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胡適的知人論世

作者:胡頌平 發表:2007-06-26 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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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正因為是「晚年」,而且又是「談話錄」,《胡適之晚年談話錄》才別具價值。中國人向來認為人到了一定年齡就「從心所欲而不逾矩」,談話不像口述那麼正規,所以這種隨意的方式處處將胡適的真性情「口述實錄而立此存照」,一個真實的日常生活化的胡適就這樣慢慢走近讀者。

胡適在談話中臧否了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民國學人。這些在書中俯拾皆是的回憶或描摹都是從一些細節出發的,也許正因為情景的刺激,而讓述說者記憶深切。在1960年6月2日,胡適說:「郭沫若這個人反覆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間,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請我吃飯,還請郭沫若作陪。吃飯的中間,徐志摩說:‘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談古代思想問題,題目忘了),胡先生很賞識。’郭沫若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的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

1961年4月30日的談話中,胡適說:「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邊認過130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他本來是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1950年在檀香山買了3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裡都裝滿東西,裝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日留起長鬍子,也是不肯花剔鬍子的錢。」

晚年胡適在臺灣經常遭遇一些批評,比如有人在文章中這樣寫道:「胡適先生不是單純個人,他是一大學派之老領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長,門生、故吏、新吏極多。如是成為偶像,而此種偶像極盛,乃以前大陸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因地盤狹小得到了臺灣了,如是便成一種有形的或無形的壓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為道,非胡先生之學不為學,非胡先生之方法不為方法。」胡適僅僅說了句「批評也有批評的風度,但不能輕薄」。胡適晚年曾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觀點,因此在對待批評時總不乏一種平和理性的風度。

而在批評胡適的陣營中也不乏「前恭後倨」的例子。1962年胡適逝世前夕,曾隱諱地批評了某某「這個人有自卑感,又有優越感。有自卑感的人一定也有優越感,喜歡擺臭架子」。胡頌平在這一天的「談話錄」後加了兩則史料,用以指出批評者的「知行分裂」。一則是徐復觀在《民主評論》上批評胡適的一個演講的選段:「胡博士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是東方人的恥辱。我之所以如此說,並不是因為他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過去的,更不懂現代的。而是因為他過了70之年,感到對人類任何學問都沾不到邊,於是由過分的自卑心理,發而為狂悖的言論,想用誣蔑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因為得點殘羹冷炙,來維持早已摔到廁所裡去了的招牌,這未免太臉厚心黑了。」

同樣的一個徐復觀,在1958年4月22日給胡適的信中這樣寫道:「五四運動之偉大歷史貢獻,將永垂不朽。先生在學術上所以領導群倫者,不僅為個人在學術上之成就,而尤為知識份子精神上之象徵。凡偶有文化之爭,先生不必居於兩造者之一方,而實為兩造所共同期待之評判者。五四時代之文化鬥士,必須化為今日流亡時代之文化保母。」要求一個人完全知行合一或者人如其文確實有點困難,孔子也強調聽其言,還要觀其行。但在如此短暫時間內呈現兩副面孔,而且又出現在一個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身上,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書中很多章節涉及胡適作為一個學人對「道問學」的體悟,從這些談話可以發現胡適的那種學術上孜孜以求的考據精神。胡適與胡頌平之間的一答一問,似乎讓我們體驗到傳統的教育方式的回歸。用《中庸》裡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來描述胡適作為一個學者的形象似乎恰如其分。

臺灣學界在今天能夠成為華語學界治學之翹楚,與當年像胡適這樣的大陸過去的學者篳路藍縷之功不無關係。尤其是在當年黨治的氛圍中,如何掙扎出學術自由的一條窄路,保衛學者研究相對的自由和自主,確乎是攸關民國學脈存亡絕續的大事體。身為臺灣學術界之堡壘的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自然是當仁不讓,要扮演「過河卒子」的角色。在1961年12月28日的談話中,胡適說:「民國以來的主要兩個人,一位是孫中山先生,他的史料都在國史館裡;還有一位是蔣介石先生,他的史料誰能看得到?說到研究‘匪情’,資料在哪裡?此間連大陸上出版的書籍都不許進口,叫人怎樣去研究?譬如‘五四運動’,我是其中有關的一個人,但此間人家寫的五四運動的文章,我連看都不要看,他們只有黨派的立場,決沒有客觀的判斷。」

為人、為學,包括短暫的「為政」,胡適始終堅持一個「不苟且」的較真態度,這種態度一以貫之在他的人生歷程。也許從他1933年發表在《獨立評論》上的這段話可以窺知到胡適的真性情和真關懷:「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到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態度,更應該在立說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後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可以出之於口,筆之於書,成為‘無所苟’的政論。」胡適的一生基本上都遵循著這個準則。



来源:《胡適之晚年談話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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