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嫻:哲兒紀事 離家(組圖)

2007-11-23 01:42 作者: 李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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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寫於1989年,原文很長,曾於1992年發表於《遠見》雜誌。現編選出有關的段落,整理成文,以懷念在那離亂歲月中的哲兒。2007/11/16)

方哲
 
1969年 


我沒有料到,我們那樣匆匆地離開了家--保福寺916樓1101(=13)號,就很難再回去了。這是我們婚後長達十八年兩地分離之後第一次有的一個像樣的家。

1987年,勵之被"罷官"徹底回家。但勵之的國內外好幾家學術雜誌編輯的職務尚未被"罷"。大批書籍雜誌源源而來。我的原已擁擠的北大蔚秀園住房就更凌亂不堪。孩子也長大了。為慶祝我們終於團圓,我不惜傾全部積蓄而裝修好了保福寺的家。勵之母親年老也來同住。

命名

19歲的哲兒從來沒有在這種團圓的家中生活過。

他 出生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武鬥年代。那時,我們住在北大十六樓。它是最靠近三角地的宿舍樓。武鬥首當其衝。住戶紛紛逃離。1968年5月下旬一個下午,我們也逃 了。我牽著長子,懷著次子,勵之用自行車馱著必要的衣物,逃到北京東城的婆母家。不幾日,勵之就被科大文革當局宣布為"清理階級隊伍"的對象。來婆母家抄 家,當晚勵之被帶走,關在科大專政隊。為了保護勵之,當晚,我懷著已八個多月的次子,趕回北大十六樓,找到勵之的所有日記,深夜背回婆母家。太累。第二 天,6月12日,我就早產了。

孩子出世第三天,勵之被專政隊允許出來為次子辦理戶口。勵之的父親看著必須立即回科大的兒子,再看著剛出生的孫子,向我說:"就取名為‵吉′吧,討個吉利。"我說:"一個吉不夠,要雙吉。" 雙吉為‵哲′。這就是方哲。

在 勵之的大家庭中,方哲是奶奶照顧下的第五個孩子,也就不那麼"精貴"了。我因產褥感染,他沒有母奶吃;又正值大暑季節,沒有人有心思去抱他。等他睜眼看 世界的時候,他不愛哭,總是自己躺在小車上玩,有時半天看不見人,他會努力欠起頭和腳,彎成一個元寳樣,一見到人,就笑了。天太熱,有時因為著急,他頭上 的痱子痒起來,他還沒學會抓痒,就把胖胖的小手放在頭上,五指一起伸開,再一同收攏。他這種抓痒的方式,一直維持到他懂得大人笑他的時候。出生在困難中, 哲兒他從小就很獨立。

等了十八年,19歲的哲兒才第一次同父母,奶奶(爺爺已去世)共同生活在一起。十八年分離後的時間分外可貴。勵之和 我幾乎每天工作到夜深。我們有自己的人 生價值,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遵循的普適原則,物理的,社會的。勵之經常提到,並在他的物理著作中也引用的愛因斯坦的一句話是:"人只有獻身於社會,才能 找到那實際上是短暫而有風險的生命的意義"。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紛紛的年假日,勵之起草了給中國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等政治 犯,期望以此使中國迎來一個和諧、繁榮的四十週年。

然而,這個呼籲,給我們的家帶來了新災難,團圓實際上總是短暫的。

"黑手"

1989 年2月26日,布希晚宴受阻一事,是一個訊號。之後,出現了更多的異樣:不止一次有陌生人打電話到我家,說找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也有我們的朋友從 飛機場向我家打電話,卻由派出所或陌生人接了去。有時,突然電話鈴響,只要我們兩人之一去接,報了名字,馬上對方就挂斷。顯然,我們在中國政府的"另冊" 中,已經"升級"了。

1989年4月中旬學生運動開始後,監聽、跟蹤更多。毋庸諱言,我們是支持學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我們的思想,我 們的一言一行,對學生是有影響的。但天 文臺的朋友,從所長到年輕人,為保護勵之,每天都有人陪勵之在天文臺工作,以證明他沒有介入運動。每當科學院有遊行,所長李啟斌就安排方主持外賓的學術報 告會。

