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六四三週年的時候，那時還沒有如此發達的網路，通信還無法如此迅速，不同的聲音發出來還非常困難。圍繞六四，儘管已經過去三年，但是不同的聲音，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追求仍然在持續對抗和爭論。由於我在八九六四前就已經來到德國，並且在八九年底作為第一批留歐學人訪問了臺灣，因此逐漸在海外有了一些熟識的媒體。身在大陸的許良英老師，當時經常通過信件和友人給我帶出一些信息，並讓我在國外協助發表，以讓海外的人更多地瞭解六四的真實情況。這篇化名為"陸仁"的文章就是當時由友人輾轉帶到海外，由我幫助發表的。現在，時過十五年，六四也進入了十八週年紀念日，鑒於當時的傳播有限，文章中提出的問題重要，所以我在友人的建議下，再次拿出來發表。
促使我再次想到這篇文章，拿出這篇文章重新發表的是，最近居然有一些人，突然提出六四問題不能解決是因為那些被鎮壓、被迫害的人一直充滿仇恨，不能寬恕，更令人注意的是在澳洲和紐西蘭居然有一些人提出要組織一個"和解智庫"，推出一個"和解"的論壇。這真是匪夷所思！本來"和解"這個提法，即便是專制者主動提出都是極其虛偽和居心叵測的，因為專制者要做的是認罪，要接受的是被審判。然而，現在這個"和解"居然是由一群自稱為"自由派"的"知識份子"提出，這就更令人厭惡和噁心了！
現在我重新發表這篇備忘的文章，是想說明，我們和他們的追求不僅現在不一樣，而且在九二年、八九年就不一樣。這個不一樣甚至可以溯源到七十年代，包括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從我們走向生活、走向社會就有根本的分歧。這個分歧就是對專制者的態度和感情不同。我們不愛共產黨，不愛極權專制者，我們不想從他們那裡分一杯羹！說到底，最根本的分歧是，我們追求的是另外一種生活方式！
然而，更值得思索的是，從筆者九零年開始激烈地抨擊黨文化以來，在八九年六四後產生的海內外的所謂"異議人士"中，不但沒有得到積極的響應，相反卻是仇恨和孤立。
從根本上摒除黨文化，形成一個運動是在零四年——法輪功學員們被殘酷鎮壓五年後，大紀元報發表了《九評共產黨》，明確地提出要清理黨文化，徹底拋棄共產黨。八九運動十五年後遭受鎮壓的知識份子沒有能夠明確提出的，因法輪功被鎮壓的知識份子在五年後走出這一步，並且一經走出來，就如精衛填海，義無反顧、不可阻擋。
這個事實再次令我看到，產生這種根本變化的原因是信仰的改變。而這種信仰的改變，它現在也使一般民眾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某些所謂"異議人士"充其量只能說是共產黨內部不同派別中的不同意見者。自從共產黨建黨八十六年來，無可辯駁地為我們留下來的歷史事實是，共產黨中沒有一個派別是光明的、乾淨的！只有那些仍然還對共產黨有感情的人，才會否認或罔顧這個事實，在那裡為我們分析以後的共產黨中的某派可能變好！
或許我們無法讓那些始終和共產黨統治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的，始終垂涎於共產黨權力的人改變，但是我們能夠做的是，套句他們老祖宗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中的說法，在紀念六四的時候，讓更多的民眾看到，過去幾十年在他們屁股上打下的、深深的"共產黨印跡"。在他們再次向專制者獻媚，宣揚對獨裁者和解、寬容的時候，將肯定到處遭到積極推進退黨大潮，積極清除黨文化的民眾的嘲笑和拋棄！
2007-5-31德國埃森
附：
一九九二年臺灣出版全球發行的《中央日報》發表的陸仁文章和筆者當時給中央日報的信。
誰在詆毀"八九"民運
—陸仁—
編輯先生：
這篇文章是我的老師，北京的一位十分著名的教授輾轉託人帶給我的。他委託我設法在海外發表，以便使海外人士能聽到在大陸的另一種聲音。作者是一位年輕的學生，六四後坐過一年多監獄。我認為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是重要的。它表明在大陸一批有獨立人格的，在精神上已擺脫共產黨奴役的知識份子在成長。在爭取民主的進程中，《中央日報》是少有的敢於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報刊，因此我把此文寄給您們，希望得到您們的支持，以不負我師所望，不負那位為民主坐過監獄的青年志士所望。
順祝
祺安！
德國《萊茵筆會》揚人
誰在詆毀"八九"民運
—陸仁—
中共當局無視國際公認的人權準則，血腥鎮壓民主運動，根據思想和言論對要求民主的學生和知識份子治罪，並對這些"良心囚犯"進行迫害和虐待。這種嚴重踐踏人權的行徑，理所當然地受到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我強烈呼籲國際社會進一步向中共當局施加壓力，迫使其尊重人權，釋放因思想和言論而被關押的人，改善政治犯和刑事犯的待遇。
