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光:中南海拒絕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

2009-05-26 22:48 作者: 吳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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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是作者在2007年1月中旬一家美國智庫組織的一次中國問題論壇上的發言記錄整理稿。在這篇發言中,作為對‘改革終結論'的補充和深化,作者又提出了‘改革異化論',並圍繞這個論點展開了對於中國政治危機的分析。現在,雖然兩年多的時間過去了,但是作者的觀察和分析並未過時。今徵得作者同意,分兩期刊發此文,以饗讀者。

中國的現行制度,在一九七零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的幾十年當中,相當有效地避免了政治危機。當然,這個論斷,需要有所限制。首先,它並不是完全能夠避免政治危機。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就是一次重大政治危機。其次,其他的危機還是不斷出現的,比較近的,比如說,二零零三年的‘非典'危機。那開始並不是政治危機,但是它可以轉化為政治危機。事實上,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講政治'的國家來說,無論什麼樣的危機,最後表現為政治危機,那才真正構成了危機。這兩個限制,其實也幫助我們進一步準確判斷中國改革的有效性和有限性,這是我們下面要集中論述的。從這兩個限制來看,我們開頭的判斷,需要進一步精確化,那就是:第一,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鎮壓之後,並沒有再出現重大的政治危機,但是多次出現了其他危機,主要是由於治理問題而導致的社會危機;第二,現政權應對這些危機的能力在不斷提高,這一方面表現為避免政治危機的出現,另一方面也表現為在社會危機出現的時候控制它不會蔓延成為政治危機。

那麼,我們首先就要討論,中國目前這一套制度,是靠的什麼東西來維持穩定、避免危機?這是一個充滿變化的時代,中國在經濟、技術、社會、文化、和捲入全球化等各個方面,也都呈現了多種多樣的變化。對於這些變化,如果應對不當,就會出現問題、麻煩、乃至危機。我們認為,中國的這一套制度,本質上與這些變化有極不相容的性質。可是,至少過去十幾年來,它大體上應對有方。以前的討論當中,我從政治吸納、政治鎮壓等這些不同方面,分析過中國的政治發展。現在換一個角度,試著分析中國當局的政治應對和中國的政治危機相互之間的某種辯證互動關係。以前的分析比較集中在學理上講的那種國家與社會關係層面(state-society relations), 這次可能比較注重政治操作的層面;以前的分析也比較多地著眼整個政治發展,這次則準備就政治穩定和政治危機問題比較聚焦地來討論。

一.強制與收買:當局維持穩定的兩個基本手法

我的粗略的觀察是,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政府維持所謂穩定的策略,大體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或者說是四種方法。

第一個方面是強制的(coercive)方法,可以稱之為"控制"或者"壓制"。從1989年以後,它越來越依賴黨對專制機器的控制。比如,通過對於政法委的強化,黨對政法系統的控制比一九八九年之前更嚴密了。安全部門的作用,現在也比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強化了。包括黨對宣傳部門、文化事業的控制,很多人關注它的‘放開'的一面,但我要強調的是,在這同時,這種控制的強制力增加了。比如黨委或者宣傳部門給某個刊物一個禁令,或者是更廣泛一些的禁令,那都是很有強制性的。強制的管理在加強,這是第一個方面;其效能往往是直接的,這應該也是比較容易看得清楚的方面。

第二個方面是利用經濟的手段。總體上可以稱之為"收買"。從經濟上講,要想行之有效地運用這個方法,最重要的是國家的整體經濟表現。這是經濟手段最重要的保障和最根本的基石。具體地說,即使在總體經濟表現比較亮眼、正面的情況下,資源總還是有限的,那麼還必須要制定一個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些資源來維持穩定的戰略。他們有這樣一個戰略。比如說,一九八九年以前,經濟上的好處,主要是在農村,而八九以後呢,主要是城市得到。這個裡面,我認為,背後主要是維持政治穩定的考量。就社會群體來看,一九八九年以前,農民得到了比較多的好處,而八九以後呢,得到好處的主要是機關幹部、知識份子、地方官員和企業家,甚至是外國人(首先是外國資本家,還有屬於外國人的其他群體)。

