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

一　受難者名單

這是北京大學的文革受難者名單，總共六十三人。他們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被毆打、折磨致死，或者在遭到毆打和折磨後「自殺」（筆者加上引號，因為不認為這應該被稱為通常意義上的自殺）。本文以這六十三名受難者為中心展開敘述和分析。

二　他們是怎麼死的？

所有的非自然死亡都是不幸，但是這六十三人的死亡特別悲慘。

有五名受難者是作為「階級敵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陳彥榮是中國科學院氣體廠工人，七個孩子的父親。1966年8月27日傍晚，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紅衛兵到陳彥榮家中，說他是「富農」，抄了他的家，並把他和妻子劉萬才一起抓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校內。他們用銅頭皮帶、木棒和鐵條毒打陳彥榮、劉萬才夫婦。連續拷打幾個小時後，半夜一點左右，陳彥榮被打死。和陳彥榮一起被打死的，還有一名老年女人。目擊者說，她的屍體放在操場上時，有紅衛兵騎著抄家搶來的摩托車在屍體上輾來輾去。因為既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從哪(來，在表格(她被稱為「無名氏」。有被訪者指出，當時把她抓進北大附中拷打至死的紅衛兵，一定知道她是誰。希望他們中有人會良心發現，說出她的身份。在打死陳彥榮和「無名氏」的五天前，北大附中紅衛兵還打死了六十歲的吳素珍，她和陳彥榮以及「無名氏」一樣，都是普通的小人物。即使在文革後，他們的被害也從未被媒體提及。孔海琨老人是在北大教工宿舍承澤園被打死的。他曾是國民黨軍人，孫女是人民大學附中高二學生。和孫女同班的紅衛兵前來抄家，刺破孔海琨的面頰，用鐵鏈把他吊在樹上打死。六十三名受難者中，孔海琨是唯一被外校來人害死的。北大附中職員李潔在1966年8月就在該校「勞改隊」中多次遭到毒打。紅衛兵曾經強迫她跪在一隻抽屜(不能移動，用通爐子的鐵條打她，幾乎把她打死。1968年，她再次在校中遭到毒打，這一次她被打死。海淀醫院的死亡證書說她的死因是「脾臟破裂」。

溫家駒、殷文傑和劉瑋三名學生的死亡分別發生在1968年4月19日、27日和7月20日。那時候，北大兩派的衝突發展到了使用長矛和大彈弓（用自行車內胎繃在雙層q架子上做成）的程度。擁護北大「文革委員會」的一派掌握較多人力物力。殷文傑和劉瑋是對立派的成員，被抓去打死。溫家駒是地質學院附中高三的學生，文革中燒書禁書關閉圖書館，他偷偷爬進北大書庫看書被抓住，而且被認為是對立派的成員，他在生物小樓低溫實驗室被打死。

李原是歷史系教員，年輕時因貧困曾填表申請救濟金。那個救濟單位被指控為「特務組織」，而他雖然沒有領到過救濟金，卻也被指控為「特務」。他死於北大辦公樓斜屋頂下的小間(，死亡鑑定說是自縊。他的妻子始終不服，因為關他的房間屋頂低得人直不起腰，他不可能上吊自殺。他的屍體上傷痕纍纍，一定是被打死的。

除了被活活打死的人以外，在六十三名受難者中，大多數是「自殺」的。看起來是他們自己結束了生命，其實他們在死亡前受到了各種殘酷的毆打和虐待，那才是他們真正的死因。筆者在《文革受難者》一書前言中寫道：「導致他們殺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審查』方式的難以想像的下流和殘酷。這種『自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自殺，實際上是被文革謀殺。」1這個論點對北大的受難者來說尤其如此。

中文系中共總支書記程賢策是「自殺」者之一。1966年6月18日，北大發生了第一次大規模的集體性的對文革對象的暴力攻擊。學生用棍子打程賢策和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潔以及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等人，還把廁所(的大便紙簍扣在他們頭。7月底，程賢策進了「勞改隊」，和中文系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刷洗打掃學生宿舍三十二樓的廁所。有一天學生把他的頭髮中間剃出一個十字型的凹溝。8月24日，北大生物系和中國醫科大學預科班的一些學生紅衛兵來到程賢策和其連襟兩家合住的單元抄家。紅衛兵用軍用銅頭皮帶毒打程賢策及其連襟，還大聲咒罵說：「老子今天要是有槍就打死你們。」等學生走後，他們的衣服已經被打爛嵌進肉(，黏連在血肉模糊的身體上脫不下來。還有一次，他被捲在一條草蓆中用棍子亂打。9月2日，程賢策帶了白酒和毒藥到香山樹林中自殺。

