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富不仁」的代價:從中國富人的豪宅談起
作者:魏城
發表:2006-11-07 12:43
我這次回中國探親一個月,生了一場大病,先是感冒,接著高燒,最後是上吐下瀉,光是臥床不起、晝夜昏睡就有三天。大概因為我在西方生活太久了,久到了對中國的病菌完全喪失免疫力、不堪一擊的地步。
回到英國後,《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同事們對我這次「發燒之旅」少不了一番安慰,安慰之餘,又逼著我講一講生病之前的見聞。
說實話,我這次探親,除了大病一場之外,其它時間也乏善可陳。我嚴格遵守中國大使館釘在我探親簽證旁的那張小條的要求,未在中國從事任何採訪活動,整整一個月,除了生病佔去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我只好靠走親訪友、吃吃喝喝打發時光了。
俄國文豪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套用一下托翁的句式,我這一個月的生活大概可以這麼概括:吃喝的宴席都是相似的,訪友的遭遇卻各有千秋。
具體來說,儘管不同的宴席有簡樸、奢華之分,但赴宴者都大同小異地互相寒暄著、言不由衷地互相恭維著、假戲真做地互相敬酒著,你只有走進他們的私人住宅,你才能窺見他們的真實生活,你只有在他的私宅中與他單獨交談,你才能瞭解他們的真實思想。
我在中國的朋友,大約分為穿開襠褲時的玩伴、求學時的同學和就業時的同事這幾類,他們或者曾經蹲在同一起跑線上等待開跑的槍聲,或者曾經在人生長跑的最初幾圈並駕齊驅,但經過十幾年來中國經濟大潮的淘洗和社會巨變的顛簸,如今他們已經分屬於不同的社會階層,雖然看上去有些人還在併肩小跑,但因人生頗為類似那種循環跑道的賽場,他們如今相互之間的差距,其實早已錯著好幾圈跑道呢。
我對《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同事們講了我走訪這些中國熟人私宅的不同遭遇,但其中幾位年輕同事最感興趣、也最感震撼的,卻是我描述的幾位已成富翁的朋友的豪宅──
「啊,他家還僱有剪草的園丁?!」
「什麼,他家還有室內游泳池?!」
「光裝修就花了一百多萬?!」
「媽的,他們家地下室的乒乓球室,都比我在英國租的房間面積大!」
還有一位同事,以半是關心、半是玩笑的口氣問我:「你這次回去是不是很受刺激?」
我也順竿兒爬地說:「是啊,我看了前同事的豪宅,當晚就感冒了;看了前同學的豪宅,馬上轉為高燒;最後看了兒時玩伴的豪宅,又演變為上吐下瀉!」
說到這兒,所有同事都是一副若有所悟的樣子:「原來你是這樣落下病根的!」
豪宅:老闆們的自我獎勵?
