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影響了中國一代人的「內部讀物」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我國出版了一大批外國政治、歷史、哲學、文學著作，一律以灰色、黃色、藍色、白色、綠色等單一色調作書衣，時人稱為"灰皮書"、"黃皮書"等。"皮書"的出版，在世界出版史上堪稱奇特的景觀。《灰皮書、黃皮書》通過個案，對"皮書"出版作了大致的描述；由出版及於外國文化歷史，引導讀者從旁門走向世界。

何謂皮書？

"皮書"的出版史大約從20世紀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在那個文化禁錮的年代，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文學藝術以及社會科學著作，是作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所以"皮書"的出版是一項配合"反帝反修"鬥爭的重要政治任務。

"灰皮書"以政治、哲學著作為主，其中有德國伯恩斯坦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今天社會民主黨的理論與實踐》等五六種，考茨基的名著《無產階級專政》及《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陷於絕境中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對抗共產主義》等近十種，俄國普列漢諾夫的著作多種......

"黃皮書"中，當年對青年一代影響最大的是塞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和阿克蕭諾夫的《帶星星的火車票》；其他如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和《解凍》、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葉甫圖申科的《娘子谷》、特羅耶波爾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西蒙諾夫的《生者與死者》和《最後一個夏天》、特里豐諾夫的《濱河街公寓》、沙米亞金的《多雪的冬天》、拉斯普京的《活著，可要記住》、邦達列夫的《熱的雪》和《岸》等等，以及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如薩特的《厭惡》、加繆的《局外人》等，也對"文革"中覺醒的一代青年人產生了巨大影響。

"皮書"雖然是"內部讀物"，但除了小部分嚴格控制發行範圍（如《新階級》等），大多數都通過各種渠道在普通讀者中傳閱，特別是"蘇修小說"一類的"皮書"，流傳的範圍更廣，已沒有什麼"內部"可言。

"皮書"在"反帝反修"的大旗下誕生

人民出版社的老編輯張惠卿是當年直接參與"灰皮書"出版工作的負責人之一，據他回憶，196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領導小組"，醞釀同蘇共進行意識形態大論戰。中共中央非常重視論戰前的理論準備，為了使黨的高層幹部對"修正主義"的歷史、流派和觀點有所瞭解，決定以"內部書"的形式出版一批"修正主義者"和西方理論家的政治著作，這就是後來人們所稱的"灰皮書"。

因為"灰皮書"是供批判用的，故"分甲、乙、丙三類，限定發行範圍；甲類最嚴，表示‘反動性'最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購買和閱讀的對象都嚴格控制"。有些屬於"灰皮書"內容的書也採用過紅色、黃色或白色封皮。在階級鬥爭激烈緊張的歲月，連顏色也有階級性，"如人民出版社的‘《紅旗》叢刊'，白色封面，書名用紅、綠兩種顏色來區別其內容是‘正'還是‘反'"。紅色當然是正的、革命的，灰色或黑色等灰暗的色調則表示是"反動"的。

張惠卿說："出版‘灰皮書'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統一領導和部署，陸定一部長指定中宣部出版處處長包之靜和副處長許力以具體負責......中央編譯局根據資料，編印出一份《修正主義者、機會主義者著作目錄》，收入了近四十名所謂修正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的著作，包括蒲魯東、拉薩爾、巴枯寧、伯恩斯坦、考茨基、福爾馬爾、阿德勒、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人。書目列出以後，除了在國內各大圖書館找原著外，還派人到國外去尋找購買。第一本‘灰皮書'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聯書店的名義出版的《伯恩斯坦、考茨基著作選錄》。

‘灰皮書'從1961年開始出版，1963年和1964年是高峰期，出版數量最多，因為中蘇大論戰就是在此時展開的；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斷。‘灰皮書'從1972年起又繼續出版，到1980年，先後出版了二百多種。"