龔維泰是俄語系俄語語言教研室講師，在1968年「自殺」。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他被指控為「叛徒」，被關押在北大第一教室樓中。看管他的兩個學生睡在床上，他睡在地上。龔維泰被「鬥爭」過多次。1968年11月7日白天，龔維泰再在俄語系全系大會上被「鬥爭」。他被「坐噴氣式」，即由兩個人在他身後反擰著他的胳膊，他低頭彎腰成九十度角，形狀如噴氣式飛機。系中一位老師清楚記得，那天「鬥爭會」上龔維泰被「坐飛機」的時候，身後揪ú他的學生，不但用手往後拉他的胳膊，還用腳往下踹他的肩膀。就在那天夜(，龔維泰躺在地板上用刮臉刀片割斷股動脈，血流盡死亡。

魏璧是年齡最老的受難者之一，50年代曾在北大華僑補習班教數學，住教工宿舍，丈夫在文革前去世。抄家時從她家拿走多箱書籍，箱中還有她的冬衣。她的兒子因「反蘇言論」早已被「勞改」，女兒是協和醫院醫生，被「鬥爭」後跳樓未死摔斷了腿。她向經濟系當局請求發還冬衣未被理睬。她在1969年春節服安眠藥自殺。

在六十三名受難者中，有兩對夫婦。一對是化學系的盧錫錕和林芳夫婦，另一對是歷史系教授翦伯讚和他的妻子戴淑婉。從1966年開始，翦伯讚在各種大小「鬥爭會」上遭到「鬥爭」，低頭彎腰，頸掛黑牌。有一天他曾經被「鬥爭」六次。他曾經被放在馬車上「遊街」。他的家被多次查抄，後被驅逐到東門外蔣家胡同三號，只有一個小房間，沒有廚房。他們在門口放一個爐子做飯，附近的小孩子常來往他家鍋(吐吐沫和放髒東西。翦伯讚和戴淑婉在1968年12月18日一同服安眠藥自殺，那時他們已經忍耐了兩年半的「鬥爭」，即各種肉體的和心理的折磨。

除了「自殺」，名單中還有五名在「審查期間病死」的人。稍加瞭解事實就不難明白為甚麼要把他們的死歸因於文革迫害。崔芝蘭是生物系教授，她先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鬥爭」，後來又被指控為「惡毒攻擊江青同志」的「現行反革命份子」。後一條罪名，是由於她在北大當幹部的一個晚輩親戚「揭發」了她在家中對文革的議論。崔芝蘭當時年近七十，她和丈夫在家門前被「鬥爭」，臉上塗了漿糊和墨汁，身上掛了黑牌，還有人揪他們的頭髮進行辱罵。有一次被長距離「游鬥」，她低頭彎腰行走，鼻子流血灑了一路。她的丈夫張景鉞也是生物學教授，患帕金森氏症不能長時間站立，「鬥爭會」上竟強迫崔芝蘭跪在地上用身軀支撐住她的丈夫。崔芝蘭在1969年初發現患癌症。很明顯，造成她的死亡的最大原因正是這種殘酷的身體和精神兩方面的摧殘。

從大難不死的人們的遭遇中，也可以瞭解到文革暴行的殘酷程度。陸平是文革前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和校長，1966年6月1日成了「黑幫」份子，被掛黑牌戴高帽子「鬥爭」以及在校園中「勞改」，到了1968年，他被關押在生物小樓中，被吊在大樑上毒打。劉美德是北京大學附中副校長。她在1966年夏天被附中紅衛兵毆打和遊街，被剪掉頭髮和強迫吃污物。紅衛兵曾用包了塑料皮的鐵鏈子抽她。當時她正懷孕。一天《北京日報》攝影記者到學校採訪，紅衛兵強迫她跪在桌子上，一名紅衛兵站在她身後，把一隻腳踩在她背上，擺好架勢，表現毛澤東說過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記者照相過後，那個紅衛兵一腳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了下來。她堅持活了下來，但是她腹中的胎兒生下不久就死亡了。

暴力毆打和刑訊監禁在北大校園大張旗鼓地進行。戴高帽，掛黑牌，「坐飛機」，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毆打等成為在大庭廣眾之下「常規」使用的暴力手段，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酷刑和折磨：用香菸燒皮膚，用自行車鏈條打，把釘子釘進人的膝蓋，強迫吃污物，長時間不准睡覺，在正午抬頭睜眼看太陽，還有罰跪罰站等各種體罰。

三　他們是誰？

文革開始時，北京大學有教職員工4,700人，學生8,300人。六十三名受難者，相當於北京大學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五。也就是說，每二百人中有一個被害死。

名單中有二十九名教師，是北大文革中被害人數比例最高的群組。其中有正教授十二人，副教授一人，講師九人，助教七名。正教授的被害比例是百分之十。實際上，北京大學的正副教授，在文革中除了一人外，全部受到「審查」，並有111人被定下不同的罪名。