隨著資源的增長,社會群體受惠的餘地就更大了。餘地大了以後,我覺得,江澤民還是按照後一個思路來維持穩定。那就是在後面這些獲益的社會群體之中尋找新的、更加明確的政治結盟。擴大到資本家也來 ‘入股'共產黨,就是這個思路最為典型的一個體現。總體來說,就是依賴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使黨的政權可以有更多的資源,來吸收更多的人作為小的"持股人 "進入這個黨,和黨的利益綁在一起。最近幾年,可以觀察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就是黨員數量的急劇增長。每年的增長幅度,都是幾百萬,現在黨員總數已經有七千多萬。在未來的七、八年內,應該會增長到一億。假設黨員都可以受惠的話(當然一定有一些個案不是這樣,這裡僅從宏觀上來看),以一個家庭三口人計,一億的黨員受惠就大約等於三億人受惠。當然,一家人中間可能不止一個黨員;反過來呢,也可能還有其他親戚也跟著受益,特別是在農村地區。這只是一個粗略的估計,總之是一個很大的數量。進入這個黨,主要就是得到好處,歸根結底是經濟好處。這樣,黨的政權就可能被一個很大的人群所擁有,至少是象徵性地來擁有。他們不再是因為什麼共產主義理想或者其他什麼理想、信念而進入共產黨、而擁護現制度;他們就是為了經濟好處,這就是被收買成為保持所謂穩定的社會政治基礎。胡錦濤上臺以後,還想把這個辦法擴大到農村。依賴手中的經濟資源的增長,繼續擴股,試圖讓農村也享有更多的經濟資源。一九八九年以來,當局對於它所主導的社會收益分配,有一個從農村到城市的戰略轉移,完全是為了政治穩定。現在稍微調整一些回去,這是明智的。可是,問題是,現有的‘持股者',是不樂意看到這種發展的。這個問題,我們後面再談。

二.專制主義的‘軟力量':從利益收買到靈魂收買

還有第三個方面,就是宣傳、意識形態的方面。或者用時髦的概念來說,就是"話語"(discourse)的權力、‘軟力量'(soft power),也包括搞公共關係。這個方面不可小看,它是可以左右社會心理的。這裡面,我觀察到一個歷史的發展脈絡。從一九八九年以後來看,首先是靠強制,特別是六四之後到一九九二年初的一段時間。接下來,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經濟改革重新啟動,國家所能控制的經濟資源越來越豐富了,它的經濟收買手段就越來越有效。時間一長,這種經濟上的收買,完全可以變成一種心理上的收買。就是說,當你拿到了這個好處以後,逐漸地,你有一個心理內化的過程,把你拿這個好處的這套交易合理化的過程,你就開始認同這種收買,認同產生這套東西的那個制度安排。這樣,本來以為已經破產的那套政府話語,就有了新的社會、經濟、和心理基礎,這就產生了新的屬於這個政權的那種話語權。中國當局現在很自覺地在利用這一點。知識份子加入了它這個精英聯盟之後,也很主動地在這個方面貢獻力量。經過這些年,這個方面他們製造了很多的資源,比如說民族主義、盛世論、和平崛起、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等等,還有硬體的,比如海外的孔子學院。這些都是"soft power",不僅在國際上來說是"soft power",在國內也是"soft power"。這就是說,隨著一九八九年以來的歷史發展,中國當局所能夠運用的手段越來越多了,從一味的強制,發展到了再次有效地建立了話語權力。隨著中國政府所掌握的經濟資源的增加,話語權力有了強有力的物資支撐,從利益收買就逐漸發展到靈魂收買了。

三.體制改革的異化:是制度變革,還是維持穩定?

維持現政權、現制度的穩定,它還有第四條辦法,那就是體制層面的變革(institutional reform),包括行政、法制、和政治方面的各種各樣改革的舉措。具體的一些內容,我後面再展開。這裡先把這一條也提出來。當然,這四條之外,是不是還存在另外一些因素,比如說新技術的出現?我這裡沒有把它單獨地列出來,是因為我覺得它有多重的效應。比如說,信息高科技的出現,因特網的發展。它可以幫助社會力量的發展,有削弱現行體制的效應;但是當局手裡有更多的資源和便利來利用它,也可以幫助維持專制政權的穩定。更重要的是,我感覺,如果它對當局有幫助的話,也是通過上述幾個方面來起作用的。比如說,當局對因特網的控制和利用,是建立在強制力和經濟收買這樣一些基本手法上面的;當局通過它來擴展自己的話語影響,也屬於我們上面談到的第三條。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在上述四個方面的因素當中,前三個是比較具有確定性的。也就是說,他們的功能是什麼,這是比較確定的,那就是一定有助於當局維持目前狀態的社會穩定。而且,他們相互之間往往是相輔相成的。那些實現控制的手段,一定有助於政權的穩定性,而不會相反;而經濟資源的增長和對於一定社會階層的經濟收買,也一定是有助於政權的穩定。這些東西的發展趨向,也是比較清楚的。首先,我認為,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些方面都會得到進一步的強化。也就是說,強制的力量會被進一步強化,經濟資源的佔有也在進一步被強化,話語力量的建立和擴展也在進一步被強化。其次,應該也比較清楚的是,當局強制力的加強,當局所能掌握的經濟資源的進一步豐富,當局話語權力的擴展,都決不會導向當局要改變它的統治方式這樣一個方向。而是恰恰相反,在現制度下這些方面越發展,現制度就越沒有可能會主動走向變革。對這一點,也許還有不少人還抱有幻想,以為多少年之後,比如中共二十大的時候,當局信心十足了,情況就會發生變化,就可能出現巨大的轉折,中國的民主化就可以自上而下地啟動。我認為,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wishful thinking, 邏輯上完全說不通的。關於這一點,後面還會繼續作點分析。

