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干校」告白

「干校人」用他們特定的語言，以他們特有的心態，述說著過去的經歷。其詼諧、恬淡、嘲諷、批判，在流露出舉重若輕意味的同時讓人不難感受到他們心中的那一份沈重。這裡選錄的若干片斷摘自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干校」告白》。這是一部以干校生活為主題的口述實錄體專著。眾多當事人的回憶，不乏社會學、史料學方面的意義，是一代人血淚、生命與靈魂的記錄。

何西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下干校時，我們先到河南信陽地區羅山縣落腳。那地方原來是勞改農場。我們就住在勞改犯住過的房子裡，打地鋪。11月中旬，天已經很冷，又補種了一些麥子。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何其芳隨身攜帶的最重要的用品是一個大白茶缸。從刷牙喝水到吃飯，他都用這個大白缸子。信陽出水稻，有水塘養魚，食堂有時也買魚吃。一次，給大家改善伙食，每人一份連魚帶湯的燒鰱魚。何其芳仍然用他的大白缸子裝了一份。吃著吃著，越吃味道越不對。吃到最後，發現下面有一塊香皂！這成了何其芳有名的故事。

剛下去時，錢鍾書、吳曉鈴燒開水。這兩位是有名的大學問家。錢老著有《圍城》、《談藝錄》、《管錐編》等書，吳老是49年後出版《西廂記》最早注本的注者，戲劇專家。讓錢老和吳老成天圍著鍋爐燒水，燒得「兩鬢蒼蒼十指黑」，真是糟踏斯文，斯文掃地」！而且，冬天的北風老往膛裡灌，水老燒不開。裡頭加熱，外頭加冷。還有人不自覺，去打熱水洗臉洗腳，這種時候兩位老人就會用充滿「忿恨」的眼光盯著這些人！

不多久，俞平伯跟他的夫人一起又搬來東嶽，住在老鄉家。老鄉的房子很破，屋子裡也很簡陋。俞平伯在這裡幹點輕活，搓麻繩，用來捆秫秸。

1971年初，干校搬到明港軍營。專搞清查「5•16」的運動，蓋的房子、倉庫都交給公社了。到明港已沒有生產任務。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在軍營，連長指導員們住一間小房，就是連部。算是寬敞的。大部分「五•七戰士」和一些帶家屬的，都住大營房，用葦席隔開。單身漢集體住，地盤大一點。一家一戶的，各自隔開。那裡吵架說話解手什麼的，都聽得見，沒有任何隱私。

文學所的余冠英余先生，是著名古典文學學者，《詩經》、《三曹詩選》、《樂府詩選》的選注者，全家也住這樣的房子。一天晚上，他似乎老聽見搖扇子的聲音，就罵他老伴，「天沒這麼熱，幹嘛老搖扇子？」他一罵，就沒動靜了。過一會，搖扇似的聲音又響起來。原來是床板在噗嗒噗嗒響，是來探親的。僅一席之隔，無法消聲。余先生便戲稱：「海豹！海豹！」

那時過的幾乎是禁慾式的生活。但人的七情六慾是無法監禁的。有的單身男女不願禁慾。外面高粱地，也是一個幽會點。

欒勛（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文革」中，時興的是聽報告，報告不計其數，但記得清的有那麼幾次。1969年下半年，我們中科院跟別的單位到西郊白石橋「首體」聽謝富治的報告。謝富治是北京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又是軍人。傳達內容是林彪的「一號指令」。講目前中蘇形勢緊張。蘇聯的導彈，核彈很厲害。謝富治的原話我還記得很清楚：「導彈那個傢伙還是很厲害的！」說保護知識份子，要疏散下去，去「五•七干校」。

我們是排著隊走的。記得是11月份。在學部大院集合，步行到北京站。至今還有一個場面印象深刻。我們文學所跟經濟所打前站，走在前面。恰恰俞平伯跟他的夫人即他的大表姐排頭。俞夫人我們沒見過。過去我們所給他家送東西去，俞夫人是不見人面的，只呆在帘子後面。完全是舊式規矩。那一次走「五•七道路」，大表姐也走出來了。那是我們第一次目睹俞夫人的風采。「大表姐」是小腳，她走路的步態如京劇舞台上的青衣，是大家閨秀的氣質。軍宣隊的指導員老李看見俞平伯跟他的夫人排在前頭，可能想，怎能讓資產階級權威走前面呢？於是，他讓我走在前面。我們從學部排隊走到北京站，還打著旗幟。唱沒唱歌我忘了。

吳世昌、吳曉鈴、錢鍾書也有一段故事。那時蓋了平房，搬進宿舍後，他們三位老先生住在一起。吳曉鈴是研究中國小說與戲曲的權威。他分管工具。吳先生管工具很細心，大鍬、釘耙、鋤頭、磚刀等一系列工具，他都用磚頭擦得雪亮還用一個大本子編了號，像做數據卡片似的，記錄在冊。吳世昌和錢鍾書分管領報和發報。他們三個人性格不一樣。吳世昌很直爽，也好爭辯，老跟何其芳、董來賓辯論，不辯出對錯是非，不肯罷休。