當然,我說的都是玩笑話。如果說我受過「刺激」,那還是上個世紀末,我離開中國五年後第一次回家探親之時。進入新世紀後,我幾乎年年回中國,有時還一年多次,所以,「刺激」感的強烈程度逐漸減弱,如今都有些麻木了。
那些聽完我的敘述頗感震撼的年輕同事就不同,雖然他們也常回中國,但他們的中國朋友大概因為都比較年輕,仍處於人生長跑的最初幾圈,所以相互之間經濟地位的分化還沒有那麼大。
其實,即使是我,因為朋友的圈子畢竟有限,在中國採訪過的老闆們,通常也不會把採訪地點安排到自己家中,所以,我也沒有見識過中國真正的大富豪的私宅。但僅從我去過的這些如今分屬不同社會階層的朋友的住宅來看,中國的貧富差距的確非常驚人。我不在中國工作和生活,因此與中國的富人朋友們談不上什麼可攀比性,但我看了朋友的豪宅不會「落下病根」,並不意味著在中國土生土長的普通人看了朋友的豪宅不會「落下病根」。
例如,我這次回國發現,許多過去的老朋友、老同學、老同事,因為相互之間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差別太大,彼此早已不來往了;即使是我這次參加的許多聚餐,也是因為借我的回來,許多熟人才找到一個互相聚會的理由,其實,他們之間久違的年頭,甚至比我與他們重逢的間隔還長。
在中國,貧富分化是一個老生常談、但仍然不斷有人在談的話題。在以前我的寫作中,我也多次談過這個話題,次數已經多到了我不願意再談、也似乎談不出什麼新意的地步。但FT中文網主編力奮聽我描述了上述見聞之後,仍然鼓勵我說:「挺有趣兒的。這是一個常新的話題,還是寫點兒什麼吧!」
於是,我又鼓起勇氣,試圖再從這一老生常談的話題中咀嚼出點兒新意來。但寫完中國之旅見聞之後,待我力圖分析貧富分化利弊之時,我卻寫不下去了。我在家中小院一根接一根地吸菸,卻仍然理不清我的思緒: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急劇變化的國家,能夠避免貧富分化嗎?如果不能避免,那多大的差距才是「合適」的差距?富人豪宅的存在,是一種激勵?一個榜樣?還是昔日朋友妒火中燒的「病根」?弱勢群體仇富情結的目標?一個標榜市場經濟的國家,是否應該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由,強制性地規定富人消費的上限?
說實話,在我的朋友中,能夠住得上獨棟小樓級的所謂「豪宅」的,均為老闆,罕有高級打工者,更別說普通打工者了。所以,有人說,在中國,要想成為大富翁,就不能一輩子給人家打工。
但持這種觀點的人,其視線往往有一個盲區:他們只看到了傳媒聚光燈下的少數成功企業家,卻沒有看到那些人數更多的失敗的企業家、勉強維生的企業家、掙一把快錢馬上抽身的企業家、經受不了商業冒險所帶來的身心折磨而賣掉生意重新打工的企業家……
即使是那些成功的企業家,也付出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算計,承受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壓力、磨礪,經歷了比常人多得多的憂心忡忡、擔驚受怕、心潮起伏、徹夜難眠、投資失敗、婚姻破裂以及「朝為人上人,暮作階下囚」的噩夢……
我接觸過不少前老闆,他們都是因為承受不了這種壓力、這種風險、這種身心折磨,而終於決定「放下身段」、轉而成為現僱員的。
一位開過公司的朋友,曾經對我如此描述他昔日的老闆生涯:「有的時候,壓力大得難以承受,我就想,掙錢是為了什麼?如果掙錢就是為了賬面上的抽象數字和身心上實實在在的折磨,那掙那麼多抽象的錢,還有什麼意義?」
於是,在缺乏悠久深厚的慈善文化、也沒有完善的捐款機制的中國,那些「放不下身段」、錢又多得燒手的老闆們,為了給自己身心遭受的折磨找點兒「實實在在」的意義,為了把「抽象」的賬面兌現成「具象」的獎勵,只好購買豪宅、大宴賓客、揮金如土、包養情婦……
但我的這位朋友覺得,這些「具象」的獎勵也補償不了他身心遭受的折磨,後來他也「放下身段」,轉而當了一個高級打工者。
很難設想,一個人人都不願當老闆、人人都想當高級打工者的社會,如何能夠自我運轉下去;也很難想像,一個只期望老闆超生理負荷付出、超心理負荷冒險、卻不允許老闆獲取超打工收入回報的社會,如何能夠產生世界級的頂尖企業和一流企業家。
超常回報,是對超常付出、超常冒險的一種獎勵,只要這種付出、這種冒險是在法律允許的範疇之內,那麼,多麼超常的獎勵都算合理。企業家以慈善捐款回饋社會,應該是一種額外的美德,而不應該是一種份內的義務。
而且,對急於擴大內需的中國經濟來說,富人花錢消費、甚至揮金如土,也談不上是一件壞事。當然,如果能夠鼓勵富人在必要的消費之外,能把更多的利潤用於有利於社會、有利於經濟的企業擴張之中,能把更多的餘錢用於慈善捐款之上,那更是一件好事,但這種鼓勵,不僅應該體現在道德要求、文化培育之中,更應該體現在稅收獎勵機制之中。
