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差點被活埋(組圖)

《高層恩怨與習仲勛》打開陝北肅反禁區


 習仲勛差點被活埋
習仲勛

明鏡出版社(mirrorbooks.com)最近推出《高層恩怨與習仲勛──從西北到北京》(溫相著),將一段刀光血影的慘烈歷史展現在讀者眼前。

陝北"肅反"始終是官方設置的禁區,其酷烈的本來面目始終沒有得到翔實揭示。籠罩在重重黑幕下的這段歷史可以說佔據了中共黨史上的大半篇章,習仲勛一生兩次瀕臨滅頂,都與陝北肅反史息息相關。周恩來、劉少奇、康生、高崗、陳雲、張聞天、彭德懷等悉數捲入。

可以說,陝北"肅反",是從中共創始前後就肇始的黨內惡鬥的延續,又是高層後來交鋒乃至政治運動的源頭之一。無論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1954年"高饒反黨聯盟",還是1959年廬山會議,以及1962年以小說《劉志丹》為導火索的大清洗,都可以看作是這場"肅反"的引申和變異;要認識"文革"中先後整垮劉少奇和林彪,甚至改革開放以來的某些人事浮沉,也都必須在陝北"肅反"中找到解讀的鑰匙。

《高層恩怨與習仲勛── 從西北到北京》正是以探求陝北肅反史與習仲勛兩度沉浮的真相為主線,將中共黨史教科書的傳統說法以及選擇性失明一一剝離。原本被粉飾的"正麵人物"的謝子長(西北蘇區創始人之一,烈士)、閻紅彥(昆明軍區司令員,上將)、孔原(中共中央情報部門主管)、朱理治(中央駐西北代表團團長)、程子華(當時任紅 15軍團政治委員,"文革"後任民政部長、中顧委常委)等人,都在書中恢復他們過去從未曾大白於世人的黑暗一面。作者原原本本地講述了劉志丹與謝子長、習仲勛與高崗、習仲勛與閻紅彥、毛澤東與康生、毛澤東與高崗、毛澤東與林彪、毛澤東與劉少奇、毛澤東與王稼祥、陳雲與高崗、毛澤東與饒漱石、毛澤東與江騰蛟、孔原與朱理治等等複雜的歷史淵源、糾葛、恩怨。中共歷史上撲朔迷離的"三甲塬繳槍事件"、"閻家窪子會議"、"誘捕習仲勛"、"高敬亭遇害"、"高饒事件"、"閻紅彥告密"等都再現其原貌。

《高層恩怨與習仲勛》寫道:陝北肅反的帷幕是從1935年9月下旬拉開的。首先秘密逮捕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秘書長張文華等人,隨後秘密誘捕正在前線抗擊國民黨軍隊的劉志丹、高崗,"肅反"大網又劈頭蓋臉向習仲勛、張秀山(後來任東北局第二書記兼東北軍區副政委)、劉景範(劉志丹之弟,1949年後任監察部副部長、地質部部長)等人扑來,原紅26軍及中共陝甘邊特委、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的主要領導人幾乎悉數遭到清洗。甚至連張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親也被株連,被用鐵鍬砍頭。

習仲勛差點被活埋

謝子長和劉志丹常常在中共黨史書中並提,但《高層恩怨與習仲勛》一書中用大量史料揭示:謝子長站在左傾路線立場上,多次向上級密告劉志丹是"右傾""富農路線",導致劉志丹被整肅,差點被處決。

書中引用回憶錄等史料披露,大量的知識份子幹部都成為屠戮的對象,最後發展到別鋼筆的、戴眼鏡的的都在該殺之列。後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的徐深吉中將回憶說他當年在談話時偶然說出"牛頓"的名字而被懷疑是知識份子,險遭不測。書中寫道:被捕的人都給戴上黑布袋,只留下兩隻眼睛看路。知道某些領導底細比較多的很快就被秘密處決。陝甘邊蘇維埃政府文化委員會委員長馮樹立死時年僅24歲,他對陝甘邊蘇區的文化、教育立下汗馬功勞,是個亦文亦武、軍政雙全的幹才,卻慘死在中央代表下令的秘密屠殺中,至今連他遇難詳情也不知道,直到1978年以後才獲昭雪。