有一次，為一件小事，吳世昌跟吳曉鈴吵起來。吳曉鈴有一個動作，愛用手指點對方。吳世昌的文人氣來了，說，你跟人說話這樣，你以為你那手比梅蘭芳還好嗎？吳曉鈴一聽，氣得夠嗆，說不出話來。

錢先生正在看書，他是躲在蚊帳裡看書。聽二吳辯論，他在帳子裡說話了，世昌，你說曉鈴的手比梅蘭芳的還好看，我看，你的嗓子比梅蘭芳的還好聽！吳世昌的嗓子又尖又細，所以錢先生這麼說。這一下，又搞得吳世昌說不出話來。

劉士傑（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文革」中，搞所謂的大批判，最怕的還是外邊的紅衛兵。他們很多是肆意胡來。比如遊街示眾，光是戴高帽，就有不少發明，搞得稀奇古怪。他們給文學所的學術權威做了各種的帽子。所長何其芳，「保皇派」之「皇」，戴皇帝帽，平頂冠，掛著流蘇，拿一個大旗，上寫「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俞平伯，稱他「封建餘孽」，戴傘形清朝官帽，把條帚苗抽幾根插在帽後當翎子。吳世昌先生留英回來。他是在三年大飢荒的時候毅然回來的，把汽車都帶回來送給國家了。當年，他曾主張走第三條道路。但他非常愛國，在英國介紹中國文化與發展現狀。紅衛兵一無所知，說他「假洋鬼子」，給他戴博士帽。還有烏紗帽等等。遊街每人一頂。遊街完了，還要示眾。遊街示眾都在學部院內。記得有一次審問俞平伯，問：「叫什麼名字？」

俞平伯有點結巴：「叫，叫俞平伯。」

「寫過什麼毒草？」

「我寫過《紅樓夢研究》。」

因為結巴，「研究」兩字，小將們沒聽清。

「啊！原來《紅樓夢》就是你寫的！」

「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俞老先生更結巴了。

「剛才還說你寫的，轉眼就不認賬，真不是玩意兒！」小將們說著《智取威虎山》的台詞，還往俞老頭上掄了一巴掌。

我在台下看著都替他揪心。但令我欽佩的是，俞老先生以一種鎮定的態度對待這一切。或者說，以遊戲人生的態度來接受這一切。就在那一段時間，俞老寫了一本《考證北京胡同》的書。這本書稿不知是否燒掉了。紅衛兵說，我們破四舊，你在復四舊。俞老無語。他在「牛棚」時寫的一首詩，其中兩句為大家傳誦：

三椅拼睡南窗下，太陽棉襖暖烘烘。可見他的心態還是很瀟灑的。

朱大渭（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謝國楨寫了不少考證性質的書，曾受到魯迅先生的好評。但在干校有一件事，卻是無法考證的。因為他年歲大，晚上常去廁所。有一次，他半夜起來，一試手電筒筒沒電了。他看見桌子上恰好有兩節電池，於是就用了。後來，同宿舍那人曾問過，我的電池哪兒去了？他忙說，在我這兒。不知誰把這事告訴了軍宣隊。軍宣隊硬讓他站在屋子中間，當著大家狠狠地批了他一頓，說：「你這人怎麼這麼壞，連電池都要偷！」謝國楨樸實本分，是個書獃子，他根本說不出話來。大家也很尷尬。等軍宣隊走了之後，我才說，其實謝老根本沒偷，只是用了一用嘛，所以有人問時他立即承認了。如果謝老先生考證「偷」字，我想，對於他來說，已完全不是那個「偷」本身的意義了！

還有一位張政火良，是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先秦史專家。他原是中華書局總編，後任北大教授。解放後調到歷史所。在干校裡，平時他燒鍋爐，能喝酒能吃肉。他狗肉吃得最多，每次去東嶽趕集，都要買狗肉。燒鍋爐時，正好用他的小鍋煮狗肉。

劉重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文學所的俞平伯是全國有名的學者之一。在干校，一說這老頭兒就是毛主席談《紅樓夢》批評過的那個人，老鄉立刻傳開了。俞老一出現，農村的小娃們在後邊跟了一大堆，喊「打倒俞平伯」。俞老想，這怎麼辦？他就買了很多糖，小娃們一喊，他就說，別喊了，我給你們吃糖！然後把糖一撒。小娃們趕緊撿糖。這一下小娃們更喊得厲害，想吃糖就喊。你說聽過何西來講的「高級老頭兒高級糖」？對了，就是這麼來的！

張光年（文學理論家）：

向陽湖大堤邊有一個池塘，是周巍峙和陳白塵放鴨子的地方。陳白塵「文革」前是《人民文學》副主編，後來到南京大學中文系。「文革」又把他弄回北京，一起隨文化部去了咸寧。大堤是「圍湖造田」的主要工程，凝聚著數千干校「五•七戰士」和數千民工的汗水。我也為大堤鏟過土，抬過土。在那些多雨的季節，傍晚從遠處水田作業摸黑回來經過大堤時，田埂和堤階滑得很，不知摔過多少跤，弄得一身污泥。我們同班的難友侯金鏡，跟我一同住過老鄉家。他高度近視，過堤階時，有時要用兩手爬過堤階，或從泥階上滑下來，他後來被調到湖裡放鴨子，再後來為菜園挑糞。湖邊夏天奇熱，有人把溫度計放在麥垛上，竟測出露天高達攝氏60℃！在一個酷暑天，金鏡因挑擔過重，引起腦溢血，飲恨長逝於向陽湖畔！