「要問中國人何時才不仇富?」
但是,在中國,籠統地談論超常付出、超常冒險應該得到超常回報,就像籠統地指責中國人的「仇富心態」一樣,重一點兒說,是有意無意地迴避目前中國的主要問題,輕一點兒說,至少是言不及義。
中國人氣很高的網站「天涯社區」上有一副帖子,如此為「仇富」一詞正名:「在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已經成為全民共識的今天,中國人並沒有從整體上仇視富人,甚至許多富人還是大家的偶像,但對於那些不正當致富、為富不仁的富人的確沒有好感。」
該帖這樣詢問:「要問中國人何時才不仇富?答案是等到建成共同富裕的小康社會,大多數中國人成為中產階級的時候;等到法制完善到非法致富比跳火坑還危險的時候;等到輿論強大到不道德致富者成為過街老鼠的時候;等到建立了起點公平、機會均等的社會秩序,窮人可以通過奮鬥成為富人的時候;等到富人敢於曝光財富來源,敢於出自傳,敢於爭作民眾偶像的時候;等到大多數富人樂善好施,以慈善回饋社會的時候;等到每個人要成為富人都需要付出同等代價的時候……」
同理,中國企業家們的超常付出和超常冒險,也絕不應該是「超正當付出」或「超法律冒險」,只有在法律和正義範圍之內的超常付出和超常冒險,才理應獲得超常回報。
要做到這一點,僅僅靠道德說教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不斷完善那些規範致富渠道、規範致富手段的法律,即使難以在動機上消除老闆「為富不仁」的衝動,也應該力爭在實踐中使老闆「為富不仁」的行為變得代價更為高昂。
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富人的豪宅,才會成為一種積極正面的激勵,一個值得自豪的榜樣。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誠徵榮譽會員】溪流能夠匯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愛。我們向全球華人誠意徵集萬名榮譽會員:每位榮譽會員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訂閱費用,成為《看中國》網站的榮譽會員,就可以助力我們突破審查與封鎖,向至少10000位中國大陸同胞奉上獨立真實的關鍵資訊, 在危難時刻向他們發出預警,救他們於大瘟疫與其它社會危難之中。
回到英國後,《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同事們對我這次「發燒之旅」少不了一番安慰,安慰之餘,又逼著我講一講生病之前的見聞。
說實話,我這次探親,除了大病一場之外,其它時間也乏善可陳。我嚴格遵守中國大使館釘在我探親簽證旁的那張小條的要求,未在中國從事任何採訪活動,整整一個月,除了生病佔去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我只好靠走親訪友、吃吃喝喝打發時光了。
俄國文豪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套用一下托翁的句式,我這一個月的生活大概可以這麼概括:吃喝的宴席都是相似的,訪友的遭遇卻各有千秋。
具體來說,儘管不同的宴席有簡樸、奢華之分,但赴宴者都大同小異地互相寒暄著、言不由衷地互相恭維著、假戲真做地互相敬酒著,你只有走進他們的私人住宅,你才能窺見他們的真實生活,你只有在他的私宅中與他單獨交談,你才能瞭解他們的真實思想。
我在中國的朋友,大約分為穿開襠褲時的玩伴、求學時的同學和就業時的同事這幾類,他們或者曾經蹲在同一起跑線上等待開跑的槍聲,或者曾經在人生長跑的最初幾圈並駕齊驅,但經過十幾年來中國經濟大潮的淘洗和社會巨變的顛簸,如今他們已經分屬於不同的社會階層,雖然看上去有些人還在併肩小跑,但因人生頗為類似那種循環跑道的賽場,他們如今相互之間的差距,其實早已錯著好幾圈跑道呢。
我對《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同事們講了我走訪這些中國熟人私宅的不同遭遇,但其中幾位年輕同事最感興趣、也最感震撼的,卻是我描述的幾位已成富翁的朋友的豪宅──
「啊,他家還僱有剪草的園丁?!」
「什麼,他家還有室內游泳池?!」
「光裝修就花了一百多萬?!」
「媽的,他們家地下室的乒乓球室,都比我在英國租的房間面積大!」
還有一位同事,以半是關心、半是玩笑的口氣問我:「你這次回去是不是很受刺激?」
我也順竿兒爬地說:「是啊,我看了前同事的豪宅,當晚就感冒了;看了前同學的豪宅,馬上轉為高燒;最後看了兒時玩伴的豪宅,又演變為上吐下瀉!」
說到這兒,所有同事都是一副若有所悟的樣子:「原來你是這樣落下病根的!」
豪宅:老闆們的自我獎勵?