把教師當作文革的重點打擊對象，是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和毛澤東的書面及口頭指示中明確規定了的。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信中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動文革的「通知」中說，文革的三大任務之一是「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跟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中說，對於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這並非比喻性的說法，真的就是拿教員們「開刀」，殺人見血。

物理學教授饒毓泰是中國現代物理學的開創者，他在燕南園四十一號的自來水管子上吊死。向達教授和歷史系其他「牛鬼蛇神」一起關押在昌平縣太平莊「勞改」，他不能排尿雙腳浮腫，但是不准他到醫院治病，只給他止痛片吃，結果幾個星期後即因尿毒症死亡。心理學教授沉乃璋遭到抄家「鬥爭」，後服安眠藥自殺。力學教授董鐵寶曾經留學美國，被指控為「美國特務」遭到「隔離審查」，他逃出校園在附近的一棵樹上自縊身亡。體育教授閻華堂曾擔任北大歷屆全校運動會的總裁判，肝病住院被強迫離開醫院「勞改」，被抄家九次，以致死亡。

文革規定的打擊目標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教育界被定性為實行「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由此全國的學校校長几乎百分之百都被「打倒」並遭到暴力攻擊。六十三人中屬系級以上「當權派」有二人。一名是程賢策。另一名是崔雄昆，由於崔在文革前曾反對北大當時的領導，所以未被「打倒」，而是作為「革命幹部」代表當了北大「文革委員會」副主任。兩年後「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北大掌權，連他也變成了革命對象。他在紅湖游泳池自殺。
受難者中有學生九人。除了在兩派對立武鬥時被殺死的三人外，其他人都被指控為「反動學生」。李人傑是化學系1963年入學的學生。1968年下半年，北大「揪」出了一百多個學生中的「反革命小集團」。他遭到指控，被關押在宿舍裡。1969年2月13日晚上，看守他的人到鍋爐房打開水時，李人傑走出北大，在小雪中走到了清河的一個村莊。在一個馬'(，他把圍巾掛在馬槽上方的橫樑上吊死了自己。他的屍體運到學校後，有人還指ú屍體罵「你這個死反革命」，用腳踢他已經僵硬的屍體。全年級還開大會聲討已經死亡的李人傑。他的「反革命」活動是甚麼？據他的同學回憶，最「嚴重」的一條是，中央電臺廣播了毛澤東1968年12月21日關於「知識青年」要下鄉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後，學校(舉行遊行「歡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李人傑不參加，躺在q上看達爾文的《物種起源》。

一些年輕教師也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名迫害致死。陳永和是數學教師，業務很強，而且橋牌打得好。打牌夥伴被指控為「反革命小集團」，陳永和跳樓自殺。俄語系助教朱耆泉被揭發有反對林彪的「反動言論」，「專案組」卻不告訴人們他到底說了甚麼，「以防擴散反動思想」，朱耆泉在被關押時從四樓跳了下來。生物系助教李大成信手塗抹，在報紙邊上寫了「毛主席」而附近正巧有別人寫的「打倒」，他因此遭到審訊逼供和「鬥爭」。他從位於學校中心的生物樓三層動物教研室辦公室跳了下來。

六十三名受難者中還有校工。王厚是北大附中的炊事員，在1949年以前當過警察。1968年他為此遭到審訊和「批鬥」，他投河自殺。北大附中還有一個炊事員也曾因「歷史問題」自殺，幸而未死。

這些受難者並沒有採取任何反對權力當局的行動，但是權力當局要攻擊和迫害他們。文革領導人還專門發明瞭一批新名詞：「反革命黑幫」、「反動學術權威」、「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生」、「國民黨殘渣餘孽」、「五一六份子」、「反革命小集團成員」等等，作為各項運動的特定的打擊對象。這些類別的總稱是「階級敵人」，還用了另一個更加含混的說法叫做「牛鬼蛇神」。每一個關於文革打擊對象的名詞，都籠罩著一個為數巨大的群體，被覆蓋其中的人，逃脫不了被「鬥爭」、關押甚至折磨致死的遭遇。

近年來有人解釋說文革的起因是社會矛盾衝突，比如，有教師和幹部對學生不好。從北大的六十三名受難者中，沒有發現這些人對別人不好。相反，在訪談中，人們公認受難者之一張景昭「是最好的數學老師，她把微積分課本都教活了」，也談到被指控為「漏網地主」的教工食堂劉長順，為人和氣，對來買飯的小孩子特別照應，賣飯賣得快，所以「每次到食堂買飯都願意排在他賣飯的隊」。對受難者的仇恨和惡意，是文革中被煽動和灌輸出來的。

除了死去的人們，北大還有一大批人被定為「敵我矛盾」和各種別的罪名。1969年9月4日發出的北大報告說，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北大教職員工中清出了102個「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份子」、「現行反革命份子」（含學生一名）和「地富壞份子」。這個數字佔教職員工的百分之二還多。還有更多的人被定為「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等等罪名。還有一批人被「遣送回原籍」。