吳祖光（劇作家）：

干校的事，已經二十幾年了。許多的細節想不起來了。但是掏廁所，是記憶中忘不掉的。干校的露天廁所、室內廁所、深坑、淺坑，不深不淺的坑和不像坑的坑，都掏過。

記得鐘惦掏廁所特別用心，而且創造出配套工具。比如一個空罐頭盒，在上面打兩個眼兒，穿鐵絲，掛在棍上，可掏出深坑裡的糞，就是他想出來的。他掏過的廁所空空洞洞，纖塵不染，後來干校快結束了，讓大家填一份履歷表，其中有一項是特長和今後志願。鐘惦除自己的電影理論專業之外，特長填了「掏廁所」。志願一欄中，寫的是：清潔工人。

丁聰有一個故事，他說他忘不了。那是在干校建房時，他給砌磚的拎白灰。天氣晴朗，萬里無雲。不知從哪裡刮了一陣風，把他頭上戴的小草帽直直地吹走，在天上晃晃悠悠地飄著，飄了很高，然後墜落下來，掉在離他不遠的地方。他心中暗想：是否我要摘右派帽子了？丁聰把該忘的都忘掉了，只有這一頂帽子的事情沒忘。

李凌（音樂家）：

「黑幫」、牛鬼蛇神、「5•16」分子之外，就是一大批幹部，全都發配干校。江青派了一批可靠的積極份子來監督。我們審查對象幹的是最髒最累的活。比如起糞坑，很大的糞坑，人都下去挖。雖然是干糞，牛屎馬糞，但也弄得滿身滿頭的糞屑。《祖國大合唱》的作曲金帆，年紀也老了，他掏糞經常弄得很髒。蓋房推土，戴愛蓮推著小車，她身體並不很強，偏偏要給她的小車裝得滿滿的，要裝滿四百斤！平地上推車可以湊合，上小坡就要命。由於裝得多，她上一個斜坡，推了四次都沒推上去。我實在看不下去，就說，我幫你推。上去幫她推上了坡。在那個環境裡，這種幫忙也是要讓雙方吃苦的呢。還有別的人，也有看不過的，也幫她推一下。戴愛蓮是從英國回來的，鬥她鬥得最厲害。她去小賣部買了幾塊豆腐乳，想換換口味，被發現了，居然就鬥她，說她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不改，還想吃豆腐乳！鬥完之後，又在廣播站廣播，把這幾塊豆腐乳說成是「賊心不死」的證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於川（藝術家）：

戴愛蓮出生於北美，曾就學於倫敦。1947年從英國回到重慶。她是人大代表。軍代表說：「像你這樣的人，還當芭蕾舞演員，當人大代表，是糟踐人！」戴愛蓮中國話說得不好，每次批她時，都要先打招呼，說不許笑。後來就把她的一些倒裝句編成了集錦。買老母雞是：「給我那個雞媽媽！」被蚊子咬是：「蚊子，在我腿上開飯！」馬戴的脖套，她說是：「馬的領帶。」買天津包子是：「我要一個狗不理的天津！」等等。軍代表訓斥她隨時都可以，也訓斥我們，根本不把我們當人。我們受到的人格侮辱，可以說是無以復加的。

王西彥（作家）：

在下干校的人員中，巴金年近七旬，屬於最老弱的。長期肉體折磨、精神打擊，他走路常常失去平衡。在干校屬他摔跤最多。颳風、下雨、開會、上廁所，他總是一腳高一腳低。當地都是泥濘路，經常會聽到有人摔跤，但十有八九是巴金摔了。他的衣褲上老是留著摔跤的泥印子。

有一次，巴金把一桶糞倒入化糞池，濺起老高的糞水，幹完一趟活兒，巴金臉孔就成了「花貓」了。巴金總是默默地忍受，很難看到他有驚慌或是激憤的表情。

巴金是「牛鬼蛇神」中被批判的重點。到了奉賢干校，仍然被經常押回上海，在各學校、工廠游鬥。有時，巴金正在田裡幹活，或是蹲在食堂角落裡吃飯，只要工宣隊和造反派頭頭一聲令下，他就得丟下飯碗，或丟下鋤頭，被人押走，一去就是幾天。他的床位，是在我的斜對面。到了晚上巴金經常做惡夢，發夢囈，大喊大叫。一位好心的工宣隊師傅擔心他半夜做噩夢會從上鋪跌下來，讓他與「革命群眾」交換床位。有天晚上，我被聲音驚醒了，原來巴金又做噩夢了，大聲喊叫，從床上滾到地上。如果他還睡上鋪，這樣一滾可能摔成殘廢了。因為巴金常常做噩夢，造反派認為他心中有「鬼」，逼他交待出來。作為專政對象，作夢的自由也是沒有的。

