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不忘偷渡苦,牢記血淚仇(組圖)

2010-12-25 00:19 作者: 林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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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

正當中國政局明顯左轉,以恢復毛澤東時代作為時尚的時候,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大逃港》,記述了那個時代中國人民大量逃亡香港的紀實文學作品。《中國青年報》以「人民會用腳投票」為題推介該書,雖然取態溫和,但是在暗示,人民如果不能用手投票,就會用腳投票!香港《蘋果日報》轉載介紹,並用電話訪問在深圳的作者陳秉安。本書第一版 2萬冊已經賣斷市。本人還沒有機會看到,但是從介紹文章來看,對人心的震撼不能低估。

一顆子彈父親倒下
催生《大逃港》

大逃港
資料圖:香港警察押送逃港者前往遣返地

作者透露,他想寫這部《大逃港》,起因是1987年他在《深圳商報》任記者時,一次去羅湖採訪某港資大酒店開業,「當時,香港過來的酒店總經理在慶典上演講,剛講到一半,他突然嚎啕大哭起來,台下愕然,不知發生什麼事」。那位港人總經理哽嚥著說:「20多年前,就在我站的位置,我父親背著我偷渡,快到河邊時,一顆子彈射來,我父親……倒了下來。」總經理擦去眼淚後說,正因為此,他把酒店開在這個地方,為紀念死去的父親。陳秉安稱,那次採訪令他知道當年大逃港潮,催生了他寫逃港事件的衝動。

但是如果從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觀點來看,這位香港總經理簡直就是「還鄉團」來「反攻倒算」,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是循合法途徑從上海移居香港的,我也沒有勇氣以偷渡方式來香港。但是即使在上海,從其他華僑朋友那裡,也聽到不少偷渡的情況(國內的朋友即使知道也不敢說),尤其是文革武鬥屍體與偷渡屍體飄向香港的慘狀,更是香港人具有強烈反共意識的原因之一。

陳獨秀女兒陳子美
為了偷渡準備十幾年

 大逃港 
逃港者

1997年我移民美國後,曾經訪問中共創黨總書記陳獨秀的女兒陳子美,她也是1970年代從廣州到深圳偷渡到香港的,準備了十幾年,從訓練孩子游泳開始,最後由他的兒子與兒子的朋友,捆著汽油桶護著她游到香港的。到香港後幾年,又以旅遊身份到了美國,非法逾期居留,最後取得合法身份。

作者寫這本書時,得以參閱一些檔案,使內容更加翔實。據記載,深圳歷史上共有 4次大規模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全國12省市縣。看看這些年份,都與共產黨發生的大事件有關。1960年代前,邊防軍可隨時開槍射偷渡者,不少偷渡客被打死在海灘、河灘或山頭。當時深圳催生一個新職業「拉屍」,鼎盛時有 200多個拉屍佬。而最近我則在電視上看到中國某地因為貧窮而跳河自殺的人增多,漁民改打漁為撈屍,撈一個 3千人民幣。可見中國崛起後,窮人的遭遇並沒有出現大變化。

1970年代我在上海時就已經聽到,由於逃亡人數之多,不可能都以「反革命」來論罪,監獄容不下那樣多的「反革命」,所以1970年代以後,從廣東逃到香港被抓回來的,一律以「經濟犯」(只是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關一陣教育教育就放人,當然一樣受到虐待與羞辱;但是從廈門逃到金門的,則是「叛國投敵」,以「敵我矛盾」方式嚴懲。看來國民黨反動派比英國殖民主義者還要可惡。

「改革開放」
文人用筆寫 農民用血寫

作者說:「我永遠記著採訪過的一位寳安農民的話,他說:‘改革開放這四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卻是用血寫的!’」的確,不少人把改革開放的功勞歸於鄧小平,這是共產黨所批判「英雄造時勢」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實際是民眾用腳投票逼共產黨改革,鄧小平是為了挽救共產黨的統治,為了要外來資金才改革開放,那是形勢逼人啊。到現在,共產黨還不肯放權,改革開放的果實落在共產黨特權集團手裡,也可見他們的改革開放只是為自己而不是人民。如今,中國自命已經崛起,為何用腳投票之風未減?不但歐美富裕國家,連非洲貧窮之地,與伊拉克、阿富汗的「危邦」,都有中國偷渡者的足跡,可見一斑。

