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毛澤東的紅衛兵也愛金條

改革以來，儘管，中共官方於1981年發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一場浩劫」，這一定性得到了民意主流的擁護，關於文革的記憶和討論始終沒有停止。但是，相對於文革災難的廣泛性、深刻性、豐富性、複雜性而言，迄今為止的文革反思都顯得過於有限。除了「浩劫」這一抽象定性之外，無論是官方文革史和民間文革史，大都把自己當作某種歷史必然性的受害者，而不敢面對自己的文革經歷，更不願承擔歷史罪責。甚至可以說，在文革已經結束四十年的今天，對這場「浩劫」的真正反思還未開始。

一方面，官方用抽象否定遮蔽了文革中的具體罪惡，用「四人幫」罪責來開脫毛澤東罪責，用黨犯錯誤來掩蓋制度罪惡。而且，政權只准按照官方的定調談論文革，卻不准非官方的文革反省。

另一方面，文革時期的風雲人物盡量迴避文革，那些施暴者要麼沉默、要麼自我辯護，絕大多數受害者大都用「不堪回首」來關閉記憶，既加害又受害的人只願意講受害經歷。最為狂熱的紅衛兵造反運動，幾乎席捲了所有的適齡青年，尤以文革初期的高幹子弟最為瘋狂。但除了極少數老紅衛兵有所反省之外（如徐友漁），絕大多數人皆以「不堪回首」為藉口而保持沉默；還有一些當年的風雲人物，一說起紅衛兵運動，大都沉浸在純潔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義的懷舊之中。

於是，出現了一種中國特色的文革悖論：作為「浩劫」的文革，卻變成受害者（如鄧小平等）和加害者共同守護的禁區。官方不准公開談論，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願懺悔，絕大多數文革史料，要麼被封鎖在官權的黑箱中，要麼腐爛在參與者的記憶中，致使真相無法還原，教訓無從總結。

比如，王友琴堅持不懈地調查文革中被打死的老師和學生，在她最新版的《文革受難者》一書中，講述了文革中六百多人的死亡事件；遇羅文先生的《大興屠殺調查》和章成先生的《1967年湖南道縣大屠殺紀實》，記錄了文革中發生在北京大興縣和湖南道縣的集體性屠殺；但在那些決策者和殺人者中，至今無人出面承擔罪責——哪怕僅僅是在道義上的知罪悔罪！

紅衛兵運動真的是「純潔青春」和「理想主義」嗎？

我沒有掌握足夠的資料，不敢妄下結論。我想把葉劍英的二女兒葉向真的一段回憶整理出來，也算是紅衛兵運動的一個另類景觀。

2003 年12月6日和13日，鳳凰衛視播放了魯豫對葉向真的採訪：《葉向真跌宕起伏的人生》。在葉向真的回憶中，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涉及到她自己和葉家的文革命運，但她的講述也是只講受難而不講榮耀，比如，她對自己作為紅衛兵運動領袖的經歷簡單帶過，而對葉家人遭到江青迫害的經歷則講得細緻入微。儘管如此，葉向真還是透露出一些鮮為人知的文革細節，今天讀來頗值得咀嚼品味。

文革初期，葉劍英負責北京的治安，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就是確保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的秩序和安全。葉向真回憶說：「這個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時候，我相信，所有的高級幹部都糊塗了，那個時候呢，我覺得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他那時候也是陪同啊，所以那個時候，毛主席像章，大家到處都做這種像章，大家都要，這樣的一種心態，這樣的一種，就是這種意氣風發的年輕人的這樣的一種心態的時候呢，我覺得那個時候，他們那些老人，也挺興奮的，覺得這也挺好，但有一次，因為那時候首都的治安由他管，有一次回來，他就說，糟了，就是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不是接見幾次，在天安門接見嘛，全國串聯的紅衛兵，滿天安門的那個廣場都是紅衛兵啊。他說等到那個紅衛兵都退走了以後，就發現在那個天安門廣場揀了很多的金條。」（很多金條，顯然不是個別紅衛兵的行為——作者按）

主持人魯豫疑惑地問：「為什麼？」

葉向真答曰：「…… 抄家，抄到一些人的家裡頭，知識份子也好啊，或者過去的一些老的資本家，就是家裡都有一點底兒，存有點底兒的吧，紅衛兵把這些都搶來，金子沉啊，擺在自己的口袋裡頭，一高興，一擠，一歡呼的時候，那金條都從兜裡頭都掉出去了嘛，所以就揀回來好多金條，當時他（葉劍英）就非常感慨，就說了一句，他說如果這樣下去，……這個年輕人都不知道會怎麼樣。意思就是說，這樣的一種群眾運動，是不是全是好的，他在這個問題上就已經打了問號了，那我們年輕人不都這樣都給搞壞掉了，是家都可以抄，是人都可以打，想幹什麼幹什麼，就是紅衛兵那時候可以為所欲為，他說，看著這些金條啊，他說這把我們年輕一代的，搞不好都毀掉了，……」