可是,這第四個因素,也就是體制變革的因素,它的價值、後果、前景和趨向,比較來說,都不大確定。就價值和後果來說,體制變革的性質,究竟是維持現在政權的穩定呢,還是它也有可能導致別的方面的後果?它的趨向和前景,是在持續地深化、發展呢,還是根本無關痛痒、越來越沒有實質內容了呢?總的來說,這類體制變革,是在不斷地削弱現有制度呢,或者其實是在強化現有制度?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和回答,差異是很大的。簡單地說,這些不同的看法,可以這樣來歸納一下。第一種,不妨稱為‘持續有效論',就是認為中國政治層面的改革,包括三層吧,即行政的、法制的和政治的,這個改革是在不斷持續進行的,而且是有效地在推動中國的進步。不管是什麼原因使它有效、持續也好,不管是當局主動的還是公民社會力量迫使它在這樣進行也好,總之,這種看法樂觀地認為改革是在持續地進行,儘管可能是緩慢的,基本上有效,儘管有的時候有些方面的改革的效果不一定那麼明顯。這樣的改革,這樣持續有效地進行下去,前景就是漸進、和平地轉換到民主化。在這裡面,也還有兩種不同的判斷。一種是著眼領導層、著眼黨國的,認為當局實際上是在有意識地推動這種良性的改革。也許為了權力的問題,這樣的改革有時候會有所收縮;因為各種外在條件的制約,這種改革不是進展得很理想,但是,這種看法認為,當局從長遠來講是認同政治改革的目標的,甚至是認同民主化的目標的,要給他們時間來慢慢推動。另外一種呢,認為當局也許是無意識的,甚至是不情願的,但是它為了其他方面的需要,因為內部鬥爭而為了權力的鞏固也好,為了其他什麼原因也好,它必須推動經濟上的、法制上的、行政上的這幾方面的改革,甚至不得不推動政治上的改革。而這幾方面的改革,最終會帶來一個當局所沒有預期到的政治後果,這個政治後果就是民主化。總的來說,這兩種判斷都是認為改革是持續有效的,體制改革可以使中國和平地轉變到民主化。他們的不同,僅僅在於當局是主動還是被動在進行這樣的持續有效的改革。

第二種看法,認為中國實際上已經沒有什麼政治改革了,甚至沒有什麼像樣的經濟改革了。或者說,儘管當局也不是完全沒有試圖進行一些改革,包括政治層面的,但是根本沒有什麼進展、沒有什麼效果。這對中國當前改革的形勢和性質的判斷,特別是政治改革的形勢和性質的判斷,就是‘沒有'或者‘無效'‘,與前面談的那種看法是持正好相反的意見的。這樣一個判斷下,那麼它的後果是什麼呢?基本的看法就是會出現危機。不過,有人判斷危機會隨時、馬上出現,而且當局無力駕馭,這就是所謂‘崩潰論'。另外的學者呢,比如裴敏欣,則不是這樣比較簡單的‘崩潰論'。裴敏欣所講的,是"停滯論" (stagnation)或者"衰敗論 "(decay),就是說這套東西不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問題,而政治改革的缺位使得這個體制不能夠有效地具有應付這種挑戰的能力。最後其實也還是要發生危機,不過相對來說危機來得比較長程一點,很可能是停滯很長一段時間才會到來。對於危機到來的後果,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說危機出現以後,因為現行體制的控制力降低,反而可能使得民主化轉型出現機會,可以叫做‘危機轉型論‘;另外一種是估計危機會產生混亂並且持續下去,這是一種比較悲觀的看法,一般與‘崩潰論'的看法是聯繫在一起的。

我的看法,是贊成裴敏欣的觀點的。在這個基礎上,我想強調一個問題,而對這個問題的闡發,看看是不是也可能構成第三種判斷。所強調的這個問題,就是中國其實存在這樣一個比較有效的但是非常有限的制度性的變革。從民主化的角度來看,從根本制度變革的角度來看,目前不存在有意義的政治改革;但是,從當局的利益來看,從維護其權力壟斷但又要適應新的經濟、社會和國際形勢的角度來看,也不能說目前的中共政權完全沒有做什麼體制層面上的調整。在他那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有政治改革的,特別是有行政層面的改革。因為這個東西的存在,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常常各執一詞,有的認為中國正在進行政治改革,有的看法相反。在價值的層面上,我同意說中國目前不存在政治改革,而且我認為連經濟改革也已經死亡了;但是,從實用的層面來講,當局並不是一味守成、完全沒有作為,而是也在挖空心思地動動這裡、弄弄那裡,要使目前這個制度、也就是政治權力壟斷的制度,更為有效地運轉乃至持續下去。這個不是本來意義上的政治改革,但是也不是純粹的‘停滯‘。也許應該視之為‘異化的改革'。我們知道,‘異化'的本意,就是事物走到他自己的反面去了。改革本來是為了改變他那個制度,現在這個意義上的‘改革'則恰恰是為了更好地維護他那個制度,鞏固他那一套,是為了維護一黨專制制度下的所謂穩定。

