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偉華:民主運動與民間抗爭臨界暴力控制策略探討（之一）

文章提要：暴力邊緣思想與臨界暴力控制策略得以貫徹實施的前提，是革命的可能性對威權專制政體構成了強大的威懾："握有權勢的貴族與富人害怕窮人的革命威脅，認定革命帶來的損失遠大於開放選舉權或增稅的損失，於是釋出部分利益以防止革命發生。當窮人一次又一次以發起革命為威脅，讓貴族一次又一次選擇開放選舉權及增稅後，政治體制也就逐漸走向民主化。"[2]
前 言
2007年的3月月底未到，民間的突發群體抗爭事件卻一件緊接一件，僅我個人比較瞭解的重大事件就有：3月1日，深圳罷工工人連續罷工三日後遭毆打；3月9日，湖南永州珠山鎮爆發大規模群體抗暴事件；3月7日，湖北隨州征地拆遷、爆發警民衝突；3月9日，武漢花樓街兩千名居民連夜集會抗議拆遷； 3月10日，300農民遭侵權湖北駐京辦抓走維權女代表；3月11日，汕尾東洲發生大規模群體事件，3村民重傷；3月15日，南海三山民告官開庭延期，三百村民不滿法院外集體靜坐；3 月20日武漢市十一醫院醫療事故病人垂危、引發武漢群眾抗議；3月21日江西千餘市民眾堵斷鐵路抗議；3月27日永州市江永縣上江墟鎮甘益村爆發血案、一死多傷。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資料，最近幾年來，中國各地民眾抗議示威事件有增無減，2005年已經達到87000多起，參與人數逾5百萬人，平均每天 240起。

葉寧表示："這已經超過了俄國二月革命之前突發事件的總數，是所有發生過大革命國家在革命前夜發生的群眾事件的幾倍或者是幾十倍。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不僅面對著國內來自底層民眾自發的抗議，而且已經面對著統治集團內部的挑戰，這種抗議和挑戰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是來自中國共產黨本身內部和它所掌握的武裝部隊內部的。"

這一方讓我們清醒的看到，人們正迎來了中共政權即將土崩瓦解的歷史性機遇，中國顏色革命的民間社會基礎正在大規模形成；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民間群體事件幾乎無一例外的呈現出日益嚴重的暴力傾向。這絕不是一時的偶然現象，而是民怨沸騰的一種直接真實的表現，一旦調解官民矛盾與衝突的對話渠道為強權所徹底堵塞，民眾勢必尋找宣泄憤怒與不滿的非正式渠道，而表現為非直接利益相關的群體騷亂與暴動，由此任何的民間矛盾與衝突，都可能引發一場地區性動盪，直接動搖著執政當局的執政基礎。3月9日，湖南永州珠山鎮爆發大規模群體抗暴事件就是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一個與政府沒有直接關係的民間衝突，僅僅因為運輸公司擅自制定的不合理收費標準激起的民憤，迅速演變成激起兩萬人參與的民間大暴動，中央政府只有動用一個全副武裝的現代化師的部隊與以鎮壓，歷時一個星期左右，才把事件平息下來。如果這類突發事件演變成藉機而發的全國聯動暴動，那麼中共政權必將迅速崩潰。事件的後果，一個可能是觸發中國顏色革命的迅速到來，另一個可能是大規模暴力衝突下的大量人員傷亡。要避免無謂的人員傷亡，就必須引入臨界暴力控制機制與策略。

暴力之下無人權、強權之下無民生，當理性與和諧為強權所顛覆，暴力反抗緊隨著就來了。然而，人們面對的是一個崇尚暴力的政府。民眾與政府之間，人們打的是一場"不對等戰爭"！政府擁有無限的人力物資資源、現代化的武器裝備與系統控制工具、生殺予奪的至高無上特權及主流話語的輿論工具。如何避免無謂的人身傷害、人員傷亡，是一個現實而期待解決的問題。這讓我想起了美伊戰爭的不對等性，面對無處不在、輕視自己甚至他人生命的恐怖份子，必將導致崇尚人道、保障人權方的落敗。美國如此，中國民眾也是如此。

在核武禁止失控的當今現實情境下，如果伊斯蘭原教旨恐怖份子對西方世界發起核武攻擊，大家想想，未來的衝突還將是"不對等戰爭"？在此，我不得不悲觀的預言，人權與人道價值將再度被拋棄、人類將回歸野蠻，你死我活的殘酷非人道血性屠殺將蔓延於整個世界，直到恐怖份子及支持恐怖活動的專制政府被徹底清剿為止。