我移居香港以後,更多瞭解到偷渡的情況,也接觸到一些偷渡的朋友。港英政府對偷渡政策由松轉緊,更不乏「陰謀論」之說。初期完全接收。中期港府的「抵壘政策」,只要偷渡者能夠混入市區自首,就准其居留;在新界就被截獲的,遣送回中國;因而能夠進入市區的,多為有過人本領,或有內應;偷渡本身已要有膽識,能夠抵壘成功的,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可謂「偷渡菁英」了,這樣大大提高香港人的素質與競爭力。另一種「陰謀論」則說,1960年代後,香港經濟開始起飛,偷渡正好為香港提供廉價勞動力,1970年代中期以後,對勞動力沒有那樣渴求,所以政策越來越緊,最終全部遣返。

由於偷渡者經歷過鬼門關的考驗,什麼苦都能吃,也有冒險精神,所以在香港,無論白道,還是黃道、黑道,都不乏他們中的成功人士。書中提到了金利來老闆曾憲梓、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即使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不少也趁改革開放之風,拿著小本錢回到家鄉投資,成為成功企業家。在我的香港偷渡朋友中,我觀察他們待人處事的現實態度,我相信他們的人生觀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

我慶幸我的華僑身份,可以在文革最黑暗的年代拿著港澳通行證合法到達香港。但是我在廈門親眼看到文革武鬥死難紅衛兵的墓群,聽到偷渡者被邊防軍打死、被鯊魚咬死,或偷渡過程中因為過度疲勞而累死或被抓回的悲慘遭遇,同為中國人,我為我的「好運」感到愧疚。

我奮筆疾書
乃為死者討公道

對生者來說,對有幸來到自由世界的我來說,難道不應該為不能開口說話的死者或留在中國的同胞討取公道嗎?這也是我到達香港後,一直奮筆疾書從事寫作的原因之一。為了死者,也為了避免海外像我一樣的生者,再度落入中國共產黨的大囚籠裡。

因此,當中國人民大學的校友,香港新華社宣傳部劉再明奉副社長張浚生之命請我吃飯,並瞭解我是否政策尚未落實因而寫反共文章時,我對他說,我人在香港,政策落不落實與我已經沒有關係;與其他不幸者相比,我可以說沒有怎麼受到迫害(其實就是還沒有把我列為牛鬼蛇神進行批鬥,抄家、「幫助」都經歷過了)。然而1991年我為華東水災的災民說話時,香港新華社組織點名圍攻我時,竟說:「清楚其底細的人都知道,中共、中國政府過往待他並不薄。正是因為中共及中國政府的關照,他得以畢業於國內名牌大學,爾後又有一份不錯的職業。他自己也公開承認過,即使在‘文革’那些年代他也未受過迫害。林氏來港後卻利用香港的‘言論自由’盡情反共反華。」

按照他們的說法,只有被迫害的人才可以「反共反華」,否則就不可以。那麼已經被害死的人又如何「反共反華」,難道不許我們還活著的人代他們「反共反華」嗎?只有這樣,才可以使共產黨稍微忌憚一點,否則他們對異議人士殺光就是。這也是我至今還反共的原因,至於「華」,那是他們拿來掩護共產黨的滔天罪行。

新華社那篇批判文章發表後,在校友會的活動中見到已經榮升為《文匯報》總編輯的劉再明,他趕快向我解釋那篇文章不是他寫的。我知道那不是他寫的,因為同一天的《文匯報》,有他署名表揚李嘉誠的文章,他沒有本事一天寫兩篇兩個個正反對照的文章。但是他已經把與我談話的內容放進我的檔案裡了。

我與黎智英、劉夢熊相識,黎智英「壹傳媒」的政治立場人們都知道,他對共產黨有相當的瞭解。劉夢熊最近為趙連海被判刑事件痛斥中國的司法黑暗,我在《爭鳴》雜誌裡稱讚他還有良心。雖然身為全國政協委員,我希望他還沒有忘本,堅持良心的底線。老朋友、著名作家倪匡則是很早期偷渡來香港的,反共更是旗幟鮮明。

我最蔑視的是曾憲梓,不管他是不是偷渡來香港的,至少他不喜歡共產黨而離開中國到了香港,但是後來居然帶頭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個從中國到了香港,靠做冒牌巴黎領帶而被港英政府判刑的騙子,因此仇恨港英而淪為「愛國人士」中最惡形惡狀的「左王」,最近更針對劉曉波頒獎典禮發表宏論,指責出席典禮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是「叛國者」,責問挪威政府為何不向自己國家的牢犯頒發和平獎。對這樣一個據稱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卻不知道挪威並沒有政治犯的白痴來說,多說也沒有什麼意思,只能說:「上帝要你死亡,必先叫你瘋狂。」夢熊老兄看到他這位同道,不知會做何感想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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