四.‘鳥籠改革'的邊界和效用

所以,我說這個體制變革同時具有"有效性 "和"有限性"。它的有限性,在於這種變革完全是為了鞏固現政權、現制度的,此外不可越雷池一步;而它的有效性,也在於它確實也是可以幫助現政權、穩固現制度的。當然,對於前面第一種看法來說,也就是認為中國改革持續而有效的那種看法來說,它可以認為,這種"有效"和"有限"的變革從長期來講是可以制度化的,它可以使得中國在政治改革上也"摸著石頭過河",最後找到一個中國政治改革的道路。這就是說,"有效"性逐步積累,終於會壓倒"有限"性,從長期來講,"有效"性大於"有限"性。這種看法,屬於權威主義鞏固論,我不贊成這種看法。我認為,這種觀點的問題,在於沒有看到這種‘有效性'是對什麼東西有效,高估了‘有效性'的累積效應,低估了‘有限性'的剛性制約。這種看法事實上是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等普遍利益和政權利益視為了一體了,認為對於鞏固政權有效的東西就會對於促進民族利益有效,或者反過來,認為這個政權為了有效的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必然地、不得不逐步向對人民利益、民族利益有效的東西靠攏。這種假設,如果不是共產黨那一套拿人民利益說事的騙人花招的話,那就是政治上很幼稚的看法。用江澤民批評香港新聞記者的話來說,‘too young, sometimes naïve' (太年輕,有時太天真)。

接下來我想集中地談談這個"有效"和"有限"的改革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改革,帶有什麼樣的含義。我認為,對現行體制來說,它在中國推行任何的一個所謂改革,其實都在試圖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能夠有效改善治理,有效解決它治理中遇到的問題。不管多麼有限的效能,總是能夠有效地減輕一點問題,這就是它的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就是有效地維持權力的壟斷,決不能夠使它的權力壟斷受到挑戰。在這兩個之間,那個選擇空間是非常狹窄的。我們知道這句老話,所謂"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用我這裡的概念來解讀,就是說,不能有效解決治理問題,那就等死罷;而如果不能維持權力壟斷,那就是找死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它確實找到了一條路,擺脫了它在政治上的這個"二律背反",既解決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又維持了共產黨的權力壟斷。但是,這條路,是以政治上沒有出路為前提的。換句話說,它只解決了經濟發展問題,卻不能解決經濟發展所產生的那些負面效應。中國的政治改革,是不是也有這樣一條折中的道路呢?當局是不是也正在走這樣一條折中道路呢?這樣一條折中道路到底意味著什麼東西?它是不是能夠走得通呢?

所謂"折中道路",就是剛才講的,既能夠解決治理問題,又能夠維持權力壟斷。那麼它就必須在這兩個邊際之間不斷地尋找平衡。回到"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的這個說法,就是"半吊子"改革,就是說,找死也沒有找到家,等死也又不完全等死,不斷地在試圖拉長等(死)的時間,也拉長找(死)的時間。在這樣一個空間中,在這樣一條鋼絲上,在這樣一種拖延的時間上,把現在的政權和制度相當長時間地維持下去。 "長期鞏固論"實際上就是把這個東西看成可以制度化的來解決問題了,是認為這樣的拖延戰術就可以給它更大的迴旋餘地,最後那些問題、困難就拖掉了,最後就可以解決了,或者說是不了了之,以不了為了之。我的看法是,現在的政權,確實是在有意識地嘗試這樣一種戰略。