當然,我說的都是玩笑話。如果說我受過「刺激」,那還是上個世紀末,我離開中國五年後第一次回家探親之時。進入新世紀後,我幾乎年年回中國,有時還一年多次,所以,「刺激」感的強烈程度逐漸減弱,如今都有些麻木了。
那些聽完我的敘述頗感震撼的年輕同事就不同,雖然他們也常回中國,但他們的中國朋友大概因為都比較年輕,仍處於人生長跑的最初幾圈,所以相互之間經濟地位的分化還沒有那麼大。
其實,即使是我,因為朋友的圈子畢竟有限,在中國採訪過的老闆們,通常也不會把採訪地點安排到自己家中,所以,我也沒有見識過中國真正的大富豪的私宅。但僅從我去過的這些如今分屬不同社會階層的朋友的住宅來看,中國的貧富差距的確非常驚人。我不在中國工作和生活,因此與中國的富人朋友們談不上什麼可攀比性,但我看了朋友的豪宅不會「落下病根」,並不意味著在中國土生土長的普通人看了朋友的豪宅不會「落下病根」。
例如,我這次回國發現,許多過去的老朋友、老同學、老同事,因為相互之間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差別太大,彼此早已不來往了;即使是我這次參加的許多聚餐,也是因為借我的回來,許多熟人才找到一個互相聚會的理由,其實,他們之間久違的年頭,甚至比我與他們重逢的間隔還長。
在中國,貧富分化是一個老生常談、但仍然不斷有人在談的話題。在以前我的寫作中,我也多次談過這個話題,次數已經多到了我不願意再談、也似乎談不出什麼新意的地步。但FT中文網主編力奮聽我描述了上述見聞之後,仍然鼓勵我說:「挺有趣兒的。這是一個常新的話題,還是寫點兒什麼吧!」
於是,我又鼓起勇氣,試圖再從這一老生常談的話題中咀嚼出點兒新意來。但寫完中國之旅見聞之後,待我力圖分析貧富分化利弊之時,我卻寫不下去了。我在家中小院一根接一根地吸菸,卻仍然理不清我的思緒: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急劇變化的國家,能夠避免貧富分化嗎?如果不能避免,那多大的差距才是「合適」的差距?富人豪宅的存在,是一種激勵?一個榜樣?還是昔日朋友妒火中燒的「病根」?弱勢群體仇富情結的目標?一個標榜市場經濟的國家,是否應該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由,強制性地規定富人消費的上限?