在六十三人的生命被摧毀的同時，思想和體制方面的「革命」在無所阻擋地繼續推行。1970年5月9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關於北大和清華的長篇文章〈知識份子改造的必由之路〉，文中把研究「蝌蚪尾巴、果蠅遺傳」二者列為「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加以攻擊。現在稍有科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果蠅研究對現代遺傳科學的發展有極大作用，蝌蚪尾巴的萎縮機理則是上文提到的崔芝蘭教授的研究項目。

毛澤東死了近兩年後，文革受害者才開始得到「平反」。北京大學平反了1,056件案子，六十三名受難者都得到了「平反」。標準的做法是付給家人喪葬費240元。工人陳彥榮被打死時有六個未成年的孩子，最小的三歲，因此給了他家2,500元。他的妻子劉萬才拿到錢的時候說：「我一輩子從來沒見過這麼多錢呀。」然後她大哭說：「我要錢幹什麼？我要人吶。」

從北大的六十三名受難者可以清楚看到，他們之被害，是因為他們屬於文革領導人規定要打擊的某個群體。沒有文革，六十三人都是社會中的守法公民；有了文革，就變成了「敵人」。他們被害，有的因素是偶然性的，比如陳彥榮（家住北大附近）、李大成（寫字的報紙上有字）。但是這些偶然性因素不是決定性因素。有了毛澤東支持的1966年8月紅衛兵暴力，陳彥榮和北京的數千名和平居民才被活活打死。有了196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現行反革命」的文件，李大成才被套進「反革命」絞索。造成受難者命運的決定性因素是文革的既定目標和手段。

四　他們死在甚麼時候？

以受難者死亡人數和死亡日期為坐標畫出曲線，可以看到迫害和死亡延續十年，同時，死亡並非均勻分布，而是有兩個死亡高峰，分別發生在1966年和1968年。從以下編年史式的e述可以看到暴力迫害發展的過程，看到兩個死亡高峰是由紅衛兵興起和「清理階級隊伍」兩個「運動」造成的。

（一）1966年：第一死亡高峰

六十三名受難者中有十五人是在1966年被害死。

1、最初的受難者

1966年6月1日晚，電臺向全國廣播了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當夜中共中央派出的「工作組」進入北大。原北大領導班子被「打倒」。學校全面停課。工作組領導全校對「反革命黑幫」進行「揭發」和「鬥爭」。

歷史系師生那時住在昌平縣太平莊，6月3日把他們拉回北大本部，在第二體育館開全系大會，把十多名教員和幹部「揪」出來站成一排被「鬥爭」，罪名是「黑幫份子」和「黑幫爪牙」。其中有1954年畢業留校任教的俞偉超，罪名是「黑幫爪牙」。他兩次自殺，第一次觸高壓電雙手食指被燒燬，第二次在清華園火車站附近臥軌被火車撞傷，僥倖未死。歷史系教授汪籛也遭到批判鬥爭，6月11日，汪籛在北大朗潤園十公寓家中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毒性發作後的劇烈痛苦使他以頭撞牆，高聲狂叫。

2、「六一八事件」和暴力興起

開始的時候，暴力攻擊零散發生。到6月18日，發生了全校性的大規模暴力「鬥爭」。六十多名教員和幹部遭到遊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罰跪和毆打等等。生物系教師胡壽文被學生用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去「鬥爭」。他跌倒在地還被拖ú走，他使勁抓住繩子套，才沒有被勒死。
這些人已經是工作組制定的攻擊對象，但是工作組出面制止了暴力的「六一八事件」。劉少奇在6月20日下發一個中央文件（66年310號），要求全國像北大工作組那樣「處理亂鬥現象」。其實，劉少奇不是不准「斗」，他那時甚至親自指導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工作組如何把該校校長劉超「斗倒斗臭」（見「劉少奇同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工作組部分組員的談話」），他只是反對在學校中大規模使用暴力。

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其他成員康生、陳伯達等，三次到北大召開全校萬人大會。他們宣布「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並撤銷工作組。就在江青等人和上萬北大師生面前，在大會台上給被「鬥爭」的人掛黑牌、戴高帽，拳打腳踢，用銅頭皮帶抽打。從此開始，暴力「鬥爭」不但合法化，而且被鼓勵。暴力「鬥爭會」迅速在北京和全國普及。北大在1966年的十五名受難者中，有十四名是死於「六一八事件」被肯定之後。

在7月26日大會上，江青還點名攻擊歷史系教員郝斌「迫害」了她與毛澤東所生的女兒李訥。李訥1965年在北大歷史系畢業，在校時曾和歷史系師生一起到北京郊區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給農民「劃成份」時因李訥要把幾個人的成份劃高，和郝斌發生過其實並不激烈的爭論。由於江青點名，郝斌從此變成「現行反革命份子」，長期受到「鬥爭」和「專政」，曾經被毒打得昏死過去。