也就是說，無論人多麼溫文爾雅而崇尚文明，在走投無路時，他也會發怒的。由此，任何違法的侵犯人權事件都可能發生。有別於穆斯林民族，中國人天生的怯弱、犬儒、膽小怕事，這得益於兩千年來扼殺人性的儒家封建禮教的馴化，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人們永遠喪失激情與憤怒、匍匐於強權與傳統倫理。如今民眾的暴力反抗與其說是緣於崇尚暴力、輕視人權的民族傳統，不如說是絕境下的憤怒掙扎與反抗。中國民眾的處境與崇尚人權的西方人之處境是如此的相似，都在恐怖份子的淫威之下惶惶不可終日。現實已經不可迴避的向我們顯示一個清晰而可怕的危險發展趨勢，越來越多的民眾已經被迫依法炮製，與國家恐怖主義暴力手段接軌，打一場無處不在、全民抗暴的"戰爭"。

作為民間維權與民眾群體抗爭理論研究愛好者，我認為在中國當今現實情境下，我們既繼承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傳統，又要結合實際，給民眾提供更多現實可操作方法與手段，降低民眾抗爭的風險、最大限度的拓寬民眾參與空間、動員起全社會的力量，發起沒有傷亡的地下民眾群體抗爭運動。這時，人們最需要的是什麼？他們需要的是制衡於國家強權迫切需要的手段與思想方法——民間群體抗爭臨界暴力控制策略。

總結回顧將近四年的公民維權運動，我們看到，理性、非暴力、不合作民權運動[1]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同時也暴露出相當大的侷限性。在官商勾結的野蠻拆遷與強制圈地領域、在公民的政治權利參政議政領域、在信仰者法輪功成員人權侵害等等領域，不但毫無進展，而且呈現出明顯的惡化趨勢。

在定州血案、汕尾東洲血腥屠殺、鎮壓維權絕食運動之後，一貫主張提倡非暴力民權運動的學者們開始了深刻的反思與檢討，何清漣女士由此發現，甘地與曼德拉的非暴力抗爭路線之所以能夠成功，只因為英殖民的印度政府及南非政府畢竟是民主政府，"這種民主政治體制給了甘地與曼德拉一定的活動騰挪餘地，與此同時，當時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及支援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於商業利益的關係，如今的國際社會不同於當年甘地與曼德拉麵臨的國際社會，中國的威權體制也比那兩個政府蠻橫得多，公權私人化、政府行為黑社會化與暴力合法化已經成了政府行政的特點。在這種情勢下，公眾的非暴力抗爭，較之甘地與曼德拉要艱難得多。 "

確實，利益動機與核武恐嚇之下，中共政府越來越不在意國際正義與人權的呼籲，導致了國內人權狀況的日益惡化與強權政治的肆無忌憚，國內民權運動處於極端險惡的環境當中。公開透明的維權運動不僅遭遇殘酷鎮壓，還面臨著分化瓦解、分割裁製、各個擊破的現實風險。

當此情景，秉承甘地的非暴力精神，海內外民主人士、國內民間維權人士、公共知識份子做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與鍥而不舍的嘗試。人們把民間維許可權定於非政治動機、非權力目的、就事論事的對個人或群體不幸遭遇的人文關懷、人道救濟、司法援助上，希望通過官民之間的對話與妥協來達到解決具體衝突與矛盾目的。為此，人們表現出了太多的善意與良苦用心：劉飛躍先生把自己的工作室用心良苦命名為《民生觀察工作室》，而不是《民權工作室》；黃琦把維權的目標定得很低："僅僅為百姓帶來好處、爭得利益，甚至幾毛錢。"；由此，劉躍飛、黃琦等的民間協商維權在嘗試中走向正軌，為調和社會矛盾與衝突、推進國家法治建設逐步發揮日益強大的作用。然而不幸的是，這種非政治民間維權依然遭到政府的暴力打壓、粗暴禁止，《民生工作室》劉躍飛先生被政府綁架，採訪民間突發事件的博訊網記者張子霖被拘捕、丁宜發失蹤，忽傳維權網刊編輯陶君也突然失蹤，黃琦經常遭遇人身安全威脅，河南艾滋工作者李喜閣和朱龍偉被軟禁。非暴力民權運動面臨著酷的打壓、中國泛藍成員參選地方人大受挫、異議作者紛紛被捕判刑、新聞自由面臨更加嚴厲的輿論管制。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竟至名存實亡！

