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義（上）：六四屠殺後逃亡經歷　

流亡美國的中國著名作家鄭義先生最近發表了1萬多字的新作《召魂》（原文http://www.dajiyuan.com/gb/6/2/23/n1235202.htm），
以探究他本名「鄭光召」的涵義為線索，記述了高僧能海法師、父親鄭璧成在文革中遇難的經歷，以及在作者心靈上留下的深刻印記。
　　
鄭義先生是中國「傷痕文學」、「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家。他1979年發表的處女作《楓》，當時轟動全國。另一部小說《遠村》獲1984年度全國優秀小說獎。1987年，由本人原著並親自改編為電影的《老井》獲囊括「金雞獎」、「百花獎」等全部獎項。
　　
1989年春夏，鄭義先生因參與了八九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被中共公安部列為首要分子，受到全國通緝。在後來將近三年的逃亡日子裡，他秘密寫作了關於六四民主運動的《歷史的一部分》，以及記述廣西人吃人事件的《紅色紀念碑》（Scarlet Memorial）兩部重要著作。鄭義先生和妻子北明女士於1993年流亡美國。鄭義近年重要作品包括《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以下是大紀元專訪鄭義先生的第一部分：六四逃亡經歷。
六四鎮壓後逃亡經歷
　　
記者：請您談談六四鎮壓後，在中國的逃亡經歷。
　　
鄭義：這個話題說來話長。八九民運時，我和我太太北明在北京天安門和學生、和知識份子一起做了很多事情。我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接下來會是全國規模的長時間的追捕、判刑。於是我離開了家，準備觀察一段時間，後來發現不可扭轉了，我就開始了逃亡。
　　
北明原本是要和我一起離開的，但因為兩個人一起走目標比較大，所以想等我安排好地方，再來接她。可是沒想到，她很快就被抓了。
　　
開始我以為，共產黨是抓不到我才抓她，後來才知道，是由於她參與了北京知識界的一份報紙─《新聞快訊》的很多具體事情。因為當局早就安排人在編輯組，對她的情況非常清楚。六四鎮壓後，共產黨就把她抓起來了，在北京和山西太原前後關押審查了10個多月。
　　
而我已經在逃亡之中。六四鎮壓後最初一段時間，全國的形勢都很緊張，每個城市都在搜捕，十字路口都是軍隊在把守，到處是警車、軍車、巡邏隊，氣氛非常恐怖。
　　
在朋友的幫助下，我離開城市去了農村。過去我在農村插隊和在煤礦工作的時候當過木匠，於是我就以一個流浪木匠的身份，到處幫人做傢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後來朋友們說，最危險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你是一個作家，還是要趕緊寫作。這樣，我又回到城市開始寫作。
　　
我的太太北明出獄後，把我要寫書的資料帶到我隱藏的地方。我們匯合後一起逃亡。因為安全方面的考慮，我們經常換地方。在將近三年的逃亡時間裏，我寫了兩本書：《歷史的一部分》和《紅色紀念碑》，她寫了一本書《告別陽光》。
　　
我們走了很多地方，回憶起來是非常感人。那時中國社會的道德水準和民心，與今天是非常不一樣。幫助我們的人很多是素不相識的，從八十多歲的老人到剛懂事的小孩子，沒有一個出賣我們。我們真正看到了人心善良的一面，以及人們反抗暴政和對自由追求的一面，他們冒了很大風險幫助我們。

心中始終保持愛
　　
記者：您在《召魂》中寫到父母篤信宗教、傾家禮佛，這對您以後的思想是否有很大影響。
　　
鄭義：一個人的童年是很重要的，最基本的品質，如：正直、誠實、同情、憐憫之心在童年就已經賦予他了。
　　
在我一生中雖然遇到很多坎坷，但我心中始終保持愛而不是仇恨。我想與童年的經歷分不開。我母親後來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她在極度艱難的情況下，對他人、對自己家庭仍然保持深厚的愛。