3、校園勞改隊

7月26日大會後，寫了第一張大字報的聶元梓在北京大學掌權。一份在文革時期鉛印的《北大文革大事記》寫道：

1966年7月27日，聶元梓向全校革命師生員工發出建立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的倡議，得到廣大革命師生員工熱烈的歡迎和響應。另外，在聶元梓同志的倡議下，黑幫份子被革命師生員工揪了出來，實行監督勞動。

校園「勞改隊」的建立，是與開展暴力性「鬥爭會」同時發生的一項文革迫害的制
度性突破。

董懷允是公共數學課講師，教研室主任。6月18日以前，「工作組」已經把他和其他「有問題」的人單獨編組勞動，那已經是「勞改隊」的雛形。「六一八事件」後，他對集體宿舍中的同事說：「我身體不好，恐怕難以經受這樣的事情。」聶元梓發出倡議的第二天，董懷允上吊自殺。

英文教授吳興華是在北大「勞改隊」中第一個被害死的人。8月3日，他和西語系其他教授在北大西門附近「勞改」，有紅衛兵學生強迫他喝從旁邊一座化工廠流出的污水。吳興華很快就昏倒，紅衛兵卻說他是「裝死」，等送到醫院時他已經死亡。吳興華死於急性中毒性痢疾，北大的紅衛兵卻說吳興華以自殺對抗文革，是「反革命」。吳興華的屍體被解剖，不是為了查明死因，也不是為了醫學研究，而是為了要證實他自殺有罪。解剖後屍體燒掉，沒有留骨灰。

「勞改隊」中的人被稱為「牛鬼蛇神」而不被當人看待。他們被罰做強勞動，還被剃「陰陽頭」，在身上懸掛寫有名字和罪名的牌子，並被強迫唱自我污辱和詛咒的「牛鬼蛇神嚎歌」。「嚎歌」的第一句詞是「我是牛鬼蛇神」，最後一句是「把我砸爛砸碎」。對「勞改隊」(的人，要打要鬥，都隨便。各種折磨侮辱人的方式都被盡其想像地施用。

西語系朱光潛教授被剃了頭髮，拎ú一隻柳條筐，在學生宿舍附近的商店門口清理垃圾。那時有大批紅衛兵免費乘車從全國各地來北大「學習革命經驗」。每來一批要「鬥爭」他的人，他就得站在反扣過來的筐子上「自報罪行」。這樣的事情每天發生七八次。有一次他被打昏過去，丟在牆根。一位目擊者說：「看起來像一隻死豬一樣。」已被撤職的中共北大黨委副書記張學書，在「勞改」的時候，被紅衛兵狠打耳光，一隻耳朵被打聾，一隻眼睛也被打壞。

4、「紅八月」殺戮

工作組一被撤銷，北大附中紅衛兵立即開始毒打校長、教員以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北大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發源地，也是北京最早發生校園暴力迫害的學校。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暴力進一步升級。從8月20日到27日，北大附中紅衛兵打死三人。他們還到北京各個學校煽動暴力「鬥爭」和砸碎鋼琴等所謂「四舊」物品。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數在八月下旬迅速從兩位數發展到三位數。當時官方的內部統計是1,772人被打死。1966年8月被紅衛兵驕傲地稱為「紅八月」，實際上是京城一場前所未有的血腥殺戮。

8月24日，紅衛兵到北大燕東園教工宿舍抄家，並且破壞大量書籍和繪畫。英語教授俞大絪被抄家並被罰跪侮辱。當天夜(俞大絪服安眠藥自殺。俞大絪的丈夫曾昭掄教授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後被調到武漢工作，在那(也遭到「批判鬥爭」，一年後死亡。在北大燕南園五十五號，副校長馮定也在被抄家後服毒自殺，幸虧他家保姆及時把他送到醫院，才活了下來。

（二）1967年：轉往校外

1967年有一人被害，是中文系學生沉達力。3月17日，中文系「文化革命委員會」在第二教室樓102階梯教室開大會「鬥爭」一名「反革命學生」，這名學生被打斷四根肋骨，昏死過去。會上對沉達力作了點名攻擊和羞辱，並說第二天也要「鬥爭」她。當天夜(沉達力在紅湖游泳池旁喝了殺蟲劑敵敵畏。由於毒性發作時的劇烈痛苦，她把自己的臉抓破了。她死時只有二十一歲半。

被害人數在1967年相對減少，是因為那一年文革矛頭指向校外和高層。1966年10月後，北大學生幾乎都去了外地進行所謂「革命大串連」。他們得到免費車票和食宿，到全國各地「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北大「造反派」在各省建立了「聯絡站」，指導干預當地文革。北大校刊《新北大》有了以前《人民日報》才有的「航空版」，即在北京製版後，用飛機送往四川等地印刷和散發。