當此境地，我們不得不尋求民權運動與民主運動的新出路。前些天閑來無事，在社區鍛練時，發現社區內外的店舖牆壁上，到處都是"天滅中共、退黨自救" 的宣傳標語，是用紅色油墨直接印刷上去的，很難清除，人們還把《九評共產黨》系列文稿送到了我的門口。由此內心為之一振，不禁喜上眉頭，大受啟發，思路也迅速的清晰起來。在此我看到現實存在的、民眾的力量有如川流不息的地下暗流，正在洶湧澎湃的流動著，有一天它遲早將奔流而出，匯聚於河流、湖泊與大海，於風雨飄搖中將中共暴政給徹底傾覆。而他們今天的運作方式，有別於公開透明化的維權運動，把民眾抗爭的風險降低到了接近於零，作為民間自發的臨界暴力控制的手段，它已經在逐步的形成，並有效的規避了抗爭行動的風險。這正是策動民間聯動突發事件的有效資源，而現存的這種隱秘的民間社會力量，足可以錘煉成長為策劃民間群體突發抗爭的神經中樞與指揮中心。

它的特點是根植於民眾，是一種看不到的、無形的、隱秘的有生力量，沒有染上任何敏感政治色彩的，這位行動帶來了極大的方便。上了黑名單的政治人物無需與他們有任何的直接交流與對話，只需要把思想、思路與方法通過網路公開出去，任由人們基於個人理智自然會做出明智的選擇與判斷。

由此，有了這種社會力量的現實存在，人們足以在那公開的非暴力理性維權陣線之外，開闢全國性群體突發抗爭運動的第二戰場。為國內民眾反抗運動的需要，人們有必要挖掘這方面的有限資源，不斷的拓寬人們的視野，儘可能的提供各種可操作的可行性方案、抗爭哲學、行動策略。

一、甘地的非暴力思想、臺灣的邊緣暴力理論、我的臨界暴力控制策略設想
回顧歷次的大規模民眾抗爭，我們都面對著暴力下的人員傷亡，對民間群體抗爭運動的有效控制與操作方法，成了最急需又最短缺的資源。搜索相關方面的資料，找到了臺灣民主運動得以發展壯大的主要策略與思想——暴力邊緣學說 [2]。在此，與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作一個簡要的陳述與對比，以供大家選擇：

（一）、非暴力行動特點與適用範圍
◆什麼是非暴力行動:
"簡單地說，就是「非暴」以「制暴」，是人們拒絕被動服從，使用除了暴力以外的一切方法來維護和爭取我們正當權益的思想和行動。......非暴力最講究的就是對雙方實力的比較和衡量。非暴力不先幻想掌權的人會主動克制使用暴力，但非暴力的實踐表明，通過它的行動是可能使對方克制甚至被迫放棄使用暴力的，儘管他們是多麼的不情願。非暴力是一種不用暴力進行抗爭的策略和技術。" [1]

◆非暴力不完全排斥暴力：
那麼，非暴力是不是說不論出現什麼情況，我們都不能用武力？甘地這樣回答說："如果一定要在怯懦與武力中選擇的話，我建議還是選武力。舉例說，我的大兒子有一次問我，如果1908年我差點被刺殺時他和我在一起，那麼他該作什麼——是逃走看著我被殺呢，還是用武力保護我？我對他回答說，他的責任應該是保護我，即便他必須動用武力。"......"在緊急狀況下，尤其是在實現非暴力的有利條件還不很充分或者是有利的效果還沒有形成的情況下，用克制的武力方式自我保護、自我防衛是必要也是正當的。"[1]

◆非暴力行動的公開、透明、陽光性：
"非暴力反對採用暴力手段，所以它一切行動都可以公開進行，不用躲躲藏藏；同時非暴力更需要爭取廣大民眾的支持，因此，非暴力運動是公開，而不是秘密的行動。搞秘密的、地下的行動，絕不可能變成廣大的群眾運動，或鼓舞成千上萬的人民參加你們的行列。只有公開的向不義挑戰，公開的展開行動，才能促使全民參與。"[1]

◆非暴力行動的適用範圍：
由於公開組黨與結社在中國還被政府嚴令禁止，這就注定了建立在多黨文明基礎上的民主政治運動被排斥於公開行動之外，其政治風險也說明在現階段不可能發展成為民眾踴躍參與的群體運動。然而非暴力思想認為地下的政治運動不可能演變成全民參與的群眾運動是有其武斷片面性的。從地下到公開、從精英到民眾，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大體都遵循這個規律。因此，公開透明化的非暴力行動，僅僅適用於非政治動機、非權力目的民權運動。民主運動應用非暴力理論的前提是公開的組黨與結社不會遭遇監禁與鎮壓。

