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政治改革，何來 「 點滴進步 」 ？—— 駁冼岩

冼岩在文中瞎說 「...20 多年來中國的個人與社會自由仍然獲得了長足進步 」 ，並以此瞎掰為核心依據，聲嘶力竭的呼籲各界不要起來革命，而應該維持現狀，沒有政治體制改革不要緊。因為革命會打斷和破壞自下而上的社會自發進步，只有維護中共一黨專制，才能維持 「 社會改善的正途 」--「 點滴進步的積累 」 。

正直的過來人都會清楚，冼岩所說的 「...20 多年來中國的個人與社會自由仍然獲得了長足進步 」 完完全全是睜著眼睛說瞎話。
二十多年前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是怎樣的年代呢？
八十年代的結社自由比今天大許多，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各地產生了諸多的獨立社會、政治團體、沙龍，公開地活動，完全不像今天的死氣沉沉局面；八十年代，異議人士遭受的打壓遠沒有今天這樣殘酷、陰狠，胡耀邦對異議人士和團體非常寬厚，雖然他迫於政治老人的壓力不得不抓了陳泱潮等 「 首犯 」 ，他始終在暗中保護異議人士和團體，他親自批錢，將林希翎禮送出國，並且長期保護啟蒙社；趙紫陽沒有下令抓過一個異議人士，並且暗暗地努力，打算釋放在押的政治犯；趙紫陽要把深圳搞成三權分立的政治特區，已經著手準備；趙紫陽還謀劃在鄧小平死了之後，搞多黨制。
八十年代中國的言論自由也比今天大許多：
出版自由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反思文革類圖書、影視作品幾乎暢行無阻，這類作品今天被嚴厲封殺；八十年代有許多批判現實、反思民族自身、呼喚自由民主甚至批判共產黨的圖書和影視作品都能出版發行，如否定十月革命和蘇聯共產黨的《日瓦戈醫生》，索爾仁尼琴的《癌症病房》等等，都能出版。呼喚自由民主的 「 走向世界叢書 」 已出版多本，後因六四才中斷。《河殤》在中央電視一臺播出 ...... 所有這些，在今天絕無可能出版和發行。
新聞自由也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後期，新聞自由度比今天大許多。八十年代許多反腐敗、反不正之風的新聞稿件都能夠發表，地方的報紙常常批評地方的黨政機關，各大報紙的雜文版，針砭時弊，非常活躍。到了一九八八年，實際上中國的媒體已經處一定程度的新聞自由的狀態，只需要以新聞法的形式來保障。
今天的新聞自由狀況怎麼樣？今天連車禍、天氣預報的報導都要控制，更不要說反腐敗和批評黨政機關了。去年，浙江臺州市黨報僅僅因為批評臺州市交警支隊亂收費，報社總編就被交警非法綁架毆打致死，凶手逍遙法外。 1987 年開十三大時，中共中央的活動還有一點透明度，略讓記者作一點真實的報導，現在，中共中央的活動徹頭徹尾淪為黑社會活動，連一點樣子都不做了，十六屆四中全會，連開會的地點都不許報導。現在，胡錦濤連異地批評報導都要禁止，以實際行動向北朝鮮學習。
口頭講話的權利當然也屬於言論自由：現在很多人口頭上罵中共，一般不用擔心被抓；八十年代口頭上罵中共實際上更不會被抓，因為用筆罵中共的都不怎麼被抓。但是八十年罵中共的人遠比現在少，因為那時候中共還沒有堵死改良的大門。
綜上所陳，八十年代的言論結社自由狀態比今天大許多，今天看來，居然有恍若隔世之感（不用比美國、臺灣了），可見當前中國黑暗到什麼程度。
言論結社自由是自由的核心部分，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他方面的自由。今天，媒體確實比八十年代多了許多，有的是比過去多得多的形形色色、光怪陸離的發行物和生活方式，但是這些 「 多元化 」 無一例外都屬於聲色犬馬、娛樂休閑方面，完全沒有觸及自由問題的實質。八十年代也有這種 「 多元化 」 的自由，只是當年的物質積累沒達到今天的高度、社會道德沒有今天這樣敗壞而沒有呈現這種 「 多元化 」 而已。現在大陸有上千種報紙、雜誌，老百姓家庭能夠收看七十多個電視臺，但是這些媒體在 「 敏感問題 」 面前一律噤聲，對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紀念六四集會、法輪功反迫害抗爭、乃至太石村維權運動等重大新聞裝聾作啞，這些重大新聞，全世界的媒體爭相報導，大陸擁有眾多媒體卻無一報導，這就反映了問題的實質 --「 多元化 」 的虛假！實際上，大陸至今仍然只有一個 「 媒體 」-- 中共中央宣傳部。所以，以現在的所謂 「 多元化 」 來指證今天的個人自由比八十年進步完全錯誤的。