1967年，北大組織了一系列「鬥爭」中央級高層幹部的大會。胡耀邦就曾在北大被「鬥爭」。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也被抓到北大，他被迫跪在「鬥爭會」的檯子上，身上纏繞了一條紙做的長蛇。1967年還發生了對劉少奇的大規模的也是演戲式的攻擊。成千上萬的人到中南海西門口遊行集會，高呼「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甚至進行了「絕食」（不是真的）。北大是「揪劉鬥爭火線指揮部」的重要成員之一。

（三）1968年：第二死亡高峰

1、校園監獄

1968年初，隨ú新的權力機構在各地建立起來，文革領導人又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4月，北大「校文革」用卡車把各系130多名「牛鬼蛇神」送到昌平縣太平莊關押和「勞改」。有人一下卡車就被按跪在地上挨打，其中包括女性。
關在太平莊的人被輪流押回學校本部「鬥爭」。歷史系「反動學生」楊紹明在系遭
「鬥爭」時，被打得昏迷過去。有人把他拖到男廁，丟在小便池(，開了小便池端的水龍頭澆他的頭。他被澆醒後，又被送回太平莊「勞改」。歷史系教師週一良、郝斌和呂遵鍔也依次從太平莊被押往校中遭到這樣的「鬥爭」。

5月16日是中共中央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發出兩週年日，那一天北大校園正式建立了「監改大院」。這座監獄存在了整整十個月，有218人曾被關押在內。很多人出了這座全校性的大監獄，又被關押到各個系的小監獄中。這種監獄在文革中俗稱「牛棚」，因為被關在(面的人被稱作「牛鬼蛇神」。

北大「牛棚」在民主樓西側，由原來的八間簡易平房外國語教室臨時加筑圍牆建成。其中有兩間關押女性。所有被關押的人都睡在地上打通鋪，沒有桌椅。入口處高掛大幅毛澤東畫像以及關於階級鬥爭的毛澤東語錄。

監獄有「監規」，一條是走路必須低頭，一條是聽到名字就必須馬上立正喊「到」，還有一條是跟看守人員說話要先喊「報告」。中文系季鎮淮教授一關進去就挨打，因為他抬了頭。教授林燾和林超姓名聲音相近，當看守喊其中之一，常常兩人都一齊急忙喊到，以免答應晚了挨打。一名被關的女教師被棍棒「訓練」了十個月，出獄後她和家人講話還會說「報告，我要上廁所」。

每天晚上，被關的人在院中集合開大會。總負責人劉國政訓話，總以「烏龜王八蛋們，豎起你們的狗耳朵聽ú」開頭。他是歷史系學生，「校文革」常務委員。訓話後抽查背誦毛澤東語錄，背不出來的人會挨打。英語教授徐錫良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華僑，北京話說得不太流利，背誦有困難。他被罰跪在一塊搓衣板上，頭上頂了一塊板，板上放了一碗水。徐錫良後來抑鬱而死，沒有列在六十三名受難者中。

監獄中有各種刑罰，其中之一叫做「抱樹」，強迫被罰者長時間站在樹前做出抱樹的姿勢，雙手卻不准觸樹，還要忍受蚊子叮咬。毆打是「監改大院」經常有的事情。文學教授王瑤多次在審訊辦公室被毒打。有一次把他綁在一把椅子上，放倒了用鞭子抽。語言學教授王力有一天晚上被看守叫出去，過了很久才回來。他旁邊地鋪上的老師看到他脫去圓領汗衫後，背上都是紅紫條條。

2、「六一八事件」兩週年「紀念」

1968年6月18日是北大文革中最為恐怖和殘暴的日子之一。那一天組織了全校性的暴力行動，比兩年前發生的「六一八事件」更為野蠻。

英語教師鄭培蒂那年二十八歲，她曾告訴一個同學兼同事她的堂舅早年曾和江青結婚，她因此被指控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現行反革命」。她剛生孩子一個月，被用帆布袋子蒙頭從家中綁架到二十七樓，在那(被捆綁手腳關了一夜。後來她被關進「監改大院」。6月18日她被叫出去集合，她穿ú短袖衫到了臨湖軒，看到其他老資格的「牛鬼蛇神」都穿了長袖厚衣服準備挨打。從臨湖軒到大飯廳的甬道兩邊，站滿了手拿長短棍子和樹枝的紅衛兵。喊叫聲中，棍棒雨點般落下來，把人打得皮開肉綻。「牛鬼蛇神」穿過一里路長的「夾鞭刑」，又被分到各系「鬥爭」。在二十七樓後面的小樹林中，鄭培蒂和一個同事被罰背門板，門板上立了一排磚頭，鬥他們的人說不許動，磚倒了就打。天氣熱，剛被打過，磚又很重，她動了。他們就過來踢她的踝骨，她一下子跪倒在地。打過她的人，有學生，還有她的女同事。

