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這個黨是很難救了」，不但粗線條地勾畫出了這個黨所面臨的種種危機，而且也折射出了「護黨派」內心深深的失望。類似的感嘆，又何嘗不曾縈繞在我的腦海？我在21歲那年，也就是在當兵的第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榮立軍功，一度滿腔熱情為之奉獻著青春、熱血和智慧，可當一浪接一浪的狂潮向我扑面襲來時，我不能不心底暗問：這，難道就是我為之奮鬥過的那個政黨？
不說別的方面，單看這個黨養著什麼樣的奴才，「這個黨是很難救了」，也並非就是一個經不起推敲的判斷。
正如我在《腐敗到怎樣才算可怕？》一文中講述的那樣：在走出家鄉之前，我看到在短短几年的時間裏，兩個行政級別在當地數一數二的官員，因為貪污受賄而東窗事發而畏罪自盡；我從部隊回到地方的頭幾年，生活貧困，我所在的黨支部，卻有一個官員公開向我索賄，說我如果能孝敬他4000元，某件將要落到我頭上的好事就鐵板釘釘了，而我那時的工資不過是百餘元。索賄不成，他便同我「鬧翻」了……這個黨養著一些這樣的奴才，在當時便深深刺痛著我的心靈。
家破人亡後，不得不和這個黨養著的形形色色的奴才打交道，見多了無恥、無賴、蠻橫的面孔，就更是感到心寒。不說那種種悲慘的遭遇，單說我被他們從北京街頭又一次非法綁架回廣東後，他們是怎樣絲毫不顧及黨和政府的形象，怎樣變本加厲對待我兩夫婦的，也不難看出「這個黨是很難救了」。
當地一步步把家破人亡的我夫婦倆往絕路上逼迫，逼得我在11月2日面向全社會發出了呼救的信號。11月3日，我在一陣躊躇後，覺得還是應該給出一個緩衝的空間，儘可能做到仁至義盡，於是致電協調小組組長，讓他把我那篇呼救的文字，從網上列印下來，拿去給領導看看。我夫婦倆被逼無奈，接下來將會怎麼做，其實在此前的接觸中，我就已同他們說過了。
我語重心長同他談道：不要逼我邁出那一步，逼我真邁出了那一步，不光黨和政府的臉上不好看，連胡溫的臉上也不會好看。你們這些作奴才的，就是不為我夫婦倆著想，也得為你們「效忠」的黨和政府想想，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臉面想想吧？
11月4日上午，我又兩次致電協調小組組長，他不接聽我的電話。過了幾個小時之後，他把電話打過來了，說話變得十分謹慎。我問有什麼答覆嗎？他說能有什麼答覆呢。我說是不是你們只為自己的頂頭上司負責，根本不為黨和政府的形象考慮，不為更高級別的領導負責？他無言以對。我又說，你們的意思是不是我該怎麼做，就去怎麼做？他「嗯」了一聲，再敷衍了幾句，就把電話給挂了。
這個黨居然養著這樣一些奴才！只為本地「當家的」盡忠，聽任其隨意差遣，而「爺爺、奶奶」們的臉面，他們是根本不顧的。至於黨的事業，黨的形象，在其眼裡或已是一文不值。這個黨養著多少這樣的奴才呢？只有天知道。「偉大、光榮、正確」的牌坊，居然許多時候是在靠此類奴才在護衛，嗚呼，悲哉！
看到終於逼得我幾乎要向國際社會申請避難，並憤而與這個政黨決裂了，當地的昏官、酷吏，也許心裏暗自高興——「這下好了，廖祖笙夫婦再也不會到北京去告發我們了」。殊不知在這樣的國情下，我夫婦倆真能踏出國門的可能性極微。他們處心積慮逼迫我夫婦倆的結果，末了或不過是導致魚死網破的狀況更加激烈，給這個政黨在臉上再留下一塊瘡疤而已。
他們「驕傲」地認為我夫婦倆和官方「耗不起」，他們或者還「自信」地認為這個黨會永遠這麼昏聵下去，或者鐵桶江山能保證他們草菅人命、迫害良善，永不會得到任何懲處。可悲啊，這個黨竟然養著這樣一些不見棺材不掉淚的奴才！正如網友們所說的那樣，在這場正義和邪惡的較量中，真正破產的絕不會是廖祖笙夫婦！
小人弄權，欺壓百姓，無盡這樣下去，亡黨是一定的，亡國則未必！沒有零成本的民眾監督到場，又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反對黨牽制，單靠了左手監督右手，或上級管理下級，一個政黨如何去保證數量如此之眾的黨員幹部保持純潔？有些昏官、酷吏連最起碼的人性，我在他們的身上也一樣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說，在現有國情下，應該盡早實行縣、區一級的民主選舉，與百姓直接接觸的是基層政體，假使百姓一如既往對基層官員的榮辱沉浮沒有任何發言權，沒有選舉和罷免當地官員的權利，那麼基層官場亂象紛呈的局面，也就不會有任何的改變。這個黨的形象，而今不正一步步毀在基層昏官、酷吏的手裡麼？
當大量「公僕」在體制的弊端中漸行漸遠，倚官挾勢，紛紛蛻變成喪失了人性的惡棍時，百姓也就必然深受其害。長此以往，「這個黨是很難救了」，這個黨民心盡失，便也不足為奇。可嘆當年多少人拋頭顱、灑熱血，「解放」出的一個江山，打造出的一個政黨，竟然短短几十年內便面目全非成這樣！不知他們泉下有知，又將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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