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1918年鼠疫與北洋政府的應對

發表：2009-12-29 22:54

1917-1918年鼠疫，是民國以來的第一場大鼠疫。它爆發在綏遠、山西地區，波及到華北及長江流域，遍及近半個中國。給受災地區造成去很大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北洋政府設立防疫機構、頒行防疫法規、動員社會力量，採取種種措施積極應對。在取得抗疫勝利的同時，也暴露出諸多問題。

就目前而論，國內對於晚清、民國時期疫病史的研究，仍相對薄弱，針對一次瘟疫的個案考察更不多見。大多數學者對晚清民國時期鼠疫的研究，主要集中於1910--1911年的東北大鼠疫[1]，而對於距此六年之後的1917--1918年鼠疫，關注者較少，研究成果有限[2]。儘管目前學界對於這場鼠疫的考察，其重點幾乎全部在北洋政府的應對上，但是至今未見學者利用當時主要報刊為中心對這一問題進行的研究。本文擬就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主要利用民國時期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大公報》的大量報導，對1917--1918年鼠疫流行狀況及政府的應對措施進行簡淺探討。

一、鼠疫的爆發及流布

1917--1918年鼠疫，是進入民國以來中國社會遭受的第一場大疫病，它的爆發同樣突如其來。1917年8月，肺鼠疫首先在扒子補隆[3]一個教堂爆發流行，死亡約70餘人，民眾恐慌四散，致使肺鼠疫沿途向東南傳播。9月下旬，一支運輸毛皮的馬車隊，將疫情向外迅速傳播至包頭，10月中旬傳入薩拉齊、土默特和呼和浩特，再波及清水河、托克托、涼城、集寧、卓資、豐鎮等全區27個旗縣。進而從豐鎮、大同沿京包、正太、北寧、京漢、津浦等鐵路傳播到山東、安徽、南京等省市，構成全國範圍的疫情傳播。[4]

北洋政府最早收到的疫情報告是12月下旬五原城裡一所教堂的三個比利時傳教士的相繼死亡。症狀皆為頭痛、胸痛、乾咳、痰中帶血。疫情在1917年12月呈大流行之勢，沿著鐵路和交通線迅速向其它省市傳播。這次鼠疫到1918年5月被扑滅，流行長達10個月之久，以綏遠、山西為重點疫區，疫情波及直隸、山東、安徽、江蘇等省。共疫死14600人[5]，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

以受災最為嚴重的綏遠、山西省為例，歸化城「死亡枕藉」，附近的村落「死者不絕，生者逃避••••••人煙幾斷絕焉」[6]。鼠疫的傳染速度也十分驚人，「得者頭疼咳嗽咳血見血即亡，輕者三日重者頃刻殞命。無可醫治，自發生以來死亡甚重，沿街倒斃日有所聞，每日平均死者不下三四十人。」[7]「余昨日由歸化城歸，始系該城及四鄉鼠疫已經蔓延為患。余特至城裡某村調查，見有死於疫者八人，三日後復至該處，又見疫死者已至四十人之數。」[8]

易於傳染，無藥可治，死亡迅速使得瘟疫給時人造成極為可怕的心裏恐慌：「風淒雨愁，無天無日，日晝相逢，人鬼莫辨，則回視自身，亦莫知是生是死也。」[9]

二、北洋政府的應對

突如其來的大鼠疫，造成了數以萬計的生命終結、數以億計的財產損失，更為嚴重的是造成整個社會的恐慌和不安。面對這場迅速蔓延的瘟疫，政府作出了積極的應對。

（一）設置防疫機構，進行防疫指導

北洋政府在得到綏屬薩拉齊地區感染鼠疫的報告後，即呈請派遣著名防疫專家伍連德陳邦祀何守仁為防疫委員，到綏遠大同一帶查看辦理[10]。在1918年1月4日得到伍連德醫官報告歸化發現瘟疫亟宜設法防備等語後，內務部當即提出國務會議與外交陸軍交通各部門會商辦法，並在1月7日組織防疫委員會[11]。此委員會屬內務部，由各部選派委員共同組成。具體協調各地防疫、制定應對措施，監察地方官執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此次防疫的核心領導機關。防疫委員會下設檢疫委員、防疫事務委員和防疫區域視察員。檢疫委員由「醫學專門人員充任」，負責「指揮檢疫事務員辦理檢疫預防事項並執行舟車檢疫及其它救治事項」[12]；防疫事務委員，專門負責處理防疫文書事務；防疫區域視察員往返各疫點巡視疫情。