說實話,在我的朋友中,能夠住得上獨棟小樓級的所謂「豪宅」的,均為老闆,罕有高級打工者,更別說普通打工者了。所以,有人說,在中國,要想成為大富翁,就不能一輩子給人家打工。
但持這種觀點的人,其視線往往有一個盲區:他們只看到了傳媒聚光燈下的少數成功企業家,卻沒有看到那些人數更多的失敗的企業家、勉強維生的企業家、掙一把快錢馬上抽身的企業家、經受不了商業冒險所帶來的身心折磨而賣掉生意重新打工的企業家……
即使是那些成功的企業家,也付出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算計,承受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壓力、磨礪,經歷了比常人多得多的憂心忡忡、擔驚受怕、心潮起伏、徹夜難眠、投資失敗、婚姻破裂以及「朝為人上人,暮作階下囚」的噩夢……
我接觸過不少前老闆,他們都是因為承受不了這種壓力、這種風險、這種身心折磨,而終於決定「放下身段」、轉而成為現僱員的。
一位開過公司的朋友,曾經對我如此描述他昔日的老闆生涯:「有的時候,壓力大得難以承受,我就想,掙錢是為了什麼?如果掙錢就是為了賬面上的抽象數字和身心上實實在在的折磨,那掙那麼多抽象的錢,還有什麼意義?」
於是,在缺乏悠久深厚的慈善文化、也沒有完善的捐款機制的中國,那些「放不下身段」、錢又多得燒手的老闆們,為了給自己身心遭受的折磨找點兒「實實在在」的意義,為了把「抽象」的賬面兌現成「具象」的獎勵,只好購買豪宅、大宴賓客、揮金如土、包養情婦……
但我的這位朋友覺得,這些「具象」的獎勵也補償不了他身心遭受的折磨,後來他也「放下身段」,轉而當了一個高級打工者。
很難設想,一個人人都不願當老闆、人人都想當高級打工者的社會,如何能夠自我運轉下去;也很難想像,一個只期望老闆超生理負荷付出、超心理負荷冒險、卻不允許老闆獲取超打工收入回報的社會,如何能夠產生世界級的頂尖企業和一流企業家。
超常回報,是對超常付出、超常冒險的一種獎勵,只要這種付出、這種冒險是在法律允許的範疇之內,那麼,多麼超常的獎勵都算合理。企業家以慈善捐款回饋社會,應該是一種額外的美德,而不應該是一種份內的義務。
而且,對急於擴大內需的中國經濟來說,富人花錢消費、甚至揮金如土,也談不上是一件壞事。當然,如果能夠鼓勵富人在必要的消費之外,能把更多的利潤用於有利於社會、有利於經濟的企業擴張之中,能把更多的餘錢用於慈善捐款之上,那更是一件好事,但這種鼓勵,不僅應該體現在道德要求、文化培育之中,更應該體現在稅收獎勵機制之中。
「要問中國人何時才不仇富?」
但是,在中國,籠統地談論超常付出、超常冒險應該得到超常回報,就像籠統地指責中國人的「仇富心態」一樣,重一點兒說,是有意無意地迴避目前中國的主要問題,輕一點兒說,至少是言不及義。
中國人氣很高的網站「天涯社區」上有一副帖子,如此為「仇富」一詞正名:「在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已經成為全民共識的今天,中國人並沒有從整體上仇視富人,甚至許多富人還是大家的偶像,但對於那些不正當致富、為富不仁的富人的確沒有好感。」
該帖這樣詢問:「要問中國人何時才不仇富?答案是等到建成共同富裕的小康社會,大多數中國人成為中產階級的時候;等到法制完善到非法致富比跳火坑還危險的時候;等到輿論強大到不道德致富者成為過街老鼠的時候;等到建立了起點公平、機會均等的社會秩序,窮人可以通過奮鬥成為富人的時候;等到富人敢於曝光財富來源,敢於出自傳,敢於爭作民眾偶像的時候;等到大多數富人樂善好施,以慈善回饋社會的時候;等到每個人要成為富人都需要付出同等代價的時候……」
同理,中國企業家們的超常付出和超常冒險,也絕不應該是「超正當付出」或「超法律冒險」,只有在法律和正義範圍之內的超常付出和超常冒險,才理應獲得超常回報。
要做到這一點,僅僅靠道德說教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不斷完善那些規範致富渠道、規範致富手段的法律,即使難以在動機上消除老闆「為富不仁」的衝動,也應該力爭在實踐中使老闆「為富不仁」的行為變得代價更為高昂。
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富人的豪宅,才會成為一種積極正面的激勵,一個值得自豪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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