八十年代的宗教信仰自由也比今天好許多。八十年代，沒有今天這種對法輪功等宗教信仰組織大規模的鎮壓和迫害，當年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都對氣功實行 「 三不 」 政策，雖然不提倡、但也不禁止，老百姓還可以享有充分的煉功健身的自由權利，現在，中共動用國家機器對法輪功進行群體滅絕，不僅虐殺，而且活掏器官，比當年納粹還要殘忍；而且，胡錦濤中共乾脆把中功、香功等十四種氣功統統禁止，把幾十種信仰組織列為 「 邪教 」 。今天，老百姓連練氣功祛病健身都要擔驚受怕，不敢公開進行，中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比八十年代大大的倒退了。
自由的目的是保障人權，今天中國人自由大幅倒退，人權狀況就可想而知。財產權是最基本的人權，以住房權這一大宗財產權為例：八十年代私房比例小，現在私房比例很大，照理說八十年代的強迫拆遷要比現在嚴重得多才是，然而，反而是八十年強迫拆遷很少，現在強迫拆遷比八十年代嚴重得多，拆得公民上吊、服毒、跳河、自焚 ... 在全國打造了一支龐大的拆遷的上訪大軍。
自由要靠法治來保障。八十年代司法當然不是獨立的，但那時候法院在一定程度上還受到人大的監督，法院在處理政治以外的案子，還有一定的獨立性；而今天公、檢、法完全掌握在中共政法委的手裡，實際上不受任何監督，赤裸裸的以黨代法，公然大耍流氓。現在法院不僅不受理法輪功受迫害的案子，連強迫拆遷的案子、證券受害等非政治性的案子都強行不予立案，這完全是違法瀆職行為，中共今天連自己制定的法律都隨時隨地公然踐踏，這種情況在八十年代是沒有的 ......
不僅比不了八十年代，現在中國的個人與社會自由連十年前都比不了，十年前是 1996 年，那個時候法輪功還沒有被迫害、茅於軾的憲政研究所沒有受到限制、袁偉時教授公開發表《現代話語教科書》，也沒有受到打壓。現在胡錦濤不僅不停止迫害法輪功，還關了茅於軾的憲政研究所，袁偉時教授受到批判打壓，文章也不能再發表 ......
綜上所陳，二十多年來， 20 多年來中國的個人與社會自由不僅沒有進步，而且大幅倒退。其中，六四屠殺和 「 揭批 」 法輪功是自由大幅倒退的兩個標誌性事件：六四屠殺，徹底扼殺中國人爭取政治自由的成果和熱情，使中國人的言論結社等自由大幅倒退。政治自由是其他自由的保障，政治自由的大倒退，直接導致了中共權貴集團在九十年代末發起的強迫拆遷、征地、 「 改制 」 運動的得逞，老百姓的經濟權利受到殘酷侵害，因為老百姓在政治上無權，無法用選票來保障自己的利益；政治自由的大倒退，也最終導致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大倒退，瞪小瓶死了以後，僵賊泯這個小人於 1999 年歇斯底里大發作，指揮整個中共國對法輪功進行了慘絕人寰的迫害，中國人無法阻止這樣的迫害，因為老百姓在政治上無權，無法用選票來保障自己的信仰自由權利。
美國總統富蘭克林 . 羅斯福說：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對一個人的迫害是對所有的人的威脅；看見別人受迫害而不去救助的人，到頭來自己也會使受害者。在中國也是這樣：當年那些躲在家裡，嘲笑參與六四運動的學生幼稚的人，好些人後來成了中共強迫拆遷、征地、 「 改制 」 的受害者；當年那些看見僵賊泯中共瘋狂鎮壓法輪功而漠不關心，甚至幸災樂禍的一些信仰組織，沒過幾年就被中共整得二魂出竅、亡命天涯；現在那些指斥高智晟絕食抗暴是 「 搞政治 」 ，而拒絕聲援的人，總有一天要挨中共的整，除非中共倒臺。
二十多年來，中國人自由和人權狀況的大幅倒退，這是世界上最權威的獨立國際人權組織 —— 大赦國際都確認了的事實。