黃宗英（作家）：

鬧不清為了什麼詩人聞捷也成了重點批判對象。有一次聞捷搖櫓駕船去鎮上送東西。在鎮上買了付大餅油條吃，回到干校竟就「買大餅油條」開大會批判聞捷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總也扔不掉」。並宣布紀律：任何人不能在本干校之外買東西吃。最後一次開大會批判聞捷是批他「向革命隊伍猖狂進攻」。原因是聞捷和戴厚英相愛了，而且要結婚。這是四連盡人皆知的事，吃飯時，大家圍桌站著（沒座位，有幾張桌已經夠好了），還向他們討喜糖哩。也有人不贊成。可這是人家兩人之間的事呀，怎麼聞捷就成了向革命隊伍進攻了呢？！開完批判大會後，我們被工宣隊領著拉練去上海，大約步行幾十公里，到徐匯教堂門口解散。次日，在上海，市裡開宣傳部門的大會做什麼大報告，聞捷坐在我後邊，我還回頭問他筆記上的一個字，聞捷一切很正常，晚上他就自殺了。據說，他自殺前很冷靜，用碎布條把廚房門縫全堵嚴實，使煤氣不致熏著小女兒，也不致泄漏家門外。死後，又開批判聞捷大會，批他死有餘辜。一個人如此冷靜去死，實在是心死了，死前沒半點跡象，真是很慘的。戴厚英哭得死去活來。她寫了《詩人之死》，在很久很久之後。

鯉魚洲，人白頭

廖太燕

鯉魚洲，地處鄱陽湖畔，距南昌市區43公里，一處寄意祥瑞，卻讓人噩夢連連的禁區，一段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受難史的書寫地。

鯉魚洲，地處鄱陽湖畔，距南昌市區43公里，一處寄意祥瑞，卻讓人噩夢連連的禁區，一段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受難史的書寫地。

1969年，清華大學在鯉魚洲創辦試驗農場，隨後北大在此建立江西分校，1971年，兩校人員全部返京。中國最知名的兩所大學的教職工為何來到這處蠻荒之地，備受生理和精神折磨？自然，與今天看似荒唐的其它運動一樣，這是偉大領袖治國精神的延伸。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去信（即《五七指示》），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又強調「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因此，全國各機關團體、學校紛紛在邊遠偏僻之處，尤其是窮山溝建立「五七干校」，文化部在湖北咸寧，北大在江西鯉魚洲，清華在鯉魚洲、四川綿陽、河南三門峽，中國人大在江西余江等，無數知識份子開始了在窮鄉僻壤的煉獄生涯。

嚴紹璗的文章記錄當時為何選擇鯉魚洲：「最初，江西省推薦的干校地點在九江邊上的一所勞改農場裡，負責同志看過之後認為，儘管是勞改農場卻守著九江，有魚有蝦，不利於知識份子改造。江西省又推薦了一個地方，在贛南的茶陵，也是個勞改農場，半山腰，整天霧氣騰騰，交通不便。負責同志還是不滿意，煙霧繚繞的，知識份子容易胡思亂想。最後，有人推薦了鯉魚洲，這是鄱陽湖的一個圍堰，是血吸蟲病高發區，方圓七十里沒有村子。」季羨林《牛棚雜憶》也談及此事：「北大絕大多數的教職員工，在‘支左’部隊的率領下，到遠離北京的江西鯉魚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氣炎熱，血吸蟲遍地皆是。這個部隊的一個頭子說，這叫做‘熱處理’，是對知識份子的又一次迫害。」1969年10月，軍委「一號通令」下，北大部分教職工前往鯉魚洲勞動鍛練。而此前的5月，清華2000多教職工已經分批到此創辦了「清華大學試驗農場」。在此後的兩年多時間裏，清華人據北，北大人處南，共計六千餘人在鯉魚洲經歷了「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流放生活。

那時的鯉魚洲尚為一片處女地，但多釘螺，血吸蟲猖獗，當地人都甚少逗留。眾所周知，血吸蟲病，俗稱「瘟神」，其尾蚴10秒鐘即可經皮膚鑽入體內。一旦在體內留存，蟲體就會在肝臟繁殖，嚴重破壞肝功能和肝內結構，導致肝硬化，伴有腹水、胸水，消化道功能異常等，胃、腎、腦功能也大受影響。晚期病人更是肚子積滿水，腹大如鼓。五、六十年代，血吸蟲危害巨大，嚴重影響南方人民的生產生活，使得「血防」成為國策的重要部分。1958年毛澤東看到《人民日報》宣告江西省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病，曾提筆援詩《送瘟神》二首。但在那樣一個鼓吹日集萬曲、畝產萬斤的浮誇時代，高漲的豪情並未能解決現實病症，血吸蟲仍然肆虐橫行。毫無疑問，像鯉魚洲這種區域應該是人獸共避的。