1962年至1965年間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了部分蘇聯文學"黃皮書"。關於文學類"皮書"的出版背景，據張福生所說，作為"供批判用"、"反面教材"的文學"黃皮書"，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從這批書的出版年代和書目不難看出，它是在反修大旗下誕生的。這個問題我曾請教過出版界的前輩、‘黃皮書'最初的負責人孫繩武和秦順新等先生。他們說，1959年至1960年以後，中蘇關係逐步惡化，中宣部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修鬥爭。人民文學出版社作為國家級文學專業出版社，為反修工作服務是責無旁貸的。根據當時蘇聯文學界爭論的一些問題，如描寫戰爭、人性論、愛倫堡文藝思想等，出版社確定了一批選題，列選的都是在蘇聯或受表揚或受批評的文學作品。這個問題，我也曾在1998年10月問過《世界文學》的老領導陳冰夷先生，他說的大致意思是：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中宣部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了一次跨年度的文化工作會議，透露出來的是比中宣部領導周揚更高一層人物的精神。會後周揚找一些人談話，講要出版反面教材，為反修提供資料。這是很明確的，但沒有正式文件......

陳冰夷還提到一個背景：1959年5月，蘇聯第三次作家代表大會召開，茅盾率領代表團出席了會議。那時蘇聯文學界對許多問題爭論不休，而我們對涉及問題的一些具體作品沒有讀過，所以周揚他們要瞭解情況，掌握材料，配合即將爆發的兩黨鬥爭。"

"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思想淵源來自"皮書"

有論者謂，1976年發生的悼念周恩來的"四.五"天安門事件，是有其思想淵源的。這個淵源可以追溯到發生在紅衛兵和知識青年中的自發讀書活動。在公開發表的許多關於紅衛兵和知青生活的回憶文章中，人們不難發現這一代人的閱讀史是驚人的相似。

在"文革"初期的"破四舊"後，除了毛澤東的著作和一些"欽定"的書籍外，幾乎所有的人文社會科學和文藝書籍都被禁絕了。但在紅衛兵的革命瘋狂逐漸冷卻下來後，他們開始感覺到精神的空虛和知識的貧乏，便如飢似渴地找書來讀。在親身經歷了"文革"的殘酷和虛偽後，"皮書"成為他們思想啟蒙的營養和精神食糧。

"文革"中的讀書活動一直可以追溯到60年代初。當時已經有一些青年學生不滿學校的正統教育，組織起來閱讀為當時主流意識形態所不容的書籍，從事獨立的文學創作。

據張鶴慈（張東蓀的孫子）回憶："高中時開始看大量的西方古典和近現代作品，在家裡和一些大學圖書館還能找到一些內部讀物。我和郭世英(郭沫若之子)用了郭沫若的內部購書證去買過許多內部書籍，尤其是新出的社會科學和文學方面的書。"

當時活躍於京城的讀書組織基本都是青年人，他們聚集在一起讀書討論，閱讀了許多"灰皮書"和"黃皮書"，如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以及德熱拉斯（吉拉斯）的《新階級》等書對他們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為何他們對"皮書"情有獨鍾

一個令人思索的問題被提了出來：為什麼這些覺醒中的紅衛兵們對"皮書"情有獨鍾？

與世界"溝通"的唯一有限的思想資源

蕭蕭在《書的軌跡：一部精神閱讀史》一文中回憶："文化大革命並沒有燒掉所有圖書，由於抄家、紅衛兵掌管了部分圖書室等種種原因，不少‘文革'前專供高級幹部閱讀的‘內部讀物'也流落到他們的子女及一般青年學生手裡。他們面對破碎的世界，在這些書中尋找完全是屬於他們自己的答案。這種人生啟蒙期中的精神漫遊，從某種意義上正是這一代歷經磨難者們難得的自由時光......這是在這一讀物體系中熏陶出來的一代......由於當時的中國處於一種幾乎是與世隔絕的狀態，‘皮書'便成了一代人與世界‘溝通'的惟一有限的思想資源。因而，這一代人的精神閱讀史驚人地相似。富於歷史諷刺性的是，這些原應當由‘革命的一代'去批判、去鏟除的‘封資修'的毒草，卻成了孕育、萌發他們思想啟蒙的最重要的養素......"