冼岩先生睜著眼睛故意不看 20 多年來中國的個人與社會自由大幅倒退的事實，還要扯著嗓子高唱 「...20 多年來中國的個人與社會自由仍然獲得了長足進步，其變化舉世有目共睹 」 ，完全是一派無恥讕言！

冼岩在文中一再呼喊：現在廣大社會弱勢群體，即 「 對現狀強烈不滿、對未來不抱多少希望的人，主體是貧困農民，包括農民工；以及城鄉失業人員，尤其是即將進入社會、或剛剛進入社會的青年學生 」 ，是 「 敵視與絕望的階層 」 。冼岩驚呼： 「 這些敵視與絕望階層的存在及其擴大，是最危險的社會因素。
但是冼岩卻完全迴避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 「 這些敵視與絕望階層的存在及其擴大 ...」
-- 正是中共一黨專制導致的社會極度腐敗、極不公正導致了導致了 「 這些敵視與絕望階層的存在及其擴大 ...」 ！
冼岩卑鄙地對此關鍵問題諱而不談，也沒有一句話勸中共當權派自我反省和糾錯，卻大力呼籲避免他所稱的 「 第一種民主觀 」-- 自下而上的革命。完全的語無倫次、邏輯不通。
瞭解中國人的人都知道，由於長期受專制統治，以及文化中專製毒素污染，中國人的奴性較重，不到活不下去的時候，不會起來反抗，好多人就是到了活不下去的時候，寧可自殺，也不敢起來反抗。中共現在把許多地方的農民逼得揭竿而起，自衛抗暴；把許多跪了幾十年的知識份子逼得與自己公開決裂；甚至把自己曾利用了一輩子的老奴 -- 老幹部、老軍人都逼得退黨，可想而知中共現在是多麼的殘暴和歹毒！
「 這些敵視與絕望階層的存在及其擴大 ...」 完全是中共一手逼出來的。連中共自己的國家信訪總局都承認了：上訪的案子百分之八十八是合理的，因此，中共已經承認了進行抗爭的惡弱勢群體大多數不是刁民，也就是說：是中共把他們 「 逼反 」 的。現在，中共禁止群體上訪，他們偏要群體上訪；中共不讓示威、喊冤，他們偏要示威、喊冤。
黨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現在中共不僅不緩和矛盾，還要拚命打壓弱勢群體，激化矛盾，你冼岩不去呼籲中共停止掠奪、停止施暴，反而來呼籲弱勢群體不要革命，這不是荒唐透頂嗎？您冼岩能給他們生路嗎？能還他們公道嗎？中共再這麼倒行逆施下去，必然爆發革命。

為了嚇阻人民起來革命，冼岩威脅 「 如果第一種民主觀獲得優勢，民主目標會不斷升級， 「 繼續革命 」 將無有窮時，其最終結果只能是文革重演，多年的物質與文明的積累毀於一旦，社會陷入無序，歷史重入輪迴。 」 在這裡，冼岩和許多網上的功特流氓一樣，動不動拿 「 民主會動亂 」 來嚇阻中國人的民主訴求。
我實在告訴您：
一，中華民族歷盡共產浩劫，已絕非一百年前的那個幼稚的民族。當前中國人民人才濟濟，追求民主自由的智慧遠勝一百年前，只是被中共壓制，沒有展現而已。中國已經有前蘇、東國家、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後滿清時代的經驗教訓可以借鑒，中共垮臺後，中國人完全能夠避免歷史的惡性循環。民運先驅陳泱潮先生也已經提出了新五權虛君民主建國方案。
二，如果以你為文膽的中共頑固派死不悔改、繼續百倍瘋狂、百倍狡詐的倒行逆施，確實造成了中國大亂的局面，對你們這個邪惡流氓集團來說也是萬劫不復的境地！因為，如果你們沒有那麼拚死頑抗，中國民主化轉型還比較順利的話，你們還得以全身而退，除僵賊泯、李月月鳥、羅乾等極少數殺人犯以外，都可以保留身家性命和財產，甚至還可以留用，整個中共還可以得個安樂死；而如果因為你們的頑抗中國發生了大亂，由於你們倒臺時社會秩序不能維持，新政權就沒有辦法制止人民對你們這個犯罪集團的清算，由於人民早就對你們恨入骨髓，你們中大多數人的狗頭就會被砸爛！只有極少數能逃到海外，西方國家大多非常勢利，決不會優待落水狗，即使逃到海外，也難保不被引渡回國，或被仇恨的人雇凶趕盡殺絕！