實行這個戰略,我認為,它也有成功的一面。昨天賀衛方教授講過,那些法制方面的改革,雖然很有限,但是它對法制的品質有一些有效的改善。可是,我們也知道,在維持一黨專制這個方面,卻並沒有任何鬆動。包括昨天汪永晨講的這個環保團體的情況,也是這個樣子。環保團體也好,其他公民社會性質的團體也好,在他這個政治框架內,實際上都有兩重性質。一個是幫助改善治理品質,解決治理中的一些問題。這既是在幫助這個社會、民族、老百姓,也是在幫助這個政權。因為有這個效能,所以這個政權是允許他們存在的。但是,事情還有另外一面。你的這種努力,一旦有可能挑戰這個政權的權力壟斷,在這一點上它就一定要卡死你的。這個底線,它是十分清楚的。它就給你這麼一點兒空間,讓你發揮可以幫助它解決問題的那一面的功能,限制你可能質疑、挑戰它權力壟斷的這一面的可能。昨天那個有關水壩建設的聽證的例子,就很說明問題。這個事情對於共產黨來講是不影響一黨專制的,你做成功了也不影響一黨專政的,反而可以在局部有效地改善制度。這並不是說它想讓你這麼做,而是說,社會力量的興起,逼得它不得不給出一點空間。但它要掌握對於這點空間的邊界界定。不是全部卡死你,它現在恐怕也沒有這個能力了。但是,你想要從根本上、宏觀上解決問題?那也絕對不行。這個剛性框架的制約也好,公民社會團體的本來的活動方式也好,這樣都使你努力於局部、個別問題的改善上;而你如果能夠做到這種努力,實行這種改善,從客觀後果來講,對這個政權、這種整體的制度框架,也並沒有什麼壞處。這就是說,你幫它發揮了那種不影響一黨專制但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治理的功能。當局現在在很多方面都是在玩這個遊戲。對於行政改革,我認為更是這個樣子。

(續上期)

導語: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困境:小改不能解決問題,大改反而引爆問題。所以,擴大、加快、深化政治改革這件事情,無論是被迫還是主動,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從制度、領導層、掌權的這些人的角度來講,他們是不會做的。

五.作為硬制約的‘有限性‘

因為有這種嘗試、有這樣的成功,所以我把‘體制改革‘這一條也列為當局維持穩定的四條基本戰略之一。問題是,這種不觸及基本的東西、但是可以讓現體制得益的這種鳥籠改革,是不是就可以這樣一直玩下去呢?這就不能不認真探討它的有限性的這個方面了。

說實話,我們這些人,是比較容易忽略它的有效性的方面的。為了不要為自己的感情、偏見所矇蔽,我前面特意嘗試發掘一下這些改革的有效性是在哪裡,有效到什麼程度。在這個方面,我還想指出的是,前面講的這四個因素,實際上是相互作用、相互支撐的。比如體制改革這個東西,有的時候,也許它那種所謂‘改革‘根本就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沒有什麼效果,但是,它只要允許這個東西有象徵性的存在,這個東西就可以在國際上發揮公共關係的作用,這個作用有的時候還是非常強的。我並不是說那些做法制改革的,做了就是要去給這個制度來進行政治裝飾;我的意思是,它必定要用它的框架把你扭曲,否則它就用強力來扼殺你。你一旦觸及到它的權力壟斷,那它的第一條就上來了,就是強制這一條上來了。如果你還沒有遭遇到這一條,只能說你的行動尚未危及他的底線。你的局部的、個案的改善治理,對它的國際公關作用、對它的話語權威的支撐作用,是你所不能掌握、但它可以充分利用的。有些人因為利益的緣故,被'收買‘了以後,心理內化還是有困難。那就是說,我可以拿你共產黨的好處,但是我覺得你共產黨這套東西我還是很難接受。可是,當共產黨誇誇其談'政治改革‘的時候呢,甚至還有一些動作的時候呢,這樣的人就可以justify (合理化)自己的選擇了。他們說服自己、也說服別人,說共產黨會慢慢地走到你所願意的那個方向的。這些東西,都是這種體制改革的有效性的方面。

另外一種看法,認為這種"有效性"非常" 有限",短期內可以鞏固現體制,但是長期來看是危機。我個人是這樣一種看法。我認為,當局的體制性變革,在短期內可以是有效的,但長期內是一定會發生危機的。這個有限性,首先一條,也是很清楚的一條,就是它不可能普遍地解決和改善治理問題。昨天賀衛方教授也強調了這一點,就是法制改革處處遇到這個問題。這就是說,我們前面看到的那個如意算盤,也有很不如意的一面,這就是改革的有限性在制約它的有效性。在有效性不足的情況下,各個層面的停滯、衰敗、乃至危機,不僅存在,而且持續發展。打個比喻來說,就是藥力下得不足以治病,所以病情還在惡化。昨天於建嶸教授講到的這個社會騷亂和抗議都在持續上升的現象,就是一個證明。改革的有效性,是受到了嚴重挑戰的。比如說,環保團體已經出現了,它並不挑戰政府的權力壟斷,但是當你允許它來幫助解決治理問題的時候,它在解決治理問題的過程中,往往不得不觸及你的基本政治框架。這些團體會要求說,你這樣子不行呀,我還要進一步往前推啊,否則解決不了這個環境問題呀。我想法制改革也是這個樣子。當然,當局的危機意識是很強的。之所以這樣,我想,就是因為他們不僅看到了實際存在的這樣一些有關治理的問題,而且也看到了它用來藉助解決危機的這些方法之中其實潛伏了很多的"危險",對這個政治框架來說是危險的。所謂"飲鳩止渴",我想共產黨應該是體會很深的。

