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我們生產隊大飢荒記實


我家住在縣城邊(現在已經是城中)一個叫官田壩的村子裡,在「大躍進」實行軍事化管理時叫城關營同心連第四排,59年時叫城關公社同心管理區第四生產隊,現在叫嚴道鎮同心村四社。

57年「反右」之後,全國 「大躍進」,農村進入人民公社,上邊要求我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那時人們完全沒有了正常的生活和種田的規矩,一個個的小家庭變成以生產隊為單位的大家庭。所有的傢俱都集中到公共食堂,用得著的就用,用不著的就做燒火柴;所有的金屬用具除了鐮刀、鋤頭而外,連門上的釦子、箱子上的飾件都拿去大煉鋼鐵。房屋除了用作睡覺而外,沒有其他用處。甚至於住房都屬於集體的,經常叫你住哪裡就住哪裡,有些單調戶的房屋被拆除了,把人趕到人口集中的大院子裡,行動軍事化,下地幹活除了帶上農具外,還要在腰桿上別上碗筷,打破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作業界限,哪裡幹活哪裡吃飯,吃飯不離開「陣地」。
最害人的是搞「稀株密植」,高產田、衛星田,名目繁多;浮誇風盛行,糧食產量就像吹氣球那樣不斷膨脹,到處都在出高產、放衛星、萬斤田、萬斤壩,明明是減產硬說是增產。大豐收當然緊接著高徵購。

59 年春節剛過,公共食堂的糧食便捉襟見肘了,每天只能以少量的糧食維持度日,拼湊些五穀雜糧,磨成麵粉加糠做成饃,全勞力每日八兩(十六進位),次勞六兩、半勞及小娃娃四兩。全隊男女老少280多人,一天到晚就嚥著口水等吃。有時連糠饃饃都斷頓,找些餵豬的紅苕根根、洋芋坨坨煮熟,每人一湯瓢。無論大人娃兒都餓的綠眉綠眼的,一雙雙飢渴眼睛四處搜索,巴不得有點什麼東西塞進嘴裡。捱了一段時間,連糠饃饃都維持不下去了,就在一大鍋水裡攪上兩三斤雜糧麵粉,就靠這種「麵糊茶」來填充肚子。每天在食堂裡盡聽到小娃兒熬熬哭叫,扭著大人要吃的,大人們除了無可奈何的哀聲嘆氣外,別無他法。但就在這種情況下,還不准說一個「餓」字,否則馬上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社員們忍受著飢餓去出工,指望著秋收後能擺脫眼前的困境。

幸好是在春天,天氣漸漸暖和起來,滿山遍野的野菜樹木都萌發了,開花了。大家都有常識:凡是豬牛牲口能吃的野草,人就能吃。鵝香草、側耳根、水芹菜、魚鰍串、車前草、苦馬菜、野苕子、米麻花葉、槐花、脫皮籽花、野棉花等等。割回來淘乾淨,加上食堂裡打回的二兩谷面攪和在一起充飢。

那年真還托大自然的福,除了野菜野果可充飢外,有能力的還可去捕捉老鼠、摸魚、逮蛇或泥鰍、黃鱔,逐漸又擴大到捉癩格寳、蝌蚪、枇杷蟲、蝸牛、田螺甚至螞蚱、蚯蚓、螞蟻等。

好不容易熬到麥子灌漿待熟,一群餓得黃皮寡瘦的小夥伴約上我,偷偷去割田裡的麥穗。躲在河壩頭撿些水打柴生上火,把麥穗放在火苗上烤熟,雙手一搓,吹去芒殼,一把塞進嘴裡,那香噴噴的滋味,我敢說只有我們經歷過糧食關的人才享過這種清福!吃飽了,個個臉、嘴、手都黑黢黢的,真像個活鬼,互相戲謔著,慶幸這下餓不死了。