血吸蟲病的蔓延使得不少人員出現了腹腫、肝大等症狀。農場也採取的諸多措施，但效果有限，情況持續惡化。當時，南昌各大醫院住滿了北大、清華的「五七」戰士。經過普查發現80%的人受感染，於是，辦起了農場醫院，收容病人，就地治療。當上級派人前來視察時，領導還試圖隱瞞實情，不讓學員據實以報。據資料統計，1969年，清華教職員工染上血吸蟲病的確診者747人，懷疑待查者達1111人。次年，患者突破千人。梅祖彥《晚年隨筆》記錄：「先後派去鯉魚洲的有2000多人，很大一部分教工都感染了血吸蟲病，很久不能治癒，有十多人因而病逝。」按清華校情記錄，直至1997年，大學醫療保健部門還持續對昔日的血吸蟲病患者進行複查和治療。

當然，教職工們所受的威脅並不僅於此，北大教授張廣達在《綠色生活》中談到：「毗鄰的鄱陽湖，漲水時節，水面會高過我們的頭頂和屋頂。湖水全靠一道湖堤攔在外面。巡堤的人，左看一眼，湖面離堤壩二、三米，清風一陣，浪花會拍上堤面；右看一眼，往來勞動的人頭和草棚，盡在十幾米的腳下。」「洪水季節到來的時候，鄱陽湖面水位因湖的面積縮小而被逼高，超過堤內平房屋頂高度一兩米，在堤內，人們仰頭可以看到湖內帆船好像是在高過堤內地表八九米處的天際緩緩滑行。有時水位漲到離堤面只剩二三十厘米就漫過大堤的危險高度。」可見，自然環境的惡劣程度達到了人類的極限，兩校人員的生命安全根本無法得到保障。

一

這些知識份子的衣食住行也是艱苦的。鯉魚洲，因原屬外野，無處可居，所以教職工進駐後的首要任務就是建造住房。他們最初搭建的是茅草棚，據王琦回憶：「經濟系和國際政治系200多人同住一個大草棚。草棚由稻草帘子搭頂，人字形木架。全體不分男女老幼，住在一起。床是柳樹做的，分成兩層，不然睡不下。棚里長著草，蹦著青蛙，地上泥濘，因為在湖底。......冬天不生爐子，晚上被子又潮又冷，腿凍得伸不直。到了早上，被子焐熱了，外面寒冷，真不想從被窩裡爬出來。」最初，像樣一點的廁所都沒有，也不能洗澡。浴室整修建成後，教職員工天天把浴室擠滿，於是，農場領導發怒，指責教授們有資產階級思想，然後以毛澤東「我從前做學生的時候，總以為大糞臭，後為才知道，其實不是大糞臭，而是自己的思想臭」的講話來教訓大家，教師們只得忍受，並逐漸調整自己的生活習慣。

有不少親歷者也談到覓食的艱辛，「青菜奇缺，很少吃到。每天喝‘玻璃湯’，就是水上飄幾片菜葉，加點鹽。」（王琦回憶）嚴紹璗在《南方週末》中有記：「物理系八個年輕老師到鄱陽湖對岸為集體尋找吃食，不幸遇浪翻船，無一生還。圖書館一個叫孔祥胤的老人捨不得吃好不容易分到的鴨蛋，在蛋殼上戳了一個洞，每頓用筷子蘸點，一共吃了兩天。當時的氣溫三十八九度，他不知道鴨蛋已經變質，吃了之後得痢疾。我們沒有車，病人送不出去，到晚上才找到一輛拉磚的車來拉他去醫院，但是人已經嚥了氣。」當時的主食為雞米飯，副食為南瓜，基本沒有肉類，或稍具營養的食品，所以幾乎人人面帶菜色。一位知識青年曾描繪過這樣一個場景：一天，終於運來白面，就把做好的饅頭用大笸籮擺放在食堂門前的長凳上。開飯時，人群躁動，一湧而上，頓時笸籮底兒朝天，饅頭紛紛落地。學員們的懷裡、兜裡、手上都擠塞著饅頭，多者搶得八九個，少者奪得三四個。情景似乎誇張，但其中的艱辛則可見一斑。學員們還常常會因為食物問題挨整，陶堅德回憶，一天，伙房摘了幾個玉米給孩子們煮著吃，被軍代表發現而狠狠批評，說玉米是糧食，糧食是戰備物資，還不成熟就摘了吃，是浪費糧食，也就是破壞戰備。因此罰大家晚上不准吃飯，全連都要吃玉米骨頭做成的窩窩頭，藉此進行憶苦思甜的教育。於是，那晚，全連政治系教師在草棚裡啃玉米骨頭。

