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盧作孚自殺對五反運動的影響

1952年1月 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三反」鬥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過了21天，1月26日，毛澤東下達《中央關於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過了13天，2月8日，59歲的重慶民生輪船公司的總經理、被稱為中國「船王」的盧作孚在參加該公司的五反動員大會上，由他提拔，並且從香港帶回的通信員關懷，在會上對他進行肆意的誣陷與攻擊，使他的人格尊嚴受到無端的侵犯與羞辱，當晚回到家中之後，服下了過量的安眠藥，與世長辭。

在中國可以篩選出一百個資產階級的頭面人物及其代表人物，但是在資望、人格、功勛、才智、資質方面，綜合起來，卻找不到一個可以與之相匹的人，更沒有可以取而代之人。

如果這個自殺的人，是榮毅仁，是十個榮毅仁，是中國排名前十位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麼，當時的人，後來的人，大概也不至於這麼扼腕哀嘆。

然而這個自殺的人偏偏是盧作孚，是一個無與倫比的人，一個無可替代的人，是一個代表了中國發展道路發展方向的人，一個投身實踐，把教育救國、農村建設、科學救國、工業救國、實業救國完美地結合起來，把知識份子、實業家和政府官員三重身份完美地結合起來，為社會改造、為國家進步、為抗戰大業建立了不朽功勛的人，而且他是在毛澤東親自發動與領導的驚天動地的轟轟烈烈的「五反」運動中第一天自殺的人。

毛澤東無論指示要打多少老虎，也不會讓盧作孚充數。憑了盧作孚解放後從香港回來，還率領了一個龐大的共產黨望眼欲穿的擁有18艘輪船的船隊，那是雪中送炭，毛澤東是絕對要保護他的。當時還遠遠沒有到 「推完磨殺驢」的時候。因此，毛澤東對於盧作孚的自殺應該是始料未及、出乎意外的。

#p#最近歷史學家章立凡說：「五反運動在全國導致了大批的自殺事件，盧作孚之死對北京高層的震動不可小視，3月中旬運動開始降溫。但全國經濟形勢仍繼續下跌，4月間毛澤東指示說：‘我們已經對資產階級打了一下，現在可以在新的基礎上和他們講團結了。’」（1）

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和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和《上海‘五反’鬥爭的策略和部署》（《薄一波文選1937—1992》）這些官方文件中至今沒有透露此事，但從中可以隱約看到，盧作孚的自殺，確實是「對北京高層的震動不可小視」。聽說周恩來曾專飛重慶處理盧作孚的喪事與善後事宜，按照情理推想是可能的。盧作孚是他派人到香港邀請，由香港地下黨專門安排於二十個月前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兩次宴請盧作孚，可謂禮遇頗高。這本來是中共統戰的大手筆，大成就，值得張揚。但是回到重慶之後，盧作孚以自殺出局，還不如當初不邀請他回來。周恩來一向充當毛澤東的救火隊長，出了這麼大的亂子，理當由他去滅火善後。此事是五十幾年前，我的父親對我說的。我父親當時在上海中百公司鐘錶批發部做會計。我的小舅母盧國誠是盧作孚的三女兒（庶出）。舅舅遠在重慶，不會不函告這些重大事情。將近五十年後我才見到舅舅，他仍持此說。雖然此時他已是望九之人，思維已經發昏，許多記憶不可採信，但這件事我覺得似乎可信，只是所有的文字記載都沒有，我提供於此，留待將來證實。

我在《五反運動的謎面和謎底》中說：有一種傳說，作為中國「船王」盧作孚的自殺，是對毛澤東發動五反運動的「死諫」，那大概只是一種猜測，並沒有任何根據。也許這是因為盧作孚在工商界具有特殊的地位，他和毛周之間又有非同尋常的友誼。大家猜想他以死相諫可能會使毛澤東有所收斂。其實對於開展政治運動，毛澤東是無所顧忌的。開展五反運動是他的既定方針，也是他得意的大手筆。他認為這是他創造的，有別於蘇聯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和平改造資產階級的手段。憑了一個盧作孚哪裡阻擋得了已經起錨的航船！

