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廣西士兵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士兵

作者:白偉志 發表:2008-07-25 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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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一批出身貧苦、接受西方新式教育與軍事訓練的中下層軍官,在大時代的炮火洗禮中迅速崛起,成為各地雄霸一方的諸侯。以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為首的新桂系集團,則是其中的翹楚。

1933年11月3日,新桂系三巨頭之一的白崇禧,對桂林學界發表題為《從德意兩國的自強說到學校軍訓和體育》的公開演講,對彼時甚囂塵上的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潮流大加推崇:"德國這些兵,與其說是十萬士兵,不如說是十萬將校......意國之所以能夠像今天的強盛,全是由於慕沙裡尼(墨索里尼)所組織之法西斯蒂黨的組織嚴密,同時全國尤其是學生都能軍隊化所致。"

這次演講正式宣告,新桂系將以全民皆兵的"斯巴達式"軍國主義理念為指導,對廣西進行全面建設。

20世紀30年代,一批出身貧苦、接受西方新式教育與軍事訓練的中下層軍官,在大時代的炮火洗禮中迅速崛起,成為各地雄霸一方的諸侯。與先前的舊軍閥頑固守舊、自私腐朽不同,新式軍官們大多懷有強國強民之理想,並為此做出各種努力與嘗試,這直接表現為在各地風起雲湧的引入各種先進理念、建設中華之浪潮。

而以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為首的新桂系集團,則是這其中的翹楚人物。他們所領導的"建設廣西、復興中國"運動,使西南邊陲窮省廣西,短短數年時間發生翻天覆地之變化,一時間成為各地競相模仿之"模範省"。東南亞盟軍司令史迪威在日記中感慨:"廣西士兵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士兵。"而這一切,與"新桂系"首腦們推行的"軍省"主義不無關係。

外憂內患

1931年2月,蔣介石與胡漢民因"約法之爭"交惡,寧粵矛盾激化,以陳濟棠為首的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公然與蔣決裂,一時間蔣介石捉襟見肘、疲於應付。蔣桂大戰失利後流亡海外的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趁機確立了新桂系對廣西的控制,加入了西南反蔣陣線,兩廣和解並宣布獨立,獲得寶貴的喘息之機。

然而三人所面臨的局勢卻極為嚴峻。自古以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廣西,自然生產條件極為貧瘠,交通落後;加之眾多民族雜居、民風彪悍,"鳴鑼會眾,千百為群,齊持槍械,舍命凶斗"之事屢見不鮮。

更為要命的是,自1925年陸榮廷舊桂系統治崩潰之後,粵軍、滇軍、黔軍等外來勢力先後入境,而省內也是自治軍蜂起,廣西全境陷入無邊戰火之中。晚年李宗仁回憶道:"各自稱王稱霸......鬧得一團烏煙瘴氣"。

對於普通民眾而言,與戰亂並立的災難是匪患。政局失控、兵禍連年,不少人鋌而走險、遂去為匪,時人感慨:"泊乎民十,盜匪蜂起,市井為墟......"。

彼時國民政府行政院在其《廣西農民調查》中描述了普通民眾的慘狀:"誠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之中,蹂躪摧殘之下......逃亡的人們是逃亡了,死去的人們是死去了......所剩下的遺痕,不過是枯楊白骨、斷井殘垣......"

84歲的歷史學教授鐘文典,1924年出生於廣西省蒙山縣,他清晰記得這段童年的回憶:"司令滿街走,統領多如狗......那時候真的是非常之亂,老百姓完全沒有安全感。"

民團建設

但是,僅僅在幾年之後,這種土匪橫行,社會崩潰的局面就發生了改觀。1935年,朝鮮人李斗山由廣州踏上去往廣西梧州海關的筏板,開始其為期四個月的桂省之行,到達此行第一站梧州後,李斗山"第一個印象便是滿街滿巷都軍人化了......一切一切的壯男們,除了婦孺老弱的人們之外,都穿著灰色的、黑色的服裝--軍服,都戴著灰色或黑色的帽子--軍帽,而擁擠著、動著、行著......"。

此一番全民皆兵的景象讓抗日誌士李斗山感慨不已,而他或許並不知曉,眼前的見聞和此前外界對於"新的廣西"諸種傳說,正是新桂系集團在若干理念和綱領指導下,大力推行新民團制度的結果。