冼岩在文中大力呼籲中國要走他所稱的精英民主化的 「 第二種民主觀 」 的道路。這不無道理，如果中國能夠走上這條道路，能夠把轉型的成本降到最低，但問題是，要走上精英民主化的 「 第二種民主觀 」 的道路，中共政權就必須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冼岩接下來卻大力為中共拒絕政治民主化改革辯護，認為中共拒絕政治改革是合理的，因為：
「 現行秩序的穩定性是建立在一種國家與社會強弱懸殊的力量對比基礎上的，具有天然的結構剛性。一些溫和的、有限的改革主張，例如成立民間工會、農會，擴張言論自由，表面看不會像民主選舉那樣直接顛覆現行秩序，但它將改變現行秩序賴以維持穩定性的力量對比格局：一旦允許民間集結力量，力量對比發生變化，誰知道民間力量會不會進而提出更多要求？在力量對比已發生變化的基礎上，政府將越來越沒有能力壓制民間的進一步要求，只能被逼得步步後退。這就是中國政府力求將一切反對的勢力與聲音 「 扼殺在萌芽狀態 」 的原因，這也是它不願意啟動哪怕是 「 溫和 」 政改的原因。 」
試問冼岩，沒有一些溫和的、有限的改革主張，例如成立民間工會、農會，擴張言論自由等政治體制的逐步改革，哪來的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沒有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哪能夠走上冼岩所推崇的精英民主化的 「 第二種民主觀 」 的道路？
這不是邏輯不通的問題了，這是在故意猛扇自己的耳光。冼岩據此莫名其妙地說： 「 這一顧慮不消除，自上而下的主動改良在中國就難以想像，政治進步只能自下而上、自外而內，被形勢一步步推著走 」 。既然中共有理不政改，要進步只能是自下而上，卻又不能改變現行秩序，不知冼岩所聲稱
的自下而上的推動，是哪門子推動？事實卻是，胡錦濤中共瘋狂的打壓老百姓的和平訴求，連悼念趙紫陽和六四者都不允許，連幫助公民維權的律師都要打壓，比 「 四人幫 」 還專橫！中國的人權狀況在胡錦濤上臺以後進一步倒退，獨立國際人權組織 -- 大赦國際都承認這一事實，連被中共這個大淫婦迷得不清不楚的美國最近都承認這一事實。冼岩還說中國的政治進步正自下而上被形勢一步步推著走，實在是瞎掰得離譜！
對於猛扇自己耳光的結論，冼岩顯然是找不到論據，只好以完全瞎掰的東西來佐證，他於是就恬不知恥地說 「 即使在政府的這種高度戒備下， 20 多年來中國的個人與社會自由仍然獲得了長足進步，其變化舉世有目共睹 」 。
冼岩太低估了中國老百姓的智商，比起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民，中國的老百姓是比較愚昧，但是中國老百姓的愚昧，不是由於智障，而是由於奴性太重。但是，奴性再重的人，也有雙眼睛，能看出某個人在睜著眼睛說瞎話！