地方當局先後成立臨時防疫局（處），從事檢菌、捕鼠、診斷、調查、消毒、注射等事宜。不久，內務部鑒於各省區籌設的防疫檢驗機關均為臨時性質且名稱組織混亂，特頒行《各省區防疫各機關機關暫行編製》[13]，將機關種類及人員配置進行規定。依照規定，地方防疫機關依次為：防疫總局、防疫分局、防疫支局、檢疫所、檢疫分所、留置所、隔離所、臨時病院（分疑似部及傳染部）。這些局、所的設立因時因地制宜，但須將辦理防疫情形及應置人員匯冊造報以備查核。

防疫委員會會長江朝宗還特別關注衛生警察的作用，「無論有無疫症擬，於都會地方先辦衛生警察並漸次推廣於各屬縣。」[14]各級防疫機關都設立有衛生警察，以保證防疫措施的執行。

（二）頒佈防疫法規，將防疫納入法制軌道

此次政府防疫，極為重視法律的重要性。首先，北洋政府重視1916年頒布的《傳染病預防條例》[15]，將其作為應對此次瘟疫的依據。如防疫委員會開會決定「以五薩等縣為實行區域其東路豐鎮為交通要道亦附在實行區域之內並於殺虎口清水河等處設防疫檢查所」[16]，又如1918年內務部劃定防疫區域[17]便都是依照《條例》而行。不僅如此，1918年初，政府還依據《條例》陸續出臺了許多防疫法規。以教令第一號、第二號頒布了《檢疫委員設置規則》和《火車檢疫規則》[18]，以部（內務部）令頒布了《防疫人員獎懲及恤金條例》、《清潔方法消毒辦法》及《軍人檢疫辦法》[19]。以上述法令為基礎，其它各部門、地方各省區都結合本部門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頒布了諸多法令、章程。例如：《醫員汽車檢疫法》[20]、《北洋臨時防疫處章程》[21]、《京漢鐵路檢疫暫行細則》[22]、《消毒防疫法》[23]等。

除此而外，在防疫的實際過程中，還制定出一些更為具體的法規、細則。如在埋葬鼠疫病人屍體的過程中，北洋防疫處擬定《埋葬隊章程》[24]，在強調民眾進行衛生清潔中，北洋防疫處頒布《個人衛生方法十五條》[25]，在進行防疫籌款中，制定《防疫消毒規定收費辦法》[26]等等。上述一系列法令、章程、規則的出臺，是對《條例》的實際運用，標誌著中國傳統救災方式向近代的轉變，即救災逐步納入法制化的軌道。

（三）嚴行遮斷交通

薩拉齊等地感染鼠疫後，英國報紙立刻呼籲民國政府遮斷交通、禁止薩拉齊等地與張家口間的交通往來。[27]遮斷交通便隔離了疫病區域和其它地區的聯繫。在遮斷交通的同時，派遣專家到當地進行檢疫、防疫，並派遣軍隊維持當地秩序。諸多地方官吏為保護桑梓，都把切斷和疫區的聯繫，作為控制疫情蔓延的最好方法。如早在1918年1月7日，直隸督辦熊希齡為防止疫情蔓延至直隸，在給總統府和國務院的電報中即明確指出「飭山西邊界地方官嚴禁居民非有極要之事不許旅行一面趕派防疫專家往施防護。」[28]

隔離交通，就華北地區而言，不外乎斷絕染疫地區與外地的陸路、鐵路聯繫。於是，在陸路交通上，在各主要路口派出軍隊阻斷交通，設立檢疫所（卡），嚴查往來行人。「大道與鐵路均須設法檢驗，如有疫症發現，則亟須設立傳染病院。」[29]