遭到中共當局虐待的政治犯中，被判十三年並被關押在條件極其惡劣的北京市第二監獄，目前身患肝炎卻得不到醫治的王軍濤，是引人注目的一位。海外不少人士把他尊為"民運領袖"，有人稱他為"中國大陸民主主義思潮的代表"。王軍濤因思想和言論被中共當局處以重刑，這是事實，但王軍濤真能稱得上"民運領袖"和"民主主義思潮的代表"嗎？近日讀到王軍濤一封自獄中發出的信，覺得這是對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
這封信是王軍濤於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二日（即他出庭接受宣判的當天）寫給兩位律師的信，也許早已在海外發表了，但筆者日前才看到。我覺得，這封信集中地反映了王軍濤的心態，有助於眾多關心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人士進一步瞭解王軍濤。
首先看看王軍濤對"六四"的態度。中共當局悍然動用六十萬大軍，血腥鎮壓要求民主改革的和平示威者，釀成了震驚世界的"北京六四慘案"，並大肆搜捕參加民主示威的知識份子和學生；特別是，這起慘案發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發生在改革開放十年後，發生在首都北京，製作這起血案的元凶，理所當然地是人類的罪人。但王軍濤在信中說："其實，老鄧也罷，李鵬也罷，至今我不做結論。"這真讓人費解，如果因為此信寫於獄中，不便公開譴責劊子手，不提他們也就算了。為何非要提到卻又"不作結論"。細讀上下文，方才恍然大悟。因為王軍濤"似乎很敬重父輩"，因為"他們在他們的時代，有比我們更虔敬的獻身精神"，儘管"我面對的正是他們的處置。"這就是王軍濤"不作結論"的原因，其實結論早已經下了；他"敬重""處置"他的"父輩"。而這種"敬重"是因為"父輩""虔敬的獻身精神"。按此推理方法，中國人民該敬重製造了"南京大屠殺"的日本戰犯，因為他們是"真誠地"為了"大東亞聖戰 "；猶太人該敬重發明"焚屍爐"的納粹黨徒，因為他們真誠地想"消滅劣等種族"；中國的知識份子更應該感謝毛澤東，因為他發動歷次政治運動，是真誠地希望知識份子"脫胎換骨"！對劊子手，他確實能夠"寬容"的："中國政府並不嚴厲地處置這類良心的判斷"。不知道什麼樣的處置才夠得上王軍濤的"嚴厲"標準，莫非真如王震講的那樣，把民主運動的參加者統統流放大西北，把"民運領袖"處死和終身監禁才夠格？以武裝到牙齒的軍隊對付和平示威者，把表達自己思想的知識份子處以重刑，這還不算嚴厲？
王軍濤信中聲稱："我不希望中國背八九年這個包袱"，"不要只看到個人的恩怨"。讀著這些冠冕堂皇的詞句，使我非常驚訝，乃至憤怒！中國人民為了爭取民主和自由，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包括犧牲，"六四"慘案即為一次沉痛的犧牲，每一個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中國人，都應該把 "六四"銘記在心，當然不是為了復仇，而是激勵自己和同道繼續努力的精神支柱。王軍濤卻說什麼"不希望中國背八九年這個包袱"，並把民主與專制的對壘輕描淡寫地化為他們幾個人與當局者的"個人恩怨"。口口聲聲要"讓死者安息"，不知王軍濤這話如何說得出口！
其次，看看王軍濤對於民主運動的態度。在這封信中，王軍濤隻字不提"民主"，將"八九民運"稱之為"八九年那樣的軒然大波"，說他"並不認同這個'運動'的方式"，對它的駁雜的內容，"也很難苟同"。眾所周知，"八九民運"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要求推進民主改革，要求行使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其主旨是非常明確的。
王軍濤對此都不贊成，那麼他贊成什麼呢？在信中，他說："我不贊成在一個危急關頭以公民利益為理由，把祖國引入一個風險巨大的困境中，而希望理性、善意，合法負責地行使權利"。好漂亮的語言！難道"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們不是在理性、合法負責地行使自己的權利？三千多學生進行長達七天的絕食，只希望當局者承認他們有進行和平請願的權利；軍人發出的"達姆彈"已打中身邊的人，大家還在天真地想，是橡皮子彈吧；在逃避追捕時，學生們還在勸因目睹屠殺而憤怒的群眾"不要仇視軍人"；凡此種種，都是鐵證！
王軍濤在信中說，"當我們追求自己的正義時，一定得考慮老百姓"，因為"這個國家稍有波動，在社會底層，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傾家蕩產，餓死、病死"。難道追求正義是屬於某個人或某些人的，而不是廣大人民所要求的正義？至於統治對腐敗無能造成人們流離失所的慘狀，當然得由當權者負責，而不能有民主運動負責！毛澤東曾把"大躍進"造成兩千萬人餓死的罪過歸之於"老天爺"和"老大哥"，李鵬也把所謂"治理整頓"造成的經濟衰退，諉過於所謂"動亂、暴亂造成的損失和帝國主義制裁的影響"。王軍濤這樣寫，可能是出於善意的考慮，但實屬不明智，這樣豈不正中李鵬的下懷？