六.看不到推動政治改革的前景

如果現行的改革不足以解決問題,當局會不會為時勢所迫而進一步的擴大、深化、和加快制度層面的改革,包括行政、法制、政治層面的改革,來應付不斷積累的危機因素呢?我對此一貫是持悲觀的看法。這裡面原因很多。剛才講到的一個,就是它看到了幫助它解決危機的這些因素,本身就對它構成潛在的挑戰,當然它就不願意再繼續擴大這樣的因素。再一個理由,就是我們開頭所講的了,一九八九年以來他應對危機是基本成功的,而這個應對的主要方法不是進行政治改革,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認為,中共領導層在一九八九年以來積累了這樣的經驗,它也認為這一套鎮壓、收買等等的方法是有效的。既然這樣的話,對於他們來說,為什麼要改弦更張?我看不出這個道理。那對他們來說是自找麻煩。我們總在說,你不進行政治改革,就會有大麻煩。可是,過去這些年的經驗表明,有政治改革的時候,這個政權反而有麻煩,天安門事件這麼大的麻煩;那之後不搞政治改革了,或者是鎮壓與收買為主,間或來點兒我們前面所說的‘異化的改革',並非真正改革的改革,它的日子倒過得很好了。我們所說的那個麻煩,是從民族利益著眼;可是,從統治者的利益著眼,它現在反而沒有了這些問題。他們的這種經驗的積累,他們這樣的慣性,對繼續它這套做法只會增加信心,很難設想它改弦易轍去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

從實際情況看,中共幹部階層近年來對於政治改革的態度,也發生了明顯的轉變,從認為政治改革重要而轉變為不這麼認為了。這從中央黨校在學員中連年進行的關於改革的調查結果就看得很明顯。前幾年的調查,政治改革、行政改革都是排在前兩、三位,被認為是必須進行的事情;而最近一次公布的調查結果,是對於政治改革乃至行政改革都沒有興趣。(有人插話:中央黨校調查了三百五十人,一般都是中央機關的幹部,高校出來的佔百分之三十四點三六, 還有什麼當老闆的佔百分之 五。他們當中,有百分之二十八點三認為,中國現在的社會問題已經相當嚴重,已經影響到社會的穩定了;而百分之六十八點五六的人,則認為雖然嚴重,但我們是可以控制的。)我們知道,中國的改革,一般來說,都是中間階層比較難以推動,因為中間階層的既得利益比較大。基層出於不滿會要求改革,高層有時候出於整體政權的理性利益也會要求一些改革,而中層往往是比較有阻力的。前幾年,中層幹部已經認為政治改革很重要的情況下,這個政權都不推動政治改革,現在中層幹部也都認為這不重要了,不要搞政治改革了,這個政權怎麼還可能會推動政治改革呢?這也是我對中國政治改革前景悲觀的又一個理由。

然後就是知識份子的態度。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總體的心態,它的價值取向,恐怕已經很明顯了,就是不願意看到民主化。(有人插話:有人已經提出來了,說中國的問題不是改革的問題,而主要是發展的問題)。另外,也缺少國際壓力。目前,國際社會對於中國要實行政治改革、實行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壓力,應該說是比較小的。

七.花拳繡腿的所謂‘政治改革'

我們轉而看看實際情況呢,看看他們所說的政治改革究竟是在做些什麼東西呢。當然,當局一直在說,實際上政治改革也還是在做的,比如說黨內民主。吳儀上次見美國商務代表團,就有兩個賣點,一個是黨內民主,一個是行政改革。有一些我們這種背景的學者,對中國黨內民主的看法,也是非常樂觀的。我的看法是,它是在做一些東西、一些試點,比如說黨代會的常任制,取消地方黨委的常委會,還有幹部公議、減少支出,等等;可是,這些東西並不能夠解決什麼問題,不能解決社會、經濟、環境等等方面的任何問題。這是我的一個核心的看法。

比如說,黨代會的常任制,這是這幾年國內講的比較多的,我們在八十年代中期講政治改革的時候也提出了這個東西。可是,我現在的看法是,這個東西不會起作用,搞了也不過如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只有一次是實行全國黨代表大會的代表的常任制的,那就是從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一次會議到一九五八年的八大二次會議。但是,恰恰是在八大一次會議到八大二次會議之間,中國政治發生了非常大的轉折。八大一次會議的時候,劉少奇在四、五十頁的報告中,只有四次講到毛澤東思想或者引用毛澤東;一年半以後,還是這個代表大會,同樣的那些代表,又開了第二次會,劉少奇做了一個只有二十幾頁的報告,卻有二十三處引到毛澤東。這你就可以知道,毛的權威,在這短暫的時間內,就是1956年的秋天到1958年的春天,經過了"反右"以後,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這個我以後也會寫一篇文章講一講。毛在八大一次會議受到挫折,毛澤東思想也從黨章裡拿掉了。但是,通過 "反右",他掌握了主動權,到八大二次會議他已經完全掌握了主動權。這就是說,這個黨代表大會代表的常任制,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並沒有強化黨的代表大會的權力,更沒有制約中央領導人的權力。結果是,他自己都保不了自己,八大與九大之間就發生了文革,然後八大也就沒有什麼三次會議了。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名義上,黨代會的代表都應該還是常任的呀,沒有什麼決定取消它呀,結果呢,連個會都開不成了。從這個經驗來看,我認為,黨代會代表即使常任,也作用不大。更何況,現在這也只是在很少的地方搞一些試點。取消常委會,這也沒有什麼意思。取消書記辦公會,這個東西的政治效果就更扯淡了。幾個副書記,削減成兩個副書記,這就算是政治改革了?已經在做的這些東西,就改善治理來看也好,就擴大權力的分享來看也好,我都看不出來它們有什麼實際意義。