疫源地綏遠省「在歸薩五包等地派兵堵截，暫以兩星期為度，察酌情形再予開放。在未經開放以前無論軍民商貨一律禁止往來。其已到境者並須扣留六日以上始予驗放。」[30]由於山西緊鄰疫源綏遠，山西督軍閻錫山嚴行阻斷交通，「查此種時疫傳染最速，非遮斷交通不足以嚴防。制沿邊各口已令由鎮道加緊防檢。代縣之雁門關寧步之陽方口為由綏入省孔道。特設檢查所阻止行客並請西醫分往協助辦理。非有緊要事件經檢查屬實並無病狀者不准放行。」「電令大同鎮守使雁門道尹將由綏入晉各口並為七處，設所檢查，七日無恙方令前行」[31]。

為防止由內蒙古、山西行旅偷渡直隸境，直隸省的辦法更是稱絕。北洋防疫處已呈明省長「指定水陸各交通要道各設檢疫所實行檢驗，凡經過上列各地者，無論何人均應由醫員察驗不得稍有抗違。遇有左記之各人應即留驗：一、由疫症地來者二、來地不明者三、操發疫地之口音者四、有疾病之疑者五與患病人同行者六其它由醫員認為應行留驗者以上被留驗之人必須滿足各留驗所規定留驗日期方准放行」[32]。當1918年通縣傳出疫情之後，通縣到京畿的「所有陸地要隘，今經四郊防疫處亦派有馬步隊在於家圍陽閘大王莊高碑店等處加意實行檢查。所有由通入京之人一律斷絕交通，不准入京恐其鼠疫傳入京師先期預防。」[33]

京綏、正太、京通、津浦等鐵路幹線在很長一度也遭全線或部分停運。因綏遠為疫源地，故京綏鐵路早在1918年初便停止運營。1918年3月，濟南發現疫情後，津浦路的部分路段也中斷運營。「以直隸東密邇恐有傳染特於二月二十八日起由黃河涯至界首十三站凡上下行快慢車一律停售客票」，「膠濟路因防疫停止客車已志前報津浦路自二十八號起，由黃河涯至界首中間十三站亦將客貨各車完全停駛。在黃河涯設立防疫事務所聘柯醫士（原充安徽某醫院長）偕同該路虞總醫官在濟南一帶查驗防範。」[34]當時有評論出現於報端，「溯自瘟疫發生以後，當道為預防傳染計，以斷絕交通為入手，於是由京綏而正太而京通而津浦，今且及於滬寧，莫不有分段停止售票之事。全國鐵路泰半受鼠疫影響矣。」[35]

在實際防疫中，陸路交通和鐵路運輸往往是同步停止的。因為二者是相互影響的，只遮斷一種交通形式，便意味著阻斷交通這一辦法根本無法奏效。正如西方報紙是時的評論「言旋如火車依然不開，彼輩將乘騾車或轎至北京。是則火車停開僅能影響於瘟疫蔓延之速度而已。」[36]

1917--1918年的大鼠疫在較為短暫的時期內便得到有效控制，遮斷交通便是十分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相當有效的控制方法。著名防疫專家，曾經親身參與過1910--1911年東北大鼠疫防治的伍連德醫生，就曾直言不諱「因肺瘟甚易制伏且其病狀顯而易見，只須隔離交通可矣。」[37]

（四）劃定防疫區，明確責任人

早在防疫委員會成立之初，便召集各部委員到會討論。「決定將防疫線分為三段，綏遠為一段，由伍連德擔任，豐鎮為一段，由何守仁擔任，大同為一段，由陳邦祀擔任。」[38]

1918年1月中旬，「面對蔓延迅如星火的疫勢，而地面廣袤事務繁重許可權尚有未明，措施或虞阻礙。」內務部「考慮再四，自非將防疫各區域界限劃清，不足以專責成而收速效。」遂將疫區劃為四個防疫區域，每區設檢疫委員一人，下設醫官或辦事員若干人。防疫事務由地方官與檢疫委員協辦。「綏遠區域內之疫地為防疫第一區，由檢疫委員全紹清會商綏遠都統辦理；察哈爾區域內之域地為防疫第二區，由檢疫委員何守仁會商察哈爾都統暨豐鎮鎮守使辦理；山西大同北至省界，南至雁門關邊牆一帶山西轄境之疫地為防疫第三區，由大同鎮道秉承山西督軍省長辦理並由檢疫委員陳祀邦隨時參與；山西省沿雁門關邊牆迤南之疫地為防疫第四區，由山西督軍省長飭改省防疫局辦理。」[39]區域內鐵路在線的重要站點都是防疫的重要地方，須格外加以嚴密關注。如防疫第三區內「京綏鐵路亙延數省，該路終點之豐鎮及其經過之大同均為有疫地方，尤應特加嚴密關切。」「宜於張家口南口兩處特設完全檢驗機關。」在劃定防疫區域後，內務部還繪製出《防疫配備簡明表》[40]，標明遭受疫情的省區地方、染疫時間、責任人、防疫的機構設置等詳細內容。有力配合著對防疫區域的劃定。