從1930年9月頒布《廣西民團組織暫行條例》始,至1938年頒布《廣西省民團規程》,新民團制度在廣西省全面推行開來。廣西全境被分為12個民團區,各區內選擇戰略要地設立指揮行營,總部設在南寧,由白崇禧擔任總指揮。

在縣一級,設立縣民團司令部,由縣長兼任司令;而縣以下,村街設民團後備隊,鄉鎮設民團後備隊大隊,區設民團後備隊聯隊。民團的各級組織系統與行政系統緊密聯繫在一起,其負責人均為一人兼職。從上到下,形成網路狀組織,十分嚴密。這樣就有效保證了軍令的迅速下達與執行。

新民團制度的特點不僅在於組織嚴密有效,還在於它廢棄了舊有的團兵雇佣制,而改為義務制。這是因為雇佣兵成分複雜、良莠不齊。新桂系強制要求廣西境內18歲至45歲男子均有被征為團兵的義務,要求他們必須參加民團訓練,"任何人均不能規避",廣西日常生活狀態下的居民,大部分捲入民團的網路之中,這就宣告了廣西自此全民皆兵。

一則時人日記傳神地描繪了這幅圖景:"人們在廣西旅行,早晨到處可聽到喊口號及軍事操演,進入廣西等於進了一所大兵營。"

新桂系集團如此看重民團建設,是因為辦好民團對他們來說是一舉數得的事情:既可以深入控制鄉村基層,清除匪患,又可以擴充軍事力量,同時還可以節省大量軍費。更為重要的是,用白崇禧的話來說,要"以民團之力量,而推動軍事政治經濟教育文化是也。"

武化教育

1932年,時年8歲的鐘文典還在蒙山縣讀小學,鐘家是蒙山縣的大戶,經營著兩間分別叫做"怡興隆"和"正昌隆"的雜貨鋪。店員們輪流被抽調去進行軍事訓練,因為只是利用早晚時間操練,並不需要脫產,"大家都對民團的操練非常感興趣,爭著要去。"

鐘教授解釋道:"那個時候,李、白、黃他們的口號非常得人心,所以辦民團得到了民眾的大力支持和擁護。再加上國難當頭,大家的愛國熱情全被激發出來了。"由於軍訓需要穿著統一的軍服,當時他的祖父甚至出錢為店員們訂做軍服,以表示對民團的支持。

廣西民團的訓練內容包括三個方面,即軍事訓練、生產訓練、政治訓練,此外還包括識字訓練,新桂系集團尤其重視政治與文化訓練。

黃旭初說:"我們的民團......是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打成一片。"民團已不僅僅是維持鄉村治安的工具,更成為"推動廣西各方面建設事業之一種社會力量。"於是,在傳統的軍事訓練項目之外,廣西民團訓練項目還包括農業技術、中國及世界大勢、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三民主義、社會常識、科學常識等。

不難想像這股涉及全省、聲勢浩大又清新向上的時代風潮,在那些歷經戰火劫難、幾近絕望的普通百姓心中,滌蕩起怎樣的波瀾與熱情。鐘文典清晰記得,包括自家店員在內的壯丁們在蒙山縣的公共體育場進行操練,他時常跑到那裡去看,而前去觀看的普通民眾非常多,經常是裡三層外三層。"與此同時,民眾便也受到了熏陶與教育",鐘教授說。在他看來,人心受到的鼓舞與希望,在那樣一個時代,尤為彌足珍貴。

寓兵於團

感受到改變的不只是廣西人,1934年3月11日,由中華職業教育社農學團組成的一個國內農村考察團,一行五人來到廣西省武鳴縣,在這裡,他們被廣西民團建設所深深震撼。他們回憶道:"剎時間五六百全副武裝青年壯丁集合在講演臺前面操場上,迅速森嚴,比之正式軍隊,有過之不及。"

正是這些比之正式軍隊"無不及"的民團組織,擔負了治安聯防、剿匪滅霸、稽查毒品等任務,古來以多匪聞名的廣西,社會治安與風氣煥然一新。《大公報》記者胡霖君在其《桂游日記》中感慨:"千里夜行不見匪"。胡適也讚嘆道:"廣西......連兵官共有兩萬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無盜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

不僅如此,民團更是建設公所學校、道路橋樑、共有樹林、公共設施等的主要力量,政府的財政投入得到大量節省。民團參與經濟建設的成果還表現為廣西省入超的持續下降,由1931年的1700萬下降至1937年的200多萬。