他冼某人耍無賴是為了什麼呢？最後，冼岩終於亮出了底牌：
「 中國政府不得不在 「 增進自由影響穩定 」 與 「 遏制自由影響經濟 」 之間走鋼絲，以求得微妙平衡。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形式的進步才是歷史前進的真實腳印，它內生於社會進程本身，與現存的一切都能夠共生、互動；它的存在不會被扼殺，它的發展之勢不可阻擋。理想化的政治衝動不應該破壞這種腳踏實地的進步過程，不應該中止這種社會的自發演進。 」
原來，冼岩文章的目的是叫中國人不要亂說亂動，因為中共政府所採取的 「 這種形式的進步才是歷史前進的真實腳印 」 ，好了，乖乖的聽中共的罷。
這不是自扇耳光了，這簡直是一個淫蕩的潑婦脫了褲子耍無賴！
冼岩完全失態了。
「 冼岩 」 是中共網上御用政論歪嘴中理論水平和詭辯技巧最為高超者。如今這般失態，只能說明以胡錦濤為頭子的中共頑固派當權者面對日益高漲的民主革命的壓力，已經驚慌失措、方寸大亂了。
中共邪教流氓黨的最高頭目們，我實在告訴你們：
我們不希望流血，但是如果你們繼續死不悔改，一意孤行，小心你們的人頭！齊奧塞斯庫夫婦的下場，就是你們的下場！
警告中國的 「 國保 」 、 「 國安 」 警察們，要是你們繼續不務正業，死心塌地為中共作幫凶打下手，繼續殘酷迫害宗教信仰異議人士，就要小心你們的人頭！羅馬尼亞當年被憤怒群眾吊在電線桿上的警察們的下場，就是你們的下場！

曾節明 成稿於星期四晚上 2006 年6 月8 日 下午 9:51:44

附： 中國政治變革的前景 / 冼岩
( 博訊 2006 年 06 月 07 日 發表 )

現代社會民主觀念深入人心，支持民主的人總比反對的多。民主既代表著政治制度，也意味著政治權利，因此對民主的理解也與個人處境及其權利要求密切相關。在不同人的心中，有著不同的民主。

就中國大陸而言，對民主的理解千差萬別，其中最具代表性與行動能力的主要有兩種，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權利要求，兩個對民主需求最迫切的群體。 ( 博訊 boxun.com)

其一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即那些對現狀強烈不滿、對未來不抱多少希望的人，主體是貧困農民，包括農民工；以及城鄉失業人員，尤其是即將進入社會、或剛剛進入社會的青年學生。這些人或生存狀況惡劣，謀生艱難，卻要承受著強烈的社會分化對比；或理想與現實差距懸殊，對未來失去信心，對現實滿懷怨恨。他們敵視現行秩序，歡迎一切不可預知的社會變動，當然熱烈支持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在他們眼中，民主是他們擴張權利、改變命運的機會，是對現存不合理利益格局的顛覆；是一切推倒重來，變等級秩序為 「 人民當家做主 」 。這些敵視與絕望階層的存在及其擴大，是最危險的社會因素。對生活失去期待的人，既可能因絕望而放棄理性，以極端行為報復社會；也可能在某種精神旗幟下獲得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衝動。後者是一切執政者最難應付的對手：當為數不少的人 「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 時，穩定無法預期；如果進一步發展到 「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 ，革命難以避免。

第二種民主觀發生在 「 成功人士 」 群體，即除了現在的政治精英之外的精英群體，包括經濟精英、知識精英及有志於民主的未來政治精英。有人類就有社會，有社會就有等級結構，就有精英與大眾之別。精英都擁有一定的既得利益，他們的民主訴求不可能是對自己既得利益的放棄，而只可能是進一步追求新的、更多的利益。因此，與前一種民主觀不同，這種民主觀不是對現狀的全面顛覆，而是既有所顛覆，又有所保守；不是追求一種自下而上的平等秩序，而是要通過民主程序來強化某種特定的利益格局。不同類型的精英，分別代表著不同的利益格局，因此對 「 憲政秩序 」 也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要求。

兩種民主觀決定了中國變革的不同前景。一旦中國開始民主進程，現在看來因 「 大方向 」 一致而相互應和的這兩種力量就會發生分化，進而因 「 爭道 」 而相互競爭。競爭結果取決於許多具體、甚至是偶然的因素，難以預測。如果第一種民主觀獲得優勢，民主目標會不斷升級， 「 繼續革命 」 將無有窮時，其最終結果只能是文革重演，多年的物質與文明的積累毀於一旦，社會陷入無序，歷史重入輪迴。