在中央政府劃定全國的防疫區域的同時，各地方，特別是受災最重的綏遠、山西等省區也劃定了本省區的防疫線。如山西省防疫局在1月10日便發出訓令「全省防疫事宜各縣分線辦理。左雲、陽高、天鎮、大同、平魯、朔縣、偏關、河曲為第一防疫線；懷仁、山陰、應縣、渾源、廣靈、寧武、神池、五寨、代縣、保德、繁峙、靈邱縣、嵐岢縣、興縣為第二防疫線，均經分別電令遵辦在案。其餘各縣均為預防消毒線。」[41]

中央和地方兩級行政單位內各自劃區分治，明確了責任，達到了有效防疫的目的。這一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此次防疫的成功。

（五）動員社會各方力量，共同防疫

1、外國人的參與

這場防疫戰爭，有許多外國團體、醫員與友人的參與和幫助。在各國外交團最初得到綏遠發生鼠疫消息後不久，「上星期六外交團曾開會，議討論之結果，由各使館各派醫生一名組織健康委員會。再由外交團選定委員一人。聞日本所派之委員為船津書記官，英國所派者為巴爾登，其餘各國均派有委員。今日外交團復開會討論預防疫症方法與中國政府聯合辦理」[42]在防疫過程中，民國政府也時常注意和外國駐華代表團進行溝通與聯繫。「署直隸省長曹銳日昨下午四鐘在本署邀集駐津各國領事團會議此次防疫各情形，並由特派交涉員黃榮良將各處所來電告時疫之原因紳釋解釋」。[43]

當江朝宗被任命為防疫委員會委員長後不久，便約請日本著名疫症專家鶴見博士來京商討防疫之道，「據鶴見氏雲鼠疫有兩種以肺鼠疫為最烈，即從肺部發現疫病者。現須先考察其是否為肺鼠疫然後再定防止之法。鶴見現正與江委員長協商一同前往考察。」[44]

除鶴見博士外，西醫博士柯克林也曾被內務部派赴濟南診治治療，並輔該省辦理防疫事宜。[45]濟南發現疫情後，日本遠籐軍醫「親就患者嚴重檢視結果斷定為疑似肺百斯毒，該軍醫旋與濟南防疫委員會鐵路站長協議之後，是夜出發。」[46]著名的伍連德醫生在此次防疫中，就曾與美國教會醫士二人，籌設防疫總處於豐鎮[47]。

不僅如此，山西地方政府甚至還聘請在晉之中外醫士聯絡耶穌、天主教會醫院設立防疫總局[48]。根據統計，僅山西省參加防疫工作的中外醫生及看護員共有67名，其中有36位醫士（包括一名醫學博士）分別來自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和瑞典。[49]他們分別派往代縣、寧武、偏寨、五關等各防線所經之縣，[50]構成防疫的主要技術力量。

2、動員紳商參與防疫。

中國傳統社會的施治主要是由地方紳富集團和民間社會慈善機構承擔，它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政府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規定的缺陷。[51]此次政府應對鼠疫，仍然將動員紳商力量參與作為一項重要措施。在疫情乍起之時，北洋防疫處「除已籌擬方策呈請省長施行外惟恐顧慮仍有未周昨特函約邑紳嚴範孫卞月庭孫仲英等定於十日（即今日）下午二時在本處內開討論會議以資徵求意見而策防疫之法」，此次茶話會上「由李頌臣李星北主張各區紳董籌備恐官家辦理多不相洽研究各區設立醫員公所由紳商幫助檢查」[52]。