話雖如此說，但是盧作孚不比別人，不比資產階級中的任何人，包括那些所謂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或民主黨派中的頭面人物。盧作孚的自殺，是對五反運動最強烈的反彈與抗議。這一點，毛澤東比誰都能感受到。據說，盧作孚留下了遺囑，現在只見到他的兒子記憶的幾條（見盧國綸寫《盧作孚之死》），完全不直接涉及五反或中共。

#p#我細讀毛澤東留下的「文稿」以及薄一波的文章，排比揣測，足以證明，盧作孚的自殺，影響到五反運動，影響了毛澤東的五反部署。概要而言有三個方面：第一是推遲了五反的步伐，特別是在上海，推遲了大約一個半月；第二是採取了「穩步前進，狠而不亂」（薄一波語）的措施；第三是縮小與減輕了打擊的範圍和力度，最初設想的「逮捕，徒刑，槍決，沒收，罰款等等」舉措，可能主要只剩下「罰款」。

1 月 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三反」鬥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已經定性為「資產階級猖狂進攻」，那理所當然地要 「堅決擊退」了。敵人發起了進攻，自己當然要反擊。哀兵必勝。這樣，就為師出有名開展五反運動找到了充足理由，使自己站到了道德的制高點上。毛澤東的這一套謀略，在對付蔣介石、對付資產階級右派的時候，可謂屢試不爽，百戰不殆。可惜的是抗日的時候，他卻採取「敵進我退」的方針。

1月26日，毛澤東下達《中央關於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

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鬥爭，以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現在是極為必要和極為適時的。在這個鬥爭中，各城市的黨組織對於階級和群眾的力量必須作精密的部署，必須注意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在鬥爭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統一戰線。這種統一戰線，在一個大城市中，在猛烈展開「五反」之後，大約有三個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這個統一戰線，那些罪大惡極的反動資本家就會陷於孤立，國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順利地給他們以各種必要的懲處，例如逮捕，徒刑，槍決，沒收，罰款等等。北京市的鬥爭是成功的，這裡已經形成了 「五反」的統一戰線，已使佔百分之六的反動資本家陷於孤立，約有佔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動的資本家(其中大多數是投機商人)即將予以懲辦(少數已予逮捕)。而在目前，給這樣一個數目的資本家以懲辦是完全必要的。全國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應進入「五反」戰鬥，請你們速作部署。下面是北京市委一月二十三日給中央的報告,請你們加以研究，並仿照辦理。此報告可在黨刊上登載。（2）

於是，一場大規模的暴風驟雨般的五反運動，就在全國展開。我們有必要解讀一下毛澤東制定的這個五反運動計畫：

這個運動的領導是「各城市的黨組織」，並「依靠工人階級」；

聲勢要「猛烈展開」；

運動的目標就是得到「懲處」資本家的「理由」，懲處的方式有「逮捕，徒刑，槍決，沒收，罰款等等」；

運動的重點是「罪大惡極的反動資本家」、「佔百分之六的反動資本家」、「約有佔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動的資本家」——他們就是「逮捕，徒刑，槍決，沒收」的對象；

運動的時間是「全國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應進入‘五反’戰鬥」。

一方面是「猖狂進攻」，一方面是「進入‘五反’戰鬥」，採用這樣的軍事術語，更加強了肅殺的氣氛。如此等等，真是殺氣騰騰，於是全國大中城市的黨委會動員了工人階級，紛紛進入了進攻出發陣地。

#p#但是，正如以前以後毛澤東發動的任何一次政治運動一樣，他是不需要作任何的調查論證，不需要採取任何的民主程序，也不需要事先對運動作出進程的安排，反正是只要能夠做到有罪推定，師出有名，放手發動，大轟大嗡就可以了。至於怎樣具體開展運動，政策界限，後果估量，他從來是不事前討論安排，不講科學，不講民主，不講法制，而是發動了再說，反正最後總是會取得偉大的勝利。這種領導政治運動的方法造成文革拖延了十年最後以他本人的逝世才結束。毛澤東已經執掌了政權，他從來不害怕造成天下大亂，特別這個五反運動，對國計民生會造成什麼影響，他是不考慮的。在領導政治運動方面，他是完全徹底的一廂情願的主觀唯心主義者，而中央政治局的他的那些左臂右膀們，從來都是充當他的應聲蟲。如果中國共產黨內果真有過什麼路線鬥爭，有過一條劉少奇路線，那麼中國共產黨就不至於犯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決策錯誤，給中國人民造成萬劫不復的苦難。

