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彥臣：全球糧荒拷問中國農地制度（圖）

中國上世紀五十年末到六十年代初出現的大飢荒是"人禍為主，天災為次"，而今天則面臨著一個與歷史相近選擇，......可以肯定地說：只要中國不實現農地資本化政策，由國家權力導致的大飢荒還會出現。

資料圖：四月四日，香港市民在超市內購買大米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因美國經濟衰退而導致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已經出現，但是很少有人注意美國的農業政策在因應全球糧荒之時，做出了重要的保護措施：為對付石油漲價，在未來幾年，美國將有三分之一的玉米用於乙醇燃料生產。這個比例較目前提高兩倍之多，推動全球糧食價格上漲的預期已經十分明顯。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中國偏重小麥、玉米、水稻的生產，對油料一直持忽視態度，致使在全球大豆價格上揚之際，國內2007年的大豆種植面積減少了五百萬畝以上。同時主產區東北三省遭受了五十年不遇的旱情，大豆嚴重減產，導致國內食用荳油價格上漲了30%之多，為本來通脹嚴重的經濟局勢再添危卵。

全球糧荒還將持續

2007年，全世界小麥主產國除美國與中國之外，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亞均遭受了嚴重的旱災，導致了全球糧食供應的緊張。全球綜合糧價上漲了40%，高於石油價格的漲幅。在此情形下，美國農業部公布的預期數據表明2007至2008年度的小麥庫存量將降到六十年來的最低點，不足3億蒲式耳（2.42億）。

中國雖未遭受災害影響，但由於國內糧食消費結構難以調整，在2008年也將改變糧食淨出口的狀況，一轉為糧食純進口。目前，中國的大豆進口已經引起了全球豆價的上漲，頗受國際社會關注。隨著"大豆問題"為全世界所憂心，中國的糧食體制進而農地制度也成為國際問題，而不再是單純的國內事務。

全球糧荒必然會對國際格局、地緣政治產生深刻的影響，比如在馬來西亞，未經政府許可出口麵粉被列為犯罪行為，再比如中國所需大豆的主要出口國阿根廷連續上調大豆出口關稅：2007年11月底上調了7.5%（達到35%），至2008年3月中旬又上調11%（達到46%）。阿根廷經濟部長已宣布，大豆出口關稅追隨國際豆價變動的政策將執行四年。

農地非資本化是中國農業的死結

全球糧荒的持續雖然不一定直接導致中國糧荒，但是卻無助於改善中國的高通脹狀況。為了給中國農業體制一個戰略性出口，國內外經濟學家都急切地盼當局改革農地制度。國內者如著名學者周其仁，公開表示"變革農地制度的時機已經成熟"，"應當解決農地流轉問題"；國外者如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教授文貫中，建議大陸實行土地私有化，放開兼併，因為"土地兼併會緩慢而自發地進行，從而使比較沒有效率的農民出售自己的土地後流向城市定居"。

無論周其仁還是文貫中，所力主解決的是農地非資本化問題，而私有化即農地資本化之後不只是加速了城市化進程，同時還會在另四個方向上促進農村社會的變化：其一，農地資本化後，通過比較利益出讓土地得到的收益轉化為農業集約化投資，如大幅度改善農田水利建設--大水漫灌式管道澆地變成噴灌、滴灌後，會節約大量的水資源。其二，農用住宅佔地面積會主動地大幅度縮小，在機械化程度較高的地方，由於沒牲畜佔地，更適於建設"村莊裡的都市"，使自然規模龐大的村落就地轉化為農村小城鎮。其三，多地地區的閑散地充分改造利用，發展為集約化果蔬生產小區。其四，農地資本化必然帶來證券化，證券化必然帶來全國農業人口的經濟性流，如皖浙地區農民可用現金資產購買華北多地區的股權，而後遷徙定居、進行有效經營。並且"資本化--證券化"過程還會帶來地區間的農業技術交流，促進農業新品種的開發。

中國目前多地區如冀東平原，由於資本投入太低，不僅水利條件受限（複製指數低），而且土地綜合利用程度也十分低，據一些個案觀察：如果資本投入充足，多地區提高糧產量25%至30%是不成問題的。

中共與農民的利益有衝突

就目前狀況看，中共侷限於傳統的意識形態無法解決土地非資本化問題。雖然溫家寶在十一屆全國人大結束、會見中外記者時引王安石："三不足"論，但要突破"憲法與現實的陰影區"，何其難也？！大陸憲法規定農地不屬於國家，是集體所有；而現實中，農村集體資產已經全部私有化（如"分隊"初期的農具、牲畜作價給農戶），只有土地還是以"承包"方式發給農民，形成一個准私有狀況。農村土地一旦私有化，中共最基層政權一夜之間就失去了存在基礎，真正的農村自治就會出現。"黨從農村退出"，誰來承擔這個政治責任？

靠國家財政轉移支付來增進農村福利，固然是可取之策，但若使農地"資本化--證券化"流程出現，市場效應代替政府補貼的結果就會出現。如此，不僅"18億畝耕地紅線"不再是問題，而且土地的農業利用率將會大大提高。初步估計，全國可調整出不少於兩億畝的耕地。其主要來源是：（一）農村小城鎮化出現的住宅集中節省出來的土地；（二）閑散地塊的集約利用提供的替代"農地轉工"的效率。

就目前農村土地私有化的阻力來看，並不是廣大農民，而是農村中黨權與家族勢力結合的那部分掌權分子。因為只要土地仍在集體名下，他們就有替代農民進行土地使用權裁決的權力。關於農村土地制度變革的提法，不僅有周其仁、文貫中這樣的純學者來力主，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就有學者型官員通過實證研究，試圖誘導當局作為，如農業部的資深學者丁力先生、中央農業政策顧問杜潤生先生，均有所論述。但本質問題是共產黨的政治利益與農民的經濟利益有衝突，而沒有人敢跨過農地私有化這道坎兒。

警惕第二次大飢荒

在全球糧荒效應持續傳播的情況下，並且"汽車與人爭糧食"的狀況因石油價格（與產出極限）而無法改變，中國的糧荒隱憂也浮上水面。除非國家在短時間內壓縮糧食消耗產業，如限制釀酒而保證飼料用糧，但是如此調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很難做到，正如現在不能全面取消菸草種植而改為糧食生產一樣。

中國上世紀五十年末到六十年代初出現的大飢荒是"人禍為主，天災為次"，而今天則面臨著一個與歷史相近選擇，儘管第二次大飢荒尚未臨到。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只要中國不實現農地資本化政策，由國家權力導致的大飢荒還會出現，不同的只可能是結構與形式。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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