儘管如此,5月3日,袁木、何東昌等主持的記者招待會上,還是點了方勵之的名。暗示方是"黑手"。袁、何二人唱起雙簧。對方勵之或 早、或近的有關報導,任 意編排、歪曲、造謠,愚民。掩蓋方勵之一再提到的普適的人權原則;用狹隘、煽動的語言,斷章取義、顛倒是非的方式,指責方勵之"沒有愛國心"等等。這段相 當長的雙簧,已使人感到恐怖。有的記者在會議進行中就接通了我家的電話,擔心我們已被逮捕。

去大同

1989 年5月19日北京軍管。5月23日,勵之要去山西大同開超新星天體物理會,他是會議的主要被邀請人之一。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年輕人,滿懷憂慮地找 到我,悄悄地向我說:"李老師,我從高幹親友處,得到可靠消息,內部文件很厲害地點了你們的名,一再提‘方、李夫婦',你難道不能勸勸方老師不去開會嗎? 別人不敢勸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危險中。這時候,只有家人在一起才好一點。"

我相信這位年輕朋友,但我知道,很難改變勵之對人已作 的承諾,何況會議主持人及承辦單位已多次來電催促。我把消息轉告勵之,提醒他是非常時期,一到大同就給我電話,務必保持聯繫;又希望他注意北京的變化,回 家時先看陽台上有沒有我作的記號,也許我已被捕;再約定,假如我被迫出走,先到山西太原,去看正在他二妹家的婆母,我們將在那裡相會,是福、是禍都在一 起。

當天,他在車站等了半天,為了遣散外地學生,已售出票的車停發,卻不斷髮出向南不需驗票的車。他又回到家來,繼續寫他的論文。

5月24日一早,勵之又出發去車站等。臨行,我一半認真、一半玩笑地向同去開會的年輕同事,天文臺劉玉林,說:"我把他交給你了!到時候要原樣交還。"

 這一天,勵之在擁擠的售票廳站了一天,北京火車站簡直像戰爭期間逃難一樣。他在下午給我打來電話,還沒走掉,可望晚上有車。在車站,他遇見已是多米尼加 國國家級高官的原中國人,問勵之是否有意去南方,或任何時候到該小國,他表示歡迎。勵之婉謝了這一片盛意,說現在首要的是去大同,那裡的會在等他。

這一天,家裡也不平靜。我的親人,我們眾多的各界朋友,都先後來到。大家感到北京的空氣裡充滿了不安與恐怖,但不能預測究竟會發生什麼?大家都感到,某 種愚昧、頑固、貪婪、恐懼,聚集成一種沒有理性的、充滿醜惡報復心理的力量,仍然巨大。我們家處在這種力量的虎視眈眈之下。每來一個人,幾句話,都理解 了,然後悄悄地,匆匆地走掉。平時愛問個沒完的新聞界朋友,也沉默多了,並不堅持要採訪。有的人,就是為看我們一眼;有的電話,就是為聽見我們的聲音;還 有人特意送來一件紀念品;......我心力交瘁地守在家裡,時時聆聽著北京的聲息,等著勵之的電話。

去太原

5月25日一早,大兒子從美國打來電話,問我近來的身體。整個居民樓憂心忡忡,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人們在電梯中神情嚴肅,再無意於輕鬆閒聊。上午,某 一西方記者來訪,一定要我預測,中國當局會不會下毒手。我想了一下說:"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封閉時代,在全世界的密切關注下,我想他們不敢,總還不至於蠢 到這種地步吧!"這與其說是我的回答,還不如說是一種願望。

當天中午,大兒子第二次接通家裡的電話,孩子急得走了調的聲音從美國傳來,他 以不容置疑的語氣告訴我:中國當局已經把北京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說趙紫陽是 叛徒,要清天安門廣場,準備抓3-4千人,要抓40名知識份子,其中首當其衝的是方、李二人。我不能相信這瘋狂的決定。孩子苦苦說服我,這是好心朋友可靠 的緊急勸告,命令式地求我快離開家,把爸爸找到,帶上弟弟方哲。