民團的作用還體現在軍費的大為節省。廣西因經費有限,平時僅保留兩個軍的兵力。根據1943年數字統計,從1930年到1943年,廣西全省壯丁接受軍事訓練總計2,147,918名,約佔壯丁總數的87%,而當時廣西省總人口也不過1200萬。而當抗戰爆發後,廣西省在極短時間內集結了六個軍開赴戰場,這便是民團訓練的巨大威力。無怪1935年,山東省政府考察團在考察廣西民團後,在其報告書中感慨道:"雖名為民團,而實則新式之陸軍也。"

寓將於學

不僅僅在民眾中推行民團建設。同時,新桂系還全面推行學生與公務員軍訓制度。這樣做,不僅僅是要"恢復古代文武不分的風氣,使社會上的知識份子有文事兼有武備,以應付現代劇烈鬥爭的環境。"更重要的,按照白崇禧的話說,是要通過這樣的訓練,培養更多的軍事幹部,"寓將於學"。

1931年新桂系集團主政廣西時,畢業於廣西陸軍小學的李宗仁不過40歲,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的白崇禧不過39歲,畢業於北京陸軍大學的黃旭初不過38歲。也許正因如此,新桂系的施政方略烙著強烈的青年情結和軍事化痕跡。新桂系宣稱,"要迎頭趕上世界列強的青年軍訓......要儲備多量的下級幹部去爭取民族的自由"。而這個"世界列強的青年軍訓"的範本,自然是德意日推行的軍國主義。

由是,1931年秋開始,新桂繫在廣西的大小學校中強力推行軍事訓練,範圍包括初中、高中、大學、女校、師範院校......軍訓內容包括軍人精神教育、軍隊紀律訓練、軍事知識、技術和戰術等。

"那時候,廣西青年的精神面貌與外面的截然不同",89歲的前桂林政協主席魏華齡感慨到:"初中畢業時,必須經過半年的軍訓,才能頒發畢業證;而升高中後,第一個學期也必須進行軍事訓練......也就是說從初中到高中,要經過一年的軍訓。"

"那時候的軍訓,可不像現在這樣玩一玩、走走形式,我們完全和軍官學校一樣,摸爬滾打、射擊、野外演習、夜間演習、修筑工事、防毒、作戰理論......不僅如此,我們連‘游擊戰術'都有學。"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的第一年,初中升高中的18歲少年魏華齡整整經歷了一年的軍事化訓練,"必要的時候,我們拉出來就能立刻成為班排長等下層軍官。"他說那時候同學們情緒都非常高漲,認為"廣西是進步的",而那一年宣傳抗日的"六一運動"更是把這種情緒推向了最高潮。

除了在所有學校推行強制軍訓政策,新桂系還著手建立了自己的幹部培養學校:廣西民團幹部學校。新桂系對這個學校寄予厚望,故由省主席黃旭初親自擔任校長,而黃本人對此不無自豪地說:"現在國內學校最值得人們注意的,一個是本校,一個是共產黨所辦的陝北公學。"

干校招生非常嚴格,無論是體格知識都是同齡青年中的佼佼者。現年94歲的韋甘睦老人,曾經在廣西民團幹部學校受訓,他們被稱為"干訓生","民團干校不交費,有錢人、窮人的孩子都有,主要以學歷為主。""基層幹部都比較年輕,年輕人當基層幹部有朝氣、愛國",韋甘睦回憶說。

在經過從半年到一年半不等的培訓之後,這些干訓生被派遣往全省的各個基層擔任幹部,擔負起基層的各項建設事宜。

三位一體

1934年,從干校受訓畢業的韋甘睦被派到基層。他身兼三職,不但是當地鎮長,還是國民基礎學校校長和民團後備隊隊長。"三個職務共拿一份工資,月薪約40元,可夠二至四人的小家庭開銷。"韋甘睦回憶到。

這正是在廣西全省推行的"三位一體"政策,通過這個政策,新桂系將政治、經濟、教育統一起來為軍事服務。

傳統中國社會中,正式的基層政權組織與官僚體系只下延到縣級,正如瞿同祖所言:"實際上,在州縣級以下沒有任何類型的正式政府存在。"廣西地處邊陲,基層政府更是形同虛設,在鄉村說話管用的只有鄉紳和父老。政令只能下達至縣,到鄉村便無法傳達,這對於崇尚集權、軍管的新桂系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從1931年起,黃旭初便分別派人赴日本考察市町村制度、赴山西考察閻錫山的閭鄰村治制度、赴河北定縣考察平民教育,隨後推出大規模的基層行政編製改革,至1934年,將全廣西省編為99個縣、201個區、2399個鄉鎮、24897個村街。