要說有實際意義的,就是差額選舉了。十七大代表的選舉辦法也已經出臺,按照官方媒體的宣傳,差額比例擴大了,十七大代表的選舉會更民主。但是,我想我們可以看剛剛結束的作協選舉,得票人數最少的候選人當選為主席。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內定要作主席的,不滿意這個內定,結果得票很少。少也沒有關係,照樣按照內定的方案作主席。這個就很諷刺了。這樣的差額選舉,它的政治效應,是靠上而不是靠下。這就是說,如果不靠上面的話,你就會被"差"下去;你如果聽上面的話,不管得票怎麼樣,上面都會支持你的,一定會在差額選舉中想辦法保你的。這根本就不能算是選舉了,頂多走個投票的過場而已,還侈談什麼‘差額選舉'?作家協會的選舉尚且如此,黨代表大會的選舉,不管它在那裡說多少多少差額,實際上又怎麼可能真正民主呢?從理論上講,沒有黨與黨之間的選舉競爭,黨的內部就不可能具備民主競爭的動力。事實上,政黨民主總是先於黨內民主,歷史上從來沒有那種沒有黨與黨之間的民主競爭卻反而先有了什麼黨內民主的。美國可以說是民主競爭的一個例子了。可是,美國兩黨競爭這麼多年,兩黨的內部卻一直並不民主;它也不過最近、八十年代以來吧,才開始有黨內民主。就是這樣的黨內民主,是不是民主的進步,學術界也是很有爭論的。Zakaria就認為黨內民主對整個民主制度是有相當的破壞作用。他說,美國的民主最近出了毛病,最重要的就是因為黨內民主,有了黨內民主就使得黨內的初選不是作為一個思考策略的這樣一個功能,就成了國家的基本選舉都一樣的,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從所有的這些理由來看,我對黨內民主這個東西抱有很大的懷疑。

再一個就是行政改革。行政改革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強化行政能力,不涉及根本權力的重新分配。我們剛才講的有限性,其實主要就是在這裡。即使那些行政改革它都在做,有限性也還是存在的。

再深一層來講,回到危機問題上來講,可以說:現在如果它真的改,危機可能爆發得更早,實際上可能誘導危機的爆發。原因在於,第一,政治改革會使得現在的政權的利益共識被打破。現在這樣子運行了十幾年,內部運作的利益共識也有了,內部運作的程序也有了,一改的話,很多東西都要重新安排。在這個過程中,那些被壓制的危機因素,就會爆發出來。還有一個原因會使得政治改革誘發危機,那就是期望值升高。如果真搞一些改革的話,民眾的期望值就會升高,結果呢,就像亨廷頓(Huntington)所講的,參與的渠道不可能馬上就到位,但參與的慾望高漲了,這個就會形成社會問題,出現亂子。其實,一九八九年的事情,背後就有這個原因。這就形成了一個困境,那就是:小改不能解決問題,大改反而引爆問題。所以,我覺得,擴大、加快、深化政治改革這件事情,無論是被迫還是主動,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從制度、領導層、掌權的這些人的角度來講,他們是不會做的。

八.控制力增長背後的變數

說來說去,他們並不是靠實行政治改革來維持穩定,他們是靠我前面講的那三條,就是強制、收買和宣傳。關於這三條呢,聯繫對於政治危機問題的分析,我再稍微講幾句。

第一條就是強制力。它的控制能力在持續增長,這是很明顯的。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也都會持續地增長。但是,問題在於,控制能力並不能直接地解決社會問題。它是一個"馬後炮"。它是在危機出現以後,把它按住、卡住、壓住。危機越多、越大,這個強制的力道就必須越大才行。這就是說,在目前社會經濟環境的治理病灶越來越多的情況下,下的藥就會越來越毒,藥力就越來越霸道。從常識來講,一個健康的肌體在這兩個力量下掙扎-我假設它這個強制力是沒有問題的,我們也同時看到社會危機因素是越來越多-這樣兩個東西同時並存,就算它能夠持續地壓制住,不出大亂子,我覺得它的後遺症還是很大的。這也是為什麼拖得越久,危機就會越大。按不住的那一天就是火山爆發的一天。單就病症和藥力之間的賽跑來看,也許五年、八年不成問題,它能控制得住。就是說,雖然藥力大,但還不至於把它的體制破壞,它用強制的控制來應付各種各樣的病症也還是有這個力量的,應付各種各樣的局部危機它還是有這個力量的。但是,對整個社會的毒害,那是很厲害的;這種強制下的穩定拖得越長,這個社會的內在失序就越加發展,對這個社會、這個民族長遠來說是很可怕的一個前景。