我收拾幾件換洗衣服,帶上中國內地旅行必須的糧票、現款,但找不到任 何去火車站的交通工具。近來,為了阻止人們去天安門,當局已下令停駛多路公交車,中國人要 叫taxi 也很難。我只好求助於自bush 晚宴事件後結成好友的 perry link (林培瑞)教授,他迅速要了車到來。正在我將鎖門離家的當兒,電話鈴響,連接三通電話,一通是大兒子又來催的;一通是勵之,他剛到大同賓館;一通是義大利 朋友,羅馬大學remo ruffini 教授,我告訴他們,我即刻要外出,他們將來可以從我們大兒子處知道消息。

在火車站,我向 perry link 致謝道別。我說:"我不知道將要走到哪裡,但首先要找到方勵之。也許我們會在小地方走一走,把這股瘋狂勁避過;也許這是一場虛驚,孩子聽了謠言,我們去看 看老人也不錯。這樣的話,我們很快就會回來。回來我一定給你電話,把你的孩子帶來我家玩。"

作為一個長期熱愛中國,能說流利的中文 (他甚至可以說中文相聲),有很多中國朋友,又是中美文化使者的 perry link教授,已經被一九八九年以來他遇見的種種事所苦惱。面對著莫名其妙被逼得棄家逃亡的我,他顯得迷惘,帶著幾分憂慮地說:"我願意提供一切我可能的 對你們的幫助,祝你一路平安,希望能再見。"

北京火車站

在 擁擠的售票口,小兒子方哲想辦法給我買到一張硬臥鋪票,他自己卻突然決定不跟我同行,要留下來。他的依據是,他不是政府要抓的人,他已經會照顧自己,而 且,我們不知道會流落到哪裡。北京是最瞭解全面情況的地方,也許,他在北京對我們更有幫助。我一下子發現,孩子長大了,懂事了。任何作母親的,甘願把歡 樂、幸福和孩子共享,決不願意讓孩子跟著自己不幸。我同意他的選擇。

離開車還有兩個鐘頭,我仔細審視我那長得高大、健美的孩子,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長大的。在我心裏,他還是個大頭大腦、厚敦敦的、不愛說話、很有自主性的男孩。

 我永遠記得一件事。那還是在他上小學的時候,有一次,他帶了一串男孩到家裡來玩,不知怎麼起了糾紛,他們像開了鍋一樣在那裡鬧;我一個人在北京帶孩子過 日子就夠心煩的了,又是剛剛"右派改正"、剛剛允許我上臺講課,我恨不能一天當作兩天用。當時,我沒有問清原因,大聲責備了他,可能還打了他屁股,說了他 什麼我已記不清了。但後來,在我辦他的另一件"公案"時,他仰起掛滿淚珠的小胖臉,憤憤地說:"你們(指爸、媽)都不喜歡我,連我的小朋友都說沒有哥哥的 好,你把他們趕走了!小朋友怎麼想呢?"

孩子的話像灼熱的針,紮在我的心裏。比他大五歲半的哥哥,已經懂得父母的難處;而他正是淘氣、也更需要愛撫的時候。我把精神的壓力、煩惱和苦悶,無意地漏灑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

他在我不知不覺中長大,漸漸理解我們了,但我們也更忙了。"反自由化"運動之後,我們的家經常處在政治漩渦中。1988年臨近暑期考試,有一天,孩子悄 悄走到我備課的桌邊,看我埋頭工作,猶豫了一下,終於說:"媽媽,我給你說句話行嗎?"得到我的同意,他接著說:"你這幾天忙學生迎考,家也沒回。你知 道,爸爸在家裡只有他的正經事,和我說話也少,簡直沒有話。有時候我真恨不得有人罵我、打我一頓,像小時候那樣。我難受!媽媽你知道嗎?"