如果第二種民主觀獲得勝利，中國歷史確有可能走出輪迴，獲得另一種新的可能。這種民主制度的建立，並不意味著中國從此走上康莊大道，中國人從此過上幸福生活。事實是，到時候既有可能比今天好，也有可能比今天糟。就制度而言，新制度比之舊制度具有一些優點，但這隻意味著為未來提供了一種可能，而非必然。一個社會的政治結構不僅僅包括制度，還有其它內容；影響國家、人民生存狀況的也並非只有政治，還包括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在顛覆舊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過程中，必然會對政治制度以外的因素也造成衝擊與破壞，區別只在衝擊、破壞的程度大小而已。因此，第二種民主化後的中國是更好還是更糟，取決於對原有各方面積累的破壞與繼承的比例，取決於上述三類精英之間的鬥爭與妥協情況；與第一種民主觀及其背後勢力的交鋒，也必然導致兩種力量之間的對立與傷害，因此這種民主的前景還需取決於鬥爭過後勝利者與失敗者的關係，新的掌權者與社會其它階層的關係，以及國際形勢與國外勢力的態度、影響。

由此可見，民主化進程既有可能給中國帶來機遇，也有可能致中國於動盪的危險；即使出現最好一種可能，完成內部整合也需要相當長時間。但現在的中國正處在經濟持續增長的 「 戰略機遇期 」 ，外部競爭勢力（如印度、日本、俄羅斯）也在虎視眈眈，現在並不是適於進行冒險與內部攪拌的有利時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經濟發展的 「 政績 」 成了現行秩序的政治合法性背書。

如果在現行秩序下經濟發展也不能持續，那麼在中國拒絕民主化就失去了一半理由，剩下的另一半理由是避免 「 民主化導致動亂 」 的危險，即秩序先於自由。即使只剩下一半理由，預計中國政府也不大可能主動啟動民主化改革。現行秩序的穩定性是建立在一種國家與社會強弱懸殊的力量對比基礎上的，具有天然的結構剛性。一些溫和的、有限的改革主張，例如成立民間工會、農會，擴張言論自由，表面看不會像民主選舉那樣直接顛覆現行秩序，但它將改變現行秩序賴以維持穩定性的力量對比格局：一旦允許民間集結力量，力量對比發生變化，誰知道民間力量會不會進而提出更多要求？在力量對比已發生變化的基礎上，政府將越來越沒有能力壓制民間的進一步要求，只能被逼得步步後退。這就是中國政府力求將一切反對的勢力與聲音 「 扼殺在萌芽狀態 」 的原因，這也是它不願意啟動哪怕是 「 溫和 」 政改的原因。這一顧慮不消除，自上而下的主動改良在中國就難以想像，政治進步只能自下而上、自外而內，被形勢一步步推著走。

即使在政府的這種高度戒備下， 20 多年來中國的個人與社會自由仍然獲得了長足進步，其變化舉世有目共睹；民間社會的力量也有了大幅增長，各種非政府組織、民間聯繫以不同形式成長。一方面是有些領域的自由增進並不危及政治秩序，政府對之不抱敵意；更重要的是市場經濟的擴張必然影響社會的方方面面，自由的增進與民間社會的發育之勢實際上已不可逆轉。中國政府不得不在 「 增進自由影響穩定 」 與 「 遏制自由影響經濟 」 之間走鋼絲，以求得微妙平衡。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形式的進步才是歷史前進的真實腳印，它內生於社會進程本身，與現存的一切都能夠共生、互動；它的存在不會被扼殺，它的發展之勢不可阻擋。理想化的政治衝動不應該破壞這種腳踏實地的進步過程，不應該中止這種社會的自發演進。
??? 真正理想的社會從來就不會出現在人間，人間所能擁有的只是相對的好與糟，因此，社會改善的正途是點滴進步的積累，大動盪、大手術只是極端情況下的個別。從來就沒有開往理想目標的直通車，不管這種理想的標籤是自由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理想主義者應該承認現實，學會立足於現狀推動朝向理想的進步，而不是企圖直接用理想型構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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