第二條就是經濟收買。這是最根本、最關鍵的問題。昨天偉建講到,以現在的這個經濟增長模式,再能維持十年就差不多了。我對經濟問題完全外行。我有一個簡單的類比,就是日本、韓國的經濟增長,大概都是三十年的經濟增長期,然後就進入經濟的衰敗。當然,在這個類比中,中國有它經濟上的優勢的一面,內部市場比較大,它可以相對轉變一下增長模式,發掘一下內部市場;它的經濟危機可能是局部的,"東方不亮西方亮",等等。但是,與日本相比,它同時也有很多的劣勢。比如說,法制不行,軟體的這些東西都不好。這種類比當然很粗糙,我們只能粗略地來看。人家搞了三十年,那我想,算中國可以搞四十年,維持四十年經濟增長,那現在也快走到頭了。其實經濟學家的講法也不見得有什麼科學根據。林毅夫說中國可以這樣高速增長一百年呢。這麼講我看是很武斷的。能源的、資源的、環境的、國際的、勞動力價格的、投資的等等這些因素,都是硬性的制約,從那裡找那麼多的資源來維持中國目前這個狀態的增長再搞七十年?其實,中國的經濟增長相當病態。單純從經濟學的觀點看,恐怕百分之四左右的增長率就是很好的了。可是,中國的情況,我認為,它的經濟增長率一旦下降到百分之六、百分之五,那整個社會、制度恐怕都大成問題了。經濟增長率如果降到百分之六、百分之五,這個政權的這第二條的能力就大大地降低了,老百姓的預期也不一樣了。它用這個辦法搞穩定就難以支撐了。

第三條就是話語的東西、心理的東西。這個東西現在越來越重要。為什麼呢?我觀察到,這一方面的轉變,相對現實狀態的變化來說,往往有一個‘滯後效應‘。比如說,一九八九年的時候,當局治理的方式已經轉變到依賴暴力,到一九九二年以後又加上了經濟收買,但整個社會的價值和話語,大體上還是一九八九年以前的。這個方面的轉變,要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才實現。舉個例子,就是關於民族主義,我看到'零點‘公司做的一個調查,記得是一九九二或者甚至是九四年做的。它在中國的幾個大城市,北京、上海、哈爾濱、武漢等地調查,列了幾個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問哪個國家是你最喜歡的。佔壓倒多數的答案,是美國,還有日本、新加坡。這明顯還是一九八九年之前的那種社會心理。看得出來,這裡面的'滯後效應‘相當長。如果我這個猜想有道理的話,那也就是說,目前的這種社會心理,在實際的政治、經濟情況發生了變化之後,也還可能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而現在社會心理的特點,可以說是保守的、權威主義的、民族主義的,是對這個政權、這套制度有利的。也許,當經濟的增長降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危機瀕臨爆發的時候,這樣的心理的東西還可以繼續作用,對這個政權和這套制度起支撐的作用。

以上這些東西,都是現政權針對國內社會的層面,即政治學所謂的state-society相度來展開的。此外還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不屬於這個範疇,但是也很重要。國際因素就是一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現在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很好。但是,比如廉價產品出口啊,環境問題造成的全球環境危機啊,能源的國際競爭啊,則產生負面的影響。而且,國際環境還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在中國日益捲入全球化的情況下,這個國際環境會是一個很大的變數,決定中國是不是出現政治危機。此外,臺灣問題,還有香港,甚至西藏的問題,都可能成為很大的變數。當然,中國內部的社會層面也有一些變數,比如反對派如何組織自己,如何開展反對運動,這會增加變數。還有就是領導層內部的變數。我們知道,領導層過去長期以來的一個問題就是權力交接的不確定性。現在,權力交接的問題是不是真的解決了呢?在江和胡之間是和平地交接了,從胡到下一代呢?是不是這個模式就制度化了,今後都可以這麼搞了呢?再有一個,就是偶然事件太多了,不可預測的因素太多了。這也是我們為什麼沒有辦法看清楚這個圖景的原因。有時候偶然事件會產生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已作為《動向》雜誌2009年四月號、五月號特稿刊出)

(原題)改革的異化與政治危機:關於中國改革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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