聽了這個安靜的孩子難得吐露的話,我像被火燒了一樣,站起來,抬起頭凝視著孩子的眼睛,那是一雙很像我的眼睛,此時它充滿愛意和矛盾。沒等我開口,他繼續 說:"我知道你們的處境,我只要你知道我的感覺,我明白你們沒辦法,還是應當由我自己在心理上來克服,我願意長得精神方面更強些。但是,我想讓你知道,讓 你懂得你的兒子。"

我深深地內疚,我欠這孩子太多的愛;不是不愛,而總是各種事阻擋我表達愛,而愛是要通過表達才能相互感知,達到交流,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心靈的滋潤,建立起人間和諧的關係的。

我還沒有機會彌補過去的損失,就要和孩子分手了。我貪婪地看著他那一米八七高而勻稱的身材,圓圓的、仍然孩子氣的臉。這噪雜的北京站,竟成了我們母子話 別之地。孩子迅速給我買來飲料和一點簡單的飯食,代我找到一個座位,說一路很擠,十多小時可能吃不上也喝不上,要我一定吃下這餐飯。萬般牽掛、萬般無奈, 幾多離愁、幾多欠疚,化成最簡單的幾句交待:不管將來活得多麼艱難,也要作個正直的人,努力成為有知識、有本領、有獨立人格的人。你的父母無罪,對自己的 生活無愧,你會理解,將來會更理解,假如說我有什麼遺憾,那就是欠下對你的愛,和欠下對我的媽媽的恩情。

孩子把我送上車,找到我的臥 鋪位置,放好我簡單的小包。一向不會抽煙的孩子,拿出一包準備好的"洋煙",一支支分送給我的鄰座,含笑和他們搭訕說:"這是我的母親,她身體不好,第一 次去太原,請多照顧!"。火車要開的鈴聲響了,孩子轉身塞給我幾包"洋煙"說:"你不知道會走到那裡,你們一點不會應酬,這也許有用。"又順手把我剛才多 給他的錢迅速塞在我的手中,喃喃地、有點突兀地說:"你們會比我還難。......其實,真要想抓你們,親戚家早就監視上了。要說安全,倒是北京反而最安全。這裡 有那麼多你們的朋友,你們在這裡被抓的話,全世界都知道。這裡有許多國家的使館......"接著,他匆匆下車,在車窗外,一直看著我的眼睛,直到火車把我帶走。

我到太原的第二天中午,資助大同會議的工廠廠長,親自開車把勵之送來,一同陪來的劉玉林笑著說:"李老師!我完璧歸趙了,請驗收!"我把我知道的緊急消息 說了,勵之哈哈一笑,不相信當局會如此之蠢,同時也想讓老人放心。但那位廠長說起,在整個開會期間,在從大同到太原的行車途中,都有人緊緊相隨。此時我發 現,在樓外正對房間的幾個窗口,都有小汽車。這種小城,在工廠宿舍區,難得小汽車長時間停靠,更何況同時有幾輛。正如小兒子所說,當局若想要抓,中國大陸 的土地上,對我們都不安全。

他們真的殺人了

不連累親人,我們於5月29日 回到北京。第三天,6月1日,清晨剛起身,我們的記者朋友abc廣播公司的柯達德先生,登門告急,不久, voa的潘海蒂小姐,也打來電話。他們說的都是,昨天在北京幾個郊區縣,大興、順義等地,由政府組織的農民遊行中,焚燒了方勵之的模擬像。他們擔心方已被 捕,也想瞭解方本人的感受。

勵之泰然地說:"我們前天晚才到家,我完全不知道發生的事,我們的一切活動,都在政府的眼目之下,他們是 清楚的。燒模擬像,在國際上或中國歷史上,我記得,只有國家級或領袖級的人享用過。我今天竟有此殊榮?他們要這樣作,我不介意。"勵之照樣去天文臺上班、 答研究生問。

6月2日,勵之照常去天文臺;下午,我如約接通 perry link教授家的電話;他和夫人 jean 帶著兩個可愛的孩子來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無玩興,談話離不開天安門。只有他那淘氣的小兒子 nathen,看上了大客廳牆壁上掛著的一柄寳劍,那是1988年的最後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專門託人登門送來的禮物,這是他家祖傳的紀念品,願送勵之 保存。

