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隨著鄧小平和成千上萬的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的平反覆職，五十五萬以上右派的平反問題也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議事日程。當年反右運動的總負責人鄧小平決定對絕大多數"錯劃右派"給予"改正"，然而堅持運動本身是必要的，因為當時確有極少數真正的右派份子企圖推翻中共的統治。為了抓一小撮所謂"真右派"，"偉大、光榮、正確"的執政黨不惜將五十多萬無辜的知識份子"錯劃為右派"，使他們備受勞改和凌辱之苦達二十二年之久，幾百萬家屬備受株連。為了證明"錯劃右派"並非完全無錯，中共中央拒絕補償"改正右派"二十二年來由於工資待遇被降低或取消而受到的經濟損失。
"右派改正"的決定於1978年10月以中央55號文件下達，改正工作由本人當年所在單位執行。安師大辦理改正人數達二百四十餘人，就一所規模不大的省校而言，這個數目相當驚人。一位當年反右後被遣送回鄉務農的男教師，這時候已年近半百，奉命回校辦理改正。他辦妥改正文書後，走出行政樓，一頭撞在牆上。有過路的人跑過來把鮮血淋漓的"改正右派"送往校醫院他說："他們無緣無故毀了我的一生，現在卻指望我對他們的假仁假義感激涕零。我的血沾滿他們的手，沾滿他們虛偽的門面！我才不要這些騙人的改正決定破紙哩，但是我得為家裡人清洗被株連的罪名，要不然他們要永遠背著右派家屬的黑鍋。"
我雖然沒有流血抗議的勇氣，這位難友觸目驚心的吶喊卻使我對渴望已久的改正有了新的認識。我一直等到1979年5月初才奉命回北京原單位辦理右派改正。原單位已改稱國際關係學院。"改正辦公室"的頭子不是別人，而正是那個當年反右運動的積極份子，不愧為一脈相承的好黨員。他繃著面孔說，我的問題屬於"推一推，拉一拉"的性質。我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是考慮到我多年來在思想改造中取得的進步，黨組織決定對我寬大處理，給予改正。寬大無邊，嗯？我從安師大動身前，有的朋友警告我不要對改正抱過高的期望，因為來自極左方面的阻力還很大。"不管結論怎麼寫，只要給你改正就簽字。"所以我把"改正決定"大致看了一下就簽了字，如同二十一年前從同一個人手裡接過所謂"右派問題結論"簽上字一樣。然後，我應召去院長室由院長"接見"。姓王的院長講了幾句客套話，隨後輕鬆地說："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我們感到很抱歉。"這大概就是所謂的"賠禮道歉"吧。彷彿這一句官樣文章就補償了我和家人二十多年的劫難！學院指望我回來後教英語系研究生，怡楷同時調回來工作。一村高中還沒畢業，可以隨同父母遷徙。一丁、一毛已上大學，可等畢業分配時調來學院工作。
我從報紙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又從美國回來講學，當時正在北京。回想起1951年在舊金山他曾幫我整頓行裝，送我上船回國，又想到五年前曾收到他寄來的新年賀卡，我想闊別二十八年之後重見一面也許挺有意思。我"開後門"打聽到他住在北京飯店、當時的國賓館的房間號碼，打了電話給他。我很高興他還記得我。他約我週末見面，可我當天下午就要離京。他說正忙於準備講稿，於是我們商定在他房間內見面十五分鐘。政道比我小六歲，當年是我們一幫過從較密的中國研究生中的"小弟弟"。
現在五十出頭，這位諾貝爾獎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輕，娃娃臉，膚色滋潤，不過頭有點兒禿了。他先介紹了他的太太，然後我們倆面對面隔著一張小圓桌在兩把大扶手椅上坐下來。他問到我的處境、我這次從安徽來北京的緣故、一些朋友們的經歷，我只能簡單扼要地作答，因為我怕多佔他寶貴的時間，並且他也沒流露出強烈的興趣或感情。他莊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和學者的神氣。我很快就意識到，我們倆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他留在美國，能夠獲得成就和榮譽，過著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國，歷盡劫難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他在"美帝國主義的堡壘"安居樂業，回到共產中國榮膺"愛國主義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級黨政領導的接見和宴請，作為國賓出入有專用"紅旗"大轎車代步。我響應號召回到祖國，卻被劃為人民公敵，受盡無產階級專政下勞動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幾乎成為餓莩葬身一抔黃土。即便在我們交談時，我的肋條還隱隱作痛，由於在來飯店的公車上受到"紅色恐怖"一代的小青年臂肘的推撞。我腦子裡突發奇想：如果在舊金山那個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國，結果會怎樣？也許我會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我當場決定，我決不會用一輩子"接受再教育"的苦杯換取無產階級專政頭目的敬酒。不，我決不會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時，上帝保佑，即便他當年回來，也萬萬不會落入我的苦海 。