小春終於收成,大家以為可以把命逃出來了,這時,上面宣布:「先國家,後集體」——徵購糧交完後又沒有糧食了,仍然喝麵糊茶湯湯,於是伸長脖頸望大春。

在玉米地裡壘埂子栽紅苕籐時,剛打蔫頭,起「麻索子路路」的玉麥苞苞掰來就下連核核(hū)啃,紅苕籐的尖尖也往口裡塞,大家都學會吃生的,不管生瓜瓜、生豆豆、生茄子各種蔬菜都能吃,就像牲口一樣見啥吃啥。收拾莊稼時,大家還是掰玉米吃玉米、挖紅苕啃紅茹、割穀子嚼穀子,當然只能生吃,不敢拿回家,一是在家做吃的不方便,因為根本沒有炊具;二是監管很嚴,根本沒有自己支配的時間,而且一旦被發覺,還要挨打受辱。曾經有個叫蘭潘氏的老娘子揣了些穀子回去,在深夜裡用砂鍋炒干,用手磨子磨去外殼,還沒吃進口就被幹部發現,收繳了手磨砂鍋,砸了爐灶,還弄去跪打。

高徵購下的秋收最後也沒能讓大家吃上一頓飽飯,接著又是反右傾,反瞞產私分運動。上頭到處都在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社員們每天都把收起來的穀子運到縣倉庫堆放,在縣倉庫晒壩頭翻晒,曬乾後立即收入縣倉庫。有時陰雨天收起來的穀子晒不干,就在食堂用大鍋炒、炕,連夜趕交公糧。當時的最高指示具體明確:「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吃稀,代以瓜菜……」所以就在收割莊稼那半個多月吃過干的,而且都是按勞力等級定量供給。等到「集體利益服從國家利益」之後,就只剩下些間種的五穀雜糧和風桶尖上的二倉秕谷作社員的提留糧了。

天,是風調雨順的天,地,是肥得流油的官田壩,可上邊說我們遇到了特大的自然災害!灌了半年的麵茶湯湯,人的營養嚴重缺乏,體力嚴重透支,水腫病終於擋也擋不住地來了。先是走不動路,接著是起不了床,一個個由皮包骨頭變成了黃腫爛熟的大頭和尚,眼睛腫得瞇成一條縫,雙腿像木頭棒棒,小腿上一按一個深窩。山上壩頭的土地幾乎都丟荒了,全縣各公社普遍出現了餓死人現象,公社終於辦起了臨時腫病醫院。城關公社的臨時醫院就設在我們官田壩的大四合院裡。處方很簡單:麥麩子、細米糠、玉米和黃豆麵粉再加點兒紅糖蒸成糕,切成一兩重的小方塊,取名叫 「紅髮丸」,一經服用,簡直是奇效!連服幾天水腫便消退了。可是水腫病人太多,而醫院太小,整個四合大院全部用晒墊擺滿了地鋪,最關鍵是「藥」少,供求矛盾尖銳,只好減「藥」減人。水腫稍輕的還住不進醫院,住進去的稍有好轉便強令出院,出來兩三天又復腫,當時有「三腫三消,四腫翻撬」的諺語,進出連番四復,最後還是拄著杖進去,橫起抬出來——變成了屍體。
那年冬天,公共食堂裡也在到處找尋些能代替吃的東西,青菜、厚皮菜加糠面就是最高級的食物了,可惜就是供不應求,剛到初冬就菜根菜芽都摳光吃盡了。食堂又從縣倉庫裡運來粗糠,加上玉米核核,經炒、炕後磨成面,或者是用玉米殼滲上石灰水,浸泡幾天、搗茸,撈去粗纖維,過濾成粉,多是石灰沉澱物,加上米漿,做成米豆腐,一斤米能做18斤米豆腐。無論怎樣變著花樣吃,也總是解決不了飢餓問題,別的食堂還想出了新招,用人尿加清水,晒上兩週,待水中生出青苔,取名叫小球藻,就以這種尿水來充飢。我們食堂則把能走動的人派到山上去挖蕨雞根、粉葛根、牛馬籐、岩板花根來濾粉、和著糠吃。

最殘酷的時刻終於來臨,59年冬天,公共食堂無法維持,斷炊了!家家都開始死人了,今天這家死一個,明天那家死一個,多是壯勞力。那時死了人都沒有哭聲,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了,個個都站在死亡邊沿,不知何時便輪到自己。許多人嘴上都叨念著一個最高理想:能吃一頓干飯死了也值得!