這方面具有標誌性的論據就是臨陣換將。「1、26指示」要求「全國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應進入‘五反’戰鬥」，因此，毛澤東於2月5日發電報通知華東局等，「派彭真、羅瑞卿去華東、中南幫助三反五反工作」。結果，彭真還沒有出發，情況驟變，發生了盧作孚8日自殺的突發事件。原來由毛澤東獨斷朝綱發動的五反運動遇到了真正的阻力。這個衝擊波使中南海發生了什麼樣的「震動」我們還沒有見到任何記載，可是彭真沒有去，是事實。到2月22日，毛澤東發給華東局的電報寫道：「茲派薄一波同志來你處，其任務是在華東局的決定下考察及幫助上海方面的三反和五反工作。（《中央關於改派薄一波去上海幫助三反五反工作的電報》）薄一波是25日到達上海的（見《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為什麼要換將呢？臨陣換將不是無足輕重的小事。按照級別，彭真似乎略高於薄一波。他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是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中央人民政治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兩相比較，薄一波在節約檢查委員會是主任，是具體領導五反的「一把手」，而且薄一波從1949年起，「參與接管北平和組建新中國財經領導機構的工作」，在財經工作經驗方面優於彭真。

從盧作孚自殺的8日之夜，到決定彭真暫停出發，到22日決定薄一波去上海，這十三四天當中，中南海裡是發生了一場「震動」。如果說，決策發動五反之初，政治局沒有討論的話，那麼出現了盧作孚自殺事件之後，高層就不可避免地要仔仔細細認認真真面對這個問題了。如果沒有互動，沒有討論，沒有爭執，那麼，即使欽差大臣換將，也不需要十三四天。這十三四天，可能是用來統一認識，總結經驗，汲取教訓。看來焦點不是要不要開展五反運動，而是怎樣開展。毛澤東終於知道對於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確實是「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不可掉以輕心，不可虛張聲勢，不可等閑視之。盧作孚的自殺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毛澤東的銳氣。毛澤東調整了部署，這應該是22日改派薄一波的背景和原因。大概原來他以為只要放手發動群眾，「逮捕，徒刑，槍決，沒收」那1％到2％到6％的反動資本家和最反動的資本家，就可以大功告成，鳴金收兵。

這就是盧作孚自殺對毛澤東的教訓和影響。

當時有一個傳說，因為盧作孚自殺，使五反停止。看來是有一個小小的停頓，主要是在上海，使外界因此產生了錯覺。原來毛澤東計畫在二月上旬進入「戰鬥」的五反運動，上海是在薄一波去了之後，經過一個月的準備，在3月25日才正式開始「第一個戰役」。（3）

由此可見，五反運動的開始時間由於盧作孚的自殺，在上海，推遲了大概一個半月。

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從盧作孚自殺以後，薄一波出發之前，毛澤東對於五反的重要批示指示有：

2月7日、8日《關於推遲公審違法資本家的批語》，是回應北京市委書記、市長彭真的請示。

2月10日《轉發濟南市委關於五反鬥爭的報告的批語》，肯定了濟南市「舉行勞資見面會的經驗」。

2 月15日《中央關於五反中對各類資本家的處理意見的指示》，其中，對於1％的完全違法資本家處理，分為不判徒刑（佔0•5％）、判徒刑直至沒收財產（0•5％）和判死刑沒收財產三種。「北京天津擬共只殺十人左右，並且不要殺得太早。各地殺資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執行。因為殺資本家和殺反革命不同，必須慎重，否則不利。」
2月20日《中央關於在五反鬥爭中捉人封店問題給華東局的電報》，一方面要求運動已經開展，同志們頭腦很熱的城市「予以適當節制」，另一方面又認為運動沒有開展的城市「則不要強調節制，而應繼續批判右傾思想，強調開展鬥爭」。