（二）、暴力邊緣行動特點與適用範圍：
暴力邊緣思想與策略得以貫徹實施的前提是革命的可能性對威權專制政體構成了強大的威懾，"握有權勢的貴族與富人害怕窮人的革命威脅，認定革命帶來的損失遠大於開放選舉權或增稅的損失，於是釋出部分利益以防止革命發生。當窮人一次又一次以發起革命為威脅，讓貴族一次又一次選擇開放選舉權及增稅後，政治體制也就逐漸走向民主化。"[2]

"從威權到民主的轉變無法在一夕間完成，更何況臺灣經驗展現的是非革命式的文化演化過程"[2]為預測未來民主運動可能的社會成本，發起者必須有民主企業家的頭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的調動起社會資源，另一方面又必須把產出與投入的比例盡量做大，而最根本點把無謂的資源損失降低到零。在此，有一個損益平衡的預算及可能風險的預測。暴力邊緣理論正是臺灣民主企業家的傑作。

臺灣的民主化發展脈絡：
1、威權體制下的自由化、市場化與權利意識覺醒；
2、民主思想的啟蒙與民意代表的參選：胡適、雷震的《自由中國》，李敖的《文星》雜誌，台大的《大學》雜誌，康寧祥、黃信介、張俊宏與姚嘉文發行的《臺灣政論》前仆後繼的提倡政治革新、討論民主政治於國會改選議題；
3、討伐賄選舞弊的社會力量動員與群體抗爭，"中壢國小投票所發生疑似選舉舞弊事件，民眾憤而包圍中壢警察分局，人數高達萬人，要求徹查選舉人員，更有民眾焚燒警車。"[2]；
4、暴力邊緣路線：
"1978年12月16日中美斷交，政府發布緊急處分令，延期選舉並停止競選活動。黨外人士召開會議，要求迅速恢復選舉，堅持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2]之後在高雄橋頭鄉發生了第一次的政治性示威遊行，1979年12月10日發生了美麗島派的國際人權日大規模遊行、發生警民衝突，史稱"高雄事件"，民眾群體抗爭暴力邊緣路線在實踐中產生。臺灣政治民主化運動從1983年之後以街頭抗爭路線和暴力邊緣論為主要策略，" 為了避免街頭抗爭不幸陷入暴動或革命，他們除了必須隨時在現場觀察遊行的規模與參與群眾的情緒，還得在抗爭中試探政府當局的容忍底限以尋找出暴力衝突的臨界點。作為政治企業家，他們在抗爭之前得募集資源、擬定戰略、動員參與群眾，在抗爭中評估暴力衝突的臨界點、激起和操控群眾情緒。"[2]

暴力邊緣論的有效性："當黨外陣營有能力把抗爭群眾推至激情邊緣又停在紅線之內時，群眾抗爭的強度愈大，政府回應其訴求的強度也愈高。政治民主化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抗爭和回應中發展。"[2]在此，我們看到暴力邊緣論於中國民主運動的優越性所在，以爆發革命的強大社會威懾為壓迫性策略，以此起彼伏的民間突發事件、暴動與街頭抗爭為手段，迫使中共當局在革命爆發的可能性面前做出退讓，實際上達到用和平手段完成民主化進程的目的。這是有別於公民維權運動切實推進中國民主運動的必經之路。

（三）民間群體抗爭臨界暴力控制初步設想
公開的民眾群體上訪與維權、參政議政的民主訴求，比較合適的策略正是"暴力邊緣理論"，它是對非暴力民間維權運動的提升，把運動發展到政府將要鎮壓卻還未鎮壓或無法鎮壓的臨界點上，可以收到最佳的效果。然而，暴力邊緣理論畢竟還有其侷限性，一是對政府鎮壓手段預測的誤差可能導致人員傷亡；二是民眾參與的現實心理恐懼；三是民主人士的民眾信任與社會動員力，也就是他們是否具有民主企業家的智慧、能力與責任擔當？他們是否忠誠於人民？他們是否不被政府所利用？

在此規模性民主運動爆發之前，有一個零風險的前期準備與社會動員機制，民眾在這種沒有政治風險的地下抗爭中錘煉能力、建立協調機制、形成統一指揮調配中心。為此，我提出了民間抗爭臨界暴力控制策略，以對前述廣泛存在的民間地下抗爭進行總結、歸納與提升。它將徹底擺脫中共控制、滲透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它將在一系列突發事件與爆炸性事件中鼓勵民眾的廣泛參與、動搖中共當局的執政基礎，迅速把事件擴大發展到中共當局疲於奔命、首尾不能相顧的驚人規模，最終迫使中共做出妥協與退讓，逐步推進民主化進程。（待續）

註釋：
[1]：《非暴利行動手冊》
[2]：《暴力邊緣論對臺灣民主轉型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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