想像一下當年情境：一面是向毛澤東的熱淚盈眶和喊劈嗓子的歡呼，是愚昧盲目到喪失理智的狂熱；另一面是擠掉在狂熱人群中的金條，是抄家時貪圖金條的陰暗自私，在文革對人性邪惡的縱容上，二者有著內在的一致：紅衛兵造反就是以毛澤東旗幟進行的公開搶劫。

極權政治是所有制度中對人性戕害最狠最全面的制度，其道德激勵只能是鼓勵缺德者而懲罰有德者。在絕對強權之下，完全公有制和泯滅人性的意識形態灌輸，使人變成了毫無自主性的奴隸，即便在人人高喊大公無私的革命狂熱中，紅衛兵私佔抄家財富的行為與奴隸的怠工、偷懶、盜竊財物沒有實質區別。

毛澤東要再共產新人，但無論出於何種動機，也無論動用何種手段，意欲徹底改造人性的運動都將以最終的失敗而告終。再造新人之難於上青天，只能證明企圖進行人性改造之人的狂妄和冷酷。毛時代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和狠鬥私字一閃念的再造共產新人計畫，在人的自私本性面前是多麼不堪一擊。文革結束三十年後的今天，那些參與造反、吵架、批鬥、打砸搶的紅衛兵們，還反覆強調當年的狂熱是純潔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義，完全是為了掩蓋其真實動機，尋找推卸罪責之詞。文革中的人性真相，不能說全無理想主義成分，但也為人性中的邪惡成分的盡情發泄提供了絕好的機會和舞臺，特別是人的權力慾和破壞欲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對權力的貪婪鼓蕩起奪權爭鬥的慘烈，起碼是導致各派之間的相互打殺的深層原因之一；人與人之間的仇恨激發出人的破壞性本能，是一系列瘋狂而嗜血的暴行的深層原因之一。所以，「奪權」才會成為文革初期的最著名口號。

向走資派奪權也好，與封、資、修爭奪上層建築的領導權也罷；打倒高層的劉鄧陶也好，讓所有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也罷，無論打著怎樣的旗幟「奪權」，從毛澤東到諸多紅衛兵頭目，要的既不是任何主義，也不是任何完美人性，而僅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權力！「一切向權看」才是文革的真相。

對於毛澤東而言，要的是實現不斷膨脹的權力野心。他要統治中國的絕對權力，所以寧可冒著天下大亂的危險，也要清除一切絆腳石；他還要充當世界領袖的絕對權力，所以寧可冒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也要扮演第三世界的領袖，同時對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

對於文革中的其他風雲人物而言，每個人都自我標榜為毛澤東的忠誠戰士，而且是最最最的忠誠。實際上是通過向毛澤東（最高權力）爭寵來實現各自的權力野心。無論是三呼萬歲還是凶狠整人，無論是派別之戰還是互貼大字報，其目的皆是極為自私的：或為了奪取權力，或為了個人的政治進步，或為了個人的自保。理想高調不過是自私動機的遮羞布而已。換言之，在毛澤東時代，一面是意識形態的高調偽理想，是雷鋒式新人輩出的宣傳灌輸，另一方面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廝咬的殘忍現實，是揭發告密、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和父子成仇，是沒有任何道德約束的無法無天。

難道是聖潔天安門廣場被幾根金條玷污了？非也！文革時期的天安門廣場，是毛澤東接受子民集體朝拜的地方，也是全民愚昧而邪惡的象徵。遺失的金條的閃光所顯示的僅僅是：任何旨在改造人性、再造新人的計畫都是戕害道德的烏托邦，強制播種絕對完善的人性種子，收穫的只能是極端邪惡的獸性果實，因為，這樣的烏托邦服務於獨裁者的絕對權力。而國人的最大不幸在於，從延安時代就開始推行這種烏托邦的毛澤東，卻恰好變成了中國的毒太陽，長期超強光烤灼之下，培植人性的土壤必然變成寸草難生的沙漠。

所以，鄧時代「一切向錢看」的道德荒蕪化，早已在毛時代的「一切向權看」的道德沙漠化中完成，拜金主義不過是的拜權主義的變種。毋寧說，廣場上那狂熱的歡呼和散落的金條，就是「拜權」與「拜金」的絕妙結合。而在中國，「拜金」深層是「拜權」，因為獨裁製度的遊戲規則是：有權就有一切！

紅衛兵運動初期的代表人物，大部分是企圖奪權的中共高幹子弟；而文革結束後，他們大都隨著父輩的重新掌權而變成新一代權貴。所以，他們不可能否定紅衛兵運動，更不可能反省和懺悔當年的作為。因為，還原真實的紅衛兵運動，將對這些人的陞官發財形成威脅。

在此意義上，對反思文革的封殺，官方的禁令，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絕大多數當年的參與者不願直面自己的文革史，也是重要的原因。

打砸搶中的毛澤東的紅衛兵，不僅愛殺人，也愛金條。

2006年4月29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動向》雜誌2006年5月號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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