再看王軍濤對知識份子的態度。王軍濤在信中宣稱，"那麼多運動的領袖和發起人在面對後果時，不敢負責任，詆毀運動 "。我自己曾是"八九民運"的積極參與者，也曾被中共當局關押過較長的時間，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王軍濤的說法沒有事實根據。在因參加 |"八九民運"而被中共當局繫獄的知識份子和學生中，表現最差者，如劉曉波、李盛平這樣的極個別人，也僅是把自己所幹，所知之事講出來而已，並無捏造事實，陷害他人之事發生。中共當局並非不想搞一次類似於"國會縱火案"、"莫斯科審判"的假案把戲，只是因為知識份子和學生都拒絕"合作"，又迫於強大的國際壓力，才使他們放棄了這種"如意算盤"。尤其應當指出的是，在過去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知識份子出於王軍濤所"敬重"的"虔敬的獻身精神"，拚命羅織自己和他人的"罪狀"，使當權者殘民以逞的陰謀一次次得逞；改革開放十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經歷了思想的解放和心靈的覺醒，對中共所發動的政治運動進行抵制；"六四"之後，除錢學森、何新等極個別敗類之外，知識份子普遍拒絕與當局者合作。但就是在這巨大的進步之時，王軍濤去胡扯什麼"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道德水準的頹喪"，還指責什麼知識份子，竟然只有那樣少數的人面對審判可以平靜地說出自己的良心判斷，這在人類政治史上是不多的，特別是考慮中國政府並不嚴厲地處置這類良心的判斷。
王軍濤是一九八九年十月被捕的，在逃往時他曾得到許多人不計利害、生死的幫助，他理應對實際情況基本瞭解，但他卻得出了這種反歷史的荒謬結論，他這才是真正的"詆毀運動"，詆毀覺悟了的中國知識份子，詆毀覺醒的民族精神！
最後看看王軍濤對自己的態度。王軍濤在信中聲稱，"本來我不該在法庭上為運動中不該我負責的事情和觀點辯護"，只是因為，"那麼多運動的領袖和發起人在面對後果時，不敢負責任"以及"那些死難者無法為自己進行任何辯解"，而"那些活著的同道不敢為他們辯護"，"決定利用我的機會為他們合理的辯護"，以讓死者覺得，"在他們灑下熱血的土地上，仍有同胞在最困難的處境下，不避風險，仗義執言"。他在信中說"為大量的證言的內容吃驚"，"當某些言行是帶來懲罰的原因時，我願承擔；一俟它們成為榮譽或帶來利益時，我將還歷史本來面目，還給應有者！"
筆者之所以不嫌煩瑣，大段摘抄王軍濤的話，是為了讓讀者看出，王軍濤在此信中是如何極力向當局表白自己是無辜的，是在代人受過；是如何巧妙地藉機貶損他人，抬高自己。在信中，他說他曾為反對領袖的合法權利辯護，而隱含的內容則是表白自己，"我不反對領袖"。更值得深思的是，王軍濤聲稱"我很看重人的精神是否有貴族格調"，"我面對鏡頭，不能留下不好的印象"，從中我們可以嗅出一些政客的市儈氣息來。
王軍濤曾因參加"四五運動"和"民主強運動"而聲名大噪，據說他要做"毛澤東"，甚至連舉手投足的姿態都學毛的一套，從一九八八年秋季即到處鼓吹"新權威主義"，說什麼"中國的老百姓就是希望能恢復秩序，在沒有秩序的生活中受不了"，"要中國人民作整體選擇，它不一定接受現代化"，"讓每個人自己抉擇的話是抉擇不起來的"，"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如果交給全民公決，結果是不利於這個民族發展的；在現在的中國如果搞民選，民選的這一部分官員絕不比政府任命的官員更清廉，可能更腐敗。（參見王軍濤"中國當前需要行政權威"，《國情研究》一九八九，三月，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出版）
學生民主運動爆發後，王軍濤不再宣傳"新權威主義"，也投身於民主運動。據我所知，在"八九民運"中以及在其後審判過程中，王軍濤對整個民主，對其參與者和代表，並不是很負責任的。
主張在中國實行新權威主義，投身民主運動卻不讚同其內容和方式，只不過想藉機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王軍濤被崇敬為"民運領袖"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僅此一端，即可以想見中國的民主事業絕不會一蹴而就，必須經過長期艱苦卓絕，堅持不懈的民主啟蒙運動，才能成功。
最後，對所有因"六四"和其他思想，言論而蒙難的人士，表示我由衷的敬意，並籲請國際社會，對他們的處境進一步予以關注，加強對中共當局的壓力，迫使其遵守由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並以此原則對待中國的老百姓，不可踐踏人權。(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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