以上是薄一波去上海前，毛澤東關於五反的批示，可以看出，盧作孚的自殺，使毛澤東領導反擊「猖狂進攻」，「進入‘五反’戰鬥」稍稍有點謹慎起來，稍稍有點收斂，但是根本態度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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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資本家最集中的城市。上海的五反運動搞得好壞會影響到全國，所以毛澤東派薄一波到上海親臨領導。就薄一波而言，雖然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是每走一步都要請示匯報，那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絕對不敢擅自決定，自作主張。

五反運動時，筆者當時在華東軍區後勤部訓練處工作。我的任務之一就是簽收處長的文件。處長黃志遠是師級幹部。那時，為了指導運動，華東局編輯出版的刊物《鬥爭》發至師級幹部閱讀，每天一份，刊登了三反五反運動所有帶有指導性的文件，其中特別是欽差大臣薄一波的請示和毛澤東的指示、批示，每天都有，而且不止一兩個。這些指示批示，現在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中可以看到若干。

薄一波從2月25日到上海，4月中旬或稍後先到廣州考察了幾天才回京，前後坐鎮上海「考察及幫助」工作大約五十幾天，從全面發動五反到基本結束，「得勝回朝」覆命。

因此章立凡的「3月中旬運動開始降溫」之說是不準確的，事實是上海3月25日才進入「第一戰役」。這有薄一波的文章可以證明。這些措施、步驟顯然是汲取了盧作孚自殺的教訓而採取的，使毛澤東改變了那種大轟大嗡、「放手發動群眾」的方式，而是吸取教訓，調整步伐，加強領導，穩步進行。毛澤東當然不會因為盧作孚的自殺而停止運動。整資產階級是他的既定方針，他絲毫不會動搖，但是他會吸取必要的教訓。派重臣薄一波到上海，就是為了加強領導而採取的必要措施。因為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集中了最大多數的資本家，國際影響大，事關運動的成敗，所以他要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溝通。

薄一波說：「我去之前，上海的‘五反’實際上已經開始，而且火力極為猛烈，逮捕了200多人，報刊宣傳仍在升溫，空氣很緊張，發生資本家自殺事件48起，死了34人。我到上海的當天，就傳達了毛主席和黨中央關於上海推遲‘五反’的指示……對抓起來的人分別情況加以處理，或取保釋放，以緩和緊張局面。……」（4）

這大概就是當時上海人傳說的因為盧作孚自殺停止五反的背景和由來。

薄一波是領了聖旨去的。他將工商戶分為三批。第一戰役的對象為74戶，第二戰役的對象是2000戶，最後第三戰役解決剩下的一萬戶。全程大約一個半月。薄一波在上海領導五反，最著名的創造就是資本家和工人大多數實行「背對背」，而不是「面對面」的鬥爭方法，儘管少傷害感情，使最後處理留下迴旋的餘地。

盧作孚自殺，使毛澤東在指導五反運動的方式方法、策略部署方面，汲取了若干教訓，採取穩紮穩打的步驟。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中，關於穩紮穩打、亦步亦趨地指導、部署五反運動的文稿，最多的部分，就是毛澤東給薄一波的指示批示。其署名發給薄一波的計有：