在實際作為中，紳商表現亦可圈可點。「天津紅十字會附設婦孺留養院於宜興埠村院中，一切事務皆賴該村董事運籌謀劃茲值時疫發動之時，每日院中婦孺早晚飯添備小米豆粥以清內熱而防疫氣，既救其生復防其病。」[53]又如，包頭大行（商會）組織石灰隊、抬埋隊進行消毒和抬埋城裡死屍[54]。

動員紳商廣泛參與救災，以補充政府救援之不足。這既表現出現代防疫與傳統防疫的歷史傳承，又發揮出巨大的實際作用。

（六）其它的重「防」辦法

面對這場大鼠疫，民國政府不僅重視「治」，也同樣看到了「防」的作用。特別在未經疫病傳染的地方，當地政府採取各種各樣的辦法，防止鼠疫的傳入。

1、重視衛生，保持個人和公共場合的清潔

北洋防疫局曾知照各下設機關，為慎重衛生起見，除將個人應行預防方法擇其有確效而簡捷易行者逐條開示公布居民一體知悉外，特將關於個人衛生各方法逐條開清送請貴處查照以保清潔而重防疫。[55]

天津警察廳督察員現奉督察長諭令防疫逐日擬派赴各區及教養院處等掃除以免污穢。猶恐不力仍無補於衛生，各省督察員應分路查視。倘有積穢未清之處即直接報告該管署員速飭清理。於毗連租界地方尤應特別注意。每日所查情形仍應登簿呈報以備查考，以重衛生而防疫癘。[56]

奉天由警廳長王蓮坡氏轉令各省區警兵曉諭各戶清潔衛生。所有九門外下等妓寮由該分區派警加意查察。此外客寓飯莊一律令其整理清潔。[57]

2、禁止口外肉食品入境，規範屠宰場經營

直隸省曹縣長以晉北等處發現疫症，本埠五方雜處，自以厲行清潔為入手辦法而欲求清潔又以檢查食品為先，查津埠市上所售牛馬驢羊等肉半系來自外縣半多陳腐。於衛生殊有妨礙。擬通令各縣凡外屬所宰之牛馬驢羊等肉一概不准入境。[58]

三、不足與缺陷

儘管民國政府在抗擊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災疫中積極應對，採取了許多有效措施，但是仍然暴露出許多不足與缺陷，集中而言，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轉型時期民國政府社會控制能力的不足

民國初期的社會轉型使政治統治處於相對脆弱時期，國家對於地方的控制處於調整磨合階段。中央政府對地方社會控制力的低下，集中表現在防疫過程中出現的層出不窮的民眾與防疫醫士的衝突。

例如負責防疫的主要醫官的伍連德在解剖鼠疫病人屍體時候，竟遭致當地居民的毆打。「據聞豐鎮有兩人染受鼠疫斃命，伍連德醫官擬將死者屍骸解剖以觀受病人之原因及其情狀竟未來得死者家屬之同意。以該處風氣閉塞解剖之說地方人民甚為驚駭聞已有聚眾滋鬧之事並聞伍醫官已被人毆打擬預備回京。但政府以防疫事宜關係緊要擬改令赴歸化一帶調查防疫事宜。」[59]在回憶錄中，伍醫官又提到過自己在防疫過程中遭致的另一次圍攻「查此疫由內蒙古經伯斯波即綏遠山西大同等到處而來，余與美國教會醫士二人籌防疫總處於山西豐鎮，不幸地方長官與住民反對，致吾等所乘之專車幾乎被伊等圍焚，危險萬分。」[60]

不僅是中國醫生，外籍防疫人員也遭遇過當地居民的圍攻，並且還釀成了血案。「天鎮縣僻居邊外，風氣閉塞，近自防疫事起，該處人民不免時有怨言。日前有大同教堂美國醫士赴該縣查驗疫勢。該縣人民聚眾抵抗，不准入城。美醫士即用手槍還擊斃二人傷一人。人民大憤勢頗洶洶。」[61]