與此同時,新桂系大力推行戶籍登記與管理,要求"村無遺戶,戶無漏丁"。通過此舉,"使任何人都不能單獨存在,都要與政府發生聯繫"。

類似韋甘睦這樣的經過干校訓練的畢業生,則成為執行和實施這個政策的骨幹力量。對於這套系統,黃旭初不無得意地說:"整個廣西一千二百萬民眾,都歸到這個系統之下,好似一頂很嚴密的漁網籠罩著一樣。"

"三位一體"制的實施,在節省經費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政府對基層經濟、政治、文化、軍事資源的強大控制力與調配能力。這一能力,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對新桂系軍隊在抗日戰場的卓越表現起了直接而關鍵的作用。

到前線去

1942年10月的一個上午,"天氣晴朗", 18歲的桂林中學高中生鐘文典第一次見到了新桂系的魁首李宗仁,"個子不高,但神情堅毅","灰軍裝,腳上穿的也是布鞋",除了肩章能表明身份,看不出和老百姓有什麼區別的李宗仁慷慨陳詞,"努力學習、強健體魄、趕快成才,為抗日、為我中華民族與國家貢獻力量......"。

從上午9點到11點,李宗仁演講兩個多小時,台下青年學子早已是群情激昂、熱血沸騰......

此時,已進入全面抗日戰爭爆發的第五個年頭。國民政府各系軍隊在正面戰場疲於奔命、顧此失彼,淪陷地區由北往南日漸擴大。

然而,就在這萬馬齊喑的局勢中,"新桂系"的軍隊卻表現出與眾不同的風貌。國民黨要員孫科曾嘆服道:"你們(廣西)剛入伍的壯丁,可以排成縱隊前進,實在了不得。在別的省份,剛征的壯丁,有的要用繩子綁住手,成串押解,怎能和你們相比?"戴季陶也說:"廣西在抗戰中所貢獻的人力物力智力,差不多是各個戰場的骨幹。"

不僅是徵兵,在交通建設徵調民工方面,廣西的數量也是高居全國首位。以湘桂鐵路為例,新桂系徵調30萬民團負責修筑其境內900多公里路段,兩年之內便基本完成,這讓鐵路專家凌鴻勛稱讚不已:"我們覺得桂省民工的組織以及命令的徹底實使人佩服。"

八年抗戰,廣西共徵調近百萬兵員參與其中,人數僅次於四川,按人口比例則居第一位。"新桂系"的軍隊則轉戰於滬、蘇、浙、皖、鄂、豫、湘、桂等地,參加了淞滬、臺兒莊、徐州、武漢、桂南、隨棗、桂柳等著名會戰,成為抗擊日軍的重要力量。

難挽狂瀾

儘管廣西軍隊在抗戰初期表現出色,但廣西畢竟基礎薄弱,十年積累經不住長期消耗。新桂繫在勵精圖治一段時間後,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腐敗。

隨著戰事的延長,無休止的徵兵、征工嚴重影響到了普通民眾的正常生活與生產,抗日愛國的激情便逐漸被民怨所沖淡。到了抗戰後期,甚至出現了暴力"抓壯丁"服役的現象,抓不住人就抓其父母做人質,抓不到家屬就查封家產。

其實早在廣西建設初期,廣西大學校長、著名教育家馬君武便已看出新桂系軍省主義的弊端,他說:"本省四大建設(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好像桌子的四個腳,一個桌子,一定要四個腳都同樣長,這個桌子才能夠站得穩,四大建設也是這樣。但幾年來......沒有平衡的發展......只顧軍事,不顧其他,猶如頭重腳輕,欲行不得......"

隨著抗戰後,整個國民黨從大陸的敗退,新桂系和其所推行的"軍省"主義也一同煙消雲散。白崇禧退往臺灣,黃旭初去香港做了寓公,李宗仁去了美國。

1965年,鐘文典第二次看到了李宗仁。這一年,在美多年的李宗仁回歸國內。眼前的李宗仁與20多年前並無太大變化,只是褪去了當初軍人之威武剛毅,氣質完全變得和藹可親了。



来源:國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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