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陳慕涵，是澳洲的一個中醫師，也是在大陸長大幾年前移民到澳洲的。和王曉丹的爸爸一樣，我的媽媽也是一名法輪功學員，因為信仰她現在正被關押在上海市女子監獄裡。今天我就想和大家說說她的故事，因為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我的媽媽生於1949年的上海，這就說她的一生都是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度過的。在她很小的時候，我的外祖父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死在監獄裡。我外祖母的雙親也因為地主身份在土地改革時候在農村被折磨死了。 這些事情造成了我們家一家人謹小慎微的性格。我媽媽說，家庭成分問題使她童年和青年時期的生活一直非常壓抑。她沒有機會上大學，18歲就做了知識青年下鄉插隊了。
她下鄉的地方是江西，和上海相比一個非常窮困落後的省份。離上海只有十幾個小時火車的距離，但是後來我媽媽為了讓我能有好一些的受教育機會，把戶口調回上海用了幾乎二十年的時間。
我小的時候有個印象就是媽媽經常在聽美國之音。在那個時代，在江西，這大概是瞭解中國以外的世界的唯一途徑。媽媽有時候還會和我說，希望我長大了能出國去，因為那裡更注重人性。
1997年，我們開始煉法輪功。那時候，我正在讀大學，媽媽已經在上海的一家證券公司做會計。多年的艱辛生活總算告了一個段落。媽媽每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在外灘的一個煉功點煉一個小時，從那時候起她在單位裡做的年度體檢全部項目都是正常。但對於她來說，更重要的是法輪功給了她一個答案，就是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1999年對法輪功的鎮壓開始了，我們失去了煉功的環境。周圍的功友有的被抓走了，很多失去了聯繫。
幾年後我移民到了澳洲，後來媽媽也移民到了香港。那時候，《九評共產黨》已經問世，媽媽在電話裡跟我說：「《九評》寫得太好了。」我想，作為一個吃盡了共產黨苦頭的人，我媽媽這樣的評價實在是有感而發。然而，在她終於到了香港，一個更注重人性，也能自由煉功的地方時，她卻選擇了重回大陸。
「我的朋友裡還有那麼多不理解法輪功，我想想他們就著急。」她在電話裡說。
我勸留在香港，因為那樣更安全，我說：「香港有很多大陸遊客，您在這裡可以給他們發真相資料。」但她說：「不，我要回去，我的使命在上海。」
媽媽以前和我說話的時候從來不用「使命」這樣的字眼，我知道她是認真的。我尊重她的選擇。
半年以後，媽媽在上海被捕。今年2月她被判刑三年，證據是從家裡搜出的159張《九評共產黨》光碟。九個月裡，我為她請的律師只見過她兩次，也沒能討論案情，因為直到開庭前三天律師才第一次看到案卷。在法庭上，她對法官和檢察官說：「我早已經把死生置之度外。可是，我一直是一個奉公守法的良民。今天我站在這裡接受審判，是這個國家的悲哀。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能拿出自己的良知。」
媽媽還是被送進了上海市女子監獄。一週後，向來身體健康的媽媽突發重度高血壓，血壓高達210/110毫米汞柱。我打電話給監獄問情況，對方什麼也不說。有一次竟然在電話裡給我放了惡毒謾罵法輪功和法輪功學員的洗腦錄音。我想，強制的洗腦和獄警的變態因該是媽媽突發高血壓的原因。
有的時候，我很為媽媽難過，因為她這一生已經吃了太多的苦，到了快60歲的時候又被關進了監獄裡受折磨；但更多的時候，我為她高興。因為她這樣一個一生都是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度過，從小接受洗腦教育的人最後終於有了自己堅定純正的信仰，並因此跳出了共產黨給他們這一代人設定的圈套，達到了無私和無畏的境界。我為有這樣的媽媽感到無比驕傲。
藉此機會，我還要向所有幫助過我媽媽的人表示感謝。在我媽媽被捕後，澳洲的幾十個聯邦議員都給我寫信表達了同情，並致函外交部表示關注我媽媽的案子。尤其要提到的是澳洲的兩個參議員，民主黨領袖Lyn Allison和塔斯馬尼亞省的綠黨參議員Christine Milne。她們曾經致函中國駐澳大使表示對我媽媽的關注，並質詢外交部對此案的做法。還有影子外交部長麥克蘭，在我最近收到的信中，他說：「工黨不認為和中國嚴厲地討論人權問題會有損澳中兩國的關係。我們把這樣的討論看作可持續發展的與中國的雙邊關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最最讓我感動的是澳洲外交部的部長級官員、議會秘書亨特先生。在我覺得最艱難無助的時候，是他的幫助讓我媽媽在監獄裡的情況得到了切實的改善，讓她在被綁架一年以後終於有機會見到自己的親人。他讓我知道了真正有良心的政治家是怎樣的。
我媽媽的故事就講到這裡，希望能讓你們對法輪功學員和他們所作的事情有所瞭解。謝謝。
陳慕涵
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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