不僅與一般平民發生衝突，在防疫過程中，某些防疫措施直接威脅商人的利益，使得醫生與商人之間也發生著衝突。「張家口旅店內有客人因患楊梅病死，西醫士指為鼠疫，意欲焚燬店房。該處商人不允，並稟明都統謂如不見聽勢將全體罷市。」[62]

在這種衝突的過程中，中國的地方官往往處理不得法。面對這些衝突，地方官員往往袖手旁觀，有些官員甚至縱容民眾對抗防疫醫員。對此，西方報紙進行了很多次的報導，「外國及曾在外國留學之醫士前往山西省內者其所事匪獨不受人歡迎，且為該處人民所疾視而有生命之危。軍警人員秉承長官意旨，即不實際鼓動而亦故意縱容。上星期五日駐在豐鎮之醫士四人電告伊等之勾留彼間徒足激怒人民。軍隊不但不為之用且甚危險。故伊等現今實不啻身陷囹圄之中。既無補於事亦不能回京也」[63]。

有些地方官員公然無視中央政府的命令，對衝突事件的處理我行我素。「諸醫士在豐鎮所受之仇視待遇已經英美法各國公使嚴詞抗議，然吾人猶有所疑者即總統是否尚有駕馭直隸北部及山西各軍官之權力？迄於今日此等軍官對於總統預防瘟疫之命令輒置諸不理。似乎非派遣一可恃之軍隊馳往綏遠沿路一帶不足以使此等野蠻殘忍之官吏悍然而悟也。」[64]。

一些有見識的地方官員也電告中央政府，要求中央政府嚴令地方官員配合防疫醫生，曉諭民眾。「近畿水災善後處張幹事安指南邊守靖等日昨電致各院部略雲懇請政府迅電飭該地方長官並令通知各縣知事暨警察等一體知悉明白曉諭人民勿生誤會諱醫忌病。不獨於防疫要政致有礙亦且與地方人民生命大有密切關係。」[65]

這些對抗，縱然參雜著由於文化落差、親情阻隔造成的現代防疫和中國鄉土意識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也說明在社會轉型時期，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低下。它既無法有效命令、引導地方官吏密切配合防疫醫士的工作，又不能正確及時地向當地落後的中國民眾解釋防疫醫生的科學行為，並動員地方民眾積極配合，反而招致民眾與防疫人員的對抗衝突事件此起彼伏，嚴重干擾了抗疫的成效、延緩了戰勝疫情的進程。

（二）應對水平有限導致「隔」而不「治」

國民政府應對鼠疫的辦法主要是圍繞隔離實行，以防止鼠疫擴散為最主要目標，一旦被確認為疫點，立即封鎖。對於民眾來說不僅要遭受財產損失，而且很可能意味著死亡。如疫情傳佈到通州，官莊藥王廟內所住修理京通馬路第七段工人，有染病工人二人檢查系鼠疫。由醫官當將該二人用白布將嘴蒙上，恐其傳染其同夥。做工的八十餘人及該廟僧人一律關在廟內不准出門。另由院牆旁開一小門有警察隊四人俱身圍子彈把手，恐其逃逸。[66]令患者自生自滅。

事實上，政府的這種隔而不治的「殘酷」辦法是由醫學的有限性決定的。當時注射抗鼠疫血清反應強烈而結果不確切，治療鼠疫的抗生素（鏈黴素、四環素、氯黴素）和磺胺類藥物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發明。從技術角度講，醫學還無法做到明確、快速而有效的治療。[67]。因此，政府也只能用犧牲小部分人來防止瘟疫流行的擴大。這種簡單粗暴又冷酷無情的方式，與傳統社會溫情脈脈的救療原則相比，形成了民眾難以認同的落差。導致了民眾與政府缺乏良性互動，限制了防疫效果。

四、結語

面對1917--1918年波及近半中國的大鼠疫，北洋政府展現出積極應對的姿態，也採取了諸多著實有效的措施，防疫總體上是比較成功的。但是由於是時國家防疫水平的低下，社會轉型時期民國政府控制力的薄弱，也給歷史留下了許多遺憾。前車之鑒，我們今天的防疫工作，既要重視在技術層面重視防疫技術的提高、重視防疫藥物的研究，又必須加強國家對整個社會的有效控制。面對災難帶給人類的血淚代價，我們有理由牢記：防禦瘟神，決不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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