那年冬天,我在縣城「二完小」上六年級,雖然餓得足粑手軟、皮包骨頭,但還在堅持上學,老師們一個個不是面黃肌瘦就是浮泡腫臉的,儘管他們每月有18斤口糧供應,也還是不夠身體的需求。缺課的同學一天比一天多,全班50個同學,除了有1/3屬居民戶口的在堅持上學外,農村的幾乎都餓得不能上學了。就在那年冬天,我們班也餓死了五位同學,一個叫蘭術生,是個高大結實的胖娃,他與我同一個生產隊,在他爸、媽、叔、嬸都先後餓死沒幾天,他也餓死了。還有同隊的蘭瓊芸同學。家在五隊的鄭登瓊同學,在到五里山挖蕨雞根的路上餓得倒下去就再也沒有站起來。另外兩位一個叫王文珍,一個叫謝少全也是在那個冬天餓死的,他們都才十一、二歲,應該是朝氣蓬勃的少年,卻走完了不該走完的人生路!

在那個恐怖的冬天,山上壩頭凡是能吃的野菜、野果、昆蟲都吃光了,連最賤的鵝香草都長不贏人們對它的需求。到處都是一片赤地,稍有點草芽剛出土,即被飢餓的人群爭著拈光了。我們隊裡有個五六歲的娃娃叫徐元康,他爸、媽、哥都在那個冬天餓死後,他餓的走不動了,就倒在田壩上歪著腦袋去啃那一點點的草芽兒,一直啃到斷氣後才被人發現。

在那個恐怖的冬天,人們飢不擇食到了難以想像的程度,又發現了些能「吃」的東西——樹皮,榿木樹、樺樹、枇杷樹的皮,觀音土,還有用作肥料的菜籽油枯,皮口袋、皮箱、皮撮箕、皮帶、皮鞋等。

各種樹皮當中,最好吃的要數枇杷樹皮了,它的苦澀味淡些,又有糍性,顏色呈高梁色,把它舂磨和糠面做成饃,大家打精神牙祭稱之為高梁饃饃,叫觀音土做的是粉子饃饃。說起那個觀音土,白裡帶點黃,吃進口像糯米樣糍粘粘的,不含沙不踮牙,不苦不甜的白味,手感細膩,可就是絕對沒有營養,餓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口大口往肚裡吞,結果消化不了,墜脹難受,又拉不出來,好些人就這樣讓泥巴砣砣給脹死了。那樹皮和糠做的饃饃,吃時要克服它苦澀麻辣及說不出的怪味,拉的時候蹲幾天幾夜都拉不出來。用手去摳,用竹片去掏,整得鮮血直淌。飢餓又加上這樣折騰,哪有不死的!還有的人真的不想活,實在餓的受不了,就把潤膚的凡士林衝開水喝,把蠟燭、肥皂啃來吃,把蓖麻籽炒熟吃,吃了以後,上吐下瀉,死得更快。

還有好些人是沒被餓死前而被打死的。那時村裡都豢養著幾個打手,他們吃飽了就背著槍到處巡查,發現哪家房子上冒煙了,便衝上門去砸鍋砸灶。上院子的幾個社員因為扯了點油菜來充飢便遭到吊、跪、打,受過毒打的也較普遍。有去偷菜的,偷吃莊稼的,偷豬牛的,偷剛播在地裡浸過農藥、大糞的種子的,去撬保管室門的,偷食堂饃饃的,總之都圍繞一個「吃」字而受盡凌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樹德堂的院子裡,有幾個社員冒死去宰殺耕牛,被發覺後,把他們四個人押在四合院天井中站起,打手石開泰手握一丈多長、茶杯子粗的鐵頭子金竹竿(院裡原來做過粉條,有許多晾粉竿),氣勢洶洶的站在廊檐下,揮動竹竿,風聲嗚嗚響,猛朝天井中的人劈去,兩人立即倒地,張著嘴,半天叫不出聲來。接著又選好角度劈向還沒倒的另兩個人,全都倒後又喝令站起來,再打,直到把竹竿抽成光刷刷又另外換一根,一直把四人打得再也站不起來爬在地上奄奄一息才罷休。那當場喊「石爺饒命」的求饒聲、淒厲的慘叫聲,圍觀群眾的嘆惜聲,小娃娃的嚇哭聲,幾十年來一直縈繞在我的耳邊。另一種刑法是吊「鴨兒子浮水」,一個當時才 15歲的小夥子王富清,打手用細麻繩將他吊起後,還在背上加一個百十斤重的石頭;有個婦女吊起後,還被脫下褲子,用蕁麻抽下身,用極其下流的手段凌辱人,他們的想像力很豐富的。同心五隊的孤兒艾雲華(現在縣福利院)的母親周國勛,當時才30歲,就是被打手丁××用鋤把捅進陰道戳死的。還有一種刑法就是把偷牛的人代替牛來耖田,大冬天,脫光了身子拉上犁頭耖田,走不動就打。我們隊被打死的人有徐明忠、宋金選、楊升安、王華劍。全縣飢餓又挨打死的就不知多少了。死後還背上「偷賊」的罪名,說被打死的是壞人,來標榜其打人的合法性。其實被打死的都是一貧如洗的好社員,當時稱為貧下中農,階級兄弟。成分不好的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早就整怕了,寧餓死也不敢去偷。但我敢斷言在農村凡是活下來的下層人沒有一個沒去偷吃過莊稼的。死去的人蒙冤含垢,活下來的人何嘗不是蒙冤含垢呢?那時的情況就是全民皆「偷」啊!