時間到了，我準備告別。他的太太走進臥室，取來一冊簡裝本的當代美國作家瑟伯（的近著《當代寓言》遞給政道，他簽上名題贈給我。他對文學作品、尤其是寓言，發生興趣，這可是新鮮事兒，我也感到高興。當年他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前，我們都住在國際公寓。有一次他在我屋裡聊天到深夜，談到《紅樓夢》，他認為這部經典作品"不科學"，因為主人翁出世時嘴裡含著一塊"寶玉"，我無詞以對。當時，我或許可以借用哈姆雷特的話作答："天地間有許多事情，決不是你的哲學所夢想得到的。"今後，有一天，如果他讀到我半生坎坷的故事，希望他不會說："這不可能是真實的。一定是寧坤編造的一篇愛國主義的寓言。"
在乘火車回蕪湖的途中，我在安徽碭山下車，去探望小孫和他的家人。我摸黑找到他任教的中學，他那份驚喜讓我完全忘掉了旅途的勞頓。第二天一早，他領著我回到他在良梨公社的家，見到他在小學任教的妻子和兩個寵愛的兒子，又見到他慈祥的姐姐，一家人都為我即將返京復職感到慶幸，硬留我住了兩晚。他也領我去看他在那里長大的老家，幾間小茅屋比我們在高莊的故居還不如。小孫也許永遠住不上北京飯店那樣的金窩銀窩，這個老鴉窩卻哺育出了一隻金風凰，一個出污泥而不染的真人。
作為"改正右派"，我的"身價"也"水漲船高"了。暑假期間，江西省教育局在廬山舉辦英語教師講習班，我和另外三位老教師應邀任教。教師們如飢似渴的學習精神令我感動。意外的收穫是有幸探訪一位"棚友"。上山以前，我已打聽到，1922年入黨的老黨員吳老，當年被遣送回鄉後當上了廬山植物園圖書館管理員。如能和老人"登高壯觀天地間"，再探一探這位剝去"狗叛徒"偽裝的老革命的心路歷程，我將不虛此行了。植物園古樹參天，濃蔭蔽日，好一個修行養性的所在！十年闊別，怡楷和我重見吳老夫婦，恍若隔世。吳老瘦骨嶙峋，鬚髮全白，但雙目炯炯，眉宇之間彷彿有一股超凡脫俗之氣。他興沖沖地帶領我們觀賞各種奇花異草，逐一介紹，如數家珍。回到圖書館，享用吳師母為我們烹製的午餐，吳老談笑風生，沒有提到過牛棚歲月。我正不知道說點什麼，一抬頭，看到牆上掛著一張條幅，是吳老用他那一筆不苟的顏體寫的十四個大字："往事如煙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那是"十年浩劫"期間，另一位老布爾什維克被迫害致死前的訣別詩。我心底一亮，啊，老吳果真脫胎換骨啦！我也毋庸贅問他的如煙往事，心路歷程，他那仙風道骨和廬山的蒼松翠柏融為一體了。
十月中，我再次回北京，辦理調動手續。院長辦公室派人通知我，學院上級機關的首長邀請我一同到市內觀看英國老維克（劇團上演的《哈姆雷特》。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在首都觀看我最讚賞的莎翁悲劇，它曾是我在北大荒勞改生活中重要精神支柱，由一個著名的倫敦劇團演出！但是我沒有心思接受一點小恩小惠，作為右派改正的補償，便婉言謝絕了。幾小時後，新任的陳院長又派人約我去一談。他快人快語，很有禮貌地勸告我不可感情用事。到頭來，我搭上首長的"紅旗"大轎車，風馳電掣，直奔首都劇場的艾爾西諾王宮，離我被同一單位的軍用吉普車押送到半步橋勞動教養所已二十二年，當時囚囊裡帶著一本原文的《哈姆雷特》！
二
又搬家了！時代不同了，這次有許多人主動來幫忙。我們感到遺憾的是，一丁、一毛和我們一起度過了漫長的流放歲月，現在卻要留下來 。1980年2月29日，我和怡楷帶著一村啟程北上。到火車站送行的除一丁、一毛外，還有不少同事，包括外語系領導幹部。分手前，一毛要我留本書作個紀念。我想了一想，沒有比那本《杜甫詩選》更合適的了，雖然它久經滄桑，已經被耗子咬得面目全非。它既是她名字的出處，也是我們一家人劫後餘生的見證。書的末頁已有我在流徙途中信筆塗下的小詩，現在又在前面添上一段文字，大意說當年如何"以言獲罪，流放北大荒，囚車孤憤，但讀杜詩而已"等等。來年夏，一毛赴美求學，行囊中帶著這本杜詩，上面有我贈書時的祝福："他日鸞鳳高翔，有厚望焉！ "
小黑子從高莊趕來蕪湖為我們送行，帶著他哥哥十來歲的兒子。他堅持要把我們一直送到南京。我們得在南京停留兩天才能搭乘快車去北京。南京距高莊不過百把裡路，但他們叔侄二人以前還沒來過這座古城，於是我領著他們在一天之內儘可能觀光了一些名勝古蹟。我也趁著這個難得的機會拜見了恩師羊達之教授。我在揚州中學上初中時，他是初三的歷史老師。抗戰初期，我流亡到四川，在國立第二中學讀完高三，他是我的國文老師。高中畢業後，一別四十年，這時候他在南京師院中文系任教，已是頗負盛名的老教授。他年近八旬，卻沒有一絲白髪緑，看書讀報也不用戴眼鏡。師母和老師年紀相彷，身體也同樣健康，老人家為我們三個不速之客親手做了一頓豐盛的午餐。我簡略地匯報了一下我們一家幾十年來的經歷，年逾古稀的老師聽了禁不住淚如雨下，慶幸我居然從漫長的夢魘中生還。到達北京後不久 ，我收到老師寄贈的條幅，是他用小篆寫在宣紙上的陳雨義的詞《臨江仙》，我在交談中曾提到過這首令我心醉的宋詞。詞人劫後餘生，追憶故國舊遊，感喟國破家亡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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