可是，知識份子們在溫飽都尚未解決的狀況下還必須從事艱苦的勞動。1970年4、5月間，羅榮渠曾賦詞多闋，如《十六字令》，「磚，號令傳來加夜班。汗未乾，跑步到江邊。」「磚，腳踏長堤頭頂天。呼聲急，夜戰在河灘。」「磚，魚驟風狂催加鞭。淋不斷，壯志敢移山。」「磚，斗倒天公搶時間。風雨過，戰士笑顏歡。」「磚，七上八下急相傳。川流急，飛過大堤巔。」如《清平樂•插秧》（五一節四時半起床，奮戰一天，爭取插秧17畝，完成第一批春插任務）「東方未曉，戰士起身早，你追我趕奪分秒，質量看誰好？紅旗插在地邊，歌聲響遍田間。突擊隊員帶頭，今天干得特歡。」如《浪淘沙•大雨戰秧田》（五一下午大雨中扒秧有感）「大雨戰秧田，其樂無邊！爬泥滾水只等閑，濕透衣衫心頭暖，鬥志衝天。舉目長堤寬，越野連川，鯉洲今日賽南灣。喜看青苗新綠遍，春滿人間。」單從修辭解讀詩詞，只見一派生機盎然、意氣風發的景象，但當我們回歸到當時的歷史語境，手無縛雞之力的教授們不在象牙塔著述育人，不在學堂為下一代塑造理想人格，而是在荒原之上經受身心的摧殘，知識的尊嚴，知識份子的尊嚴已然喪失殆盡。

羅榮渠記錄，自己所處的連隊勞力約100多人，生產任務達500畝地，勞動量非常之大。他們的任務主要是種水稻，一年播種、收割早中晚三季，防汛期間還要確保鄱陽湖大堤的安全。所以，與其說是「雙搶」，不如說是「四搶」：搶收，搶種，搶修房子，搶險。當時，十天才有半天休整，可見，勞動其實就是對知識份子進行的懲罰。侯仁之回憶：「......最苦的活兒讓我干。我記得很清楚。就穿一個褲衩，拿塊破布墊在肩上，背那個大水泥袋。水泥一口袋很重啊！從湖裡的船上背到岸上。河灘地，下來都是泥，扛著水泥袋走那個跳板，一顫一顫的，得特別當心。走一段路以後，還要爬四十四個台階。」這時，這位學識淵博的地理學權威已屆花甲。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周邊的田頭、路邊上還停著救護車，稻田旁邊搭著涼棚，以便隨時將昏倒在地的人抬到涼棚中甦醒，或抬上救護車。

這些知識份子在勞動中還要承受某種程度的羞辱。江西多雨、夏長、悶熱，在加上血吸蟲患。教授們下地時可能穿雨衣雨靴，或長衣長褲，全副武裝，以保護自己。所以整個形象看起來相當滑稽，而被批評為「保命哲學」的典型。農忙時，這些久居象牙塔的老先生們一天到晚泡在水裡，磨破指尖，佝僂彎腰，也只能毫無表情地繼續苦幹。而那些年輕的宣傳隊的軍代表則很少下地幹活，總是在田埂上大聲地高喊：「毛主席教導我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叫哭’。」同時，還有一些其它人為製造的緊張和折磨，如上工前要先排隊高聲背誦最高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鬥私批修」等。誰不大聲喊，就要受批評，甚至還會訓人到半夜後才准解散睡覺。

其實，教職工們的辛苦勞動處於一種弔詭的情境，「湖底所得到的是一片紅色膠泥，實際上長不了什麼莊稼，純靠大量施用化肥種出稻穀。加以平時還要開足水泵調節大堤內外的水位，種種花銷加在一起，種出來的稻穀折合當時的人民幣七元一市斤。」（張廣達）顯然，在這樣的環境種植農作物是浪費而缺乏效率的，而這也不是統治者所關注的，勞動的政治化才是他們的終極目的。

二

肉體的折磨並非就是全部。數學家胡迪鶴回憶，「我們白天勞動，晚上學習文件，鬥私批修。」那時的各個連隊都建立了大批判組，以形成對知識份子的話語暴力合圍，強調所謂的會上「獻忠心，表決心」，會下「斗私心，練紅心」。而且，並非每一位知識份子都有資格參與到活動之中。侯仁之曾說：「我是有罪名的。我在那兒沒有自由，他們晚上學習開會我不能參加，我得出來。我就出去跑步。遇上下雨，我就只好鑽到一個草垛裡頭躲著。冬天也很冷啊！有時下小雪，我就躲在廚房外面靠近鍋爐的一邊，背倚著牆，還可以得到一點溫暖。等看到燈光一變，有人走動了，知道是散會了，我才回去睡覺。」類似侯仁之先生這樣被孤立，被邊緣化的並不在少數，他們無權融入到大革命的洪流，遑論表達自己的意見。於是，在群眾活動如火如荼的當口，他們還承受著精神的流浪，低首徘徊。

在鯉魚洲，知識份子們可能會因為一句話或某一個行為而挨整。龔祥瑞先生私下閑談中認為把北大教師送來鯉魚洲就如同拿破崙被流放聖海侖娜島，被告發後挨批。陳振漢先生據實匯報思想，因不合無產階級世界觀，亦是挨批。黃萬里先生被鬥得精神恍惚後，搞不清自己是否特務，遂給女兒寫信，讓她幫助回憶是不是特務。備受折磨後，他們還需參加艱苦勞動，甚至中暑發燒亦不能免，按工宣隊的說法，39度以上的高溫才能休息。

