了名副其實的黨的喉舌，主要功能已不再是為人們提供各方面信息的傳媒。「整風」後，除《解放日報》外，延安地區的其他報刊基本上都停刊了，連各單位「整風」開始時出的牆報也都消失了。先前黨中央發出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號召，很快就被收回，變成了「以言定罪」。在這種情況下，當然談不上黨和政府接受輿論監督，相反卻是由黨中央直接掌管輿論導向，並組織人馬審查一切新聞報導。
中宣部與新聞出版署制定了審讀工作的規章，其主要目的是審查報刊是否「貫徹了黨的方針、政策」等。，中宣部「閱評組」是個怪胎，是傳媒的警察，也是媒體殺手，它以對傳媒監控、指責、打壓、管制為使命。從中央、省（自治區）直至辦有媒體的市縣等各級宣傳部門，都成立了專職「審讀（審聽、審看）小組」，按級別負責審查其轄區內的媒體。「戰略與管理」、「二十一世紀環球報導」、「新週報」死於其手，「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新京報」頻受整頓，以及「冰點」被封殺，「閱評組」都是凶手。此外，中共還經常「根據形勢需要」，隨時頒布各種禁載規定，這些規定十分具體，如《關於出版「文化大革命」圖書問題的若干規定》等。
在中共兩會召開之際，中共開明元老促中宣部「新聞閱評組」鬆手，他們老認為，北京當前對媒體越來越強的控制，會引起臺灣人民的反感，從而嚴重影響兩岸關係：因為大陸的言論自由和人民權利和臺灣相差太遠，結果會使獨派有更大影響力。

*報刊整肅
體制內的媒體不滿於現行新聞管理體制，不滿於造假宣傳，想說點實話就打擦邊球；體制外的人們不滿於一言堂的謊言，知情權被剝奪，導致強烈反彈。中國的一些開明的知識份子特別是有些新聞工作者，也想要爭取一點說真話的空間，但都只是一相情願,無異於與虎謀皮，最終遭到嚴厲整肅。
1989年4月，《世界經濟導報》刊登「耀邦活在我們心中」座談會的記要，總編輯欽本立被撤職，《世界經濟導報》被關閉。「六四」事件後，《世界經濟導報》有四名記者被當局逮捕，其他人員遭遣散。
《南方週末》1984年2月11日創刊，主編左方提出「絕不講假話」。中宣部對《南方週末》經常打「擦邊球」以針貶時弊的行為極為關注，後來《南方週末》被停刊整頓。2003年5月，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處長張東明「空降」《南方日報》，任副總編兼《南方週末》主編，「絕不講假話」原則被廢除，漸漸《南方週末》聲譽一落千丈，報紙銷售量急劇下滑。有的讀者寫信給《南方週末》，問報紙為什麼近來辦得這麼糟，沒有什麼東西看，使《南方週末》的編輯記者有苦難言。
2005年歲末最引人注目的媒體整肅事件，無疑是《新京報》高層大換血。來自南方報業集團的三個社委，即總編輯楊斌和兩位副總編孫雪冬、李多鈺同時被撤職，代替者是《光明日報》派來的三人，標誌著南方報業在《新京報》管理層的出局和《光明日報》全面接管該報編務。
繼北京《新京報》總編輯楊斌突然被撤換之後，其姐妹報--《南方都市報》也傳出副總編輯夏逸陶遭撤職的消息。其原因與該報近日在封面標題突出報導廣東省副省長游寧豐被中央政府行政記大過，以及在9月間報導番禺太石村村民集體要求罷免村官的消息有關。外界普遍認為，《南方都市報》在2003年率先揭露孫志剛事件以及獨家報導廣州再次出現SARS疑似病例的消息，而遭到廣東部分官員報復。
在大陸頗負盛名的《百姓》雜誌2005年12月29日被查封。據知情人透露是因為該雜誌的文章引起高層領導的不滿，也有人說是因為刊登了河北雞澤、河北刑臺、河南太康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得罪了中共官員。
無獨有偶，繼《新京報》、《冰點》之後，民政部主管的《公益時報》週刊主編陳傑人又突然被降職。《公益時報》2月7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批評中國官方網英文版錯誤百出，文章認為這是有關領導不重視及官僚作風的結果。時隔不久，主編陳傑人被高層降職為普通編輯。
《深圳法制報》11月5日停刊。當局指該報無法扭轉長期虧損狀況是停刊主因，但據消息人士透露，停刊是「上面的意思」，該報頻頻發表文章揭露陰暗面，引起有關當局不滿。
《河南商報》因為報導了一樁礦難後的「封口費」醜聞，被地方當局從9月17日至10月16日勒令休刊一個月。

*路在何方
出版、言論等自由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而公民的知情權卻是天賦人權，《法制日報》在2001年1月28日發表的「百姓知情權不容漠視」中強調，「知情權更是公民本該享有的一種天賦人權。」 輿論監督在社會生活中也很重要，輿論監督古已有之，相傳堯舜時在交通要道豎立木牌，讓人在上面寫諫言，名曰「誹謗木」，或簡稱「謗木」，也叫「華表木」，到漢代稱為「華表」。《法制日報》在2005年5月15日發表文章說「媒體的輿論監督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輿論監督在民主與法制建設中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新華日報》1945年3月31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須徹底廢除現行檢查辦法」（《新華日報》1945年6月26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
看來，實現言論、出版自由和輿論監督，結束一黨專治、還政於民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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