6月3日,變了。半夜,電話鈴可怕地響起來,一個稚嫩的、似乎存在我記憶裡的、南方口音男孩子的聲音急促地說:"李老師,不要問我 是誰,我是北大的學生, 同學們叫我一定要打通這個電話。我好不容易、冒著火光和槍聲來打這個電話,就是要告訴你,我們親眼見到,軍隊和武警已經殺人了!他們殺人了!這是真的!在 我邊上一位清華的學生,被打碎肩胛骨;另一同學頸部中彈,被打穿大動脈,血流如注,馬上就要不行了。"我被這消息弄懵了,一再問:"是真的嗎?我能為你們 做什麼?"對方的孩子似乎著急起來,更快的說:"是真的!我親眼看見的!你那裡能聽見槍聲嗎?現在仍然在放槍。我們什麼事也不要你做。只希望,你和方老師 平安。殺人之後,他們不會放過你們的。"

這時,我才聽見,在北京深深的夏夜,遠遠地傳來一種沉悶聲,伴著斷續的、似爆竹的聲響。我覺得,要做點什麼,一陣揪心的胸痛使我混身冰涼。樓道裡,雖然家家都不開燈,但家家都沒有睡。

  接著,第二通電話又響了,是一個更成熟的聲音,簡單的通報,在他所在的地方,可靠的統計:約有20人被打死,兩百人受傷。第三通,是一個東北的、似曾相識 的口音,向我通報:在他附近的統計:50人被打死,幾百人受傷。......。快天亮了,又有人報:死一百,傷......。每一通電話的最後,都是憂慮而深情地說:"不 要問我是誰,希望你和方老師珍重,平安。"

一夜不眠,聽著殺人之後北京的聲音。深夜,越洋電話接通。歐洲,北美的朋友都急於知道我們是否還活著。

走吧,跟我們走吧

盼 來6月4日的黎明,樓道裡出奇地安靜。既沒有平時孩子們每逢星期日在電梯裡的喧鬧,也沒有大人相約買菜,和為假日烹飪的忙碌。徹夜不眠的人們,在樓道相 遇,不打招呼,只睜著乾澀的雙眼望著前方。中國大陸的人很熟悉這樣的表情,那是當大難襲來,人們掌握不了自己命運時,常有的表情。為了包裹起自己的感情, 不讓它流露到不能自禁;也為了防止有一類人,用任何一句話編造是非。

誰都無心吃飯,上午,勵之仍然去天文臺上班。中午,勵之剛回家, perry link 來了,他紅著眼圈,戴著黑紗,兩天不見,他好像瘦了、也蒼老了。大概每人都是這樣。他剛在中國人民大學門口,聽學生訴說。他欲哭已無淚,傷心地站在那裡, 也站不住,直倒換著雙腳。停了一會兒,他啞著嗓子說:"你們都知道了!真沒想到......我見到很多現場實拍的照片,看見了學生們......,太慘了......" 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約我憔悴得十分難看。我指著他臂上的黑紗,他黯然說:"是學生們給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點表示。"我小聲、憤怒地說:"誰 也想不到,想不到他們竟這樣凶殘,這樣愚蠢!是愚蠢!......"這時,勵之的學生送文章來了,又來了什麼人。

下午,一位年輕的美國記者,急急地打來電話,直愣愣地說:"要不要我幫你們離開家?換個地方?"我們謝了他的關心,表示我們哪裡也不去。

四點多,perry link 和一位他的記者朋友又來了,這大概是他想到的一個折中的辦法,記者朋友請我們到他所包的飯店房間,那裡平時是安全的,中國官方一般不會來打擾。勵之仍舊不 動聲色,他說還要看一看,明天他還有一個約會,完了再說。兩位外國朋友擔心地走了。走前,我說,我們家的電話用起來要倍加小心,我和 perry link 約定,假如情況緊急,需要他的幫助,我在電話中就說,要他把孩子帶來玩。

我們的摯友許良英,前兩天還說去太原是多此一舉,當晚派他的妻子王來棣來,告訴我們,軍內上層已正式傳達,要抓方、李夫婦倆,他替我們找到一間空房,可以蟄居一些時間,他的妻子等我們決定,好立即帶我們走。她警告我們,今夜不能在這個家住了,抓人一般都在夜裡。