英語教授吳柱存，遭到棍棒毆打之外，還有一個學生拿了一片竹篾，按在他的脖子上用力一擰，旋去了一大片皮，他疼得差點昏死過去。

盧錫錕是化學系副主任、副教授，他從西南聯大畢業後加入「青年軍」，為和中國聯盟抗日的美國軍隊做過英文翻譯，這成為他的「重大歷史問題」。盧錫錕在6月24日喝下殺蟲劑敵敵畏，毒性發作以後，因為極其痛苦，他用刀砍了自己的手臂和身體。一個月後，他的妻子林芳（化學系器材室職員），在7月19日也自殺了。他們有三個未成年的孩子。

1968年8月前，在北大「校文革」領導下的「清隊」，有六個人被害死。除了「階級敵人」，還有三個學生在4月到7月之間被活活打死。年輕人之間發生衝突動手打架，在平常生活中並不罕見，但發展到屢次打死人的程度，顯然是由文革對「階級敵人」的長期暴虐迫害誘導引發的。

3、「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二十四人「自殺」

1968年7月底，「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全國的學校。他們進一步加強「清隊」力度。從1968年8月到1969年2月，北大有二十四人「自殺」。10
初，北大所有工作人員都被命令搬到學校集中居住，包括那些原本就住在校內集體宿舍中的人和有很小的孩子的人。他們按照系別在教室中打地鋪睡覺。「重點對象」被單獨關在小屋(由專人看守。每天早中晚三個單元時間「搞運動」。

所有的人被命令互相「揭發」。方式之一是，把人分成小組，十餘人一組，排出順序，輪流「交代」。從生下來到現在的事情，都要說一遍：有甚麼個人「歷史問題」，有甚麼「現行活動」。「交代」完了就出去，到另一房間去。剩下的其他人便開始「揭發」此人。每個人都必須「揭發」。對發言少的人，會後會被留下個別談話。一個人作完，又開始另一個人。另一人「交代」完了離去，命令其他人「揭發」那個出去的人，還告訴回進來的人說：剛才那個人揭發了你甚麼甚麼，挑動其揭發那人。

在北大建立了九百多個「專案組」，專門負責調查審訊和看押被列為「重點」的「運動對象」。一大批人被宣布「隔離審查」。他們二十四小時受監視，沒有任何行動自由。這些人遭到長時間審問，甚至幾天不准睡覺。毆打和體罰經常發生。數位被訪者都提到，那時北大的教學樓和實驗樓(經常傳出被打者的慘叫聲，讓人「毛骨悚然」。

「宣傳隊」的一份《簡報》說，到10月22日為止，全校共揭出具敵我性質矛盾的有542人。《簡報》強調，運動要「批明的，挖暗的，狠狠打擊現行的」。

1968年西語系有三人被害死亡。程遠是西語系的德文打字員，也教德語。革命小說《紅岩》中有個反面角色「瑪麗小姐」，是國民黨的女特務，漂亮，會說外語，大字報說程遠是「瑪麗小姐式的人物」，後又說她就是「瑪麗」。她在床欄杆上自縊。西班牙語教員蒙復地在家中上吊自殺，僅僅因為他曾經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年底，辦公室主任徐月如自殺身亡。西語系一共有五個人分別在1966年和1968年被迫害死。

在集中住宿「清隊」期間，每天集體活動，除了互相「揭發」和「鬥爭」，就是「天天讀」（毛澤東著作）和「早請示」、「晚匯報」（向毛澤東像）。個人的安全和尊嚴都橫遭踐踏。中文系教授袁行霈當時還是年輕教員，不屬「重點鬥爭對象」，後來他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4、8341部隊和「第二次清隊」

1969年3月，在軍工宣隊整死了二十四人以後，毛澤東的中央警衛部隊8341部隊又被加派到北大，他們執掌北大直到毛澤東死亡以後。

7月3日，他們宣布繼續推進「清理階級隊伍」。8月7日的《北京大學簡報》第210期說，「第二次清隊至今，全校共檢舉揭發1,742人次，1,956件問題。有312人次坦白交代了557件問題」。半年多以前已經進行了那樣密集的「檢舉揭發」和「交代」，並且已經整死二十四條人命，在此基礎上竟然還能揭發出更多的「問題」。

中文系教授章廷謙，被指控當過「國民黨區黨部委員」，符合「歷史反革命」的標準，章廷謙堅決否認。儘管只有馮友蘭一人證明，軍宣隊還是把他作為「抗拒從嚴」的「典型」，在全校萬人大會上把他銬上手銬裝進一輛吉普車帶走。在這種高壓下，音韻學教授林燾被迫承認自己曾經參與陰謀炸毀北大水塔，雖然他不曾想過而且也根本不知道怎麼炸水塔。