2月29日《對薄一波關於華東三反五反情況和部署的報告的復電》，

3月1日《轉發薄一波關於華東三反五反情況及部署的報告的批語》，

3月5日《轉發薄一波關於上海市五反準備工作報告的批語》，

3月13日《對薄一波關於上海工商戶分類和五反部署的報告的批語》，

3月16日《中央關於增加受保護的資本家數目給上海市委的電報》（上海市委並告薄一波同志……），3月29日《中央轉發薄一波關於上海市五反策略和部署的報告的批語》，

4月5日《中央轉發薄一波關於上海市五反第二期部署的報告的批語》，

4月8日《中央轉發薄一波關於上海市五反第二期經驗報告的批語》，

4月15、16日《對薄一波關於五反報告的批語和在中央復電稿中加寫的話》。

以上共有10次之多，但實際上應該多得多，因為當時幾乎每天從《解放日報》讀到的五反大事，都有薄一波的請示報告和毛澤東的批示指示在先，然後才見報。

盧作孚是2月8日自殺的，其起因大概和運動放任失控有關係，因此3月5日《轉發薄一波關於上海市五反準備工作報告的批語》，毛澤東寫道：「嚴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嚴，出了亂子。」他要求「在任何城市進行五反，必須分析情況，確定策略，組織工人、組織幹部（工作隊）、組織指揮機關，並做出全盤計畫，方能真正開展五反鬥爭……決不能盲目地進行五反。」民生公司的五反運動，顯然是「盲目」開展而「出了亂子」。同一天，3月5日，毛澤東在《中央關於在五反中對工商戶處理的標準和辦法的指示》中，指示「嚴防自殺現象發生」。3月7日，毛澤東在《關於嚴格掌握廣州五反等問題給葉劍英的電報》中，指示「其他城市，非有充分準備，不要輕易發動五反」。

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轉發華東局關於五反的報告的批語》中，註釋透露，中共中央華東局一九五二年三月九日給毛澤東的第一次五反綜合報告。「報告概括了五反準備階段與坦白階段的十條經驗：(一)運動開始前，須明確五反內容是反什麼，不反什麼。 (二)五反發動的時機以在機關打虎運動基本結束後為有利。(三)五反的第一項準備工作是開展宣傳攻勢，進行輿論動員。宣傳策略上必須掌握首先集中火力打擊投機商人和完全違法的大盜騙犯，大行賄犯，不要向所有的資本家同時開火。(四)五反的第二項準備工作是蒐集材料，偵察敵情，分類排隊，找出重點。(五)五反的第三項準備．工作是建立堅強的指揮部，訓練骨幹，以市為領導中心，以區為作戰單位，建立堅強的五反指揮部。……」

以上五條經驗顯然也隱含了汲取民生公司的教訓。

公正地說，毛澤東並不希望五反運動出現大批自殺的現象。這對於中共的形象影響很壞，但是，以政治運動來解決經濟問題，而且預設了比例、數字目標要完成，那麼在方法上、策略上做一點修補，是無濟於事的。

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從3月1日開始，毛澤東對於五反中的政策界限，作出了大量的指示批示。試舉例於下：

3月1日《關於在五反中不提反暴利口號的批示》：「當天津、濟南、南京、上海等處提出反暴利口號時，大資本家即迅速接受，因為這個口號可以被他們利用去威脅中小資本家，說他們的利潤中也有暴利。……」

3月5日《轉發薄一波關於上海市五反準備工作報告的批語》：「無論三反五反，均不得採用肉刑逼供方法，嚴防自殺現象發生，已發生者立即訂出防止辦法，務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規健全發展，爭取完滿勝利。」

五反「須在嚴格控制下進行」。

3月7日《關於嚴格掌握廣州五反等問題給葉劍英的電報》：「清嚴格掌握廣州五反，不使引起混亂。」

3月28日毛澤東下達《中央關於在五反鬥爭中及其以後必須達到的八項目標的指示》，這就是筆者所寫的《五反運動的謎面和謎底》中的「謎底」，即在政治和經濟上全面控制資產階級及其工商業。

4月23日要求《五反宣傳不要用軍事術語》。其實，毛澤東帶頭使用「軍事術語」在先，這時五反已經臨近尾聲，提出這個要求已經沒有意義了。其實，問題並不在於是否使用「軍事術語」，採用一個變換的詞語， 本質還不是一樣！

從這幾則批語可以看出，毛澤東發動政治運動，先反右傾開路，然後再糾正過左的偏差，要麼就是預設整人比例在先，要麼就是制定政策在後。他搞的是馬上得之，馬上治之。他完全不懂得以法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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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說法，五反運動虎頭蛇尾，草草收兵。這是沒有根據的。但是如果拿毛澤東制定的五反運動計畫來衡量，那麼可以說沒有完全做到如願以償，心想事成。這就是先驗地被定性為5％、6％「反動的」、「最反動的」的資本家，在最後處理時人數少得多。