凡是被捕的人員包括劉志丹、高崗在內,一律遭受政治污蔑和肉體酷刑。10月的西北夜晚寒冷,可是被捕人員在政治保衛局長戴季英明令下一律不准蓋被子,手腳捆著睡覺,綁人的繩子上面都長滿了虱子。半夜翻身都要喊報告,動輒就要受到皮鞭、刀背的毆打。劉景範是戴季英等人重點逼供的對象,保衛局負責審訊的人晝夜不停地毆打他,劉當時已經患有重病,被打以後接連吐血。原紅26軍營長於震西被保衛局人員一刀刀碎剮逼他承認是"反革命",於至死也沒有低頭。

 習仲勛差點被活埋
陝北肅反期間的政治保衛局長戴季英(1906-997),拷打、殺害許多投奔延安的人,後來雖然受到黨紀處分,但仍然以"革命前輩""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身份得享天年。

《高層恩怨與習仲勛》寫道,身為中共西北代表團負責人兼中共陝甘晉省委書記朱理治、副書記郭洪濤親自蒞臨審訊張秀山的現場,審訊人員當著朱、郭的面多次給張秀山用刑,張幾度昏死後淚流滿面地哭喊:"我死,沒有問題!26軍創造不易,它是許多同志用頭顱換來的呀。""你們可憐可憐26軍罷。"張秀山的哭聲遠達內外,不但戰友為之流涕,連看押他的保衛局的工作人員也震動不已。

在逮捕劉志丹、高崗、習仲勛、馬文瑞這些人時,已經不準備給他們留生路,準備一殺了之。朱理治下令在瓦窯堡挖了一個兩丈深、三丈長、八尺寬的大坑,習仲勛後來說:"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沒有劉志丹和我們了,他們已給劉志丹和我們挖好了活埋坑。"

曾有中共史家感嘆:共產黨殺自己人比國民黨殺共產黨還無情,有人對這一說法表示懷疑。本書披露的陝北"肅反"的大量血淋淋的史實,再次驗證這樣的論斷。例如,中共陝甘邊特委書記李景林"左"得離奇,原來保安縣民團四五十人帶著武器投奔中共陝甘邊特委,就因為這些人是劉志丹做了工作才投身「革命」,李景林便與政治保衛局長戴季英合謀,在他們會餐時全部予以繳械並逮捕,將之全部秘密處決。

1932年初的習仲勛。他在甘肅兩當縣領導國民黨軍一個營發動兵變,起義部隊後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五支隊,習仲勛任中共隊委書記。

陝北"肅反"到底殺害了多少無辜的幹部群眾,至今中共黨史界仍舊不敢觸及。書中還舉了一個例子:主持肅反者連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馮向學也沒有放過。馮向學不過是因為區蘇維埃主席朱生奎不識字,給他代筆寫了一封呈遞給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勛的信,就被定為肅反對象加以毒打直至斬首。據親眼目睹馮向學慘死的王華回憶:"他的頭被砍下,放在身子一邊,面部被辣椒水什麼燒燙,腐蝕得血肉模糊,面目不清。衣服剝得淨光,一看生殖器周圍陰毛還未長起。一個十三四歲尚未成熟的天真活潑的少年,奉區主席之命起草報告,向邊區政府主席請示有何罪?"

許多人,包括高崗在內,一旦翻過身來,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政治對手也往死裡整,"翻燒餅"成為中共黨內鬥爭的常態。於是黨史也就成為一部翻案史,平反史。

《高層恩怨與習仲勛》還首次披露大量珍貴史料,包括康生同毛澤東之間的通信手稿,藉此展現毛康的真實關係,為解密毛澤東提供新的歷史依據。


来源:多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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