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力主大公報聲討蘇聯(圖)

發表：2010-12-14 13:33

傅斯年（字孟真）出身於山東聊城的一個名門望族，其祖先傅以漸是清王朝建立後的第一個狀元。有清一代，傅氏家族在科場上得意者不計其數，官至封疆大吏者也不乏其人。比如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繼勛在安徽做官多年，李鴻章、丁寶楨都出自他的門下，因此山東傅氏有「開代文章第一家」之譽。傅繼勛之後，其子孫大多偏離仕途，以教書為生。在世人眼裡，傅家好像是開始走向衰落，正應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古話，但恐怕也是他們蔑視權貴、潔身自好的最好選擇。這對傅斯年影響很大，傅一生同情下層社會，憎恨貪官污吏，鄙夷脫離現實的所謂學術，這是他後來經常為《大公報》寫稿的一個原因。如今，倘若大家還是死守高頭講章，不敢面對現實，不敢在報刊上講真話，就只能讓我們回到可笑的八股文時代。

傅斯年與《大公報》的關係，可以追溯到他讀中學的時候。傅斯年的父親傅旭安，當年主持龍山書院時曾經資助過一位名叫侯延的學生。侯家境貧寒卻勤奮好學，後來他考取進士，被授以刑部主事，便回鄉省親並拜望恩師，沒想到旭安先生已經去世，於是侯延發誓要把老師的兩個孩子培養成才。他看到傅斯年博聞強記，聰明過人，便想帶這孩子到大城市去讀書。侯與《大公報》創始人英斂之是好朋友，他路過天津，與英斂之等人談起傅斯年的情況，並把傅的幾篇作文拿了出來。英很欣賞傅的才華，勸他把這個孩子帶到天津。於是侯延趕回山東聊城，在徵得傅斯年祖父和母親的同意後，便把傅帶了出來。

傅斯年到天津時大約是13歲左右。經過短期準備，他考入天津府立一中。剛入校時因為學生宿舍尚未建成，他還在英斂之家中住了好幾個月。在此期間，傅斯年竟然與比他大三十多歲的英斂之成了忘年交。學校的宿舍蓋好後，傅斯年雖然搬到學校去住，但每逢星期日和寒暑假，他總要看望英斂之。後來，英斂之的兒子英千里在回憶傅斯年時曾經寫道：

他住在我家的時候，我同他並不很親密，因為在我一個九歲的頑皮孩子的眼裡，看這位十四歲的傅大哥是個魁偉而莊嚴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學除了溫習功課外，就陪著先父談論一些中外時局或經史文章，絕不肯同我這「小豆子」玩耍或淘氣，所以我對他只有一「敬而畏之」的心理，雖然經過了四十年，我還沒有完全撇掉。

傅斯年與英斂之的交往，對於他在「五四」期間創辦《新潮》雜誌以及後來熱衷於文章報國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

1926年，英斂之溘然去世，吳鼎昌、胡政之和張季鸞將《大公報》買下，使它起死回生。

傅斯年與《大公報》的進一步交往，是在1934年該報開闢「星期論文」之後。「星期論文」由學界名流執筆，第一批被邀請的學者有丁文江、胡適、翁文灝、陳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楊振聲、蔣廷黻等八人，傅斯年排名第六，可見他在學術界的地位。開闢這個專欄是張季鸞的主意，當時張的想法有兩點：一是邀請名家撰寫「星期論文」，可以減輕他的負擔，因為他幾乎每天都要寫一篇社評；二是邀請自由知識份子加盟，有利於拓寬言路，擴大該報的影響。

傅斯年當時為《大公報》共寫「星期論文」22篇，佔總數的3％左右。從內容上看，傅斯年的「星期論文」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國內政治，二是國際評論。

當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年代，蘇聯卻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併發表《共同宣言》。前者以中立為名，縱容日軍對華侵略；後者則無視中國的主權，宣布「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以換取日本對蒙古「獨立」的承認。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塔簽訂秘密協定，以蘇聯對日宣戰為條件，答應了蘇聯的許多無理要求，其中包括承認蒙古獨立，管理東北地區的鐵路和租借大連旅順兩個海港等。後來，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有關附件，蘇聯紅軍本來應該在日本投降後三個月內撤離東北，但是直到1946年2月還無動靜。

蘇聯政府的做法激起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慨，正在這時，雅爾塔秘密協定的內容也全部公開，於是爆發了以大學生為主的反蘇運動。為此，《大公報》曾以《東北的陰雲》為題發表社評，認為中國人民賭國運，拼存亡，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戰，主要就是為了收回東北。如今抗戰勝利了，我們卻不能順利地收復失地，這就不僅是一個內爭民主，而且還是外爭國權的大問題了。幾天後，以傅斯年為首的20位著名學者在《大公報》天津版上以「星期論文」的形式發表聲明，表達他們對雅爾塔密約的抗議。聲明說：這一秘密協定侵犯了中國主權，「違背了聯合國共同作戰的理想和目標，開創今後強力政治與秘密外交的惡例；影響所及，足以破壞今後世界的和平，重踏人類罪惡的覆轍。這一秘密協定，實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義的一個記錄。」與此同時，傅斯年還為《大公報》重慶版撰寫《中國要和東北共存亡》的「星期論文」，分析了東北豐富的資源和重要的戰略位置，指出這就是日俄兩國對它垂涎已久的原因。他表示：「若東北竟失掉了，或者名存實亡」的話，那麼中國的國民經濟就永不得解決，中國就「永為貧民窟，永為困乏、疾病、愚昧之國」了。

在一部傅斯年的傳記中有兩個小標題：「學人深知亡國恨」，「禦寇多見赤子情」，這最能反映傳主在國家面臨危難時的思想感情。近年來，傅斯年揭露孔祥熙和宋子文侵吞公款的事跡被重新提起，並得到官方稱讚。相比之下，他的上述見解和努力卻不是被歪曲，就是被遺忘。這些事情距今才半個多世紀，如果我們不能正視抑或不能瞭解這段歷史，以便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又怎麼面對即將開始的21世紀呢﹖

胡適說過，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這不僅表現在他的治學方面，更表現在其做人做事上。作為學生和朋友，傅斯年對胡適也有這樣的忠告：「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因此，當我們看到如今一些專家學者表面上遠離政治，實際上是想掩蓋自己的鄉願心態，並以所謂專業特長來分得一杯羹時，就更加欽佩傅斯年等人的大智大勇，並懷念《大公報》辦報精神。

来源:《1949年以前的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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