這是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在民間的序幕

葛岩回憶說："從60年代末期開始，不少大中學生失意於現實，其中的一些人開始閱讀禁書。這種時為禁忌的活動分布廣泛，參與者眾多，在某種程度上，是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在民間的序幕，是催生日後許多理想主義文化精英的搖籃。從1968年上山下鄉開始至1977年恢復高考，地下讀書活動延續十年之久。其間，‘老三屆'中學畢業生，‘老五屆'大學畢業生，加上六九到七七屆初中和高中畢業生約有1623萬之眾。可以猜想，精英之外，必有許多普通的青少年也曾閱讀過禁書......"

困惑之中出現的一縷明晰之光

一位不知姓名的成員回憶："那時，我們狂熱地搜尋‘文革'前出版的‘灰皮書'和‘黃皮書'。我的一個初中同學的父親是著名作家，曾任文藝部門的領導，我在她家裡發現了數量頗豐的‘黃皮書'，記得當時最有啟蒙意義的書是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經歷了一個全面的壓迫和苦難，我們的精神陷入了一種困惑；而最終使我們衝破十幾年的教育灌輸給我們的思想模式，則得益於一些‘灰皮書'。這些書彷彿是困惑之中出現的一縷明晰之光，至此，對政治和社會的認識，使我們終於擺脫了夢魘般的桎梏和愚昧。"

"文革"後期部分知識份子的覺醒源自"皮書"

王堯撰寫專文談"皮書"："就在我和我的少年夥伴讀‘紅色經典'的時候，城裡的青年卻在讀‘黃皮書'、‘灰皮書'這類‘內部讀物'。研究當代思想史的學者差不多都認為，‘文革'後期部分知識份子的覺醒，1980年代點燃新啟蒙思想運動的火種，其中一部分火星源自那批‘內部讀物'。......根據各種當事人的回憶，有40本左右的‘內部讀物'對青年一代知識份子的思想歷程產生過重大影響。關於‘皮書'在"文革"文化專制時期對思想文化界和青年知識份子的影響，不少研究者的文章都有深入的分析。近讀張光年的《向陽日記》，發現他也讀過‘皮書'，1975年11月20日日記：‘大周明送來代購的《人世間》、《落角》等內部發行的翻譯小說五冊。'"

知青"在鄉下，沒有書讀啊"

一位學者回憶："文革"期間，他為了覓得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一書，千方百計弄到一張"省軍級介紹信"，在上海福州路內部書店購買了此書，還冒了一些風險。很多內部出版物如《摘譯》等書刊，"是我們當時的啟蒙讀物，也是多年後縈繞於胸的一個歷史之謎：在‘文革'時期的上海，何以會出版這麼一大批‘反動'書籍？很多年後結識了當時主持此事的一位老人，方才得到解釋。我問那時是否有心而為？他的回答很樸素：‘我是拿著雞毛當令箭，放大範圍去做，只是為幾千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著想。他們在鄉下，沒有書讀啊！北京方面來人責問，我拿出毛主席的批示，頂了回去。'"

俄蘇作品曾是我青少年時代的桃花源

一位讀者回憶當年讀"皮書"的感受：在荒蕪的年代裡，這些書"無異於荒漠之泉，那是一種近乎如醉如痴物我兩忘的閱讀。讀過的有歐美的政治著作，外國政要的回憶錄，西方現代派文學......於我來說，最親切最動人的還是蘇聯當代作家的那些中長篇小說。俄蘇作品曾是我青少年時代的桃花源，曾成為我青春的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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