三年的大飢荒中,我們這裡從59年冬到60年春是死亡的高峰期,一條大路從我們生產隊通過,這段時期每天都看見鄉下逃荒的人經過這裡,走不動了,倒下去便死在路上。從北門口到飛機壩這段路僅一公里。一天都要倒下幾個,又沒人及時收屍。在北門口那條小街上,住著五、六、七三個生產隊(當時叫大三隊、小三隊),每天一輛架架車專門拉屍體去倒都忙不過來,劉萬壽家一家五口就死去三口,他父親死在床上十幾天才輪到拉去倒在黃沙壩河邊上。

四鄉山區各公社的死人情況比我們城裡更慘,一家一戶死絕的也不在少數。復順公社的太陽彎生產隊幾十戶人幾乎死光。我的同學方聯森說,他60年到三合鄉去,親眼目睹了在一個住有五六十人的大院子死得清清靜靜的,長期沒人掩埋,那些先後死去的屍體橫陳豎擺,各具慘狀:有背靠大門枋,眼巴巴站著死去的,有橫擔在門坎上,伸出手作吶喊狀的,有蹲在牆根的乾屍,有母親抱著嬰兒死在床上的,有剛死不久被老鼠掏去眼珠、咬得血淋淋的,有死後被人割了屁股肉的。在烈太公社共和隊我叔叔杜國林家,一天就餓死三個孩子。另一個親戚叫楊仕芸,當時才一歲多點,她媽已經餓斷氣了,她還在身邊吮奶,幸好命大被家人救起,現在已四十多歲了。

到後來,那些死在路邊上的人,晚上就被割去身上的肉,我也親眼看見過在小壕頭路邊上,兩具男屍被脫去褲子,從臀大肌到腿肚子的肉都被割走了,露出青紫色的刀痕。吃死人的現象很快播及開來,雖然餓死的人只是皮包骨頭沒多少肉,但比起吃觀音土來要強多了。倒在路邊上的屍體吃完了,就去吃傾倒在河邊上的屍體,甚至有些埋在土裡的新屍都被挖出來刮去了皮肉。鄰隊丁×氏的孩子剛死,她便悄悄宰割煮著吃了,大家都知道這事。她存活下來後,一直帶著內疚沈重的心情鬱鬱生活直到去世。在太平公社還發生偷吃別家活娃娃的事。

如果說57年的反右運動改變了人的大腦思維功能而三年的飢荒則改變了人的胃腸生理功能,在62年省檢查團來這裡檢查時,看見到處都是馬屎而又無一匹馬,後才搞清楚那是人屎不是馬屎,因為長期啃樹皮草根,人的胃腸生理功能都蛻變到馬的生理功能了。

在我國歷史上雖也有「易子而食」的記載,但那現象是偶然的,局部的,時間是短暫的。因為東方不亮西方亮,災民去逃荒有地方可逃,而我所經歷的發生在當代的這場浩劫,其地域遍及全國,時間長達三年,餓死人數空前。據載,全國死亡4000多萬人中,四川就佔1000多萬。我們滎經縣因死亡比例最大而震驚中外名垂青史!據縣裡有關統計,全縣58年加上外來人口近12萬人,62年後統計只剩5.7萬人,死了一半。我們隊還算好的,才死1/3。遺憾的是至今都還說的是三年自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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