1969、1970年在北大召開了六次全校大會，每次宣布對五十人左右的「處理」。這種會還被稱為「寬嚴大會」，大批人得到種種罪名和處分還被說成是「從寬處理」和「給出路」，實質意思是如果受迫害者不束手就範，就要給予更嚴厲的懲罰。

在兩次死亡高潮過後，迫害一直在持續。1969年秋，北大半數人員被送往江西鄱陽湖邊鯉魚洲開荒種地。學校的系都改稱為軍隊的「連」。1970年12月，北大當局關於「一打三反」運動的報告說，「又清出叛徒，特務，地富反壞份子和貪污盜竊份子七十六人」。1971年2月，校醫院姜肖管在江西田野中割斷動脈自殺。1973年和1974年「反右傾回潮」，再次「批判鬥爭」和「隔離審查」一些人。歷史系有教員自殺，僥倖未死。六十三人中最晚的死於1975年。中共北大黨委書記（軍人）在全校幹部大會上說，圖書館系教授王重民腐蝕共產黨員，要把我們的黨員拉下水，有女黨員經濟上有困難，王重民借錢給她，這是資產階級在向黨進攻。王重民在頤和園後山一棵樹上吊死。

五　他們的死亡意味著甚麼？

六十三名受難者的死亡以及害死他們的殘酷手段，清晰表明瞭文革的刑事犯罪性質。但是長期以來，文革犯罪沒有得到充分的正義審判。1980年底中國當局對部分文革領導集團成員進行了刑事審判。通過法律程序審判文革罪犯，比起文革時代是巨大的進步。但當時「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案」對被告提起公訴，而不是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中，寫出的全中國範圍內文革中被迫害死的人的名字，只有六十多名，只相當於北大一所學校的受難者人數。北大六十三名受難者中只有翦伯讚和饒毓泰兩位一級教授的名字被寫入判決書。

六十三人被害，並非北大特有，而是全國所有學校的普遍現象。各校在受難者人數比例方面，也都和北大相近。例如，清華大學有五十二人，北京農業大學有三十人，西安交通大學有三十六人，復旦大學有三十六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有五名，北京女三中有四名，上海育才中學有四名，北京寬街小學有三名，四川井研縣馬踏鄉公社中學有兩名。各地學校的死亡時間分布也和北大相似。這清楚顯示，文革是一個由最高當局指揮、全國同步進行的大規模的群體性的迫害和殺戮。

六十三人的死亡也體現了文革「理論」的實質內容。文革建立了整套理論，但是寫在紙面上的文字理論，其實際含義須要聯繫事實觀察才能避免誤讀。1974年開始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孔子和讚揚秦始皇及歷史上的「法家」，其中一篇題為〈略論秦始皇暴力〉2，明確將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文革直接等同說：『坑儒』是對反革命份子的鎮壓。」文革鎮壓的「反革命」是誰呢？我們在六十三人的名單中已經看到了。那些至今還贊成文革「理論」並稱讚文革「理想主義」的人，看看這份北大受難者名單吧。請他們指出，六十三人中哪一個或者哪幾個是應該被殺害的。

六十三人的死亡顯示了文革的起因是文革領導人的作用，而非社會自發產生。有一種說法認為文革產生自中國傳統文化，然而中國有幾千年的學校教育系統歷史，從來沒有發生過文革這種學生打老師的革命。還有一種說法是中國人教育程度低以致發生了文革反智運動。然而北大是中國土地上人均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北大文革的野蠻程度卻絕不低於全國平均線。從事實看，文革的主要起因不在這類不可更改的客觀條件，而在文革領導人的鼓動和脅迫。

六十三人的死亡不是憑空發生，而是由以往一系列迫害發展而來。文革前北大最大規模的迫害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有716人被劃為「右派份子」，佔當時北京大學總人口的百分之七，遭到判刑、「勞教」、開除等嚴厲處罰。在六十三名受難者中，向達、吳興華、王重民和許世華都曾被劃為「右派份子」，遭到降薪降職處分，董鐵寶在1958年「拔白旗」運動中被作為「白旗」批判，文革又把他們推向地獄，他們就被害死了。

文革迫害的殘酷程度超過了以往所有的「政治運動」。把「鬥爭」對象侮辱、折磨、捆綁、毆打及拷打致死，以前就發生過，但一般來說只發生在農村，在文革中則長期大量地出現在校園之中，包括北大這樣的「最高學府」。這不單是犯罪，也是民族文明的墮落。

90年代，在文革「牛棚」所在的地皮上，蓋起了漂亮的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陳列遠古時代的石器等等。這樣的博物館當然有益，但北大的文革歷史也是不能忘記的。要不然，北大回到野蠻時代並不是不可能。希望有一天，六十三名受難者的名單將會放進歷史博物館。生命的尊嚴是永恆的。儘管文革永遠毀滅了受難者的生命，但是不可能永遠毀滅他們的名字和對罪惡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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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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