當時的批判活動緊湊，名目繁多，如「批判資產階級教育的樣子觀」，北大招生後，學員對現狀不滿，認為一無圖書，二無教室，三無好老師，根本不像大學，甚至覺得上當受騙。軍宣隊和工宣隊領導研究決定，整頓思想，推行教育革命。於是，教職工、學生每天6點半出操、跑步，吃完早飯，師生集聚在大草棚裡深挖精神世界。教師們往往現身說法，以自己為靶子，指出以前接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要進行全新改造，並極力否定曾經的學習經歷。

另外就是清查「五一六」運動分子，這個原本只存在於京城的組織，被無限誇大，成為又一次戕害國人的災難，最初被揪出的人並不多，但隔離審訊和交代後，一些所謂的「上級」、「下級」和「組織」隨即出現。一位知青提到，有位「五七戰士」被冤枉後，無法忍受而自殺，爬到電塔坐到高壓線上，結果電線斷了，屁股燒焦了，但人摔在水田裡沒死。於是，他又添了「以死要挾，對抗運動」的罪名而被隔離，並被人輪流值夜班監視。

賀黎和楊健在《無罪流放》前言中寫道：「（中國的知識階層）帶著一種‘原罪’感，下去接受改造。因此，‘五•七干校’所呈現的場景是奇特的。一方面，是知識份子固有的人格對自我的反省，真誠地接受改造，同時試圖再次尋找自己的社會位置--這是他們的歷史責任感造成的必然結果。一方面，殘酷的階級鬥爭使這一階層在特定情況下產生異化，互相之間的廝殺形成了整體的變態。」也就是說，大批判不僅來自於工宣隊成員，或不明真相的群眾，知識份子們同樣受到來自本身的文化群體的謾罵與攻擊，顯然，這種對立是更加致命的。1970年2月27日，羅榮渠在給其弟的信中就有一段這樣的「毛文體」誓語，「我參加革命大批判組工作，更是責無旁貸。要奮鬥就會有犧牲。在新的階級鬥爭風浪裡，首先要站穩立場，其次也要小心謹慎，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但不能持保命哲學。」

所幸的是，淳樸的群眾還能為備受苦難的知識份子施與精神撫慰，比如，無他人在場的時候，點頭或微笑致意；在勞動中，工人師傅予以照顧，盡量給老知識份子們減輕重量。人性的微光還是讓他們獲得些許的溫暖。

三

在那個豪情肆意的特殊年代，詩騷滿腹的文人們也大多放棄了詠唱，學者們的思考似乎也是停滯的。鯉魚洲同樣出現精神的砂礓化的景象，在這片文化沙漠中，無論是學生，抑是教師直面的僅剩毛選。

但我們現在仍然能從一些文集或回憶錄中發現當時生活的文學性敘事，除前面列舉的羅榮渠詩歌外，厲以寧也有不少詩作表達了細膩情感，如《1970年，來鯉魚洲一週年有感》「稻色金黃又是秋，文思未絕復何求，悶雷有意常驚夢，破帽無情也戀頭。詩易寫，信難投，贛江北去卻東流，潮聲彷彿春蠶曲，吐盡愁思再不愁。」而他贈予妻子的作品更是深情款款，如《1971年，迎何玉春來鯉魚洲》「往事難留一笑中，離愁十載去無蹤。銀鋤共筑田邊路，茅屋同遮雨後風。朝露冷，晚霞紅，門前夜夜稻香濃。縱然汗漬斑斑在，勝似關山隔萬重。」《贈何玉春，鯉魚洲》：「堤外有堤洲上洲，渡船撐出小河構。花開兩岸紅黃紫，草綠平臺春夏秋。晴日暖，晚風柔，江南斗笠好遮頭。今年學做莊稼事，汗水權當雨水流。」夫妻之間的相濡以沫成為那個時代生命中稀有的亮色。1971年的9月，北大鯉魚洲農場撤銷，厲以寧又賦《鷓鴣天》：「煙柳朦朧贛水邊，汗珠灑遍稻田間。驕陽似火搶收日，秋雨連綿打穀天。離後聚，苦中甜，共迎鐵樹放花年。忽聞星夜回京去，此刻心思卻惘然。」描述百味雜陳的心境。

在無法自由書寫的貧乏時代，知識份子也沒有放棄思考。2004年5月20日，厲以寧接受《北京青年報》採訪時，與記者有一段對話，談到自己的心路歷程：
記者：您的學術思想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生變化的？

厲以寧：是從下放江西回來以後。江西鄱陽湖畔的鯉魚洲是個非常窮的地方，連勞改犯都不願意呆。我在那裡親眼目睹了當地農民的窮苦，感到非常震撼：沒有想到經濟會搞得這麼糟。就是在這個時期，我的經濟學觀點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徹底摒棄了大學時代接受的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說，決心探索一條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新路。

其間，更多的知識份子轉向了內在的修養與沉煉，張岱年《思憶文叢•六月雪》談到當時的心境：「八連常讓老年人值夜班，夜間坐在草棚外守望。我經常值夜班，夜闌人靜，萬籟俱寂，一片寧靜，頗饒靜觀之趣。仰望天空，星雲皎然。多年以來住在城內或近郊，房屋比櫛，很難觀到星斗，今一片空闊，仰望天空，北斗在目，另有一番情趣。」被時代拋棄的知識份子選擇在對宇宙的哲思化的想像中撫慰靈魂。