「1，26指示」：五反運動要懲處「罪大惡極的反動資本家」、「佔百分之六的反動資本家」、「約有佔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動的資本家」——他們就是「逮捕，徒刑，槍決，沒收」的對象；

「2， 15指示」：對於1％的完全違法資本家處理，分為不判徒刑（佔0•5％）、判徒刑直至沒收財產（0•5％）和判死刑沒收財產三種。「北京天津擬共只殺十人左右，並且不要殺得太早。各地殺資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執行。因為殺資本家和殺反革命不同，必須慎重，否則不利。」

「3，5指示」：在北京五萬工商戶（包括獨立工商戶，不包括攤販）中，分別劃定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分別為佔10、60、25％，也就是5000戶、30000戶、12500戶。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為4、1％，即2000戶與500戶。

按照毛澤東的分類，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合計佔5％，這正符合以後他每次運動都要重點打擊5％的比例。他把這5％的資本家稱做「反動資本家」，並且要「懲治這些反動資本家」。他還把1％的完全違法戶稱為「最反動的資本家」。問題還在於，「五反」要反的是經濟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因此，對於5％的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稱為「反動資本家」、「最反動的資本家」就把問題的性質混淆了。

以上數字都是計畫數字，不是實際數字。薄一波到上海「考察及幫助」了五反全程，但是他四十年後寫回憶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時，沒有提供上海最後處理五反問題的結果。他提供了一個範圍更大近乎全國的統計數字。他說：「10月25日，黨中央批轉中央政治研究室關於結束‘五反’問題的報告。報告說：根據華北、東北、華東、西北、中南5大區67個城市和西南全區（按，這裡囊括了當時的六大行政區——李）的統計，參加‘五反’運動的工商戶總共有999707戶，受到刑事處分的只有1509人（很少數尚未定案者不包括在內），僅佔工商戶總數的1•5‰。其中，判處死刑和死刑緩期執行的僅佔19人，佔判刑總數的1•26％。」（5）如果按照「2，15指示」，判徒刑直至沒收財產的為0•5％，就應當有5000人。至於判死刑沒收財產原來設想北京、天津各10人左右，那麼全國要殺多少人，就是1‰也是1000人。因此五反運動最大的收穫是罰沒和退補，使中共得到了一大筆收入，緩解了抗美援朝戰爭造成的困難。

薄一波說建議中央「慎重處理違法資本家的退財補稅問題。上海退補金額將達10萬億元（不包括罰沒），即使打七折，仍有七萬億元。而全市私營資本包括動產不動產在內總值約50萬億元，1951年除所得稅及抗美援朝捐獻以後的盈利額為5萬億元。資本家要退補這樣大的數目，無論如何一下是拿不出來的。建議採取三種辦法解決，即現款償付20％左右；退而不出轉為公股20％左右；其餘60％左右記帳分期償還。」（6）這個建議最後被毛澤東批准。

少殺了大量的人，也算一件幸事。原因當然很多，其中不能說沒有盧作孚自殺造成的影響，但是沒有文字記載這是毛澤東的龍恩浩蕩。

按照薄一波所說，上海的自殺都發生在他到上海之前。他到上海之後，經過整頓，運動「穩步前進，狠而不亂」，自殺的人就少了。但是，我在《五反運動的謎面和謎底》中，引用的材料是「上海工商界自殺的，以三月底四月初為最多，因為那時除「五反」之外，還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稅。」，「重慶市「五反」運動轉入處理中小戶，複查四、五類違法戶以來，自殺案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殺總數達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看來，運動中逼供出來的數字，最後到了退財補稅罰沒的時候，實際上是客裡空，拿不出來。怎麼辦？只有死路一條了。

因此五反運動中有多少冤假錯案今天已經無法驗證了。


（2006-7-6於山東大學附中）

註釋
（1）《黃炎培日記中的盧作孚之死》，章立凡著，原載《中國新聞週刊》，轉引自網刊《觀察》
（2）本篇所引毛澤東的文字，均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
（3）（4）（5）（6）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