我們的鄰居,悄悄地來了。他緊張地說:"老方一定要躲一躲,今夜不能在家住。你們要是信任我,今夜,無論什麼時間,來我家住,我們把床給你們留著。用坦克、自動步槍對著手無寸鐵的人民,不能再相信他們了!我們真可憐,真是手無寸鐵啊!科學院這個區,他們最恨,這是知識份子聚集地,將來整起來,一定是不會輕的......"我迅速把他送走,不要讓別人看見。

門鈴又響了,進來一位我認不出來的盛裝女子,原來是我們一位年輕朋友的妻子,刻意打扮了一 下。她心慌意亂地拿著丈夫的字條,大意是:"我想法弄到一輛車, 今晚八點出發。兩位老師今晚一定不要在家住。假如你們同意,八點以前在路口等或到我這裡來。我把二位老師送到×××先生那裡,先住一陣。"我知道,她既擔 心丈夫,又擔心家裡一個幼子,就請她快回家;告訴她丈夫,不管我們去不去,都永遠記得在這危急時刻他為我們作的一切。我們七點半不去的話,就是不去了。他 們有什麼安排,不要耽誤。

電話鈴響,送來一個土氣十足的聲音,勵之拿著電話,愣了一下,好像在回想什麼,突然他笑了,接著說:"我明 白了,謝謝你,我明白了,明白了!"這一連串的"明白了",原來是對於 "啞迷"式電話的回答。放下電話,勵之向我解釋。這是一位十分"正統"的朋友打來的。因情況的險惡,這位朋友用改變了用他的山東話通消息。這位朋友說: "老方,厄(我)從山東老家來,咋這裡呔髒,你咋不換個乾淨地方待著?看!電視上都演的啥?"這時電視正在說"平定反革命暴亂"的事。

這個電話使勵之比較相信情況真的緊急,因為,別的好友對我們鍾愛,反而使勵之認為他們過於擔心。"正統"的、不過於激進的人都認為危險,那就更有客觀 性。這時,勵之才同意我給 perry link 打電話。一接通,我一一謝了所有在我家等我們決定的朋友,請他們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我雙手拉著他們的手,用力地用雙目盯視著他們,我要永遠在心上刻下這 一張張純樸、善良的臉。

這一天內第三次來到我家。勵之還想著明天就回來,這時,他的研究生來了,勵之交給他要辦的事,應該寄出的文章、書信。我收拾幾件最簡單的漱洗用具,向小兒 子說:"一起走吧!"他顯出不情願的樣子,我勸說:"媽媽不放心你!你就先送送我們,明天再回家,好嗎?走吧,跟我們走吧!"

六月的夜晚 來得很遲,黃昏的斜陽下,我回首再望一眼我們住房的陽臺。陽台上,我專門請人做的晾衣架。還有打通兩個陽臺之間的拱形門洞。都是我的得意設計。 陽台上,還沒來得及種上一點我希望有的綠色植物;陽台上,還放著一位朋友,彭培根教授,特地送來的防火索;室內放下的落地窗簾隱約可見。

替我拉開車門,再一次催我上車。一向行動急促的我,還在發愣,我好像預感到什麼,又回頭看看我的家,才低頭進入車裡。車座的布罩上,點點血跡;司機座邊, 另有一人。司機急忙解釋:"我們不敢一人開車,不知道會撞上什麼。這一夜,我們都在自願免費冒險拉學生,你看這布罩上的血......,唉,太慘了!學生們真是可 憐!......"

我告別了多年來盼望的、唯一的一個像個家樣的家。這也許是我告別了某種更深層的東西,告別了某種思想模式,告別了某種價值觀念,告別了某種心理狀態;這也要求我尋找一種新的平衡,要求我開始走生命的又一章。這需要勇氣。

勇氣是有的,因為我還有勵之,還有克兒,還有哲兒,還有伸出援手的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朋友。


方哲

1971年 

 


方哲

1975年 

 



方哲

1981年 

 


方哲

1989年 

 


方哲

1994年 

 


方哲

2000年 

 


方哲

2002年 

 


方哲

2005年 

 

方哲

2006年 

 


方哲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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