四

在鯉魚洲上的生活與勞動對這群知識份子來說是殘酷的，當時許多人都年近花甲，周先庚，66歲；鄧廣銘，62歲；張岱年，61歲；王憲鈞，60歲；王竹溪，60歲；；陳有西，58歲；陳振漢，57歲；王宜承，57歲；陸平，56歲；王鐵崖，56歲；徐光憲，55歲。此外還有諸多女性，如彭佩雲，錢易，陶堅德等，盛名遠揚的聶元梓同樣參與運石子、編草帘、插稻秧、修水壩，在挑河泥跌跤，未及時治病而導致椎骨硬化。

據一位知青回憶，有位被諷刺為「美國觀察家」的學者，經歷大大小小的批鬥會後，精神失常，似乎變成一個怪物，經常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眼睛呆滯。冰天雪地時，睡在茅屋外的稻草中，將大小便撒到自己飯盒裡，以致打飯時，食堂師傅讓他將飯盒放在地上，然後將飯菜從高處倒下，以免玷污菜杓。每天上班，有人拿著鐵鍬把頂他後背，逼他下地，若不肯走，便戳或打，到了地頭，甚至將他推下水田，而嘴啃地。回北京後不久，飽受折磨的他就去世了。

1970年4月18日，是一個為許多學者所熟記的日子，法國文學研究專家盛澄華一頭栽在農田裡，再也沒有起來。盛澄華（1912-1970），浙江蕭山人，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l935年，赴法國巴黎大學深造。1940年回國後任教西北大學。三年後，調任復旦大學外文系，l947年轉至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在武漢軍管會文管部任武漢大學接管組員。l950年重返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任主任，後調入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重要著作有：《論紀德》、《紀德藝術與思想的演進》、《紀德的文藝觀》、《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紀德》、《新法蘭西評論與法國現代文學》等。這位被沈從文、錢鍾書等人讚譽的學者才華洋溢，一入學界就造成很大的影響。盛澄華隨隊到鯉魚洲後，以衰弱之軀體參與勞動鍛練，最終心臟病猝發，不及診治而仙逝。

當時，類似的悲慘故事似乎常見，據嚴紹璗回憶：「在鯉魚洲，我們自己修堤壩，我親眼看到同事們一個個倒下，大白天，整個堤壩上死一樣的寂靜。」一批中國的學術中堅就這樣在荒蕪中耗費著美好的時光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嗚呼！

五

「林彪事件」後，北大、清華在鯉魚洲的「五七干校」被撤銷。據某些人的說法，由於過多的「干校」學員染上血吸蟲病，有人「斗膽」給周恩來寫信，請求把他們永久留下，以免輪換而來的第二批教職員工成為新的受害者。周恩來即批示，將兩校勞動人員全部撤回北京。如果這種說法屬實，可見當時各項政策規定的非理性化，知識份子們只能以一種反常的、狡黠的方式上達天聽。

順治十五年（1658），受冤於南闈科場案的吳兆騫被流放寧古塔。名詩人吳梅村賦詩《悲歌贈吳季子》「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銷魂別而已。君獨何為至於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學經並學史，生在江南長紈綺，詞賦翩翩眾莫比，白璧青蠅見排觚。一朝束縛去，上書難自理，絕塞千山斷行李，送吏淚不止。流人復何倚！彼尚愁不歸，我行定已矣！七月龍沙雪花起，橐駝腰垂馬沒耳，白骨皚皚經戰壘。黑河無船渡者幾？前憂猛虎後蒼兕，土穴偷生若螻蟻。大魚如山不見尾，張譬為風沫為雨，曰月倒行入海底，白晝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聰明慎勿喜，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祇從讀書始！君不見吳季子！」23年後，受盡磨難的吳兆騫得於放歸京城。諸多故舊好友留吟題記，其中王士禎《和健庵喜漢槎入關》云：「丁零絕塞鬢毛斑，雪窖招魂再入關，萬古窮荒生馬角，幾人樂府唱刀環？天邊魑魅愁遷客，江上莼鱸話故山。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還！」物是人非，人情冷暖，讓人無法不為之唏噓。後來，吳兆騫回到魂牽夢縈的江南度過餘生。北大、清華的知識份子卻沒有那麼幸運，隨之，他們又被送到了其它的僻靜之處繼續割尾巴，洗澡。

命運無情地將時間回撥了幾十年，歷史似乎也已經在喧囂的現今湮沒無聞。中國文化所強調的所謂「為尊者諱」「為賢者諱」或者「為政治諱」模糊了國人的反思意識，常常因忘記歷史而重蹈覆轍。今天還有多少人會去思考：諸多非理性的活動為什麼會發生在中國？其原因是什麼？僅僅是因為一些「不法份子」的鼓動？還是體制本身存在明顯的漏洞？而形形色色的人又在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他們能獲得心靈的救贖嗎？他們能否帶著無辜狀默默地選擇遺忘嗎？所有這些又能給我們的民族留下多少思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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