對共產黨的認識過程
　　
記者：很多像您這個年齡的人，對共產黨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過程，您是怎樣的呢？
　　
鄭義：我不是先知，我對共產黨社會的認識和普通人幾乎是一樣的。我們都是在共產黨欺騙教育下長大，開始不可能談到任何覺悟。
　　
真正覺悟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那時離開了學校，走進社會，看看工人、農民的感受，瞭解到了一些共產黨宣傳和教科書之外的事情。文化大革命的那種激烈、血腥、對共產黨的憤恨以及對毛澤東的崇拜都是很刺激、促使人思索的事情。林彪事件對共產黨的神話也是一個諷刺。
　　
文革後期我們被趕到農村插隊，看到的和共產黨講的完全不一樣，實際上，中國真實的農村生活就是對共產黨的控訴。從那時起，我開始了對共產政權的反省和懷疑。但是八十年代又有一些變化。
　　
我對共產黨徹底絕望是八九六四對青年學生和北京市民瘋狂的大屠殺之後，那時才認清了，不管它可能有些局部的變化或鬆動，共產黨的那種殘忍是一脈相通、不會改變的。

專訪鄭義（下）：廣西人吃人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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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3日訊】（大紀元記者王珍採訪報導）為什麼看起來不像魔鬼的尋常人家，卻在那種群體的瘋狂中墮落到連禽獸都不如？為了要探究文革發生在廣西的大規模屠殺與人吃人恐怖事件，知名作家鄭義兩次深入廣西調查，完成《紅色紀念碑》一書。該書公開出版十多年來，沒人敢說「不」字，連共產黨也一句話不敢多說。
1986年夏，鄭義第一次到廣西省調查「人吃人事件」，他查閱檔案，察勘現場，採訪相關官員、在押犯人、當年凶手、被害者遺屬、目擊證人，蒐集了大量檔案材料與證人證詞。1988春第二次赴廣西省調查，補充了第一次調查的遺缺。

1989年春夏，鄭義因參與1989年六四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被中共公安部列為首要分子，受到全國通緝。在近三年的逃亡時間裏，完成了《紅色紀念碑》（Scarlet Memorial）這本重要著作，在全世界引起轟動。

《紅色紀念碑》

《紅色紀念碑》由兩個部分組成：調查廣西省範圍內的檔案卷宗和採訪倖存者、凶犯、受難者遺屬。鄭義調查並採訪了發生過大規模屠殺與人吃人恐怖事件的五個縣。僅僅賓陽縣，在1968年7、8月的「紅色風暴」期間，共有3,681人被槍殺、戳死、勒死、叉死、溺死、砸死，甚至活埋。

在武宣縣境內，滋事者從活人身體內割下心臟和肝臟，然後煮而食之。 「當受難者被推上街頭遊行批鬥時，老太太們會提著菜籃子守候。一當受害者被處死，眾人蜂擁而上。那些衝在前面的人將會得到一塊好肉。」一個老太太養成了專挖眼睛的習慣，認為吃了它們會增進她自己的視力。另一個年青女幹部，一旦可能，要消受的是男性生殖器。在一個中學裡，學生吃掉了他們的老師。
　　
【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說，關於廣西吃人事件。鄭義將其分為三個階段：
　　
1. 開始階段：其特點是偷偷摸摸，恐怖陰森。某縣一案卷記錄了一個典型場面：深夜，殺人凶手們摸到殺人現場破腹取心肝。由於恐怖慌亂，加之尚無經驗，割回來一看竟是肺。只有戰戰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來酒，有人找來佐料，就著灶口將熄的火光，幾個人悄悄地搶食，誰也不說一句話。……
　　
2. 高潮階段：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此時，活取心肝已積累了相當經驗，加之吃過人肉的老游擊隊員傳授，技術已臻於完善。譬如活人開膛，只須在軟肋下用刀拉一 「人」字形口子，用腳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綁在樹上，則用膝蓋往肚子上一頂──）心與肚便豁然而出。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餘下的任人分割。紅旗飄飄，口號聲聲，場面盛大而雄壯……
　　
3. 群眾性瘋狂階段：其特點可以一句話概括：吃人的群眾運動。如在武宣，像大疫橫行之際吃屍吃紅了眼的狗群，人們終於吃狂吃瘋了。動不動拖出一排人「批鬥」，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斷氣，人們蜂擁而上，掣出事先準備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塊肉便割哪塊肉。……至此，一般群眾都捲入了吃人狂潮。那殘存的一點罪惡感與人性已被「階級鬥爭的十二級颱風」刮得一乾二淨。吃人的大瘟疫席捲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極之形式是毫無誇張的「人肉筵席」：將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燴、煎，製作成豐盛菜餚，喝酒猜拳，論功行賞。吃人之極盛時期，連最高權力機構──武宣縣革命委員會的食堂裡都煮過人肉！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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